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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9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湖北省原省委副书记、省长张国光有期徒刑11年。法院查明，张国光在辽宁省任职期间，于1989年至1999年，利用担任沈阳市委代理书记、书记，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的职务便利，为沈阳市盛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党，获取银行贷款和承揽装修工程及为马向东等人在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收受款物，共计价值人民币57.2万元。
张国光尽管受贿金额不大，但案件背后反映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吏治腐败问题非常严重，给辽宁和沈阳的政坛造成了恶劣影响。
进北京找“靠山”
张国光，1945年4月出生，辽宁省本溪市人。1968年从北京航空工业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飞机制造厂工作。他当过工人、设计员、设计组长、设计科副科长、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一步步地走上了厂党委书记的岗位。
1985年5月，沈阳市委班子换届，需要一个熟悉企业工作的干部做市委副书记，张国光被选拔上来。这个时期的张国光一心想着工作，当时市委不能马上给所有的副书记都配车，40岁的张国光每天骑40多分钟的自行车上下班达半年之久，这在市级领导干部中极为罕见。当时沈阳国有大企业面临困境，张国光深入企业搞调查，制定相关措施，工作量很大，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才回家。后来机关给他的办公室配了一张床，让他中午时休息，他不同意；机关大楼要安装中央空调，他考虑许多工人下岗，生活困难，在这个时候花很多资金改善干部的办公条件不合适，也没有同意。每次机关发奖金，他总是要问：这是哪一笔？问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
1985年，辽宁发大水，他亲自到新民县抗洪第一线视察水情，现场指挥，他心系群众、肯于吃苦的精神受到了当地百姓的赞扬。他还经常探访下岗工人，给他们送去钱物，让群众深受感动。张国光也很关心身边的同志，一个下属到北京做手术，由于风险大，张国光亲自赶到北京看望并在医院要求填写的风险书上签了字，那个下属得知后，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张国光自己生病了也不张扬。有一次，他的腰部长个小瘤，到远离沈阳的葫芦岛兴城医院做手术，临走前对秘书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不希望有人到医院看望、送礼，他的秘书含着眼泪同意了。一个星期后，张国光回来上班，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上個世纪80年代，辽宁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转轨和大批工人裁员下岗，形势十分严峻。作为主管工业的市委领导张国光虽然用尽全力，但受大环境所限，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改变现状。于是，在市委书记调走后，张国光未能顺利地走上书记的岗位。这时的张国光心里有了一丝变化，但是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满。又过了一段时间，张国光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市委书记，在仕途上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在市委书记的位置上，张国光的从政表现可以用八个字来总结：工作认真，政绩平平。
1988年，省里决定调张国光到辽阳市当市委书记，张国光知道辽阳市是个小市，去了以后将来升迁机会渺茫，他四处活动，硬是拖着没有去。这件事对他的震动很大，他想明白了，想当大官必须上面“有人”，从此他把精力放在打通环节、搞好关系上，为自己日后的升迁做准备。当时，全国各省市经济发展势头十分迅猛，许多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辽宁，大连市已经走在了各市的前列，被誉为“宜居城市”“北方明珠”。作为省会的沈阳市却死水一潭，毫无生气，国企纷纷倒闭，下岗职工百万，市容脏、乱、差，社会治安恶化，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看不到任何希望。
1992年，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为辽宁代表的张国光在这次会上遭受了一次重创。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作为国家重工业基地的沈阳市委书记竟然没能当选中央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都不是。从北京回到沈阳，有很多人也为沈阳市鸣不平，张国光更是感觉自己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他不从主观上找原因，反而更加坚信自己是因为上面没有“靠山”才落到如此地步。他对外不动声色，背地里却紧锣密鼓地策划如何进北京找“靠山”。几天后，张国光突然从机关消失了，市委班子成员都不知道他的去向。一个星期后，张国光又出现在机关，脸上挂着微笑。他究竟干什么去了，谁也不敢问。其实，他是到北京“活动”去了。
张国光想在北京找个过硬的关系，但是作为市委书记，自己不便亲自出面，但领导有“想法”，肯定会有人站出来帮忙。这个人就是张国光在沈阳为官八年来结识的死党——刘爱党。
刘爱党是曾在沈阳名震一时的沈阳盛发集团公司的董事长。盛发集团地处沈阳市重工业最为集中的铁西区，是沈阳市有名的“纳税大户”“明星企业”。
90年代初，刘爱党要在沈阳承揽一项标的为6384万元的沈阳铁路局“东方大厦”主体装饰工程，但是盛发集团资质不够，他跑到北京找到了中央组织部地方干部局四处副处长柴王群帮忙。柴王群身处要害部门，手中掌握着大把的人脉资源，他让人为刘爱党的公司提升为“甲级”资质。刘爱党又跑回沈阳找到张国光，让他以市里领导的身份“摆平”负责铁路工程的那位领导。在刘爱党的撺掇下，中央、地方、铁路三方面的领导官员坐到了一起，把酒言欢……结果不言而喻，刘爱党通过垫支2000万元人民币顺利揽到了工程，工程完工后，净赚了400多万元。张国光这次本来是为刘爱党出头露面的，但是他也通过这件事情，发现了刘爱党身上巨大的“能量”。
张国光在党的十四大落选后，让刘爱党到北京活动活动。在酒席上，刘爱党与柴王群见了面，柴王群要刘爱党回去后让张国光亲自来一趟，大家认识认识。不久，张国光便与刘爱党一道去北京，找到柴王群，张国光请柴王群在仕途上帮自己一把。柴王群满口答应，能够结识和帮助地方高官，对自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就是张国光当时从机关神秘消失一个星期的原因。从那以后，以刘爱党为纽带，张国光与柴王群也成了“好朋友”。 踏平省长家的门槛
刘爱党搏击商海多年，深知怎么样抓住人的心理。他知道柴王群虽是副处长，但工资收入并不高。柴王群的妻子许舜兮在山西省驻京办事处的宾馆工作，就挣几个死工资。再加上柴王群的儿子患有眼疾，一直四处求医，花了不少钱。对于柴王群来说，这个家最缺的就是“钱”。为了靠住这棵大树，刘爱党使出浑身解数巴结柴王群，甚至主动认了柴王群的儿子为“干儿子”。当时，许舜兮嫌宾馆工作薪水低，想换个工作。刘爱党主动向柴王群提出让许舜兮到他的盛发公司驻京办事处工作，这样既可照顾有眼疾的孩子，又可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就这样，1994年1月，许舜兮在原单位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后进入盛发公司在北京的办事处工作。为了给许舜兮多发钱，刘爱党把许狠狠地提拔了几级，任命她为驻京办副主任。尽管没有正式下发文件，但发起钱来一点不假。
刘爱党之所以对柴王群那么巴结，除了帮助张国光跑官外，还有一个念头就是想通过柴王群帮助自己谋利，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在柴王群的鼎力支持下，盛发集团的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顺，刘爱党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暴发户。
见刘爱党赚了这么多钱，柴王群有些动心了。为此，他多次在刘爱党面前说自己家的住房紧张，想买房子之类的话。刘爱党对此心领神会。1994年夏天，刘爱党主动向柴王群提出：以许舜兮在盛发公司工作为由，为柴王群购买一套120平方米，价值110.16万元的住房。很快，柴王群拿着新房的钥匙，一家人高高兴兴地住进了这套房子。
在沈阳，刘爱党几乎踏平了张国光家的门槛，当然每次他不能空着手去领导家，刘爱党分几次给了张国光好处费30余万元。张国光怎么能白要刘爱党的钱？只要刘爱党搞剪彩之类的活动，张国光逢场必到，他还多次组织省厅局的“一把手”到刘爱党那里开现场会。与会的干部看到院子里拴着三条大狼狗，刘爱党的办公室里摆着他与名人和领导的合影照片，墙上挂着名人字画，高级轿车挂的是部队的牌子，虽然对这种“拉大旗，做虎皮”的伎俩十分反感，但也知道盛发集团背景不一般，惹不起。张国光还一再对厅局领导说：“刘爱党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你们要多支持个体经济的发展啊。”毫不掩饰地以权力为大款鸣锣开道，以便于自己和暴发户间的权钱交易。
张国光对沈阳市干部升迁调任大权在握，这成了他敛财的重要渠道。他不仅收过副市长马向东的贿赂，也收受过一般干部的贿赂。有一次，沈阳市委组织部考核一名区长人选，主管干部的班子成员与张国光沟通时，张国光大发雷霆：“这个人能力不行，不能用。”后来这个干部通过给张国光的妻子李某送錢，张国光才同意。这位主管干部的领导说：“本来走正常渠道能胜任的干部也被他的行为逼得不得不行贿。张国光这样做毁了自己，也带坏了干部队伍。”其实，张国光正是震惊全国的沈阳“慕马大案”背后的关键人物。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都是在张国光的一手提拔之下出任要职，而慕、马二人又分别提拔了沈阳市烟草专卖局局长周伟、市政府副秘书长迟若岩等一帮心腹干将。在张国光、慕绥新等人的影响下，辽宁省、沈阳市一度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成风，形成了一张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以致于在“慕马大案”的贪官排行榜上，人们看到了包括市长、常务副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财政局局长、税务局局长、土地局局长、物价局局长、烟草专卖局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局长……等要员在内的一份长长的名单。后来湖北坊间有这样的说法，幸亏张国光到湖北任职时间不长即东窗事发，否则，他会不会继续“为官一任，带坏一方”，还真是难以预料。
张国光很善于伪装。沈阳张士经济开发区股票要上市，给沈阳市委班子每个人都送了请柬，张国光知道后下了一道指示，机关干部和家属谁也不许买，买股票、炒股票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实际上他的妻子李某不但炒股票，还借丈夫的权力“购买”了许多原始股，张国光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甚至妻子帮别人办事到他那里，他也大开绿灯，以致于沈阳市许多领导干部都懂得走“夫人路线”，搞“感情投资”。在沈阳市委班子会议上，张国光大讲特讲班子成员要管住自己的家属，干部本人要注意影响，不要傍大款，可他的大宗行贿款却是由大款刘爱党提供的。可见张国光说一套，做一套。
张国光后来当省长也沿袭了这套做法。某厅局缺少一个副手，厅长想从基层选拔一个有工作能力、熟悉业务的干部上来，张国光不同意，硬是要把自己小圈子里的人提上来。这个厅长坚决不要，张国光大怒，长期不给这个厅局配副手。后来张国光推荐的那名干部在“慕马大案”中因涉案逃往了国外，而那个厅长推荐的干部则一直干得很出色。
带病上岗
1998年初，辽宁省政府换届，张国光丢了数百票，最后以微弱的多数升任省长。张国光暗自庆幸自己在沈阳市的违法乱纪行为没有暴露，在工作毫无建树、丢掉数百票的情况下当上省长，“带病上岗”，自己当初找靠山这条路是走对了。在任省长后，张国光一度小心谨慎，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都在背后进行。表面上，他从不接受下属送来的土特产和钱物，更不许往家里送，也不轻易与人交往，以往那种平易近人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弯。一次，沈阳市要搞一个科技服务活动，沈阳市委的一位领导想求他到北京请一位中央首长来参加，没想到张国光不耐烦地说：“就这点破事也来找我，我才不管呢，你爱找谁就找谁去。”在张国光眼里，自己已经不在沈阳市了，这些人对他已经没有用了，得罪了也无所谓。与他共事多年的这位干部在众人面前挨了骂，伤透了心，回到家大病了一场。
张国光当辽宁省省长期间，正是辽宁省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关键时期，一些厅局领导希望省长能出面到中央反映情况、争取支持、解决辽宁的棘手问题，可是张国光从来不去，他认为那些工作很难做，又不是自己升官的事情，他凭什么费那么大的力？辽宁就这个现状，凑合着干吧。
1998年下半年，“慕马大案”震惊全国，沈阳市16个“一把手”因腐败被拉下马。张国光如惊弓之鸟，因为马向东也给他送过钱。这时，在辽宁干了不到2年，什么业绩也没创下的张国光被调到湖北省任省长。在他到湖北省就任的第一个元旦，辽宁省和沈阳市的许多领导收到了他寄来的贺年卡，这一反常态的热情和问候，让许多人大惑不解。为什么这样做，只有张国光心里最清楚。 实事求是地讲，张国光并不是一个五毒俱全式的腐败分子，在沈阳市腐败现象十分严重的时段内，他也不是市级领导干部中反响最差的一位。当时副市长马向东斗胆用公款数百万元出境赌博，市长慕绥新好大喜功，作风霸道，狂妄得很。而张国光则不如马痞，不及慕狂，不嗜赌，不好色，不打麻将，不出入歌厅，什么业余爱好也没有，也没有任何花边新闻。但是这并不等于他廉洁，只不过他的全部欲望都内敛在了“官欲”上，为此，他经常组织写作班子，搞点新观点出来，以自己的名义在媒体上发表大篇幅的理论文章，树立形象，把自己装扮成“知识型”的领导干部。
张国光的被任用有明显的机遇性。当时的客观原因是文革后期人才匮乏，急需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的领导干部。张国光学的是飞机发动机制造专业，在沈阳飞机制造厂完全能够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但是合格的高科技人才并不一定是合格的领导干部。一位合格的领导干部除了熟悉自己的专业外，还要有很高的思想觉悟，很好的政治素质，很强的工作能力，这些都是张国光所不具备的。张国光后来也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学识准备和能力储备，从政能力欠缺，从而走上了受賄、行贿、找靠山的邪路。
一些和张国光共事过的干部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他对人不冷不热，让人猜不透他在想什么，而且在很多事情上极不坦诚，对谁都戒心十足，保持距离。当然，马向东、刘爱党等人觉得张国光很热情、实在，有求必应，只要钱到位，多大的事情都肯帮忙，从不忽悠人。可见，张国光的“坦诚、实在”是有选择的，官场上的敷衍回避，商场上的主动热情，这种错了位的“两面性”是他在长期的从政生涯中总结出来的。张国光在走上市委副书记的领导岗位后，工作能力一直不被看好。张国光从中看出了“门道”，他心里有数，没有政绩无所谓，只要不犯错误，职务只会上，不能下。他深知，干得越多，失误越多，越升不上去；干得少，能力差，混资历，熬年头，组织上也会安排。这种当“太平官”的思想对辽宁的工作贻害无穷。
多行不义必自毙。沈阳“慕马大案”震惊全国，慕绥新、马向东等人纷纷落马，刘爱党在接受中纪委调查时，交代了向张国光、柴王群行贿的犯罪事实。至此，张国光的仕途走到了终点。
2004年3月3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已调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柴王群作出判决，以柴王群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万元。
同年12月9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张国光有期徒刑11年。
从位高权重、春风得意到身陷囹圄、身败名裂，张国光在人生道路上因金钱迷失了方向，最终走向犯罪深渊，自毁前程，教训深刻。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张国光尽管受贿金额不大，但案件背后反映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吏治腐败问题非常严重，给辽宁和沈阳的政坛造成了恶劣影响。
进北京找“靠山”
张国光，1945年4月出生，辽宁省本溪市人。1968年从北京航空工业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飞机制造厂工作。他当过工人、设计员、设计组长、设计科副科长、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一步步地走上了厂党委书记的岗位。
1985年5月，沈阳市委班子换届，需要一个熟悉企业工作的干部做市委副书记，张国光被选拔上来。这个时期的张国光一心想着工作，当时市委不能马上给所有的副书记都配车，40岁的张国光每天骑40多分钟的自行车上下班达半年之久，这在市级领导干部中极为罕见。当时沈阳国有大企业面临困境，张国光深入企业搞调查，制定相关措施，工作量很大，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才回家。后来机关给他的办公室配了一张床，让他中午时休息，他不同意；机关大楼要安装中央空调，他考虑许多工人下岗，生活困难，在这个时候花很多资金改善干部的办公条件不合适，也没有同意。每次机关发奖金，他总是要问：这是哪一笔？问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
1985年，辽宁发大水，他亲自到新民县抗洪第一线视察水情，现场指挥，他心系群众、肯于吃苦的精神受到了当地百姓的赞扬。他还经常探访下岗工人，给他们送去钱物，让群众深受感动。张国光也很关心身边的同志，一个下属到北京做手术，由于风险大，张国光亲自赶到北京看望并在医院要求填写的风险书上签了字，那个下属得知后，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张国光自己生病了也不张扬。有一次，他的腰部长个小瘤，到远离沈阳的葫芦岛兴城医院做手术，临走前对秘书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不希望有人到医院看望、送礼，他的秘书含着眼泪同意了。一个星期后，张国光回来上班，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上個世纪80年代，辽宁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转轨和大批工人裁员下岗，形势十分严峻。作为主管工业的市委领导张国光虽然用尽全力，但受大环境所限，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改变现状。于是，在市委书记调走后，张国光未能顺利地走上书记的岗位。这时的张国光心里有了一丝变化，但是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满。又过了一段时间，张国光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市委书记，在仕途上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在市委书记的位置上，张国光的从政表现可以用八个字来总结：工作认真，政绩平平。
1988年，省里决定调张国光到辽阳市当市委书记，张国光知道辽阳市是个小市，去了以后将来升迁机会渺茫，他四处活动，硬是拖着没有去。这件事对他的震动很大，他想明白了，想当大官必须上面“有人”，从此他把精力放在打通环节、搞好关系上，为自己日后的升迁做准备。当时，全国各省市经济发展势头十分迅猛，许多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辽宁，大连市已经走在了各市的前列，被誉为“宜居城市”“北方明珠”。作为省会的沈阳市却死水一潭，毫无生气，国企纷纷倒闭，下岗职工百万，市容脏、乱、差，社会治安恶化，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看不到任何希望。
1992年，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为辽宁代表的张国光在这次会上遭受了一次重创。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作为国家重工业基地的沈阳市委书记竟然没能当选中央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都不是。从北京回到沈阳，有很多人也为沈阳市鸣不平，张国光更是感觉自己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他不从主观上找原因，反而更加坚信自己是因为上面没有“靠山”才落到如此地步。他对外不动声色，背地里却紧锣密鼓地策划如何进北京找“靠山”。几天后，张国光突然从机关消失了，市委班子成员都不知道他的去向。一个星期后，张国光又出现在机关，脸上挂着微笑。他究竟干什么去了，谁也不敢问。其实，他是到北京“活动”去了。
张国光想在北京找个过硬的关系，但是作为市委书记，自己不便亲自出面，但领导有“想法”，肯定会有人站出来帮忙。这个人就是张国光在沈阳为官八年来结识的死党——刘爱党。
刘爱党是曾在沈阳名震一时的沈阳盛发集团公司的董事长。盛发集团地处沈阳市重工业最为集中的铁西区，是沈阳市有名的“纳税大户”“明星企业”。
90年代初，刘爱党要在沈阳承揽一项标的为6384万元的沈阳铁路局“东方大厦”主体装饰工程，但是盛发集团资质不够，他跑到北京找到了中央组织部地方干部局四处副处长柴王群帮忙。柴王群身处要害部门，手中掌握着大把的人脉资源，他让人为刘爱党的公司提升为“甲级”资质。刘爱党又跑回沈阳找到张国光，让他以市里领导的身份“摆平”负责铁路工程的那位领导。在刘爱党的撺掇下，中央、地方、铁路三方面的领导官员坐到了一起，把酒言欢……结果不言而喻，刘爱党通过垫支2000万元人民币顺利揽到了工程，工程完工后，净赚了400多万元。张国光这次本来是为刘爱党出头露面的，但是他也通过这件事情，发现了刘爱党身上巨大的“能量”。
张国光在党的十四大落选后，让刘爱党到北京活动活动。在酒席上，刘爱党与柴王群见了面，柴王群要刘爱党回去后让张国光亲自来一趟，大家认识认识。不久，张国光便与刘爱党一道去北京，找到柴王群，张国光请柴王群在仕途上帮自己一把。柴王群满口答应，能够结识和帮助地方高官，对自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就是张国光当时从机关神秘消失一个星期的原因。从那以后，以刘爱党为纽带，张国光与柴王群也成了“好朋友”。 踏平省长家的门槛
刘爱党搏击商海多年，深知怎么样抓住人的心理。他知道柴王群虽是副处长，但工资收入并不高。柴王群的妻子许舜兮在山西省驻京办事处的宾馆工作，就挣几个死工资。再加上柴王群的儿子患有眼疾，一直四处求医，花了不少钱。对于柴王群来说，这个家最缺的就是“钱”。为了靠住这棵大树，刘爱党使出浑身解数巴结柴王群，甚至主动认了柴王群的儿子为“干儿子”。当时，许舜兮嫌宾馆工作薪水低，想换个工作。刘爱党主动向柴王群提出让许舜兮到他的盛发公司驻京办事处工作，这样既可照顾有眼疾的孩子，又可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就这样，1994年1月，许舜兮在原单位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后进入盛发公司在北京的办事处工作。为了给许舜兮多发钱，刘爱党把许狠狠地提拔了几级，任命她为驻京办副主任。尽管没有正式下发文件，但发起钱来一点不假。
刘爱党之所以对柴王群那么巴结，除了帮助张国光跑官外，还有一个念头就是想通过柴王群帮助自己谋利，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在柴王群的鼎力支持下，盛发集团的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顺，刘爱党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暴发户。
见刘爱党赚了这么多钱，柴王群有些动心了。为此，他多次在刘爱党面前说自己家的住房紧张，想买房子之类的话。刘爱党对此心领神会。1994年夏天，刘爱党主动向柴王群提出：以许舜兮在盛发公司工作为由，为柴王群购买一套120平方米，价值110.16万元的住房。很快，柴王群拿着新房的钥匙，一家人高高兴兴地住进了这套房子。
在沈阳，刘爱党几乎踏平了张国光家的门槛，当然每次他不能空着手去领导家，刘爱党分几次给了张国光好处费30余万元。张国光怎么能白要刘爱党的钱？只要刘爱党搞剪彩之类的活动，张国光逢场必到，他还多次组织省厅局的“一把手”到刘爱党那里开现场会。与会的干部看到院子里拴着三条大狼狗，刘爱党的办公室里摆着他与名人和领导的合影照片，墙上挂着名人字画，高级轿车挂的是部队的牌子，虽然对这种“拉大旗，做虎皮”的伎俩十分反感，但也知道盛发集团背景不一般，惹不起。张国光还一再对厅局领导说：“刘爱党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你们要多支持个体经济的发展啊。”毫不掩饰地以权力为大款鸣锣开道，以便于自己和暴发户间的权钱交易。
张国光对沈阳市干部升迁调任大权在握，这成了他敛财的重要渠道。他不仅收过副市长马向东的贿赂，也收受过一般干部的贿赂。有一次，沈阳市委组织部考核一名区长人选，主管干部的班子成员与张国光沟通时，张国光大发雷霆：“这个人能力不行，不能用。”后来这个干部通过给张国光的妻子李某送錢，张国光才同意。这位主管干部的领导说：“本来走正常渠道能胜任的干部也被他的行为逼得不得不行贿。张国光这样做毁了自己，也带坏了干部队伍。”其实，张国光正是震惊全国的沈阳“慕马大案”背后的关键人物。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都是在张国光的一手提拔之下出任要职，而慕、马二人又分别提拔了沈阳市烟草专卖局局长周伟、市政府副秘书长迟若岩等一帮心腹干将。在张国光、慕绥新等人的影响下，辽宁省、沈阳市一度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成风，形成了一张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以致于在“慕马大案”的贪官排行榜上，人们看到了包括市长、常务副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财政局局长、税务局局长、土地局局长、物价局局长、烟草专卖局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局长……等要员在内的一份长长的名单。后来湖北坊间有这样的说法，幸亏张国光到湖北任职时间不长即东窗事发，否则，他会不会继续“为官一任，带坏一方”，还真是难以预料。
张国光很善于伪装。沈阳张士经济开发区股票要上市，给沈阳市委班子每个人都送了请柬，张国光知道后下了一道指示，机关干部和家属谁也不许买，买股票、炒股票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实际上他的妻子李某不但炒股票，还借丈夫的权力“购买”了许多原始股，张国光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甚至妻子帮别人办事到他那里，他也大开绿灯，以致于沈阳市许多领导干部都懂得走“夫人路线”，搞“感情投资”。在沈阳市委班子会议上，张国光大讲特讲班子成员要管住自己的家属，干部本人要注意影响，不要傍大款，可他的大宗行贿款却是由大款刘爱党提供的。可见张国光说一套，做一套。
张国光后来当省长也沿袭了这套做法。某厅局缺少一个副手，厅长想从基层选拔一个有工作能力、熟悉业务的干部上来，张国光不同意，硬是要把自己小圈子里的人提上来。这个厅长坚决不要，张国光大怒，长期不给这个厅局配副手。后来张国光推荐的那名干部在“慕马大案”中因涉案逃往了国外，而那个厅长推荐的干部则一直干得很出色。
带病上岗
1998年初，辽宁省政府换届，张国光丢了数百票，最后以微弱的多数升任省长。张国光暗自庆幸自己在沈阳市的违法乱纪行为没有暴露，在工作毫无建树、丢掉数百票的情况下当上省长，“带病上岗”，自己当初找靠山这条路是走对了。在任省长后，张国光一度小心谨慎，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都在背后进行。表面上，他从不接受下属送来的土特产和钱物，更不许往家里送，也不轻易与人交往，以往那种平易近人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弯。一次，沈阳市要搞一个科技服务活动，沈阳市委的一位领导想求他到北京请一位中央首长来参加，没想到张国光不耐烦地说：“就这点破事也来找我，我才不管呢，你爱找谁就找谁去。”在张国光眼里，自己已经不在沈阳市了，这些人对他已经没有用了，得罪了也无所谓。与他共事多年的这位干部在众人面前挨了骂，伤透了心，回到家大病了一场。
张国光当辽宁省省长期间，正是辽宁省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关键时期，一些厅局领导希望省长能出面到中央反映情况、争取支持、解决辽宁的棘手问题，可是张国光从来不去，他认为那些工作很难做，又不是自己升官的事情，他凭什么费那么大的力？辽宁就这个现状，凑合着干吧。
1998年下半年，“慕马大案”震惊全国，沈阳市16个“一把手”因腐败被拉下马。张国光如惊弓之鸟，因为马向东也给他送过钱。这时，在辽宁干了不到2年，什么业绩也没创下的张国光被调到湖北省任省长。在他到湖北省就任的第一个元旦，辽宁省和沈阳市的许多领导收到了他寄来的贺年卡，这一反常态的热情和问候，让许多人大惑不解。为什么这样做，只有张国光心里最清楚。 实事求是地讲，张国光并不是一个五毒俱全式的腐败分子，在沈阳市腐败现象十分严重的时段内，他也不是市级领导干部中反响最差的一位。当时副市长马向东斗胆用公款数百万元出境赌博，市长慕绥新好大喜功，作风霸道，狂妄得很。而张国光则不如马痞，不及慕狂，不嗜赌，不好色，不打麻将，不出入歌厅，什么业余爱好也没有，也没有任何花边新闻。但是这并不等于他廉洁，只不过他的全部欲望都内敛在了“官欲”上，为此，他经常组织写作班子，搞点新观点出来，以自己的名义在媒体上发表大篇幅的理论文章，树立形象，把自己装扮成“知识型”的领导干部。
张国光的被任用有明显的机遇性。当时的客观原因是文革后期人才匮乏，急需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的领导干部。张国光学的是飞机发动机制造专业，在沈阳飞机制造厂完全能够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但是合格的高科技人才并不一定是合格的领导干部。一位合格的领导干部除了熟悉自己的专业外，还要有很高的思想觉悟，很好的政治素质，很强的工作能力，这些都是张国光所不具备的。张国光后来也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学识准备和能力储备，从政能力欠缺，从而走上了受賄、行贿、找靠山的邪路。
一些和张国光共事过的干部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他对人不冷不热，让人猜不透他在想什么，而且在很多事情上极不坦诚，对谁都戒心十足，保持距离。当然，马向东、刘爱党等人觉得张国光很热情、实在，有求必应，只要钱到位，多大的事情都肯帮忙，从不忽悠人。可见，张国光的“坦诚、实在”是有选择的，官场上的敷衍回避，商场上的主动热情，这种错了位的“两面性”是他在长期的从政生涯中总结出来的。张国光在走上市委副书记的领导岗位后，工作能力一直不被看好。张国光从中看出了“门道”，他心里有数，没有政绩无所谓，只要不犯错误，职务只会上，不能下。他深知，干得越多，失误越多，越升不上去；干得少，能力差，混资历，熬年头，组织上也会安排。这种当“太平官”的思想对辽宁的工作贻害无穷。
多行不义必自毙。沈阳“慕马大案”震惊全国，慕绥新、马向东等人纷纷落马，刘爱党在接受中纪委调查时，交代了向张国光、柴王群行贿的犯罪事实。至此，张国光的仕途走到了终点。
2004年3月3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已调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柴王群作出判决，以柴王群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万元。
同年12月9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张国光有期徒刑11年。
从位高权重、春风得意到身陷囹圄、身败名裂，张国光在人生道路上因金钱迷失了方向，最终走向犯罪深渊，自毁前程，教训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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