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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收集2009年-2013年沪深两市603家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加工分析，构建回归模型探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是否以及如何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在“业绩-薪酬”挂钩的薪酬设计下，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有正向影响，即管理当局会出于薪酬动机而实施盈余管理来增加其薪酬水平。
关键词：高管；薪酬；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6010703
1引言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企业所有者设计高管薪酬合约的核心是通过奖惩等方式最小化代理成本（Jensen和Meckling，1976）。因此，為遏制机会主义行为、形成一套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大部分上市公司都实施了以会计盈余为基础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杜兴强和王丽华，2007）。与此同时，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稳定，我国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市场改革措施，如2006年年初中国证监会公布了《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以及2009年正式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等，前述法规的出台为规范高管人员的薪酬激励制度以及促进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奠定了制度基础。公司治理理论与实务界普遍认为，薪酬激励机制对高管能产生良好的激励效果，促使高管利益与投资人利益趋于一致，有利于维护投资者利益（Baker、Jensen和Murphy，1998）。
无疑，完善的高管薪酬激励体系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但如果激励缺乏有效制约或激励是建立在考核残缺的公司治理机制下，则易为上市公司高管实施盈余管理提供可能。这意味着由于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相挂钩的激励制度提高了会计盈余的重要性，因此更易使作为“经济人”的管理当局萌生出为了获取自身薪酬最大化而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目前，盈余管理之风以及因此而导致的财务报表虚假问题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依然突出，在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挂靠的上市公司中尤为严重（伊志宏，2010）。因此，本文将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是否以及如何产生影响，即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出于薪酬等动机而实施盈余管理来增加其薪酬水平，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期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2文献综述
2.1国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
Balsam（1998）在探讨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影响的研究贡献最为突出。他利用操控性应计来衡量盈余管理水平，尝试更加完整地探析盈余管理对高管人员薪酬的影响，研究得出：在以绩效为基础的薪酬制度中，操控性应计利润与CEO的货币收入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为了提供更多高管薪酬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支持，Balsam与其他两位学者Yang和Yi（2006）利用了美国上市公司1992-2003年的窗口数据为样本进行再次检验，回归分析结果再次证实了公司的操控性应计（盈余管理）与公司高管薪酬正相关的观点。与Balsam（1998；2006）研究相类似的是Shuto（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操控性应计利润会增加高管薪酬，也就是说高管通过“洗大澡（Take Big Bath）”这样一种盈余管理行为来达到提高自身薪酬的目标。
2.2国内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
杜胜利和翟艳玲（2005）、方军雄（2009）也曾指出，随着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对薪酬水平的相关度不断增强。尤其是当公司的会计业绩与高管人员货币薪酬挂钩时，会进一步提高高管薪酬对企业业绩敏感性，高管通过盈余管理手段来增减自身报酬的动因将更明显（Carter、 Lynch和Zechman，2009；刘斌等，2003；杜兴强和王丽华，2007；邵平等，2008）。理论上普遍认为，会计业绩与高管报酬的相关性越高，盈余程度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越大（雷光勇和陈若华，2005）。而在实证上，我国也有部分文献得出盈余管理对薪酬呈显著正相关，且相关关系随着会计绩效与高管薪酬相关性的增加而增强（刘睿智，2009）。这反映出，高管层在基于会计业绩而设计的报酬契约下，更趋向通过会计政策调整等盈余管理手段来实现其个人货币收入最大化的目的（刘斌，2003；陈冬华等，2005；杜兴强和王丽华，2007；朱星文等，2008）。
3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信息不对称具有客观性，为降低信息不对等引发代理人做出机会主义行为，通过设计一套有效的激励监管制度可以防止代理人做出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委托人一般会在合约签订中设计一些激励条款。把高管层薪金与企业业绩相挂钩、把当年企业的获利水平作为考核管理人员能否获得分红或奖金的标准于是便成为了促使管理者与股东利益更好地趋于一致的普遍激励方式。理论分析一般认为，把业绩与薪酬紧密结合的契约设计是约束和监管管理者的有效方式。但是管理者在“薪酬契约安排动因”的诱使下，却具有更强的动机为实现薪酬最大化而进行盈余操控（John，2010；Ibrahim和Lloyd，2011）。学者雷光勇和陈若华（2005）的分析也认为随着高管薪酬与会计绩效关联度的增强，高管对盈余管理的利用会明显增加。基于上述分析可合理推断，在高管薪酬水平与其所处公司的业绩关联性变得更加密切时，管理层利用盈余手段来操控利润，从而增加其自身报酬的动机越强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运用增加会计利润的盈余管理手段提高其薪酬水平。
4研究设计
4.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在研究中将选择2009年-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所需数据主要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网页、深圳证券交易所网页、CSMAR以及CCER数据库，采用统计软件STATA12.0进行数据的处理与分析。为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文仅以发行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把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给予剔除；剔除了*ST、ST以及PT的公司；剔除了相关财务数据无法取得和异常的公司。 4.2变量定义
4.2.1被解释变量：高管薪酬Salary
在我国，货币性薪酬、权益薪酬和期权激励以及职务消费等已成为了高管薪酬的主要形式。鉴于研究需要，本文将以高管货币性薪酬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我国上市公司年度会计报告所披露的“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并取其自然对数作为高管薪酬的最终衡量指标。
4.2.2解释变量：盈余管理DAC
本文把公司盈余分解为现金流量CFO、非操控性应计NDAC和操控性应计DAC，其中操控性应计用来衡量公司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并参考国内大部分学者的做法，并考虑到由于样本数据来自不同行业且中国股票市场与国外市场差异显著且成立时间相对较短，因此本文将以基于行业分类估计的截面修正琼斯模型估计盈余管理（DAC）的数值。
4.2.3控制变量
为提高模型的整体解释能力，通过分析以往学者的研究以及根据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文在研究中引入了以下相关的一些控制变量，具体设计如下：（1）公司的规模Size，取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对其进行衡量。（2）公司的负债水平Lev，以公司资产负债率进行衡量。（3）公司业绩Roe，采用ROE来衡量企业绩效。（4）公司的成长性Growth，以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指标。
4.2.4模型构建
研究将以Balsam（1998）模型为参考来探讨盈余管理（DAC）对高管薪酬水平的影响，并由于考虑到缺失变量的存在可能会导致偏误等问题，因此本文结合实际情况在Balsam（1998）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相应的控制变量，建立的模型如下：
Salary=β0+β1CFO+β2NDAC+β3DAC+X′Γ+ε
其中，X′Γ指控制變量；ε为误差项。
4.3实证分析结果
4.3.1描述性统计
（1）变量salary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13.595和13.624，两者差异较小，表明对变量取自然对数的形式后，其更加接近于正态分布。（2）衡量盈余管理大小的变量DAC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0.844和-0.620，这说明不同样本公司间的盈余管理水平差异较大；而其均值为0.002，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正的非正常性应计利润（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现象具有普遍性。
4.3.2相关性分析
为降低变量间可能因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对回归造成的影响，本文对各变量进行了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
4.3.3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中的总体样本数均为3015个，adj.R2=0.032，F=108.09，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D-W的值比较接近2，说明回归方程有效。CFO、NDAC、DAC在5%水平下显著，并且盈余管理变量DAC与因变量高管薪酬Salary系数为1.736，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存在运用增加会计利润的盈余管理手段来提高其薪酬水平的行为，这与本文的假设相吻合。变量Size的系数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司规模对高管货币薪酬有着很大影响，规模越大，高管薪金越高；变量Lev表示公司负债水平，其与高管货币薪酬在5%水平下显著负相关；代表企业绩效的变量Roe、公司成长性的变量Growth均与高管货币薪酬显著正相关。回归分析结果支持本文假设。
5结论与建议
本文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以理论为支撑建立模型，选取了2009-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对结果实施了稳健性检验，实证得出以下结论：针对所有样本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间呈显著正相关。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存在着运用增加会计利润的盈余管理手段提高其相应薪酬水平的动机。
根据本文的回归分析结果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上市公司的实际状况，提出如下几点建议：（1）进一步完善高管薪酬体系。要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管与制衡，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特别地，要进一步完善薪酬体系的制定，积极推进对高管人员的短期与长期激励相容机制，只有通过一定的方式使管理人员与所有者目标趋同，才能抑制管理层的短视利己行为、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使公司得以持续长久地发展。（2）加快市场化进程改革，进一步活跃市场主体。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强化公司按市场规律办事的意识才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余质量，弱化高管利用盈余管理来提高报酬的动机。（3）继续推进国有股份的减持，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使公司内部形成健全的股权制衡制度、控制盈余管理程度，从而更好地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4）加强信息披露程度。信息的充分披露，有利于股东有效地评估高层管理者的业绩水平，有助于加强相关利害关系人对高管薪酬的监督，并完善高管激励与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陈冬华，梁上坤，蒋德权.不同市场化进程下高管激励契约的成本与选择：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J].会计研究，2010，（11）：5665.
[2]陈国欣.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实证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04，（7）5：1218.
[3]陈亮.基于激励的盈余管理问题研究[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6，（7）：7779.
[4]江金锁，胡焱鑫.政府管制、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J].财政研究，2010，（2）：1417.
[5]王克敏，王志超.高管控制权、报酬与盈余管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7，（7）：111119.
[6]ALOKE（AL） GHOSH，DOOCHEOL MOON.Corporate Debt Financing and Earnings Quality[J].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2010，37（5）：538559.
[7]BAKER，JENSEN and MURPHY.Compensation and Incentives：Practice vs. Theory[J].Journal of Finance，1988，43（3）：593616.
关键词：高管；薪酬；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6010703
1引言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企业所有者设计高管薪酬合约的核心是通过奖惩等方式最小化代理成本（Jensen和Meckling，1976）。因此，為遏制机会主义行为、形成一套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大部分上市公司都实施了以会计盈余为基础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杜兴强和王丽华，2007）。与此同时，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稳定，我国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市场改革措施，如2006年年初中国证监会公布了《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以及2009年正式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等，前述法规的出台为规范高管人员的薪酬激励制度以及促进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奠定了制度基础。公司治理理论与实务界普遍认为，薪酬激励机制对高管能产生良好的激励效果，促使高管利益与投资人利益趋于一致，有利于维护投资者利益（Baker、Jensen和Murphy，1998）。
无疑，完善的高管薪酬激励体系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但如果激励缺乏有效制约或激励是建立在考核残缺的公司治理机制下，则易为上市公司高管实施盈余管理提供可能。这意味着由于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相挂钩的激励制度提高了会计盈余的重要性，因此更易使作为“经济人”的管理当局萌生出为了获取自身薪酬最大化而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目前，盈余管理之风以及因此而导致的财务报表虚假问题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依然突出，在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挂靠的上市公司中尤为严重（伊志宏，2010）。因此，本文将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是否以及如何产生影响，即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出于薪酬等动机而实施盈余管理来增加其薪酬水平，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期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2文献综述
2.1国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
Balsam（1998）在探讨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影响的研究贡献最为突出。他利用操控性应计来衡量盈余管理水平，尝试更加完整地探析盈余管理对高管人员薪酬的影响，研究得出：在以绩效为基础的薪酬制度中，操控性应计利润与CEO的货币收入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为了提供更多高管薪酬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支持，Balsam与其他两位学者Yang和Yi（2006）利用了美国上市公司1992-2003年的窗口数据为样本进行再次检验，回归分析结果再次证实了公司的操控性应计（盈余管理）与公司高管薪酬正相关的观点。与Balsam（1998；2006）研究相类似的是Shuto（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操控性应计利润会增加高管薪酬，也就是说高管通过“洗大澡（Take Big Bath）”这样一种盈余管理行为来达到提高自身薪酬的目标。
2.2国内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
杜胜利和翟艳玲（2005）、方军雄（2009）也曾指出，随着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对薪酬水平的相关度不断增强。尤其是当公司的会计业绩与高管人员货币薪酬挂钩时，会进一步提高高管薪酬对企业业绩敏感性，高管通过盈余管理手段来增减自身报酬的动因将更明显（Carter、 Lynch和Zechman，2009；刘斌等，2003；杜兴强和王丽华，2007；邵平等，2008）。理论上普遍认为，会计业绩与高管报酬的相关性越高，盈余程度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越大（雷光勇和陈若华，2005）。而在实证上，我国也有部分文献得出盈余管理对薪酬呈显著正相关，且相关关系随着会计绩效与高管薪酬相关性的增加而增强（刘睿智，2009）。这反映出，高管层在基于会计业绩而设计的报酬契约下，更趋向通过会计政策调整等盈余管理手段来实现其个人货币收入最大化的目的（刘斌，2003；陈冬华等，2005；杜兴强和王丽华，2007；朱星文等，2008）。
3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信息不对称具有客观性，为降低信息不对等引发代理人做出机会主义行为，通过设计一套有效的激励监管制度可以防止代理人做出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委托人一般会在合约签订中设计一些激励条款。把高管层薪金与企业业绩相挂钩、把当年企业的获利水平作为考核管理人员能否获得分红或奖金的标准于是便成为了促使管理者与股东利益更好地趋于一致的普遍激励方式。理论分析一般认为，把业绩与薪酬紧密结合的契约设计是约束和监管管理者的有效方式。但是管理者在“薪酬契约安排动因”的诱使下，却具有更强的动机为实现薪酬最大化而进行盈余操控（John，2010；Ibrahim和Lloyd，2011）。学者雷光勇和陈若华（2005）的分析也认为随着高管薪酬与会计绩效关联度的增强，高管对盈余管理的利用会明显增加。基于上述分析可合理推断，在高管薪酬水平与其所处公司的业绩关联性变得更加密切时，管理层利用盈余手段来操控利润，从而增加其自身报酬的动机越强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运用增加会计利润的盈余管理手段提高其薪酬水平。
4研究设计
4.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在研究中将选择2009年-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所需数据主要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网页、深圳证券交易所网页、CSMAR以及CCER数据库，采用统计软件STATA12.0进行数据的处理与分析。为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文仅以发行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把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给予剔除；剔除了*ST、ST以及PT的公司；剔除了相关财务数据无法取得和异常的公司。 4.2变量定义
4.2.1被解释变量：高管薪酬Salary
在我国，货币性薪酬、权益薪酬和期权激励以及职务消费等已成为了高管薪酬的主要形式。鉴于研究需要，本文将以高管货币性薪酬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我国上市公司年度会计报告所披露的“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并取其自然对数作为高管薪酬的最终衡量指标。
4.2.2解释变量：盈余管理DAC
本文把公司盈余分解为现金流量CFO、非操控性应计NDAC和操控性应计DAC，其中操控性应计用来衡量公司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并参考国内大部分学者的做法，并考虑到由于样本数据来自不同行业且中国股票市场与国外市场差异显著且成立时间相对较短，因此本文将以基于行业分类估计的截面修正琼斯模型估计盈余管理（DAC）的数值。
4.2.3控制变量
为提高模型的整体解释能力，通过分析以往学者的研究以及根据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文在研究中引入了以下相关的一些控制变量，具体设计如下：（1）公司的规模Size，取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对其进行衡量。（2）公司的负债水平Lev，以公司资产负债率进行衡量。（3）公司业绩Roe，采用ROE来衡量企业绩效。（4）公司的成长性Growth，以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指标。
4.2.4模型构建
研究将以Balsam（1998）模型为参考来探讨盈余管理（DAC）对高管薪酬水平的影响，并由于考虑到缺失变量的存在可能会导致偏误等问题，因此本文结合实际情况在Balsam（1998）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相应的控制变量，建立的模型如下：
Salary=β0+β1CFO+β2NDAC+β3DAC+X′Γ+ε
其中，X′Γ指控制變量；ε为误差项。
4.3实证分析结果
4.3.1描述性统计
（1）变量salary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13.595和13.624，两者差异较小，表明对变量取自然对数的形式后，其更加接近于正态分布。（2）衡量盈余管理大小的变量DAC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0.844和-0.620，这说明不同样本公司间的盈余管理水平差异较大；而其均值为0.002，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正的非正常性应计利润（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现象具有普遍性。
4.3.2相关性分析
为降低变量间可能因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对回归造成的影响，本文对各变量进行了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
4.3.3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中的总体样本数均为3015个，adj.R2=0.032，F=108.09，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D-W的值比较接近2，说明回归方程有效。CFO、NDAC、DAC在5%水平下显著，并且盈余管理变量DAC与因变量高管薪酬Salary系数为1.736，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存在运用增加会计利润的盈余管理手段来提高其薪酬水平的行为，这与本文的假设相吻合。变量Size的系数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司规模对高管货币薪酬有着很大影响，规模越大，高管薪金越高；变量Lev表示公司负债水平，其与高管货币薪酬在5%水平下显著负相关；代表企业绩效的变量Roe、公司成长性的变量Growth均与高管货币薪酬显著正相关。回归分析结果支持本文假设。
5结论与建议
本文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以理论为支撑建立模型，选取了2009-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对结果实施了稳健性检验，实证得出以下结论：针对所有样本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间呈显著正相关。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存在着运用增加会计利润的盈余管理手段提高其相应薪酬水平的动机。
根据本文的回归分析结果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上市公司的实际状况，提出如下几点建议：（1）进一步完善高管薪酬体系。要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管与制衡，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特别地，要进一步完善薪酬体系的制定，积极推进对高管人员的短期与长期激励相容机制，只有通过一定的方式使管理人员与所有者目标趋同，才能抑制管理层的短视利己行为、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使公司得以持续长久地发展。（2）加快市场化进程改革，进一步活跃市场主体。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强化公司按市场规律办事的意识才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余质量，弱化高管利用盈余管理来提高报酬的动机。（3）继续推进国有股份的减持，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使公司内部形成健全的股权制衡制度、控制盈余管理程度，从而更好地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4）加强信息披露程度。信息的充分披露，有利于股东有效地评估高层管理者的业绩水平，有助于加强相关利害关系人对高管薪酬的监督，并完善高管激励与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陈冬华，梁上坤，蒋德权.不同市场化进程下高管激励契约的成本与选择：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J].会计研究，2010，（11）：5665.
[2]陈国欣.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实证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04，（7）5：1218.
[3]陈亮.基于激励的盈余管理问题研究[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6，（7）：7779.
[4]江金锁，胡焱鑫.政府管制、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J].财政研究，2010，（2）：1417.
[5]王克敏，王志超.高管控制权、报酬与盈余管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7，（7）：111119.
[6]ALOKE（AL） GHOSH，DOOCHEOL MOON.Corporate Debt Financing and Earnings Quality[J].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2010，37（5）：538559.
[7]BAKER，JENSEN and MURPHY.Compensation and Incentives：Practice vs. Theory[J].Journal of Finance，1988，43（3）：593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