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朝鮮文人崔溥奉命到济州岛出差，然而就在此期间，他突然得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就在崔溥从济州岛启程回乡奔丧途中，他所乘坐的船只在大海上不幸遭遇了大风暴，从而偏离航程，只能任其漂流。
　　崔溥及其同行伙伴43人，在这汪洋大海上整整漫无边际地漂流了13天之久。漂流至宁波下山海域时，还一度遭到海盗劫掠，就连崔溥本人也被这群海盗脱光了衣服，拷问金银所在。最终除了湿衣和若干书册外，其余干净衣物、口粮都被海盗抢走，而崔溥本人侥幸留了一条性命，并继续海上漂流的生涯。
　　又过了两天，崔溥一行人最终漂流至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的牛头山前海域，总算是结束了孤苦的海上难民的日子，然而危机却并没有随着崔溥等人的上岸而告终。就在此时，崔溥又遇上了一群贪心的小老百姓。
　　这些百姓驾着六艘小船把崔溥等人的破船团团围住，上来就向崔溥等人讨要胡椒。崔溥只得回答本国不产胡椒。但这些贪心的百姓还不死心，第二天又对崔溥等人说：“你有奇物，可送些给我。”但刚刚脱险的崔溥，哪还有什么值钱财产，只得说：“若肯指我一条生路，破船中所剩之物尽归你所有。”而这些人也丝毫不见外，上去就搬，物不分贵贱大小，无不掠夺。
　　但崔溥的苦难日子并未就此结束，当他们上岸后，迅速遭到了第三波的“劫掠”。由于明代东南沿海地区倭患严重，而崔溥等人又不会说汉语，来历可疑，因此他们很快就受到了当地村民的敌视，被误会成了意图侵袭当地的倭寇，并被一路押送至官兵驻所。在此期间，磕磕绊绊、顺手牵羊之事自然也在所难免。
　　明代前中期，浙江台州府沿海常常遭受倭寇侵扰，因此当地对于来历不明的生面孔，盘查极为严格。崔溥等人上岸后，地方海防单位便立即采取了措施将他们控制住。同时崔溥也被官军恐吓说“私越边境，本应处以军法”，关禁之严，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朝鲜国由于臣服中国，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日常书写仍然使用汉字，崔溥作为朝鲜大臣，自然也熟读汉文古籍，能写汉文。在双方言语不通、无法进行口头交流的情况下，崔溥和明代官员便通过汉文笔谈的方式进行交涉，这也是当时中日朝三国之间最为常见的沟通方式。
　　为了证明崔溥所说证词的可信度，明代官员便翻来覆去的检验崔溥等人的随身物品，如弓、刀、朝鲜国内印信、文书等。与此同时，还要求崔溥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朝鲜国的风俗文化和历史沿革，与明代书籍记载的朝鲜风土人情进行比对，以防倭寇假冒朝鲜人。随着笔谈的日渐深入，以及崔溥等人合乎儒家礼仪的行为举止，明代官员最终推翻了崔溥等人是倭寇假冒的说法，承认他们是意外漂流过境的海难幸存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崔溥准备给政府写报告书，并准备事无巨细地复述具体经过时，却受到了地方官员的阻挠。地方官表示，这些经过，尤其是他们遭受盗贼劫掠之事，万万不能写得太过详细。崔溥忙问原因，对方答：“现在皇帝（明孝宗）刚刚登基，法令严肃，如果看到你所呈文书，一定以为地方盗贼横行，从而归罪地方。为你考虑吧，还是不要多生事端，不如趁早回国。”崔溥听罢，也只得删繁就简重写。
　　漂流案毕竟涉及外交和海防，其处理流程也和普通诉讼案件不同。虽然经过基层卫所审理，已初步辨明了崔溥的身份，然而随后还要经过上级州府、省司的会审，确定无误后，才差人一路护送到北京会同馆处，再择日启程归国。


　　崔溥的北上轨迹，和明代所设驿站路线高度重合。在日后所撰回忆录性质的笔记中，崔溥也详细描写了自己一路所经过的驿站、州县和交通方式，前后行程八千余里，过驿站百余个。
　　朝鲜作为当时中国最亲密的藩属国，明政府和社会乡绅对漂流民的礼待也充分体现了作为宗主国的责任。在崔溥最终证明自己是朝鲜人后，明代地方衙门和乡绅也一改此前对其驱赶盘问的冷遇态度，变得十分热情好客。崔溥等人不但受到了众人礼遇，而且还饱食餐饭，“空手而来，重负而还”，收到的礼物驮了整整十五匹马。
　　然而，我们也能从崔溥的笔记中找到一些有关当时社会的负面信息。当时明代表面上一片承平治世，实际上社会治安极其混乱。如先前所说，地方盗贼横行，而且很多文人虽然自幼熟读孔孟之书，但行为举止也十分无理。
　　当时很多中国官绅由于极少见外国人，因此一碰到崔溥，便有不少上去问长问短，跟查户口似的。从朝鲜的风土人情到崔溥的家长里短，无所不问。而崔溥往往也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解释。甚至还有人直截了当地问起朝鲜国君名讳，这种违反纲常的犯上之举虽然遭到了崔溥的驳斥，但对方也毫不在乎，反而表示“越界无妨”。相反，崔溥在整个行程中，始终坚持了应有儒家伦理道德，与这些虚有其表的官绅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后，历经135天艰难的跋涉，通过水路、陆路的多次经传，崔溥等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事后，崔溥在朝鲜国君的要求下，把整个故事经过以日记的形式记述下来，命名为《漂海录》。由于《漂海录》中保存了大量有关明代中国的社会风化，因此一度被学者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行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