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生于北京。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近日出版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1962年初，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故事的主人公叫尚达，在巴黎学了10年油画，偶然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看到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画册，为之震撼，之后毅然回国，奔赴敦煌，投身莫高窟的保护、临摹和研究，历经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直守在那里。尚达的原型就是常书鸿先生，1943年到敦煌，次年创办敦煌艺术研究所。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读大三的樊锦诗一口气读完了这个故事，被先生对艺术的忠诚、对事业的执着深深打动，也对敦煌充满向往。
　　那年8月，樊锦诗愿望成真——系里安排她去敦煌实习。这是她第一次去敦煌，一路上都在畅想，想象风度翩翩的常书鸿先生，想象如世外桃源般的敦煌。可一下车就傻了眼，眼前的常先生穿一身洗旧了的“干部服”，一双布鞋，戴一副眼镜，“一个鼎鼎大名的艺术家怎会这么土！”那里的生活更是想象不到的艰苦，住破庙泥屋，没电没水，上个厕所都要跑很远。
　　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洞窟里那些壁画和彩塑。整整一个星期，人称“活字典”的史苇湘先生带着他们几个北大学生，攀缘着被积沙掩埋的崖壁，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过去。从北凉、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建筑，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樊锦诗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进洞窟时的情景，“洞中的温度远比我想象的要低，我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气从地层蔓延上来。然而看着洞窟四壁色彩斑斓的壁画，我就忘记了寒冷”。 那一年，她24岁，是一个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遐想的青年学子。
　　没有料到，正是这次实习改变了她的命运——此后的人生都与敦煌连在一起。第二年，樊锦诗毕业，被分配到敦煌工作。當时的她虽有些不情愿，但还是背起大包，戴着草帽，坐火车、转汽车，历经三天三夜，回到敦煌。这一去就再也没有离开。
　　一晃57年过去，樊锦诗依然是初到敦煌时的短发，只是青丝变华发。在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的发布会上，她一出现就被人团团围住，瘦小的身躯被淹没在人群中，只能偶尔飘出一两句话语，有些粗有些硬，明显被西北风沙打磨过。轮到她发言，她躬着背走上台，一开场就说：“我的经历很简单，出生在北京，上海长大，北大求学，到敦煌工作。”之后的故事，便是她与敦煌大半生的纠葛。

常书鸿点名就要樊锦诗

　　敦煌研究院是一片灰色平房，两层楼高，孤零零地矗立在戈壁滩上。它与莫高窟隔着一条宕泉河，宕泉河畔有一片墓地，安葬着常书鸿、段文杰等莫高窟人。每天下午5时20分，最后一班旅游车载着游客离开莫高窟。除了研究院，方圆20里内就没有人烟了。
　　几乎每一个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都会被人问一个同样的问题：当初为何选择来偏远而荒凉的敦煌？

　　“那还有啥可说的呢？一个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女大学生，碰上一个思想纯粹的年代，最终的结果就是扛起铺盖卷儿，义无反顾地上路。”樊锦诗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其实最初敦煌并不是她的理想选择，自己只是服从分配——1963年，她从北大毕业那一年，时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向北大考古系申请推荐毕业生到敦煌工作，点名就要樊锦诗。
　　毕业分配结果宣布时，樊锦诗犹豫不决。“1962年的那次实习，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她说。敦煌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她从小在上海长大，根本无法适应。“严重的水土不服，加上营养跟不上，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失眠，经常到三四点钟就醒了。”还有一次半夜房顶掉老鼠，把她吓个半死，暗暗发誓：“这地方我再也不来了……” 　　但真正面临抉择时，樊锦诗又和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一样，天真而坚定——只要是国家需要，就愿意无条件地服从。“我转念一想，说不定这就是天意。作为一个考古学生，其实在潜意识里，我还是非常喜欢敦煌的。”
　　樊锦诗念念不忘的是敦煌那些美丽的壁画和造像。“这些洞窟最初是谁建的？壁画是什么人画的？她又是怎样湮没在了历史的记忆中……都在向我传递着一种强烈的信息，这里充满着奥秘，我想要去探究它的谜底。”
　　支撑樊锦诗去敦煌的，还有一个美好的希望——学校承诺，三四年后会分配新的考古专业毕业生来敦煌，她就可以离开，去武汉和爱人彭金章团聚。彭金章是他们班的生活委员，在学校时对樊锦诗格外照顾，给她占座，送她手绢、家乡土特产，一来二去两人确定恋爱关系。毕业分配，彭金章的去向是武汉大学。分别时，樊锦诗对他说：“很快，也就三四年。”谁也没想到，这一分就是23年。直到1986年，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夫妇二人都在敦煌扎下了根。
　　毕业离校前，发生了一件令樊锦诗难忘的事。
　　有一天，苏秉琦先生突然派人找她，将她叫到在北大朗润园的住处。苏先生当时任北大历史学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是与夏鼐先生齐名的考古学界泰斗。一进门，樊锦诗忐忑不安，苏先生给她冲了一杯咖啡，说：“你去的是敦煌。将来你要编写考古报告，这是考古的重要事情，必须得好好搞。”
　　在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重任——完成对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

“我有好几次想离开敦煌”

　　樊锦诗很小的时候就对考古充满遐想，这和父亲有很大关联。
　　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个工程师，虽学的是理工科，但热爱古典艺术和文化，从小给孩子们讲历史故事，教他们背《古文观止》。受父亲影响，樊锦诗中学时就常常逛博物馆，看文物学历史，知道许多精美文物都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1958年，她考上北大历史系，偶然听到学长们讲考古，觉得很神秘，“能够饱读诗书，还能游遍名山大川，这自然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于是，她就成了一名考古专业的学生。
　　当时，北大考古专业是新中国首个考古专业，云集了一批顶尖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如周一良、田余庆、苏秉琦、宿白等先生。宿白先生是樊锦诗的授业老师，也是对她人生影响极大的一位先生。
　　宿白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他做学问很认真，有一次，期末提交论文，樊锦诗本打算隨便写一写，交差了事。没想到先生逐页批阅，一条一条意见清清楚楚地写在一张台历纸上，然后拿给她说：“你回去好好修改吧。”樊锦诗很羞愧，此后做学问、做人做事，都认认真真、脚踏实地。
　　到研究所后，樊锦诗牢记苏秉琦先生和宿白先生的嘱托，第一项工作就是和其他几位同事一起撰写敦煌第一部考古调查报告。她加入到 “面壁者”的队伍中去，每天睁开眼就往洞窟里钻，跟着先生们爬“蜈蚣梯”——一根绳子直上直下吊着，沿绳一左一右插着脚蹬子。每次爬她都心惊胆战，在梯子上左摇右晃。
　　“我把所有时间和精力全部倾注在洞窟里。”樊锦诗说。刚到敦煌，一不工作她就胡思乱想，想上海、想北京、想爱人，有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和失落感，“这种失落一直会把我拽向忧郁的深渊，有好几次都想离开”。
　　为了抗拒这个深渊，她学着遗忘，将姐姐送的小镜子藏起来，不再每天照镜子。她渐渐习惯了宿舍没有地板的泥地，习惯用报纸糊起来的天花板，习惯了半夜里老鼠掉在枕头上，然后爬起来掸掸土，若无其事继续睡。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所有的孤独和不快全都忘了。“慢慢地离不开敦煌，安下心来，心无旁骛地守护它。”
　　3年后，考古报告草稿初成，但“文革”来了，研究工作被迫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编写石窟考古报告工作才又提上日程，只是限于技术人员的缺乏，始终难有推进。1998年，樊锦诗从前任院长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如此一来行政工作又占去了她大部分时间。
　　没时间搞专业，樊锦诗就想办法一点一点挤。2000年前后，她拿着考古报告的部分草稿给宿白先生看，先生直截了当地问她：“你怎么现在才想起写考古报告？你是为了树碑立传吧？”听了老师的话，她哭笑不得，内心很委屈。先生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因为那段时间他经常在电视里看到樊锦诗。他是在提醒樊锦诗：不要老在电视里晃来晃去，要专心致志于自己的考古研究。
　　樊锦诗被先生“敲”醒了，再把心思收回到考古上。经过多年反复探讨、研究、修改，2011年，终于完成并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但只是开了一个头。敦煌一共735座洞窟，更繁重漫长的工作还在后头。”

让敦煌消失得慢一点

　　735座洞窟，樊锦诗能说出每一尊佛像的来历、每一幅壁画的年代、每一个石窟需要修复的问题。“每一个洞窟都有病。”她说，所以保护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文革”十年动乱结束不久，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所副所长。上任不久，她就开始做莫高窟的“科学记录档案”——为每一个窟编制一本档案，包括平面图、剖面图以及照片、文字等详细信息。 　　做档案的过程中，需要查找过去的老资料。敦煌最早的照片，来自1908年的冒险家斯坦因，以及后来的伯希和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敦煌研究院也留下了数万张照片。两下一对比，樊锦诗吃了一惊，“同样的洞窟、同样的文物的照片，现在见到的彩塑和壁画等，或退化，或模糊，或丢失”。那一刻，她发现了敦煌的脆弱、易逝，“那些怀抱琵琶的飞天和斑斓的佛国世界，迟早会消失。人类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让消失的过程慢一点”。
　　有一阵子，樊锦诗总在做梦，梦到墙体上的壁画一块块地剥落，“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敦煌石窟艺术逐渐消亡吗？”问题一直萦绕着她，走路吃饭睡觉都在琢磨，但总也无解。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樊锦诗到北京出差，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在电脑上给她展示图片。她忍不住就问：“那你关机后，刚才显示的图片不就没了吗？”对方回答：“不会！因为转化成数字图像后，它就可以永远保存下去。”她茅塞顿开：壁画也可以数字化保存。
　　后来，这一构想得到甘肃省科委的支持，敦煌研究院在文物界首先开始了壁画数字化的试验。“尽管我们在山沟里，但我们从来都是开拓进取，不墨守成规的。”
　　此后，敦煌便行走在数字化的道路上。1993年，敦煌研究院开始尝试用计算机技术重组壁画信息;2006年，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成立，专门从事研发石窟文物数字化;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建成，游客可以在这里观看球幕电影，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游客被莫高窟的神秘和美丽吸引。随之而来的是，它也被裹挟到旅游开发的大潮中，遇到了市场开发和保护的矛盾。
　　1998年，樊锦诗接任院长不久，就遇到一件棘手的事：当时，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敦煌是国家的遗产、人类的遗产，决不能拿去做买卖。”为此，她四处奔走，甚至对当时的相关主管部门领导说：如果敦煌也捆绑上市，文物局就关门吧，我这个院长的帽子也不要了。就这样，她硬是把压力顶了回去。
　　“担子交到我身上是很重的，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分量，但是我不能退缩。”时至今日，再談起当年，樊锦诗仍很坚决，“敦煌研究要做什么？就是完整、真实地保护她的信息，把她的价值传给子孙后代。如果没好好挖掘文物的价值就让企业来开发，那我就是罪人。”

“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谁”

　　在敦煌坚守近60年，樊锦诗觉得自己最对不住的就是丈夫和孩子。
　　1968年，她生下大儿子，产假一休完就上班。孩子没人看，只好把他捆在襁褓里，临走之前喂饱，中途再回来喂一次奶。有一次，她下班回宿舍，发现孩子从床上滚了下来，脸上沾满了地上的煤渣，心疼得直哭。最终，她和彭金章一商量，把孩子送到丈夫河北老家的姐姐那里。后来，老二也由这个姑姑带大。
　　一家四口真正团聚，是在彭金章调到敦煌后。樊锦诗忙于工作，照顾孩子的重担就落在了丈夫身上。“我能守在敦煌，离不开老彭的理解和支持。”樊锦诗说。
　　当年，她一头扑在敦煌考古时，彭金章也肩负重任，在武汉大学创立了考古系。两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是：谁去谁那里？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开始了——武汉大学到敦煌要人3次，敦煌“以礼相待”，也到武汉大学要人3次。结果双方“不欢而散”。后来，还是彭金章妥协，做起了“敦煌女婿”。
　　彭金章来到敦煌后，研究所就交给他两块“硬骨头”，其中之一是研究被当时学术界称为“敦煌荒漠”的北区洞窟。“洞窟积尘都是成百上千年形成的，发掘完一个洞窟后，他就成了泥人，眉毛和眼睛都是灰土，口罩一天换几个，都是黑的。”樊锦诗回忆。8年里，彭金章用筛子几乎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挖掘出大量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从而使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至735个。
　　樊锦诗今年82岁了，仍住在莫高窟，做研究、撰写考古报告，只是身边没有了爱人彭金章——2017年他因病去世。
　　她一生不喜名誉，谈及个人成就，她说“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谁？那不是我的荣誉，那是敦煌的荣誉。”她也不追逐物质和金钱，生活简朴，可以称得上是“抠门”。任院长时，她每次出差尽可能独自一人，为的是省差旅费。而且只要去北京出差，就住在景山公园后的一个地下室招待所，连那里的服务员都认识她，称她是“住在地下室里级别最高的名人”。
　　在敦煌，每当苦闷和烦恼时，樊锦诗都喜欢去第158窟看一看。第158窟内的佛床上，卧着莫高窟最大的释迦牟尼佛涅槃像。卧佛像头向南，足向北，右胁而卧，面向东。1200多年来，始终从容不迫、宁静坦然地面对着朝圣者。一走进这里，她的心就格外宁静，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如果此生找不到自己心灵安顿的地方，如果心灵一直在流放的路上，就犹如生活在漫漫长夜中。敦煌就是我心之归处。”
　　樊锦诗 1938年生于北京。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近日出版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