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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明出身文艺世家，父亲为重庆老画家，在湖北省艺术学校（武汉音乐学院前身）学习小提琴专业后，他虽然并未从事职业演奏家的工作，却在艺术收藏鉴赏上颇具心得，并因自己在艺术上的综合造诣收获颇丰。喜爱文人画和浅绛彩瓷的冯明对中国书画艺术的鉴赏有独到而深入的研究，他所藏的彩瓷更体现了中国人文画所体现出来的儒雅而独到的精神特质与风骨。
雅瓷初涉
“我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接触收藏的。当然，那时候的收藏意识不强，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意识。”冯明介绍自己的收藏故事道，“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这一门爱好，还是在上世纪末逛滨江公园的花鸟市场。”说到滨江公园，上世纪末开始涉猎收藏的老藏家都不会陌生，在这个既卖花鸟鱼虫又兜售些许古旧玩物的市场中，最早的古玩市场就是在其交易中逐渐成型的。对冯明来说，最早吸引他的是各种杂项。“晚清民国时期的青花罐在当时简直是太稀松平常的货了，很常见。民国时期的罐子可能在当年也就是10元、8元的低价可以买下来。”
因为父亲是画家，对书画尚且有耳濡目染的影响，冯明对这些表现在瓷器上的书画作品分外有兴趣。“我玩瓷器项，最早是买些‘立器’——形制多为直高型，帽筒之类。.和立器相对的称为‘趴器’，矮平形制，贴进地面，多为实用器皿，装饰价值相对也较低。”于是，从最初好奇的试探，到对绘有文人题材的彩瓷作品的钟爱和专项收藏，冯明走了很长的一段道路。
瓷上文人画
在瓷器项的各种明斗彩清粉彩门类周旋过后，冯明将自己的喜好锁定在有文人画题材的浅绛彩瓷上。“我喜欢浅绛彩瓷是因为它最大程度将中国书画中文人画的意蕴深远和瓷器的精致感完美地融合到一起。”冯明说，“这种将中国画在瓷上的表现，可称为别具一格的瓷本绘画。综合起来非常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特征。”据介绍，景德镇窑口在清末以后，烧造瓷器的原材料和工序均趋于简化，过去的粉彩打底花费的成本比起清晚期的浅绛彩瓷要多很多。“后者的绘画是直接画在胎上，成本较低，操作过程相对简单了，但烧造的可能性效果也变得随机。”
1998年前，绘有风景或文人画小品的浅绛彩瓷的价值相对较低，大家都专注各种官窑青花、粉彩瓷抑或更多的大项。冯明翻过其收藏的某件浅绛彩瓷的底部：“这里打有火漆，今天我们都认为是从关外进口的珍贵文物，而事实上在当年是为可以出口不受海关限制的产品。换句话说，这些都是未引起重视，可以随意出口的作品。”
出于对中国写意书画的喜好，冯明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在这独特的瓷上文人画上。“文人画”顾名思义，是描绘文人情趣，宣扬文人思想的绘画作品。在中国美术史发展过程中，文人画亦称“士夫画”，因其创作者多为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士大夫一族，特区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唐代王维为文人画的创始者，为南宗之祖；五代以董源、巨然为一派大家；北宋苏轼提出‘士夫画’，到了明代，董其昌即称‘文人之画’了。”冯明介绍文人画在中国美术中的发展史，“到了近代，陈衡恪归纳文人画四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通常意义上的“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和木石等，借以发抒个人抱负，借物喻情。文人们标举士气、逸品，崇尚品藻，重视文学、书法修养和画中意境的缔造。
冯明介绍晚清的浅绛彩瓷上所展现的文人画已经有海外画派的影响，瓷上画作同样也是中国写意山水新领域的拓展。“文人画在瓷器上表达会比纸帛上更加困难。因瓷画涉及到烧造技术，而对于古人来说，窑炉的温度靠的是柴火而非现代窑口的电控温度，更加具有随机性质。控制力极难。”冯明认为，这种瓷上绘画凝聚了古人所有的劳动和自然智慧。“这种浅绛彩瓷烧造时为600-700的温度，不会太高，极易脱落，”冯明说，“正因为此，更显弥足珍贵。”
文人画中的人文精神
冯明偏爱瓷上文人画，更青睐其背后的那份文人情怀。他介绍说，当时的文人，靠算命、教私塾或做些小本生意维生，作画只为其钟爱，不属主流社会的认可中。仕途中断，追寻自我，文人们对人生和自然的独特理解都融入画中。“如果文人成为职业化，专题化，是达不到这个高度和深度的。相对应的画派在宫廷中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多为皇室宣教所用，按照一定的章程来创作，约束了自我发展。相对官家，民间版画多为民俗角度，图案和画作更加实际，为小富即安的眼前利益，这也是文人们入不了眼的。文人们都有高尚的情操，往往都是乱世出画家就说明他们不为外界所动的品性。”
虽然文人们不求仕途，但其学养深厚的根基是在那里的。腹有诗书，画出的画自然是文气满溢。士气独立于体系之外的孤傲，通过艺术创作得到了释放。文人们发扬了自我意识的主体性，文人们将绘画视为精神调节的手段，创作对这些画家来讲，起到的不过是一种精神舒络的作用。因此他们作画起来是兴之所至，信笔拈来；画意深远，格调高雅。翰墨丹青古来即称“雅好”，即体现了文人的格调。文人画的题材多为梅、兰、竹、菊、高山、渔隐之类，“花鸟鱼虫，山幽水榭之中能体现文人们独特的情操。”冯明自己收藏的不少浅绛彩瓷多为此类画作的集中体现。“一方净瓷上所绘仕女凭栏，略微颦眉；远景中一袭红衣的踏雪寻梅，这些画题都是文人们所钟爱的。”
文人画被赋予了自由生命的观念，表达了文人们的胸襟；明代以后，董其昌在画中加入了禅宗的思想，使人文画更具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上的融合度。“当今社会需要极度物化才能生存下去，但我个人认为精神需求和经济发展是相当的。追求平等、自由、独立，是人的天性。这种潜在的精神需求和人文画相互呼应，在收藏中能收获这种快慰。自我意识的主体性，收藏在形式上的博古通今；文人画精神在当今的时代也是有意义的。”冯明说，“这些藏品经历了战乱沧桑，能够流传下来本身就是一种奇迹。社会需要历史的积淀。通过这些瓷上的文人画，可以感应他们雅致的生活步调，同时合理审视我们今天的生活。历史的信息和思想在不同的阶段都有同样的意义。”
清光绪 俞子明画六方开光帽筒
俞子明，字静山，室名友竹山房、风柳室等，安徽新安人，为晚清时期浅绛彩画师中创作周期最长，作品存世量最大的画师。他的作品存世量多为花卉题材，而其人物更精。帽筒为清代中期官员放置官帽的器物，后添搁置小件器物的用途，更成了妇女陪嫁的必备之物和家庭陈设品。此帽筒形制为六方，间隔海棠形开光，帽筒绘有花卉仙鹤等写意小品，淡雅不俗。
清光绪 蒋玉卿题款浅绛彩瓷罐
蒋玉卿，字寿春，又字龙恩，安徽歙县北乡人。他作为地道的御窑厂画师，在浅绛彩瓷中专门负责题款工作。在彩瓷中有各种代笔和分工的过程，其中某位技法特别突出画师专司其长项已为默认局面。在绘画和题款分工化的情况下，蒋玉卿凭借一手好字专攻题款，在御窑厂金品卿、俞子明等名画师的作品中，不少落款也为蒋玉卿代笔而题。
清光绪 蓝釉里浅绛彩瓷套盘（局部件）
此件为套盘中的一件，原件可能为果盘组合中的一件套盘。旁侧为典型的山水小品，清新雅致；盘内饰有蓝釉，虽然在过去的工艺中料带毒性，但从另一个侧面可反映出古人在器物装饰上之精细态度。
雅瓷初涉
“我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接触收藏的。当然，那时候的收藏意识不强，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意识。”冯明介绍自己的收藏故事道，“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这一门爱好，还是在上世纪末逛滨江公园的花鸟市场。”说到滨江公园，上世纪末开始涉猎收藏的老藏家都不会陌生，在这个既卖花鸟鱼虫又兜售些许古旧玩物的市场中，最早的古玩市场就是在其交易中逐渐成型的。对冯明来说，最早吸引他的是各种杂项。“晚清民国时期的青花罐在当时简直是太稀松平常的货了，很常见。民国时期的罐子可能在当年也就是10元、8元的低价可以买下来。”
因为父亲是画家，对书画尚且有耳濡目染的影响，冯明对这些表现在瓷器上的书画作品分外有兴趣。“我玩瓷器项，最早是买些‘立器’——形制多为直高型，帽筒之类。.和立器相对的称为‘趴器’，矮平形制，贴进地面，多为实用器皿，装饰价值相对也较低。”于是，从最初好奇的试探，到对绘有文人题材的彩瓷作品的钟爱和专项收藏，冯明走了很长的一段道路。
瓷上文人画
在瓷器项的各种明斗彩清粉彩门类周旋过后，冯明将自己的喜好锁定在有文人画题材的浅绛彩瓷上。“我喜欢浅绛彩瓷是因为它最大程度将中国书画中文人画的意蕴深远和瓷器的精致感完美地融合到一起。”冯明说，“这种将中国画在瓷上的表现，可称为别具一格的瓷本绘画。综合起来非常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特征。”据介绍，景德镇窑口在清末以后，烧造瓷器的原材料和工序均趋于简化，过去的粉彩打底花费的成本比起清晚期的浅绛彩瓷要多很多。“后者的绘画是直接画在胎上，成本较低，操作过程相对简单了，但烧造的可能性效果也变得随机。”
1998年前，绘有风景或文人画小品的浅绛彩瓷的价值相对较低，大家都专注各种官窑青花、粉彩瓷抑或更多的大项。冯明翻过其收藏的某件浅绛彩瓷的底部：“这里打有火漆，今天我们都认为是从关外进口的珍贵文物，而事实上在当年是为可以出口不受海关限制的产品。换句话说，这些都是未引起重视，可以随意出口的作品。”
出于对中国写意书画的喜好，冯明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在这独特的瓷上文人画上。“文人画”顾名思义，是描绘文人情趣，宣扬文人思想的绘画作品。在中国美术史发展过程中，文人画亦称“士夫画”，因其创作者多为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士大夫一族，特区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唐代王维为文人画的创始者，为南宗之祖；五代以董源、巨然为一派大家；北宋苏轼提出‘士夫画’，到了明代，董其昌即称‘文人之画’了。”冯明介绍文人画在中国美术中的发展史，“到了近代，陈衡恪归纳文人画四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通常意义上的“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和木石等，借以发抒个人抱负，借物喻情。文人们标举士气、逸品，崇尚品藻，重视文学、书法修养和画中意境的缔造。
冯明介绍晚清的浅绛彩瓷上所展现的文人画已经有海外画派的影响，瓷上画作同样也是中国写意山水新领域的拓展。“文人画在瓷器上表达会比纸帛上更加困难。因瓷画涉及到烧造技术，而对于古人来说，窑炉的温度靠的是柴火而非现代窑口的电控温度，更加具有随机性质。控制力极难。”冯明认为，这种瓷上绘画凝聚了古人所有的劳动和自然智慧。“这种浅绛彩瓷烧造时为600-700的温度，不会太高，极易脱落，”冯明说，“正因为此，更显弥足珍贵。”
文人画中的人文精神
冯明偏爱瓷上文人画，更青睐其背后的那份文人情怀。他介绍说，当时的文人，靠算命、教私塾或做些小本生意维生，作画只为其钟爱，不属主流社会的认可中。仕途中断，追寻自我，文人们对人生和自然的独特理解都融入画中。“如果文人成为职业化，专题化，是达不到这个高度和深度的。相对应的画派在宫廷中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多为皇室宣教所用，按照一定的章程来创作，约束了自我发展。相对官家，民间版画多为民俗角度，图案和画作更加实际，为小富即安的眼前利益，这也是文人们入不了眼的。文人们都有高尚的情操，往往都是乱世出画家就说明他们不为外界所动的品性。”
虽然文人们不求仕途，但其学养深厚的根基是在那里的。腹有诗书，画出的画自然是文气满溢。士气独立于体系之外的孤傲，通过艺术创作得到了释放。文人们发扬了自我意识的主体性，文人们将绘画视为精神调节的手段，创作对这些画家来讲，起到的不过是一种精神舒络的作用。因此他们作画起来是兴之所至，信笔拈来；画意深远，格调高雅。翰墨丹青古来即称“雅好”，即体现了文人的格调。文人画的题材多为梅、兰、竹、菊、高山、渔隐之类，“花鸟鱼虫，山幽水榭之中能体现文人们独特的情操。”冯明自己收藏的不少浅绛彩瓷多为此类画作的集中体现。“一方净瓷上所绘仕女凭栏，略微颦眉；远景中一袭红衣的踏雪寻梅，这些画题都是文人们所钟爱的。”
文人画被赋予了自由生命的观念，表达了文人们的胸襟；明代以后，董其昌在画中加入了禅宗的思想，使人文画更具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上的融合度。“当今社会需要极度物化才能生存下去，但我个人认为精神需求和经济发展是相当的。追求平等、自由、独立，是人的天性。这种潜在的精神需求和人文画相互呼应，在收藏中能收获这种快慰。自我意识的主体性，收藏在形式上的博古通今；文人画精神在当今的时代也是有意义的。”冯明说，“这些藏品经历了战乱沧桑，能够流传下来本身就是一种奇迹。社会需要历史的积淀。通过这些瓷上的文人画，可以感应他们雅致的生活步调，同时合理审视我们今天的生活。历史的信息和思想在不同的阶段都有同样的意义。”
清光绪 俞子明画六方开光帽筒
俞子明，字静山，室名友竹山房、风柳室等，安徽新安人，为晚清时期浅绛彩画师中创作周期最长，作品存世量最大的画师。他的作品存世量多为花卉题材，而其人物更精。帽筒为清代中期官员放置官帽的器物，后添搁置小件器物的用途，更成了妇女陪嫁的必备之物和家庭陈设品。此帽筒形制为六方，间隔海棠形开光，帽筒绘有花卉仙鹤等写意小品，淡雅不俗。
清光绪 蒋玉卿题款浅绛彩瓷罐
蒋玉卿，字寿春，又字龙恩，安徽歙县北乡人。他作为地道的御窑厂画师，在浅绛彩瓷中专门负责题款工作。在彩瓷中有各种代笔和分工的过程，其中某位技法特别突出画师专司其长项已为默认局面。在绘画和题款分工化的情况下，蒋玉卿凭借一手好字专攻题款，在御窑厂金品卿、俞子明等名画师的作品中，不少落款也为蒋玉卿代笔而题。
清光绪 蓝釉里浅绛彩瓷套盘（局部件）
此件为套盘中的一件，原件可能为果盘组合中的一件套盘。旁侧为典型的山水小品，清新雅致；盘内饰有蓝釉，虽然在过去的工艺中料带毒性，但从另一个侧面可反映出古人在器物装饰上之精细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