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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今年是习仲勋100周年诞辰，笔者从习仲勋的辉煌业绩中采撷出他关注文化艺术领域和关怀文艺工作者的片断，献给读者。
关心绥德分区文工团的建设
1943年秋，延安鲁艺文工团来到绥德分区，首场演出是在绥德师范学校的操场上。他们演出的大秧歌《兄妹开荒》、《推小车》、《张不漠锄奸》、《夫妻逃难》、《赵富贵自新》等节目，形式新颖活泼、内容生动深刻，很有教育意义。那天，整个操场被前来观看演出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到处人头攒动。鲁艺文工团的演出，轰动了绥德县城。
此后，鲁艺文工团到子洲、米脂、佳县、吴堡各县巡回演出，在近半年的演出时间里，绥师、米中的学生们也自编创作排练了《王老汉与八路军》、《李桂英纺线》、《双喜临门》、《回归》等小秧歌剧配合鲁艺文工团的演出，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鲁艺文工团完成巡回演出后，回到绥德县，专门向绥德地委、专署作了汇报演出。时任地委书记的习仲勋看了演出后，高兴地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革命的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我们绥德分区要成立一个文工团，你们是骨干就不要回学校去了，留下来做建团筹备工作。”习仲勋接着说：“我和张庚（我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戏剧教育家、戏剧史家，参与组织《白毛女》等新歌剧的创作）同志谈了，请延安鲁艺给我们调来几位艺术家，帮助我们培养文工团，为分区50万人民群众服务。”
1944年夏天，绥德分区文工团正式成立，全团60多人。1947年秋，沙家店战役胜利后，习仲勋去前总开完会回来，路过绥德专程看望了文工团的同志们。他指示说：“今年冬天西北野战军不再进行大的战役了，集中在清涧、延川县一带休息整训，你们文工团准备好剧目去前总政治部报到，为部队慰问演出。”
团领导说：“文工团快要解散了，人心不安，情绪波动很大。”
“解散？为什么？”习仲勋问。
团领导说：“分区经费困难，上级说，养一个文工团不如养一个连队，解散了，下到区乡地方工作去……”
习仲勋说：“建设、培养一个文工团多不容易啊！你们这个文工团是我看着组建成长起来的，周副主席指示，要保留你们文工团。分区既然经费困难，就把你们调到西北局，改名为西北文工第二团，由宣传部直接领导。”
1948年，文工团被编为由西北局领导的西北文艺工作二团，并按照习仲勋的指示，紧跟前总转战关中新区。全团紧张地做着慰问准备工作，新排了秦腔戏《穷人泪》，整理了《白毛女》、《血泪仇》和一批新秧歌剧，下到部队慰问演出，为部队诉苦三查进行新式整军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48年春节前夕，西北文工二团结束了慰问演出回到西北局驻地绥德义合镇进行年终总结。一天，演员姜应宗离开团部，去贺家川西北财委领取业务经费。途中，他遇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刘景范，还有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副书记马明方等人，他们是去米脂县杨家沟毛泽东驻地开会的。
习仲勋看到姜应宗后，勒住马缰绳问：“应宗同志你到哪里去呀？”
姜应宗回答：“到西北财委领款，排新戏做服装、道具。”
习仲勋高兴地说：“好啊！回去告诉你们团长，排好剧目准备回延安，占据延安的敌人呆不久啦！你们文工团回去后，要广泛地为延安人民演出，为机关干部演出，还要做延安收复后的工作。”
当天，姜应宗回到文工团，向团长李华生汇报了习仲勋的指示，李华生随即向全体人员进行了传达。
1948年春，冰消雪化，西北文工二团奉命回到了延安。此时，西北人民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刚刚结束，彭德怀指挥部队打出了边区。习仲勋于是指示西北局宣传部：文工二团要奔赴前线，为各纵部队慰问演出，并告诉二团领导要做进驻西安的准备工作。
文工二团回延安后，一方面紧张地创作排练剧目，一方面学习进入大城市军事管制的方针政策以及进入大城市的组织纪律问题。1949年5月上旬，文工二团成员穿上军事管制委员会发的新服装，背上背包向西安进发。
5月25日，文工二团进城，驻地在“中正堂”。之后，进行文艺节目的紧张排练工作，准备为当地群众和部队演出。
7月10日，扶眉战役胜利结束，胜利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关中平原，传遍了古城西安的街头巷尾，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一天下午，习仲勋在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陪同下来看望文工团的演员，他关切地说：“你们住在没有玻璃窗子、几面透风的房子里排练和生活，你们辛苦了。”接着又说：“这次扶眉战役打得很好，歼灭了胡宗南企图反扑西安的主力部队，其残部夺路向四川逃窜，我军正在追歼之中。从此，西安永远回到人民的怀抱之中，你们再也不会听到晚上打黑枪、也不会担惊受怕睡不好觉了，‘长安，长安，长期平安’。今后你们要广泛地为西安人民公演，发挥革命文艺的作用，把伙食搞好些，保证身体健康。”
习仲勋对文工团的慰问和关心，使每个演员心中都无比感动。根据习仲勋的指示，文工团向西安人民举行了更广泛的演出，白天在广场演出新秧歌戏，晚上在剧场轮番演出《白毛女》、《血泪仇》、《穷人恨》、《刘胡兰》、《王贵与李香香》等大型歌剧，场场爆满，盛况空前。
对常香玉的深情关怀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鸭绿江边燃起的战火，激起了全中国人民极大的义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分内之责。1951年春夏之交，全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支持抗美援朝的捐献活动。这个活动，深深地震动了当时在西安领导着香玉剧社的豫剧艺人常香玉。她思前想后，和丈夫陈宪章商议，决定用义演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为抗美援朝做出贡献。 捐献义演自1951年8月5日开始，常香玉和香玉剧社的同志们从西安出发，用半年时间，演遍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6个城市。经过180多个日日夜夜演出，剧团的演员同志们节衣缩食，克服困难，终于提前超额完成捐献一架战斗机的任务。
1952年2月，剧团回到西安，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西北文联专为全体演员举行了庆功大会，并对剧团的义举给予了高度评价。
捐献活动结束后，陈宪章向有关领导部门写了一份报告，回顾总结了捐献义演这段不寻常的历程。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的张稼夫把这份报告转呈当时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习仲勋认真审阅后，在报告上面写了“爱国主义的典范”的批示。
过了几天，习仲勋派人把常香玉和陈宪章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放下手头的工作，亲切地与他俩交谈。习仲勋说：“你和你的剧社，倾注全力，用自己演出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这对志愿军、对全国人民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香玉同志，你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的典范。你们的爱国壮举，在全国乃至国际，都有很大的影响。”
常香玉说：“义演捐献是我应该做的事。我们不能去前线打仗，但是我们会演戏，只能用这种方式尽到我们的责任。因为有党和政府以及广大群众的支持，才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习书记的鼓励。”
习仲勋接过话茬：“我看过你演的《花木兰》、《拷红》，你的唱腔很好，吐字清楚，不用看字幕就能听明白，是真功夫呀！”
接着，习仲勋又仔细询问常香玉的生活情况，了解剧社的现状，并说：“剧团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宣传部和西北文化部帮助解决。”
1952年，习仲勋上调北京，先后任国务院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2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遭康生一伙诬陷迫害，被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两次下放洛阳。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勋才获得彻底平反。在中央分配工作之前，他住在郑州中州宾馆待命，常香玉特地前去看望他。这时的习仲勋，已经60多岁了，但他面色红润、精神抖擞，风采不减当年。
常香玉说：“你在洛阳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受了许多委屈，一定很累吧，身体还好吧？”
习仲勋说：“累算啥，下去锻炼锻炼有好处。我每天早上跑15里，还能工作。”
习仲勋随后询问常香玉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常香玉说：“挨的批斗、受的折磨就不用说了，后期在西华农场住了3年，学到不少本领，知道怎样给苹果树剪枝，知道怎样才能让它挂果，用架子车拉土运粪，用巧劲儿才能一下子倒净。通过劳动锻炼，才真正知道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我还能演戏，每天都在坚持练功。”
习仲勋说：“这很好，练功要坚持，艺术要提高，总的来说，要不断前进，要向前看。”
20世纪80年代初期，习仲勋从广东被调回中央工作。1982年，常香玉和郑州市豫剧团进京演出《花木兰》和陈宪章编写的现代戏《柳河湾》。为了培养青年演员，花木兰这个角色是由3个人分别扮演的，常香玉的学生虎美玲、王希玲演前面几场，后面则由常香玉接着演完。
一天，习仲勋到剧场看戏，他多年没有看常香玉演戏了，当时没有认出来。剧终后他退场时，随行人员告诉他最后扮演花木兰的是常香玉，习仲勋立即转身返回，特地来到后台向常香玉和学生们表示祝贺，并高兴地对所有演员说：“豫剧是河南重要的地方戏，也是中国的五大剧种之一，你们的精彩演出展现了豫剧风采。当前在祖国艺苑百花盛开的大好形势下，看到你们这一代新秀正在茁壮成长，我感到豫剧后继有人了！”一番话使大家深受鼓舞。
此后，常香玉和陈宪章每次去北京开会，都要到习仲勋家去拜望。习仲勋每次都会留他们一起吃饭。1990年，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举行建台40周年大庆，邀请首都几位著名艺术家来郑州参加庆祝演出，其中就有习仲勋的儿媳歌唱家彭丽媛。彭丽媛离京之前，习仲勋特意交代她到郑州后要去看望常香玉。虽然此行彭丽媛的日程安排得很满，但她还是挤出时间，带着礼物来到常香玉的家中，转达了习仲勋的问候。
习仲勋对常香玉的鼓励和关怀，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文艺人才的关怀，对戏剧事业的高度重视。
为了秦腔戏曲的振兴
数十年来，习仲勋不管是在地方工作还是到了中央都十分关注家乡秦腔戏曲的改革和发展。
1958年，陕西省文化局决定成立“陕西省戏曲赴京演出团”，演出团由陕西省戏曲剧院的二团（秦腔团）及眉碗团和易俗社组成，原计划9月在京汇报演出。8月下旬，省文化局派演出团总团副团长杨公愚、毕雨及秘书李哲明等6人先期赴京联系演出工作。行前，当时的省领导对杨公愚指示：“到京后先向习书记汇报演出团的演员阵容和剧目，争取领导的支持。”
到北京的当日黄昏，杨公愚等与习仲勋的秘书张志功取得了联系，请他向习仲勋汇报来京的任务，并请求抽空接见。当时，他们以为习仲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政务繁忙，什么时候接见还很难说。谁知当晚9时许，张志功就打来电话说：“秘书长邀请你们10点钟到他家去，他要接见你们。”
杨公愚、毕雨和李哲明立即驱车前往。当时，习仲勋正在国务院开会，请他们在家等一下。快到凌晨1点了，习仲勋才回来，见面后，他第一句话便说：“你们这个时候来干什么？”
正当大家发愣时，习仲勋说：“中央要在外地开会，领导都不在家，我也要去开会，没有人招呼你们。”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习仲勋说的是剧团这个时候来北京，时间选得不合适。接着，习仲勋向杨公愚、毕雨询问了演出团的组成情况，有哪些剧目，演员阵容怎么样。当他听说这次演出既有新创作的剧目、又有经过整理修改的传统剧目，既有老演员也有中青年演员，特别是解放后培养起来的青年演员能在各个剧目中担任主角后，十分高兴。他说：“一个剧团或一个剧种要争取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必须有两条，一是要有好的剧目，一是要有好的演员。”接着又说：“戏曲工作者已注意到这两点，这是很大的进步。我建议你们演出团推迟来京。” 第二天，杨公愚、毕雨用长途电话向当时的陕西省省长赵伯平作了汇报。后经陕西省委批准，文化局决定陕西省戏曲演出团于11月上旬赴京演出。
11月9日（星期天）上午，习仲勋邀请杨明轩、汪锋、张奚若、张邦英、贺晋年、高登榜、荣高棠等老同志参观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举办的增产节约展览会，参观后即在展览馆（北皇城根）的餐厅进行便餐，剧团的杨公愚、毕雨和李哲明也受邀参加。这时，进京演出团总团团长罗明和副团长史雷及老艺人刘毓中乘火车到京，立即赶赴展览馆参加接见。
习仲勋对大家说：“陕西剧团要来京演出，大家都很关心，但怎么演，怎么做工作？大家议议。”
罗明简要地介绍了演出团的情况。老同志们听了异常兴奋，纷纷发表意见。大家对剧团在京第一场演出，先演什么戏，给谁演，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先演秦腔，秦腔是大剧种；有的主张先演眉户、碗碗腔。
习仲勋非常注意听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他认为第一场应该先向中央文艺界领导作汇报演出。因秦腔有两个团，不论先演哪个团的戏，都有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还是先演碗碗腔的《金碗钗》比较合适。因为碗碗腔原是陕西皮影戏的唱腔，属于小剧种，现在由于陕西戏曲工作者的努力，搬上了舞台，成为大戏，是一项大胆的革新，在音乐上也有很大创造和发展，是值得向文艺界领导汇报的节目。然后再由秦腔两个团分别向首都人民和中央党政军领导作汇报演出。
大家认为他的意见非常好，既在内部做到一碗水端平，对外又有一种新鲜感，表现了一种创新的精神。随后，习仲勋和大家又对如何宣传，如何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看戏、写文章，如何向首都戏曲界观摩学习等等方面交换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这对演出团在京演出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作用。
这次首场演出是在中国文联的礼堂举行的，剧目是碗碗腔《金碗钗》。周扬、钱俊瑞、田汉、夏衍等文艺界领导到场观看。演出得到一致称赞，大家都认为能把皮影小戏搬上舞台，是一项大胆的创新，音乐优美动听，是一个成功的剧目。
12日晚，秦腔《三滴血》在国务院小礼堂演出，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薄一波、罗瑞卿、习仲勋等亲临观剧。演出结束后，领导们登台接见演员，祝贺演出成功，并合影留念。
15日起，演出团分别在各剧场向首都人民公演《游西湖》、《梁秋燕》、《赵氏孤儿》、《火焰驹》、《游龟山》等剧目。每晚都有2至3场演出，丰富了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
24日，习仲勋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场招待会，由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治中出面主持，邀请了数十位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及表演艺术家来与陕西剧团全体同志见面。时任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也应邀参加了盛会。会上，张治中首先致欢迎辞，对京、陕两地戏曲界同志在首都交流戏曲艺术，表示欢迎和支持。随后，钱俊瑞、中国剧协主席田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均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最后，习仲勋讲话，他勉励演出团同志一定要好好地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向首都戏曲界虚心学习，并希望首都文艺界的前辈抽空看看演出团的戏，给予指导和帮助。对其中的不足之处，要批评，也可以写文章批评。招待会上，大家热情畅谈，交流经验，气氛十分融洽。
尔后，欧阳予倩、梅兰芳、田汉、曹禺、马少波等陆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盛赞演出团的剧种、剧目和演员，对进一步扩大秦腔在社会上的影响发挥了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徐 嘉）
关心绥德分区文工团的建设
1943年秋，延安鲁艺文工团来到绥德分区，首场演出是在绥德师范学校的操场上。他们演出的大秧歌《兄妹开荒》、《推小车》、《张不漠锄奸》、《夫妻逃难》、《赵富贵自新》等节目，形式新颖活泼、内容生动深刻，很有教育意义。那天，整个操场被前来观看演出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到处人头攒动。鲁艺文工团的演出，轰动了绥德县城。
此后，鲁艺文工团到子洲、米脂、佳县、吴堡各县巡回演出，在近半年的演出时间里，绥师、米中的学生们也自编创作排练了《王老汉与八路军》、《李桂英纺线》、《双喜临门》、《回归》等小秧歌剧配合鲁艺文工团的演出，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鲁艺文工团完成巡回演出后，回到绥德县，专门向绥德地委、专署作了汇报演出。时任地委书记的习仲勋看了演出后，高兴地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革命的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我们绥德分区要成立一个文工团，你们是骨干就不要回学校去了，留下来做建团筹备工作。”习仲勋接着说：“我和张庚（我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戏剧教育家、戏剧史家，参与组织《白毛女》等新歌剧的创作）同志谈了，请延安鲁艺给我们调来几位艺术家，帮助我们培养文工团，为分区50万人民群众服务。”
1944年夏天，绥德分区文工团正式成立，全团60多人。1947年秋，沙家店战役胜利后，习仲勋去前总开完会回来，路过绥德专程看望了文工团的同志们。他指示说：“今年冬天西北野战军不再进行大的战役了，集中在清涧、延川县一带休息整训，你们文工团准备好剧目去前总政治部报到，为部队慰问演出。”
团领导说：“文工团快要解散了，人心不安，情绪波动很大。”
“解散？为什么？”习仲勋问。
团领导说：“分区经费困难，上级说，养一个文工团不如养一个连队，解散了，下到区乡地方工作去……”
习仲勋说：“建设、培养一个文工团多不容易啊！你们这个文工团是我看着组建成长起来的，周副主席指示，要保留你们文工团。分区既然经费困难，就把你们调到西北局，改名为西北文工第二团，由宣传部直接领导。”
1948年，文工团被编为由西北局领导的西北文艺工作二团，并按照习仲勋的指示，紧跟前总转战关中新区。全团紧张地做着慰问准备工作，新排了秦腔戏《穷人泪》，整理了《白毛女》、《血泪仇》和一批新秧歌剧，下到部队慰问演出，为部队诉苦三查进行新式整军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48年春节前夕，西北文工二团结束了慰问演出回到西北局驻地绥德义合镇进行年终总结。一天，演员姜应宗离开团部，去贺家川西北财委领取业务经费。途中，他遇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刘景范，还有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副书记马明方等人，他们是去米脂县杨家沟毛泽东驻地开会的。
习仲勋看到姜应宗后，勒住马缰绳问：“应宗同志你到哪里去呀？”
姜应宗回答：“到西北财委领款，排新戏做服装、道具。”
习仲勋高兴地说：“好啊！回去告诉你们团长，排好剧目准备回延安，占据延安的敌人呆不久啦！你们文工团回去后，要广泛地为延安人民演出，为机关干部演出，还要做延安收复后的工作。”
当天，姜应宗回到文工团，向团长李华生汇报了习仲勋的指示，李华生随即向全体人员进行了传达。
1948年春，冰消雪化，西北文工二团奉命回到了延安。此时，西北人民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刚刚结束，彭德怀指挥部队打出了边区。习仲勋于是指示西北局宣传部：文工二团要奔赴前线，为各纵部队慰问演出，并告诉二团领导要做进驻西安的准备工作。
文工二团回延安后，一方面紧张地创作排练剧目，一方面学习进入大城市军事管制的方针政策以及进入大城市的组织纪律问题。1949年5月上旬，文工二团成员穿上军事管制委员会发的新服装，背上背包向西安进发。
5月25日，文工二团进城，驻地在“中正堂”。之后，进行文艺节目的紧张排练工作，准备为当地群众和部队演出。
7月10日，扶眉战役胜利结束，胜利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关中平原，传遍了古城西安的街头巷尾，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一天下午，习仲勋在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陪同下来看望文工团的演员，他关切地说：“你们住在没有玻璃窗子、几面透风的房子里排练和生活，你们辛苦了。”接着又说：“这次扶眉战役打得很好，歼灭了胡宗南企图反扑西安的主力部队，其残部夺路向四川逃窜，我军正在追歼之中。从此，西安永远回到人民的怀抱之中，你们再也不会听到晚上打黑枪、也不会担惊受怕睡不好觉了，‘长安，长安，长期平安’。今后你们要广泛地为西安人民公演，发挥革命文艺的作用，把伙食搞好些，保证身体健康。”
习仲勋对文工团的慰问和关心，使每个演员心中都无比感动。根据习仲勋的指示，文工团向西安人民举行了更广泛的演出，白天在广场演出新秧歌戏，晚上在剧场轮番演出《白毛女》、《血泪仇》、《穷人恨》、《刘胡兰》、《王贵与李香香》等大型歌剧，场场爆满，盛况空前。
对常香玉的深情关怀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鸭绿江边燃起的战火，激起了全中国人民极大的义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分内之责。1951年春夏之交，全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支持抗美援朝的捐献活动。这个活动，深深地震动了当时在西安领导着香玉剧社的豫剧艺人常香玉。她思前想后，和丈夫陈宪章商议，决定用义演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为抗美援朝做出贡献。 捐献义演自1951年8月5日开始，常香玉和香玉剧社的同志们从西安出发，用半年时间，演遍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6个城市。经过180多个日日夜夜演出，剧团的演员同志们节衣缩食，克服困难，终于提前超额完成捐献一架战斗机的任务。
1952年2月，剧团回到西安，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西北文联专为全体演员举行了庆功大会，并对剧团的义举给予了高度评价。
捐献活动结束后，陈宪章向有关领导部门写了一份报告，回顾总结了捐献义演这段不寻常的历程。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的张稼夫把这份报告转呈当时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习仲勋认真审阅后，在报告上面写了“爱国主义的典范”的批示。
过了几天，习仲勋派人把常香玉和陈宪章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放下手头的工作，亲切地与他俩交谈。习仲勋说：“你和你的剧社，倾注全力，用自己演出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这对志愿军、对全国人民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香玉同志，你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的典范。你们的爱国壮举，在全国乃至国际，都有很大的影响。”
常香玉说：“义演捐献是我应该做的事。我们不能去前线打仗，但是我们会演戏，只能用这种方式尽到我们的责任。因为有党和政府以及广大群众的支持，才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习书记的鼓励。”
习仲勋接过话茬：“我看过你演的《花木兰》、《拷红》，你的唱腔很好，吐字清楚，不用看字幕就能听明白，是真功夫呀！”
接着，习仲勋又仔细询问常香玉的生活情况，了解剧社的现状，并说：“剧团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宣传部和西北文化部帮助解决。”
1952年，习仲勋上调北京，先后任国务院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2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遭康生一伙诬陷迫害，被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两次下放洛阳。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勋才获得彻底平反。在中央分配工作之前，他住在郑州中州宾馆待命，常香玉特地前去看望他。这时的习仲勋，已经60多岁了，但他面色红润、精神抖擞，风采不减当年。
常香玉说：“你在洛阳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受了许多委屈，一定很累吧，身体还好吧？”
习仲勋说：“累算啥，下去锻炼锻炼有好处。我每天早上跑15里，还能工作。”
习仲勋随后询问常香玉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常香玉说：“挨的批斗、受的折磨就不用说了，后期在西华农场住了3年，学到不少本领，知道怎样给苹果树剪枝，知道怎样才能让它挂果，用架子车拉土运粪，用巧劲儿才能一下子倒净。通过劳动锻炼，才真正知道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我还能演戏，每天都在坚持练功。”
习仲勋说：“这很好，练功要坚持，艺术要提高，总的来说，要不断前进，要向前看。”
20世纪80年代初期，习仲勋从广东被调回中央工作。1982年，常香玉和郑州市豫剧团进京演出《花木兰》和陈宪章编写的现代戏《柳河湾》。为了培养青年演员，花木兰这个角色是由3个人分别扮演的，常香玉的学生虎美玲、王希玲演前面几场，后面则由常香玉接着演完。
一天，习仲勋到剧场看戏，他多年没有看常香玉演戏了，当时没有认出来。剧终后他退场时，随行人员告诉他最后扮演花木兰的是常香玉，习仲勋立即转身返回，特地来到后台向常香玉和学生们表示祝贺，并高兴地对所有演员说：“豫剧是河南重要的地方戏，也是中国的五大剧种之一，你们的精彩演出展现了豫剧风采。当前在祖国艺苑百花盛开的大好形势下，看到你们这一代新秀正在茁壮成长，我感到豫剧后继有人了！”一番话使大家深受鼓舞。
此后，常香玉和陈宪章每次去北京开会，都要到习仲勋家去拜望。习仲勋每次都会留他们一起吃饭。1990年，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举行建台40周年大庆，邀请首都几位著名艺术家来郑州参加庆祝演出，其中就有习仲勋的儿媳歌唱家彭丽媛。彭丽媛离京之前，习仲勋特意交代她到郑州后要去看望常香玉。虽然此行彭丽媛的日程安排得很满，但她还是挤出时间，带着礼物来到常香玉的家中，转达了习仲勋的问候。
习仲勋对常香玉的鼓励和关怀，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文艺人才的关怀，对戏剧事业的高度重视。
为了秦腔戏曲的振兴
数十年来，习仲勋不管是在地方工作还是到了中央都十分关注家乡秦腔戏曲的改革和发展。
1958年，陕西省文化局决定成立“陕西省戏曲赴京演出团”，演出团由陕西省戏曲剧院的二团（秦腔团）及眉碗团和易俗社组成，原计划9月在京汇报演出。8月下旬，省文化局派演出团总团副团长杨公愚、毕雨及秘书李哲明等6人先期赴京联系演出工作。行前，当时的省领导对杨公愚指示：“到京后先向习书记汇报演出团的演员阵容和剧目，争取领导的支持。”
到北京的当日黄昏，杨公愚等与习仲勋的秘书张志功取得了联系，请他向习仲勋汇报来京的任务，并请求抽空接见。当时，他们以为习仲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政务繁忙，什么时候接见还很难说。谁知当晚9时许，张志功就打来电话说：“秘书长邀请你们10点钟到他家去，他要接见你们。”
杨公愚、毕雨和李哲明立即驱车前往。当时，习仲勋正在国务院开会，请他们在家等一下。快到凌晨1点了，习仲勋才回来，见面后，他第一句话便说：“你们这个时候来干什么？”
正当大家发愣时，习仲勋说：“中央要在外地开会，领导都不在家，我也要去开会，没有人招呼你们。”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习仲勋说的是剧团这个时候来北京，时间选得不合适。接着，习仲勋向杨公愚、毕雨询问了演出团的组成情况，有哪些剧目，演员阵容怎么样。当他听说这次演出既有新创作的剧目、又有经过整理修改的传统剧目，既有老演员也有中青年演员，特别是解放后培养起来的青年演员能在各个剧目中担任主角后，十分高兴。他说：“一个剧团或一个剧种要争取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必须有两条，一是要有好的剧目，一是要有好的演员。”接着又说：“戏曲工作者已注意到这两点，这是很大的进步。我建议你们演出团推迟来京。” 第二天，杨公愚、毕雨用长途电话向当时的陕西省省长赵伯平作了汇报。后经陕西省委批准，文化局决定陕西省戏曲演出团于11月上旬赴京演出。
11月9日（星期天）上午，习仲勋邀请杨明轩、汪锋、张奚若、张邦英、贺晋年、高登榜、荣高棠等老同志参观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举办的增产节约展览会，参观后即在展览馆（北皇城根）的餐厅进行便餐，剧团的杨公愚、毕雨和李哲明也受邀参加。这时，进京演出团总团团长罗明和副团长史雷及老艺人刘毓中乘火车到京，立即赶赴展览馆参加接见。
习仲勋对大家说：“陕西剧团要来京演出，大家都很关心，但怎么演，怎么做工作？大家议议。”
罗明简要地介绍了演出团的情况。老同志们听了异常兴奋，纷纷发表意见。大家对剧团在京第一场演出，先演什么戏，给谁演，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先演秦腔，秦腔是大剧种；有的主张先演眉户、碗碗腔。
习仲勋非常注意听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他认为第一场应该先向中央文艺界领导作汇报演出。因秦腔有两个团，不论先演哪个团的戏，都有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还是先演碗碗腔的《金碗钗》比较合适。因为碗碗腔原是陕西皮影戏的唱腔，属于小剧种，现在由于陕西戏曲工作者的努力，搬上了舞台，成为大戏，是一项大胆的革新，在音乐上也有很大创造和发展，是值得向文艺界领导汇报的节目。然后再由秦腔两个团分别向首都人民和中央党政军领导作汇报演出。
大家认为他的意见非常好，既在内部做到一碗水端平，对外又有一种新鲜感，表现了一种创新的精神。随后，习仲勋和大家又对如何宣传，如何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看戏、写文章，如何向首都戏曲界观摩学习等等方面交换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这对演出团在京演出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作用。
这次首场演出是在中国文联的礼堂举行的，剧目是碗碗腔《金碗钗》。周扬、钱俊瑞、田汉、夏衍等文艺界领导到场观看。演出得到一致称赞，大家都认为能把皮影小戏搬上舞台，是一项大胆的创新，音乐优美动听，是一个成功的剧目。
12日晚，秦腔《三滴血》在国务院小礼堂演出，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薄一波、罗瑞卿、习仲勋等亲临观剧。演出结束后，领导们登台接见演员，祝贺演出成功，并合影留念。
15日起，演出团分别在各剧场向首都人民公演《游西湖》、《梁秋燕》、《赵氏孤儿》、《火焰驹》、《游龟山》等剧目。每晚都有2至3场演出，丰富了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
24日，习仲勋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场招待会，由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治中出面主持，邀请了数十位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及表演艺术家来与陕西剧团全体同志见面。时任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也应邀参加了盛会。会上，张治中首先致欢迎辞，对京、陕两地戏曲界同志在首都交流戏曲艺术，表示欢迎和支持。随后，钱俊瑞、中国剧协主席田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均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最后，习仲勋讲话，他勉励演出团同志一定要好好地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向首都戏曲界虚心学习，并希望首都文艺界的前辈抽空看看演出团的戏，给予指导和帮助。对其中的不足之处，要批评，也可以写文章批评。招待会上，大家热情畅谈，交流经验，气氛十分融洽。
尔后，欧阳予倩、梅兰芳、田汉、曹禺、马少波等陆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盛赞演出团的剧种、剧目和演员，对进一步扩大秦腔在社会上的影响发挥了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徐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