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广东省有244家外商投资企业撤离。在珠三角，8万家港台企业中，目前有37.3%计划搬离；而在北方，已经有103家韩资企业“无故撤离”山东。外企的新动向引起了中国官方和普通百姓的关注。按理说，资本的本性是逐利，就如同当初外商资本蜂拥而入来到中国主要是利用我国的成本优势来获利那样，当中国市场成本发生变化进而侵蚀到外企的利润时，选择撤离就成为了外资最原始的商业冲动。产品及其生产技术有一定的发展周期，这决定了生产地点的变动。一个产业区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也遵循这个一般秩序，即从年轻到成熟，再到衰老。毫无疑问，目前，我国经济就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换和调整时期。特别是在沿海发达地区，新旧经济增长方式、成本与收益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已经迫在眉睫。显然，产业在国家间的转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这种空间的扩散是不可逆的历史过程。
　　在产业发展模式上，产业的国家间转移有一种理论是“雁型形态变化形”。以棉纺业为例，一开始，日本棉纺业的技术、产品是从英国引进的，日本以廉价劳动力为武器，不断提高出口竞争力，并逐步降低英国棉纺业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1960年前后，日本劳动力由过剩转为不足，劳动力价格开始上升，棉制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日本棉纺业被迫转移到了韩国、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则使得棉纺业再次转移到了中国及东盟国家。
　　这种产业的国家间转移并不是无序的，而是依次从纺织工业到化学工业、钢铁工业再到汽车、电子工业，其中，跨国企业是主角。后起国家从接受产业开始，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替代，这不但是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具体过程。这个转移过程如果用曲线绘成图形，在图表上呈现出来，就是一个倒“V”型，就像一群大雁结成雁群在空中飞翔。产业在国家间的转移，从而产生国际性的产业结构连锁变化，这一变化与各国（地区）比较优势结构的变化是相对应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非熟练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这种成本变化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现在，珠三角的“企业成本上升”，无疑是这一轮国家间产业转移的原始动力。
　　到2000年，珠三角已经高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中心，同时，产业结构高技术化、重型化趋势日益明显。通观珠三角的产业发展历程，我们知道，珠三角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应该警惕，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弹性小、技术含量低，固守这种发展模式，必将使珠三角处于从属地位，甚至落入“比较优势陷阱”。
　　产业在国家和地区间的转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基于这种认识，作为产业转出地区，我们应该积极应对，而不是消极阻挠。目前，珠三角地区土地、资源和环境面临巨大的承载力，珠三角完全可以通过产业转移的契机，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对于许多企业的相继撤离，有人曾将其归咎于《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在《劳动合同法》还在起草的时候，有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就称：“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
　　中国的劳动力不可能永远廉价下去，如果引进外资不能给广大国民带来看得见的福利，那么，引进外资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样企业，就让它撤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