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的公共政策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中国公民开始用行动来重新界定公共政策的理念，公共政策的问题，公共政策的议程和公共政策的执行，并极大地改变了公共财政的格局。对此，《南风窗》的评论是，2011年是公民行动的一年，公民正在依靠行动改变中国。这是可喜的变化。
　　这个格局中最经典的形态是，某个公共事件凸显了一个公共问题，继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微博这个平台，更使得这个过程大大缩短，然后引起了高层领导人的注意，于是形成了一个公共政策。2011年，最经典的是免费午餐运动，以及校车运动。这两个运动，一个是个人提出想法，引起民间努力，并招致广泛关注，然后引起高层关注，进入议程；一个是因为校车车祸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和引起高层注意，进入政策议程。免费午餐相对简单，安全校车相对复杂，但其过程和结果基本类似。
　　这个过程令人振奋，也让人担心。振奋的是，一个公民的想法居然影响中国，成就了一项政策，担心的是，有些公共政策却需要公民乃至孩子的生命和鲜血去推动。同样让人振奋的是，高层把百姓利益放在心上，而同样让人担心的是，如果没有引起高层的关注，这些公民的努力之路将越来越坎坷，公共政策的阳光，总是与他们擦肩而过。比如艾滋病人现在大部分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国家每年花费30多亿的财政支出，但相比之下，被称为“孤独天使”的孤独症患者，他们的家庭以及社会组织都依然在独自抗争中，得不到政府的关心和资助。
　　在这个格局中，我们不是感觉太快了，从而感觉被过度地关心，就是感觉太慢了，似乎永远没有希望。公民的行动，和领导人的期望，一旦对眼，就会迸发灿烂的光芒，但一旦错过，就是漫漫的长路。其背后的制度原因，就是集中的公共政策机制，在这个机制里，只有很少的问题，能够成为集中的公共政策问题，而一旦进入公共政策的议程，就会有集中的资源投入，而一旦被忽视，就不得不自生自灭。这个体制，让我们经常意外地惊喜，也常常给我们漫长的等待。如何让我们缩短等待的时间？如何让我们少一些意外的惊喜和过度的关心？这需要我们更多地关注其背后的制度基础，并努力推动集权的制度向更为多中心的制度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