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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之年。中国经济将延续“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趋势，经济运行总体保持稳健，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都在持续提高。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经济运行仍面临诸多挑战：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不稳定因素显著加大；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部分金融机构重大案件多发，合规风险包括海外合规风险压力较大；部分表内外投资业务通道多、链条长、杠杆底数不清，金融风险交叉感染隐患增多。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地把金融工作做好。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已经融入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此次会议释放出哪些信号？如何应对当前经济市场的挑战？这艘经济大船又将怎样带领我们驶向远方？
居安思危谋发展
所谓金融安全，是指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风险的能力，以确保其金融主权不受侵犯，金融体制不遭破坏，金融财富不会大量流失，金融体系正常运行。近年来的一系列金融危机表明，现代金融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其中交织着复杂的政治、外交乃至军事等问题，甚至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巧取豪夺世界财富的途径。
“我们是金融大国，但并不是金融强国，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国外汇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向《经济》记者直言不讳地表示，金融监管从来都不是新概念，我国的金融监管一直是“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的，只是金融大时代来临，一部分人为了利益忘记了规矩和法制。“就像去年大家对人民币被认定为可自由使用货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讨论火热，但特别提款权功能和职能是有限的，在资金数量上我们也并不具备优势。”谭雅玲强调，当前我们在面对经济发展改革的诸多成果时，应保持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的态度。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GDP总量达74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24.32%稳居首位；中国占14.84%，保持着第二经济体地位。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截至2016年12月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季度数据。该数据扩展了货币范围，首次单独列出了人民币的持有情况，美元占据63.96%，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仅占1.07%。业内人士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国际性问题，我国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从数据看，排除部分国家将外汇储备构成当成国家战略的可能，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作用还有一定差距，这与中国实际经济地位并不相适应。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风险万不可掉以轻心对待。从国内看，推进“三去一降一补”难度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民间投资信心有待恢复等，都会对金融安全产生影响；从国际看，外部的冲击、全球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体系影响越来越大。徐洪才强调：“目前经济全球化遭遇暂时的逆流时期，保护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势力抬头，但是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会改变。”因此，去年G20杭州峰会，我国履行和承担大国的责任与义务，与其他成员国一道高举经济全球化大旗，落实推动联合国提出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是世界经济加强政策沟通、增加经贸合作最重要的平台之一，金融防御体系逐渐从过去应对经济危机短期机制转向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徐洪才表示，当前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政策外溢性要求我们保持清醒头脑，不仅要筑牢金融安全的城墙，还需主动释放金融风险点，化解潜在金融风险，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通过完善金融监管，推动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增加银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与时俱进做监管
金融安全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就维护金融安全提出6项任务时提到“党管金融”的具体要求：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制度化建设，完善定期研究金融发展战略、分析金融形势、决定金融方针政策的工作机制，提高金融决策科学化水平。我们必须认清，金融机构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为人民服务的，党对金融的监管应是金融体系的主基调。未来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将形成“全国一盘棋”的特色金融风险防控格局。
由于我国金融行为监管研究和实践开始较晚，理论研究较少，实践上还处在摸索阶段，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因此，国家将金融安全上升到国家战略安全的地位正当其时。
在外汇管理系统工作近30年的外汇黄金管理专家、现任《经济》杂志社中国金融创新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召集人穆志谦表示，金融市场上任何一处潜在风险都不容忽视，市场经济模式与生俱来周期性规律的外化表现就注定风险不会被消灭，金融风险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伴生现象，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享受长期快速经济增长与获利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金融风险。“我们总讲牵一发而动全身，金融作为经济的最高智慧表现，各种社会矛盾和失衡都会传导并聚焦在金融领域。”
当前，系统性风险整体可控，但风险整体在积累过程中。金融监管同样要重视一个“早”字，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落一叶而知秋将至，先发治事，使风险收敛可控。
穆志谦告诉《经济》记者，金融风险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导致金融市场容易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在监管方面不容忽视。金融风险产生的土壤和传导机制包括以下方面：第一，金融风险作为综合概念，既包括主体又覆盖行业，既源于市場又兴盛新业态；第二，市场信用体系脆弱，尤其是诚信度缺失，是金融危机易发土壤；第三，金融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和国民普遍金融意识不足，加之金融监管效力不够，是金融风险多发的金融生态环境；第四，金融风险既可以由外部经济体溢出传导，也可能由银行、跨国公司、保险等市场主体中金融链条的某个环节断裂引起。 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在各类金融创新衍生产品中，互联网金融表现可谓“风生水起”。在互联网金融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监管不足、信用缺失等种种风险。南方金融创新研究院副秘书长徐北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监管应使用辩证思维看待，“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现滞后性是客观存在的，做到超前引领难度很大，我们要小心呵护已有的发展成果，如果监管过严互联网金融产品则会出现抑制金融创新活力的情况。”徐北分析，互联网金融具有独特跨区域性和复制性，导致相关监管单位对互联网渗入程度和金融属性两者结合的把握不是很准确。
谭雅玲表示，互联网金融要分清主次关系，重心在金融，互联网只是一种高科技的网络化手段。互联网金融聚集了财富、资本、资产，最重要的是拥有客户信用体系。“我们的金融配套设施还没有发展充分，很多概念先行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产生，加大监管难度。”谭雅玲强调，针对互联网金融产品存在的诈骗、欺骗违约的现象，实行智能化金融监管，运用金融科技，一定程度上可减少人文干预和利益输送。
穆志谦补充道，金融管理包括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二者缺一不可。在管理过程中需注意两方面：一是如何做大分母，用来稀释风险；二是如何做小分子，用来严控风险。穆志谦表示，“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制度上拥有政府强大的动员力和资源的整合力，各金融监管相关部门联动形成合力改革，加强协调和沟通可以快速见效”。除了对监管体制方面的建议外，接受《经济》记者采访的专家均表示金融管理靠综合监管不能满足当下，提高机构人员整体素质，对金融市场提供专业化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从业人员严监管风暴来临，我国金融分业管理体制应及时调整，跟紧金融改革创新的步伐。
随着大数据金融大力发展，科学、诚信的管理方式是未来金融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打造诚信、高效与多元化创新的金融领域生态圈，形成绿色、健康与人性化服务的金融信息生态网，是保障金融安全的有效手段。
求同存异显创新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金融安全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在开放互通的环境下，金融安全的创新手段同外部环境的不适应会对金融系统的存在产生不利影响，“盾牌”是否牢不牢固还需要市场的考验。
过去几年，跨市场金融活动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透露，由于跨市场牌照获取难度相对较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往往难以介入，因此，利用业务、产品创新来实现跨市场交易已成更为主流的模式，这也是我国金融市场值得关注的一个特征。不同机构的交叉、融合涌现各种金融产品，在监管方面宜通不宜堵。曾刚建议，优化现有的监管架构，守住不爆发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打破刚性兑付，加强监管协调，阻止风险扩散。
谭雅玲则认为，我国目前的金融创新名词新颖但作用有限，市场上的金融创新产品大多是借鉴了西方金融理论，虽然没有照抄照搬，但本质上还是西方金融创新思想。例如很多城市商业银行学习西方的运行模式，做跨省跨地域的业务，却忽视了我国本土商业银行与西方在经济实力方面存在差距的客观事实。“我们要强调的应该是结合自身情况提高本地区资金的合作率，顶层设计固然重要，但对基层创新和探索不可或缺。”谭雅玲表示，建立中国特色金融要学会金融合作带动创新，不能一味鼓励创新刺激发展，学习借鉴外国有益经验，必须立足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我国金融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同时避免金融机构的同质化。
徐洪才表示，由于我国经济体量大，经济自身结构调整很难，目前“走出去”的企业越来越多，步子也越迈越大。在国家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下，金融创新对金融系统改革的纵向化较为明显。在这一过程中，汇率成为企业绕不开的话题。国际大环境下，美元贬值对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经济效益影响很大。若能够直接使用人民币交易可以大大降低汇率风险，同时我国能够承担起经济大国的国际责任，分散国际储备货币过多集中于美元的风险。
“我们在对外经贸合作中发现防御过程中主动化解风险也很重要。”因此，徐洪才建议，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入手降低外溢风险。首先，做大做强熊猫债券这块“蛋糕”。熊猫债券是境外机构在我国境内发行的一种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由于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有温和的贬值倾向，美元又处在加息周期，未来中美之间的息差水平会收窄，现在也许是发行熊猫债券的有利时机。其次，鼓励境外机构在上海交易所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即国际板市场。上海作为在岸国际金融中心，与香港离岸金融中心遥相呼应，加快上海国际板市场开拓，用以建立一个强大的、开放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最后，推动人民币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发挥作用，主要是石油期货和铁矿石期货，让境外市场参与这两种期货的人民币交易。下一步路在何方？徐洪才表示：“到2030年我国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减弱，我国的经济增长就会显示出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創新红利的动力。”采用前瞻性思维，服务于经济全球化，在国家战略支持下，“一带一路”建设上金融体系在改革创新方面拥有巨大潜力。
金融创新究竟是找到“阿里巴巴的宝藏”，还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穆志谦认为，金融的创新是在经济运行相对平稳、国际收支相对平衡的环境进行，创新不是投机的代名词。“对于金融技术开发要把握节奏、力度、顺序，尤其是时间窗口和时点。”穆志谦强调，金融业的特质是不可逆性，金融开放力度要考虑到金融业的承受能力及金融从业者的承压能力，由易到难，先开放投资后开放融资，有利于其他领域可进可退和可松可紧。
金融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风险或被鲜花美景掩盖，机会也许在危机中迸发。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逐渐远去，全球经济走向复苏，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酝酿，金融安全与创新成为各国的经济增长需要。我国用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追赶西方经济步伐，而西方金融体系建立在悠久的商业文化之上，其金融理念是否一定适应中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心一意干实体
实体经济既是经济社会繁荣的根基，也是金融发展的根基。金融是在实体经济基础上带来经济的活力和增加经济潜力的手段和途径，其收益归根结底来源于实体经济的产出。当前我国进入经济增长新常态时期，为何出现金融之水难以浇灌实体经济的问题？ 谭雅玲指出，中国经济经历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时期，“躺着赚钱”似乎成为投机者和资产操纵者习惯的方式，大量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信贷资金、民间融资被放到金融体制“内循环”，实体经济的低迷和资产领域的投机热潮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谭雅玲指出：“实体经济想要更好地发展，從金融系统考虑，我国的监管体制与现有实体经济的现状是否适应？金融的监管和行为是否相匹配？”以前段时间我国没有被扣上“货币操纵国”的帽子为例，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家经济综合实力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实业兴邦，实干兴国，我们必须承认，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着弱点和不足，影响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谭雅玲强调，如今经济效益提升了，人人都是投资家，国家应加强相关引导，实体经济发展应避免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金融改革老路，围绕实体经济的创新概念不能违背经济规律和经济顺序。
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经济，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我国虽被誉为“世界工厂”，但是近年来优势逐渐在减小，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不断下降，出现了十分明显的产业转移。低端制造业的劳动力供给量减少，工人成本加大。如今实体经济涵盖范围更加广泛，关于物质、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统称为实体经济。在采访过程中，徐洪才对激活实体经济提出了“解药在国企改革”的设想，徐洪才表示，实体经济诸多问题看似在不同领域出现，表面上互无联系，事实上，国有企业产能过剩一直是“老大难”问题。推动国资合理布局或许能成为一箭双雕的办法，假设国有资本主动从商业竞争领域撤退转向公共服务类领域，既能补齐短板，改善民生，又能让出大部分市场空间给民营企业，打破实体经济投资不断下滑的局面，何乐而不为？
穆志谦认为，市场吹起的泡沫，最终还要靠市场消化破解，这是“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深刻含义。实体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靠宏观调控这只“有形的手”熨不平经济固有结构的失衡和波动，在有效的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本流向会偏于理智，产能过剩是相对的、暂时的，潜在金融风险可以得到有序释放和逐渐化解。
金融业的发展历史，就是不断改进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过程。强调金融安全，是为了给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金融环境，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因此，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业发展的本质要求。离开实体经济，金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想要金融大树茁壮成长，实体经济这条“枝干”需要足够强壮。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地把金融工作做好。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已经融入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此次会议释放出哪些信号？如何应对当前经济市场的挑战？这艘经济大船又将怎样带领我们驶向远方？
居安思危谋发展
所谓金融安全，是指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风险的能力，以确保其金融主权不受侵犯，金融体制不遭破坏，金融财富不会大量流失，金融体系正常运行。近年来的一系列金融危机表明，现代金融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其中交织着复杂的政治、外交乃至军事等问题，甚至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巧取豪夺世界财富的途径。
“我们是金融大国，但并不是金融强国，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国外汇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向《经济》记者直言不讳地表示，金融监管从来都不是新概念，我国的金融监管一直是“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的，只是金融大时代来临，一部分人为了利益忘记了规矩和法制。“就像去年大家对人民币被认定为可自由使用货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讨论火热，但特别提款权功能和职能是有限的，在资金数量上我们也并不具备优势。”谭雅玲强调，当前我们在面对经济发展改革的诸多成果时，应保持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的态度。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GDP总量达74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24.32%稳居首位；中国占14.84%，保持着第二经济体地位。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截至2016年12月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季度数据。该数据扩展了货币范围，首次单独列出了人民币的持有情况，美元占据63.96%，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仅占1.07%。业内人士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国际性问题，我国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从数据看，排除部分国家将外汇储备构成当成国家战略的可能，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作用还有一定差距，这与中国实际经济地位并不相适应。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风险万不可掉以轻心对待。从国内看，推进“三去一降一补”难度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民间投资信心有待恢复等，都会对金融安全产生影响；从国际看，外部的冲击、全球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体系影响越来越大。徐洪才强调：“目前经济全球化遭遇暂时的逆流时期，保护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势力抬头，但是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会改变。”因此，去年G20杭州峰会，我国履行和承担大国的责任与义务，与其他成员国一道高举经济全球化大旗，落实推动联合国提出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是世界经济加强政策沟通、增加经贸合作最重要的平台之一，金融防御体系逐渐从过去应对经济危机短期机制转向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徐洪才表示，当前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政策外溢性要求我们保持清醒头脑，不仅要筑牢金融安全的城墙，还需主动释放金融风险点，化解潜在金融风险，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通过完善金融监管，推动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增加银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与时俱进做监管
金融安全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就维护金融安全提出6项任务时提到“党管金融”的具体要求：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制度化建设，完善定期研究金融发展战略、分析金融形势、决定金融方针政策的工作机制，提高金融决策科学化水平。我们必须认清，金融机构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为人民服务的，党对金融的监管应是金融体系的主基调。未来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将形成“全国一盘棋”的特色金融风险防控格局。
由于我国金融行为监管研究和实践开始较晚，理论研究较少，实践上还处在摸索阶段，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因此，国家将金融安全上升到国家战略安全的地位正当其时。
在外汇管理系统工作近30年的外汇黄金管理专家、现任《经济》杂志社中国金融创新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召集人穆志谦表示，金融市场上任何一处潜在风险都不容忽视，市场经济模式与生俱来周期性规律的外化表现就注定风险不会被消灭，金融风险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伴生现象，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享受长期快速经济增长与获利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金融风险。“我们总讲牵一发而动全身，金融作为经济的最高智慧表现，各种社会矛盾和失衡都会传导并聚焦在金融领域。”
当前，系统性风险整体可控，但风险整体在积累过程中。金融监管同样要重视一个“早”字，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落一叶而知秋将至，先发治事，使风险收敛可控。
穆志谦告诉《经济》记者，金融风险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导致金融市场容易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在监管方面不容忽视。金融风险产生的土壤和传导机制包括以下方面：第一，金融风险作为综合概念，既包括主体又覆盖行业，既源于市場又兴盛新业态；第二，市场信用体系脆弱，尤其是诚信度缺失，是金融危机易发土壤；第三，金融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和国民普遍金融意识不足，加之金融监管效力不够，是金融风险多发的金融生态环境；第四，金融风险既可以由外部经济体溢出传导，也可能由银行、跨国公司、保险等市场主体中金融链条的某个环节断裂引起。 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在各类金融创新衍生产品中，互联网金融表现可谓“风生水起”。在互联网金融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监管不足、信用缺失等种种风险。南方金融创新研究院副秘书长徐北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监管应使用辩证思维看待，“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现滞后性是客观存在的，做到超前引领难度很大，我们要小心呵护已有的发展成果，如果监管过严互联网金融产品则会出现抑制金融创新活力的情况。”徐北分析，互联网金融具有独特跨区域性和复制性，导致相关监管单位对互联网渗入程度和金融属性两者结合的把握不是很准确。
谭雅玲表示，互联网金融要分清主次关系，重心在金融，互联网只是一种高科技的网络化手段。互联网金融聚集了财富、资本、资产，最重要的是拥有客户信用体系。“我们的金融配套设施还没有发展充分，很多概念先行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产生，加大监管难度。”谭雅玲强调，针对互联网金融产品存在的诈骗、欺骗违约的现象，实行智能化金融监管，运用金融科技，一定程度上可减少人文干预和利益输送。
穆志谦补充道，金融管理包括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二者缺一不可。在管理过程中需注意两方面：一是如何做大分母，用来稀释风险；二是如何做小分子，用来严控风险。穆志谦表示，“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制度上拥有政府强大的动员力和资源的整合力，各金融监管相关部门联动形成合力改革，加强协调和沟通可以快速见效”。除了对监管体制方面的建议外，接受《经济》记者采访的专家均表示金融管理靠综合监管不能满足当下，提高机构人员整体素质，对金融市场提供专业化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从业人员严监管风暴来临，我国金融分业管理体制应及时调整，跟紧金融改革创新的步伐。
随着大数据金融大力发展，科学、诚信的管理方式是未来金融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打造诚信、高效与多元化创新的金融领域生态圈，形成绿色、健康与人性化服务的金融信息生态网，是保障金融安全的有效手段。
求同存异显创新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金融安全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在开放互通的环境下，金融安全的创新手段同外部环境的不适应会对金融系统的存在产生不利影响，“盾牌”是否牢不牢固还需要市场的考验。
过去几年，跨市场金融活动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透露，由于跨市场牌照获取难度相对较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往往难以介入，因此，利用业务、产品创新来实现跨市场交易已成更为主流的模式，这也是我国金融市场值得关注的一个特征。不同机构的交叉、融合涌现各种金融产品，在监管方面宜通不宜堵。曾刚建议，优化现有的监管架构，守住不爆发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打破刚性兑付，加强监管协调，阻止风险扩散。
谭雅玲则认为，我国目前的金融创新名词新颖但作用有限，市场上的金融创新产品大多是借鉴了西方金融理论，虽然没有照抄照搬，但本质上还是西方金融创新思想。例如很多城市商业银行学习西方的运行模式，做跨省跨地域的业务，却忽视了我国本土商业银行与西方在经济实力方面存在差距的客观事实。“我们要强调的应该是结合自身情况提高本地区资金的合作率，顶层设计固然重要，但对基层创新和探索不可或缺。”谭雅玲表示，建立中国特色金融要学会金融合作带动创新，不能一味鼓励创新刺激发展，学习借鉴外国有益经验，必须立足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我国金融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同时避免金融机构的同质化。
徐洪才表示，由于我国经济体量大，经济自身结构调整很难，目前“走出去”的企业越来越多，步子也越迈越大。在国家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下，金融创新对金融系统改革的纵向化较为明显。在这一过程中，汇率成为企业绕不开的话题。国际大环境下，美元贬值对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经济效益影响很大。若能够直接使用人民币交易可以大大降低汇率风险，同时我国能够承担起经济大国的国际责任，分散国际储备货币过多集中于美元的风险。
“我们在对外经贸合作中发现防御过程中主动化解风险也很重要。”因此，徐洪才建议，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入手降低外溢风险。首先，做大做强熊猫债券这块“蛋糕”。熊猫债券是境外机构在我国境内发行的一种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由于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有温和的贬值倾向，美元又处在加息周期，未来中美之间的息差水平会收窄，现在也许是发行熊猫债券的有利时机。其次，鼓励境外机构在上海交易所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即国际板市场。上海作为在岸国际金融中心，与香港离岸金融中心遥相呼应，加快上海国际板市场开拓，用以建立一个强大的、开放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最后，推动人民币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发挥作用，主要是石油期货和铁矿石期货，让境外市场参与这两种期货的人民币交易。下一步路在何方？徐洪才表示：“到2030年我国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减弱，我国的经济增长就会显示出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創新红利的动力。”采用前瞻性思维，服务于经济全球化，在国家战略支持下，“一带一路”建设上金融体系在改革创新方面拥有巨大潜力。
金融创新究竟是找到“阿里巴巴的宝藏”，还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穆志谦认为，金融的创新是在经济运行相对平稳、国际收支相对平衡的环境进行，创新不是投机的代名词。“对于金融技术开发要把握节奏、力度、顺序，尤其是时间窗口和时点。”穆志谦强调，金融业的特质是不可逆性，金融开放力度要考虑到金融业的承受能力及金融从业者的承压能力，由易到难，先开放投资后开放融资，有利于其他领域可进可退和可松可紧。
金融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风险或被鲜花美景掩盖，机会也许在危机中迸发。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逐渐远去，全球经济走向复苏，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酝酿，金融安全与创新成为各国的经济增长需要。我国用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追赶西方经济步伐，而西方金融体系建立在悠久的商业文化之上，其金融理念是否一定适应中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心一意干实体
实体经济既是经济社会繁荣的根基，也是金融发展的根基。金融是在实体经济基础上带来经济的活力和增加经济潜力的手段和途径，其收益归根结底来源于实体经济的产出。当前我国进入经济增长新常态时期，为何出现金融之水难以浇灌实体经济的问题？ 谭雅玲指出，中国经济经历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时期，“躺着赚钱”似乎成为投机者和资产操纵者习惯的方式，大量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信贷资金、民间融资被放到金融体制“内循环”，实体经济的低迷和资产领域的投机热潮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谭雅玲指出：“实体经济想要更好地发展，從金融系统考虑，我国的监管体制与现有实体经济的现状是否适应？金融的监管和行为是否相匹配？”以前段时间我国没有被扣上“货币操纵国”的帽子为例，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家经济综合实力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实业兴邦，实干兴国，我们必须承认，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着弱点和不足，影响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谭雅玲强调，如今经济效益提升了，人人都是投资家，国家应加强相关引导，实体经济发展应避免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金融改革老路，围绕实体经济的创新概念不能违背经济规律和经济顺序。
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经济，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我国虽被誉为“世界工厂”，但是近年来优势逐渐在减小，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不断下降，出现了十分明显的产业转移。低端制造业的劳动力供给量减少，工人成本加大。如今实体经济涵盖范围更加广泛，关于物质、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统称为实体经济。在采访过程中，徐洪才对激活实体经济提出了“解药在国企改革”的设想，徐洪才表示，实体经济诸多问题看似在不同领域出现，表面上互无联系，事实上，国有企业产能过剩一直是“老大难”问题。推动国资合理布局或许能成为一箭双雕的办法，假设国有资本主动从商业竞争领域撤退转向公共服务类领域，既能补齐短板，改善民生，又能让出大部分市场空间给民营企业，打破实体经济投资不断下滑的局面，何乐而不为？
穆志谦认为，市场吹起的泡沫，最终还要靠市场消化破解，这是“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深刻含义。实体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靠宏观调控这只“有形的手”熨不平经济固有结构的失衡和波动，在有效的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本流向会偏于理智，产能过剩是相对的、暂时的，潜在金融风险可以得到有序释放和逐渐化解。
金融业的发展历史，就是不断改进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过程。强调金融安全，是为了给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金融环境，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因此，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业发展的本质要求。离开实体经济，金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想要金融大树茁壮成长，实体经济这条“枝干”需要足够强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