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孺童先生虽然刚逾不惑之年，但是他著述颇丰，用“著作等身”来形容毫不为过。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国民阅读经典》系列丛书中，王孺童一人就有《百喻经译注》《金刚经·心经释义》《坛经释义》《道德经讲义》四部著作。不久前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王孺童集》，更是多达18卷，750万字，涉及佛学、散记、艺评、诗词、音乐、诸子、史籍等诸多领域，很多没有见过面的读者还以为他是个白发须眉的长者。
　　除了学者的身份之外，王孺童也是一位藏书家。从读书，写书，用书，再到藏书，王孺童对于古籍善本的研究、热爱也日益深厚。

为“用”而“藏”

　　聊起与古书结缘的原因，开始是为“用书”而“藏书”。出生于书香世家的王孺童，从年轻时起就开始了对传统文化典籍的精读与参悟。22岁时，他便应中华书局邀请，对一部佛教典籍《比丘尼传》进行整理，他一共参校了10多个版本的《大藏经》中所收录的《比丘尼传》，对其中提及的每个人物、寺院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将其他典籍里的相关记载汇集到一起，历时7年完成《比丘尼传校注》。这本书的出版，填补了中国佛教史中出家女性研究领域的空白，王孺童也因此创下了中华书局最年轻的作者纪录。

　　在著书的过程中，少不了对各类文献的考据，这就需要经常翻阅古代典籍。频繁地去图书馆借书或是查阅、复印毕竟不太方便，也太花时间，故而使得“凡是要用到的书，自己就都要有”成为王孺童的习惯。因为要用的书往往都是“大部头”，这也成为了王孺童最奢侈的一个习惯。
　　仅《比丘尼传校注》这一本书，他所列的参考书目近一百多种，都是他书斋里所藏之书。光《大藏经》，他就拥有《房山石经》《高丽藏》《碛砂藏》《洪武南藏》《永乐北藏》《乾隆藏》《频伽藏》《普慧藏》《大正藏》《卍续藏》等十部，满满地陈列了一大间书房。《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集，如同《四库全书》一样，完整的一套就有上百册书，更何况是十套，花费自然不菲。王孺童说，这也是圆了自己幼时的心愿。“初中时，我在北京广济寺里第一次看到一套日本出版的《大正大藏经》，当时就想自己这辈子要能拥有一套《大藏经》那该多好呀。现在，不同版本《大藏经》的藏书量，恐怕除了公家的图书馆，就个人来讲，我算是最多的了。”

藏书有“三变”

　　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已经整理出版的古籍出版物和古籍影印本还是有限，为了看到一些还未公开出版的古代书籍，王孺童便开始购买真正的善本古籍。
　　谈起藏书的心得，王孺童说，任何事都有从入门到精通，逐渐深入的过程。“王守仁的治学有‘三变’，黄宗羲的人生有‘三变’，而我的收藏之路也經历了‘三变’。”王孺童娓娓道来。
　　最初，王孺童刚刚对古籍收藏有了初步的认识，这个时期大多是收藏清代的古籍，以清“康雍乾”三代的“精刻本”为主，尤其是“集部”的各种诗文集，其中又以“写刻本”为佳。所谓“写刻本”，就是用软体字，比如楷体誊写上版而刊刻的书。这种书看起来比一般的宋体字，让人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故而更为近现代藏家的青睐。当然，这里有一个误区需要澄清，其实就算是宋体字的刻书，也是需要人工手写上版的，只不过后来约定俗成将软体字刻书称为“写刻”。他所收藏的书，要求是初刻初印，因为古籍是刻在木板上的，书版在刷印了多次之后，就会出现损耗，字迹也就开始模糊，而初刻初印的书，字迹清晰，纤毫毕现，更具收藏价值。在已经藏有像《笠泽丛书》《渔洋山人精华录》《六朝文絜》《金石苑》《蔡中郎集》“秦刻三子”等诸多清代名品后，王孺童开始对其藏书方向进行了第一次调整。

　　所谓“第一变”，就是藏书的重心从清代刻本逐渐转向明代刻本，其中尤以收集“闵凌刻”的套印本为主。所谓“套印本”，就是一部书里除了白纸黑字外，还有红、绿、蓝、黄等多种颜色。多色套版印刷的产生是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的一大飞跃，堪与活字印刷相比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首推明代吴兴闵齐汲、凌蒙初两家，其刻本以朱墨二色、或三色、或四色，甚至五色套版印刷，版面疏朗，白纸精印，光彩灿烂，深为学林所推重，故为后世合称为“闵凌刻”。由于套印费工、费时，所以制作成本远远高于一般墨印的书，在当时也属于印量很少的高档书。关于闵凌二家当年究竟刻印了多少种书，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字，但从现存书目推算应该不下二百种。经过数年的收集，王孺童已经拥有了《唐诗艳逸品》《三经评注》《王摩诘集》《会稽三赋》《韦苏州集》等三十多种“闵凌刻”精品。然而就在此时，他又开始对其藏书方向进行第二次调整。

　　所谓“第二变”，就是藏书的重心从明代闵凌套印本逐渐转向清宫内府刻本。所谓“清宫内府刻书”，指清朝皇室敕修督印的各种书籍。由于这些书籍专供皇帝及皇室成员使用，故从内容到材料都不惜工本，通俗点讲就是用当时最好的纸张、颜料和印刷工艺制作的精品图书。王孺童对自己收藏的清宫内府刻书的品质要求很高，必须要达到“全品”的程度才会出手购买。像他收藏的清顺治《御注道德经》、清康熙朱墨套印《御选唐诗》、清光绪《真西山心经政经》等书，全都原装原函，纸白如玉，几乎都是书印制完成后即刻封存，没有被人翻阅过，崭新程度犹如现代出版物一般。本应沉浸于古籍精美纸墨之中的王孺童，作出了其收藏之路最为重大的第三次调整。
　　所谓“第三变”，就是从古籍收藏转向了对碑帖的收藏。之所以称“最为重大”，就是因为这次调整其实是改变了收藏的品类。碑帖具有极高历史文献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历来被中国文人视为最具高端意味的收藏对象。由于同一块碑会有不同时期的拓本，时间跨度可能历经几百年，可各个时期的拓本基本字形又都差不多，所以鉴别拓本的早晚难度很大，即便是行家也难免会走眼，故碑帖又称为“黑老虎”。所谓“黑”，指拓本都是用墨捶拓而成的。所谓“老虎”，指一旦将时代较晚的拓本当成较早的拓本购买，那经济损失可能是上万元，甚至是几十万元，犹如被老虎咬了一样。能够收藏碑帖的，可以说都是“高段位”的藏家了。
　　碑帖收藏相较于古籍收藏，除了要求藏家具备更高的文化修养和鉴别水平外，经济实力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购买一本好的碑帖，可能要花费十套甚至是百套古籍的价钱。像民国时期，像北京的朱翼盦、上海的龚心钊，他们为了购买一本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均不惜花费五六千大洋。而当时北京一套四合院、上海一座带天井的洋楼，也不过才几百大洋。为了购买自己心仪的碑帖，王孺童也不得已将自己收藏的古籍忍痛割爱，曾经就用三部清宫内府刻书换了一本《玉版十三行帖》（王献之书《洛神赋》）。他笑称，现在自己的藏书是越来越少，原来至少五个大柜子的古籍，现在连半柜子都不到了。俗话说有得就有失，虽然藏书骤减，但碑帖的数量却与日俱增。经过近十年的精心收集，王孺童现藏有明拓《张猛龙碑》、明拓《石门颂》、原石初拓《张通妻陶贵墓志》、原石初拓《元公》及《姬夫人墓志》、水后初拓《瘗鹤铭》、明拓《王居士砖塔铭》、明拓《契苾明碑》等诸多善本碑帖。

所藏终要普及大众

　　在经历了“三变”之后，王孺童虽然是以善本碑帖作为现在的收藏重点，但不是说古籍就一点不关注了。只要有好的善本古籍，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收入囊中。前两年，他就曾以重金购得一套明寒山赵氏小宛堂所刻《玉台新咏》，由于书当时在上海，实在不放心邮寄，故而冒着高烧亲自坐火车去取。如此爱书，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了。
　　但热爱归热爱，王孺童并没有将这些珍贵的善本古籍碑帖据为己有的执着。他说，最初买书是为了研究，现在仍然是如此。目前，他正在遴选收藏中的精品，并陆续撰写相应的研究文章，以待将来结集出版，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无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