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米寿之年，重回上海
于光远先生其实并不姓于，他的本名是郁锺正，一九一五年生于上海。
郁家在晚清，为上海城的大家族。
二○○二年是于光远的米寿之年。这一年的清明前夕，我与吉林卫视《回家》剧组几位新朋友见面，从此开始长达十五年的“回家”拍摄之旅。年底，我约请于光远重回上海，拍摄他的故乡往事。十年前于光远就开始坐上轮椅，此次他坐在轮椅上，重回故乡，走进儿时住过的顾家弄。
面对镜头，于光远说：“今天，我坐着轮椅走天下，但是上海是我总也走不出去的一个城市。因为那里曾经有我的家，我的少年时光。”从他那里，知道了郁家由盛及衰的故事。
跟随他，我们一同走进他儿时居住的顾家弄。时过境迁，顾家弄早已不是当年模样，弄堂的名称也改为“俞家弄”。
我在顾家弄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在顾家弄出生的。我满月的时候都还在顾家弄，之后，父母就商量着要到北京了。这是我在顾家弄的第一段时光，我无法回忆起更多的东西，脑海里几乎没有任何的印象。在我四岁的时候又再一次地回到了顾家弄，这是第二段时光，我在这里度过了小学时期。那个时候因为人小，所以会觉得四周的空间很大，对于周遭的事物，也都抱了很大的兴趣。那个时候我就爱看街上的人们是怎么样做豆腐的，每天在上学和放学之间去看。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就离开上海到北京了。几次反复来回，我还回到上海上高中，后来考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之后就不怎么回来了。
顾家弄给我的印象是很模糊的。尽管我出生在那里，但是最初的时候我并不喜欢那个地方。与北京的开阔相比，这里显得很狭窄。这里是一个黑屋子，我不喜欢。后来就觉得习惯了，学习上海话，在这里生活，和孩子们一起上学，还学打牌。
可以说我的一生有一半是在上海，而另外的一半是在北京。我接触的是两个城市的迥然不同的文化，并且受到它们很深的影响。但是这两个城市给我的感觉是不能放在一起相比的，它们是两个环境。
不仅是顾家弄，整个上海给人的感觉都是一种狭窄，让人有一种狭缝感，上海受资本主义的影响比较大，整个城市显出的是一种现代感。而北京则是一种开阔的景象，毕竟是有着千年历史沉淀的城市，透露出的是古都的另一种风韵。
郁家家谱，于光远一直带在身边。他说，十多年中，从来没有过想读它的愿望。它只是一本书而已。但是，忽然有一天，他翻开家谱，发现自己的名字，发现关于郁家的故事，我才知道我的命运和家族和这个城市，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
在老上海的史料中，曾经记载过郁家十一代两百年辉煌与败落的历史。靠沙船业起家的郁家，当年的辉煌家业，曾在那个时代几乎垄断了半个上海滩。
推着轮椅，走到一段上海古城墙旁边，于光远说，这段城墙，在小刀会起义失败之后，曾经是郁家捐钱二十万两银子制作墙砖，予以修缮。其原因，在于郁家不得不“左右逢源”。于光远这样回忆父亲讲述过的郁家故事：
一八五三年上海小刀会的突然起义，使得从不过问国事的郁家被迫夹杂在清政府与小刀会之间。
上海小刀会盛行的时候，要求每个人为他们的小刀会会员发薪水。当时郁家一方面和小刀会合作，每个月按时发几两银子的薪水给他们，但是另一方面，也偷偷帮助清政府。郁家做的是一个两面派的角色。小刀会的突然起义，攻破了城墙。所以后来清政府就要治郁家的罪，罚他们花了二十万两银子来修补这座已经数百年历史的城墙。
从此，郁家开始衰败。
回到上海，正好赶上于光远的母校大同中学的九十周年校庆。
大同中学的学生可谓人才辈出。参观大同中学校史馆里，于光远一下子看到了查全性的名字。他说，正是查全性在“文革”结束后，于一九七七年第一个提出要恢复高考，从而改变许多年轻人的命运。受益者中，当然包括我本人。
大同中学校友中，还有丁石孙、钱其琛、钱正英……
重返校园礼堂，于光远以校友身份发言，感慨无限：
七十年前，我那时候十七岁，是大同中学的在校学生，参加了二十周年的纪念庆祝活动。现在七十年后，我坐着轮椅回到我们的学校，真是感慨万千。
大同中学，大同是什么字呢，当时我们的校名用的是外文，用的是世界语的校名。我们是有理想的，世界大同，我们中国要前进，世界要前进，我们社会要前进。前进就要思考，就要想问题，要创造，自由是创造的前提，创造万岁。
说得真好。
“自由是创造的前提。”渴望自由者，永远与童心同在。
随心所欲的笔下挥洒
于光远是经济学家，但我真正开始对他产生兴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读他发表在《随笔》上的一组短章。
于光远的短章，虽然不是以文字优美精致取胜，但活泼、简洁，闪烁着思想的火花，体现着写作者心态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当时散文创作所需要的一种新鲜空气和别致风格。多年来，谈到散文，文学界所强调的常常是注重起承转合、讲究画龙点睛的所谓气韵、技巧和意境。但是，我却认为，散文不是狭隘意义上的美文，散文更不是单一品种的抒情散文，如一些既定模式的風花雪月秋愁春喜的感叹。散文有着广阔的天地。人感受的一切，人思考的一切，人欲表达的一切，都是散文本来应有的内容。感情、学问、事件、思考……一切都是散文的内容。散文的形式应是丰富多样的，过去的观念已大大束缚着散文的自由。至于把杂文与散文截然分开，把日记、手记、人物特写、书评等等形式与散文隔离开来的习惯，也使散文变得窄小而单薄。
一九九二年，华侨出版社编辑邵勉力来找我约稿，她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校友。我建议出版一套散文丛书。相比散文，我更愿意用“随笔”这一名称。这便是第二年问世的“金蔷薇随笔文丛”。这套文丛，分两辑出版，一共二十本。在总序中我曾这样写道：“随笔的天地是无限的。文学家固然是作者主体，但每个领域，都会有杰出的作者。他们的随意创作，会与文学家一起，丰富随笔园地。艺术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记者、自然科学家……他们都会以自己独特的姿态，渐渐走入随笔创作的行列。”写这段话时，我眼前闪动的便有于光远的身影。 过去，在人们眼中，于光远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一位著名哲学家，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而在读了他的一系列随笔文章后，我觉得，他完全有资格戴上“散文家”的桂冠。
我仍记得第一次走进史家胡同于家客厅的情景，于光远让我领略了他的健谈，他的跳跃、流畅不息的思路。我谈了我编辑这套丛书的设想，计划安排的作者有汪曾祺、王蒙、林斤澜、冯骥才、刘心武、王安忆等作家，有画家吴冠中，有他的老朋友李锐，有研究官僚政治的学者孙越生，同时也想请他出山。当听到我说要给他编一本散文集出版时，他瞪大了眼睛，头往后一仰，笑了起来。“我又不是作家，我哪能和他们排在一起？”我反复阐述我对这套丛书的构想和对随笔的看法，他最终被我说服了，同意编一本，这就是后来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古稀手记》。
出版《古稀手记》时，我为他写了这样一段评点文字：“……他谦称不是文坛中人，风格简洁的文字，却呈现出随笔小品的另一类型。他在风雨中奋斗、欢呼、沉默、思考，他无意也无暇做一个作家，但丰富的人生体验和逻辑色彩，使他在随意写下的短章中，完善着他的理性，同时给随笔吹进一股清新的风。”
他这样写到笑：
笑有多种多样。有些笑，我不喜欢，也不会。有些笑，我不得已而为之。此处说的笑，指的是看清楚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自然而然发出的笑。它是智慧的表现。面对貌似强大而必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东西，上面这种作为智慧表现的笑，又是真理必将取得胜利的信念的显露。它当然是一种力量。这样的笑也会给自己带来欢乐，排除烦恼。而欢笑对健康的积极作用，医学早已确认。（《笑是智慧 笑是力量 笑是健康》）
于光远历来强调精神的自由，他对自由有这样的理解：
“我的劳动是自由生命的体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马克思这句话表明他追求的是自由的创造的生活。罗曼·罗兰说：“唯有创造才是快乐，但是没有自由又怎能创造呢？”一个人的内心活动，更是他人无法干预而本质上为完全自由的领域。但也还有人不敢享用这个自由。克服内心活动范围的自由禁锢，是首先可以做到和应该做到的。（ 《自由是创造的前提》）
他这种对精神自由的强调，也在写作中充分表现出来。读他的散文，你可以感受到他心态的自由。他没有通常散文写作中的起承转合，也没有什么渲染铺垫，技术性的因素对于他似乎是不必考虑的。他重视的是意识和思路的流动，一切顺其自然，把心中所思所想讲述出来即是。但是，由于他的思路十分活跃流畅，性情中也常有他人少有的顽皮、风趣，这便使得他的文章于顺其自然之中产生奇妙。他写孙女非非的成长记，他写自己的吃喝玩乐，他写经济现象的方方面面……在他那里，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写，也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用漫不经心的笔调来写。
在他的诸多散文中，我觉得《我姓……》堪称杰作，颇能表现学者散文的特点和他本人的机智。他由本姓“郁”说到年轻时参加革命时姓过“马”，写文章用过“于”，一直至今。他穿插一段寫道，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前在北平，不少青年党员为了保护自己，花两个大洋拜青帮老大，一旦被捕时打出老大的牌子便会化险为夷。他曾照此办理，花了两个大洋，有了“潘”这个姓，最终却没有派上用场。随后，他又说到歌星韦唯本名张菊霞，在李谷一的建议下改名，结果备受观众欢迎和注意。他似乎在漫不经心地聊天，写得从容、平静、情趣横生，但他的笔锋忽然一转，说到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关于“姓社姓资”争论的大问题。他在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在这里我认为必须申明，我虽记不得《百家姓》中有没有“资”这个姓，但是我确实知道中国有姓“资”的家族。我就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一位所长姓“资”。她姓资同我姓郁完全是相同的原因。如果我的父系祖先姓“资”，那么不由我选择，也只有姓资。我也就无法因为自己是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者而拒绝“资”这个姓了。
一篇绝对精彩无比的短文。举重若轻，洒脱自如。这样的文章，即便放在众多文学家的作品中也毫不逊色。
于光远所说的“资”，当然是指资中筠先生。资中筠的妹妹资华筠，是著名舞蹈家，文章也写得漂亮。我在《北京晚报》负责音乐舞蹈报道时，曾多次观看她的演出，也拜读她的妙文。
童心与乐观同在
二○○五年是于光远九十大寿，我提前一年请于光远的秘书胡冀燕女士，帮忙为他编选一本《于光远自述》，列入“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在他生日之际出版。自述最后部分，特意附录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所写的贺年信，截至二○○四年，他一共写了十八封贺年信。十八封信，其实，贯穿他将近二十年的人生轨迹。如今再看，不能不佩服他的精力旺盛。
于光远为这本书写了一篇自序，其中这段对一生的概括，写得妙而有趣：
我这一生，大致上从初生儿、婴儿，到儿童、少年、小学、初中，再到半工半读、为家庭承担责任，然后又不顾家庭参加革命，走上了曲曲折折的道路。人生有时顺利，有时挨整，成为一个“老运动员”。几十年的故事真是不少。有趣事、有险事、有得意事、有倒霉事、有滑稽事、有糊涂事，还有自幼我这样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事……我的一生的确是丰富多彩、热热闹闹的。（《于光远自述》自序）
我的眼中，于光远一直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智慧的人，一个似乎一刻也没有让大脑休息的思考者。他对许多事情，有前瞻性的预测。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说到汽车问题，他说，如果开始有了私家车，停车就是一个大问题。地面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如果没有怎么办？他的预测，很快真的就成了大大小小城市最头痛的问题。他的敏感性，由此可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们一起有过两次愉快的旅行。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五日，我们一行人去大连参加《大连日报》举办的笔会。同行者有丁聪沈峻夫妇、于光远孟苏夫妇、邵燕祥、陈祖芬刘梦溪夫妇等。飞机已经飞到大连机场上空，却因大雨无法降落又飞回北京。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差不多六七个小时，难耐的等待让人沮丧、疲倦、焦虑到了极点，丁聪和于光远两个老人却毫无倦意，依然谈笑风生。终于又起飞了。快到大连时，空中奇景出现了。飞机侧面不远处浮现出一个完整的大彩虹。大雨过后，天空格外清澈，彩虹色彩也尤为鲜亮。飞机正好处在彩虹中间，上圈与下圈，都那么清晰浓烈。 在大连，遇到熟悉的朋友。陈村带着女儿前来，池莉从武汉前来。在金石滩，大家玩得非常愉快。虽然其间的某次会见，令人不愉快，大家之后也是一笑而过。
第二年，一九九七年六月，池莉邀请于光远夫妇、丁聪夫妇，邵燕祥、李辉、应红、徐坤等人，前往武汉参加《芳草》杂志举办的笔会。
我们一行人，由武汉前往宜昌。此时的三峡大坝两年前开始修建。在葛洲坝参观时，请于光远题词。
晚间在宜昌上船，早上起来，丁聪站在甲板上大叫一声：“我们怎么到黄河了？”的确，与抗战期间他走过的长江相比，与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从武汉前往上海的长江相比，长江早已不是当年模样了，难怪丁聪会有如此感慨。
我们的邮轮一直开到巫山县，从那里下船，再坐小船走进号称巫山小三峡的清澈江水上行。沿途景色秀丽，悬崖上，可见悬棺遗迹。十年之后，三峡大坝落成，水位上涨，开始发电。我们去过的三峡和小三峡，显然已不是过去的模样。我找到当年的小三峡说明书，看到当年同行者的签名，二十年前愉快的三峡之行，仿佛又在眼前。
结识于光远之后，每年过节，于光远都会寄来贺年信，谈自己一年的工作和未来的向往。一寄，就是好多年。最后一次收到他的賀年信，是在二○○九年的元旦。于光远回顾二○○八年自己所做的事情。全文如下：
李辉同志：
亲友们，新年好！
随着二○○九年元旦的临近，一年一度给亲友们写贺年信的事情又提上了日程。
对于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来讲，我想亲友们最为关心的还是我的身体。过去一年中我的身体状况总体来讲还算平稳，基本上是在家里度过的。其中也住了两次院，一次感冒，一次肠胃炎，都表现为发高烧，治疗过后比较快就出院了，但毕竟年纪大了，总是比较弱，恢复起来需要相当的时间。我感觉自己应该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能有这样的状态，都是老伴、家人的尽心照顾和医护人员精心治疗的结果。
二○○八年对我来讲还有些特别意义。这一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当人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一些重要的事情被重新提起，一些老人也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央编译出版社再版的我一九九八年的著作《我经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许多报刊连载、转载、摘要报道该书的内容，产生了比十年前更大的社会影响。香港天地图文有限公司还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向海外发行……
今年我还有幸荣获了《南方都市报》主办评选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风云人物”奖以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评选的“改革开放经济人物”奖和“改革开放杰出人物”奖。我三十年来所做的研究和工作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家里人和身边工作的同志都为我高兴，我也很感谢主办单位、评委和参选的社会大众。
我现在的生活常态是：白天在办公桌前东翻翻西看看，偶尔也写几个字；时常会有朋友来电话问候，有的也会登门造访；天气好时，照顾我的小张就会推我出去到社区和周边街道转一转，这使我对周围市民的生活状态有了一些观察和了解，而这正是我以前无暇顾及的。总体来讲，我的头脑还比较清楚，对一些事情也还有自己的想法。但除了行动不便，身体的其他机能也在下降，耳朵更背了，视力明显减退，表达能力也不如从前。毕竟已是奔九十四岁的人了，能有这样的状态，我和家人还算满意。我会坚持自己一以贯之的不悲观、不放弃的精神状态，尽量维持相对高水平的生活质量。但愿明年—建国六十周年，我还能如今年一样平安度过。
最后，附上○八年我的几张小照片与大家分享。祝我的亲朋好友们新年快乐！
于光远
二○○八年十二月
走进新的一年，九十四岁的于光远身体越来越差。最后一次去看他，过去那位健谈的人，不再言语，看着他此时的样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于光远先生离开我们，享年九十八岁。没有想到，竟然是我六年前看望他的同一个日子。
于光远的遗体告别在北京医院举行。那一天，他的许多老朋友，都来了……
两年后，百年诞辰之际，首都图书馆举办纪念于光远活动，整个礼堂坐得满满的。人们都在缅怀一位智者，一位充满童心和乐观的人。这个人，好像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走笔至此，我还在回味与他愉快的聊天，还有他那爽朗的笑声……
二○一七年八月七日，立秋时节
完稿于北京看云斋
于光远先生其实并不姓于，他的本名是郁锺正，一九一五年生于上海。
郁家在晚清，为上海城的大家族。
二○○二年是于光远的米寿之年。这一年的清明前夕，我与吉林卫视《回家》剧组几位新朋友见面，从此开始长达十五年的“回家”拍摄之旅。年底，我约请于光远重回上海，拍摄他的故乡往事。十年前于光远就开始坐上轮椅，此次他坐在轮椅上，重回故乡，走进儿时住过的顾家弄。
面对镜头，于光远说：“今天，我坐着轮椅走天下，但是上海是我总也走不出去的一个城市。因为那里曾经有我的家，我的少年时光。”从他那里，知道了郁家由盛及衰的故事。
跟随他，我们一同走进他儿时居住的顾家弄。时过境迁，顾家弄早已不是当年模样，弄堂的名称也改为“俞家弄”。
我在顾家弄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在顾家弄出生的。我满月的时候都还在顾家弄，之后，父母就商量着要到北京了。这是我在顾家弄的第一段时光，我无法回忆起更多的东西，脑海里几乎没有任何的印象。在我四岁的时候又再一次地回到了顾家弄，这是第二段时光，我在这里度过了小学时期。那个时候因为人小，所以会觉得四周的空间很大，对于周遭的事物，也都抱了很大的兴趣。那个时候我就爱看街上的人们是怎么样做豆腐的，每天在上学和放学之间去看。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就离开上海到北京了。几次反复来回，我还回到上海上高中，后来考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之后就不怎么回来了。
顾家弄给我的印象是很模糊的。尽管我出生在那里，但是最初的时候我并不喜欢那个地方。与北京的开阔相比，这里显得很狭窄。这里是一个黑屋子，我不喜欢。后来就觉得习惯了，学习上海话，在这里生活，和孩子们一起上学，还学打牌。
可以说我的一生有一半是在上海，而另外的一半是在北京。我接触的是两个城市的迥然不同的文化，并且受到它们很深的影响。但是这两个城市给我的感觉是不能放在一起相比的，它们是两个环境。
不仅是顾家弄，整个上海给人的感觉都是一种狭窄，让人有一种狭缝感，上海受资本主义的影响比较大，整个城市显出的是一种现代感。而北京则是一种开阔的景象，毕竟是有着千年历史沉淀的城市，透露出的是古都的另一种风韵。
郁家家谱，于光远一直带在身边。他说，十多年中，从来没有过想读它的愿望。它只是一本书而已。但是，忽然有一天，他翻开家谱，发现自己的名字，发现关于郁家的故事，我才知道我的命运和家族和这个城市，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
在老上海的史料中，曾经记载过郁家十一代两百年辉煌与败落的历史。靠沙船业起家的郁家，当年的辉煌家业，曾在那个时代几乎垄断了半个上海滩。
推着轮椅，走到一段上海古城墙旁边，于光远说，这段城墙，在小刀会起义失败之后，曾经是郁家捐钱二十万两银子制作墙砖，予以修缮。其原因，在于郁家不得不“左右逢源”。于光远这样回忆父亲讲述过的郁家故事：
一八五三年上海小刀会的突然起义，使得从不过问国事的郁家被迫夹杂在清政府与小刀会之间。
上海小刀会盛行的时候，要求每个人为他们的小刀会会员发薪水。当时郁家一方面和小刀会合作，每个月按时发几两银子的薪水给他们，但是另一方面，也偷偷帮助清政府。郁家做的是一个两面派的角色。小刀会的突然起义，攻破了城墙。所以后来清政府就要治郁家的罪，罚他们花了二十万两银子来修补这座已经数百年历史的城墙。
从此，郁家开始衰败。
回到上海，正好赶上于光远的母校大同中学的九十周年校庆。
大同中学的学生可谓人才辈出。参观大同中学校史馆里，于光远一下子看到了查全性的名字。他说，正是查全性在“文革”结束后，于一九七七年第一个提出要恢复高考，从而改变许多年轻人的命运。受益者中，当然包括我本人。
大同中学校友中，还有丁石孙、钱其琛、钱正英……
重返校园礼堂，于光远以校友身份发言，感慨无限：
七十年前，我那时候十七岁，是大同中学的在校学生，参加了二十周年的纪念庆祝活动。现在七十年后，我坐着轮椅回到我们的学校，真是感慨万千。
大同中学，大同是什么字呢，当时我们的校名用的是外文，用的是世界语的校名。我们是有理想的，世界大同，我们中国要前进，世界要前进，我们社会要前进。前进就要思考，就要想问题，要创造，自由是创造的前提，创造万岁。
说得真好。
“自由是创造的前提。”渴望自由者，永远与童心同在。
随心所欲的笔下挥洒
于光远是经济学家，但我真正开始对他产生兴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读他发表在《随笔》上的一组短章。
于光远的短章，虽然不是以文字优美精致取胜，但活泼、简洁，闪烁着思想的火花，体现着写作者心态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当时散文创作所需要的一种新鲜空气和别致风格。多年来，谈到散文，文学界所强调的常常是注重起承转合、讲究画龙点睛的所谓气韵、技巧和意境。但是，我却认为，散文不是狭隘意义上的美文，散文更不是单一品种的抒情散文，如一些既定模式的風花雪月秋愁春喜的感叹。散文有着广阔的天地。人感受的一切，人思考的一切，人欲表达的一切，都是散文本来应有的内容。感情、学问、事件、思考……一切都是散文的内容。散文的形式应是丰富多样的，过去的观念已大大束缚着散文的自由。至于把杂文与散文截然分开，把日记、手记、人物特写、书评等等形式与散文隔离开来的习惯，也使散文变得窄小而单薄。
一九九二年，华侨出版社编辑邵勉力来找我约稿，她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校友。我建议出版一套散文丛书。相比散文，我更愿意用“随笔”这一名称。这便是第二年问世的“金蔷薇随笔文丛”。这套文丛，分两辑出版，一共二十本。在总序中我曾这样写道：“随笔的天地是无限的。文学家固然是作者主体，但每个领域，都会有杰出的作者。他们的随意创作，会与文学家一起，丰富随笔园地。艺术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记者、自然科学家……他们都会以自己独特的姿态，渐渐走入随笔创作的行列。”写这段话时，我眼前闪动的便有于光远的身影。 过去，在人们眼中，于光远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一位著名哲学家，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而在读了他的一系列随笔文章后，我觉得，他完全有资格戴上“散文家”的桂冠。
我仍记得第一次走进史家胡同于家客厅的情景，于光远让我领略了他的健谈，他的跳跃、流畅不息的思路。我谈了我编辑这套丛书的设想，计划安排的作者有汪曾祺、王蒙、林斤澜、冯骥才、刘心武、王安忆等作家，有画家吴冠中，有他的老朋友李锐，有研究官僚政治的学者孙越生，同时也想请他出山。当听到我说要给他编一本散文集出版时，他瞪大了眼睛，头往后一仰，笑了起来。“我又不是作家，我哪能和他们排在一起？”我反复阐述我对这套丛书的构想和对随笔的看法，他最终被我说服了，同意编一本，这就是后来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古稀手记》。
出版《古稀手记》时，我为他写了这样一段评点文字：“……他谦称不是文坛中人，风格简洁的文字，却呈现出随笔小品的另一类型。他在风雨中奋斗、欢呼、沉默、思考，他无意也无暇做一个作家，但丰富的人生体验和逻辑色彩，使他在随意写下的短章中，完善着他的理性，同时给随笔吹进一股清新的风。”
他这样写到笑：
笑有多种多样。有些笑，我不喜欢，也不会。有些笑，我不得已而为之。此处说的笑，指的是看清楚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自然而然发出的笑。它是智慧的表现。面对貌似强大而必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东西，上面这种作为智慧表现的笑，又是真理必将取得胜利的信念的显露。它当然是一种力量。这样的笑也会给自己带来欢乐，排除烦恼。而欢笑对健康的积极作用，医学早已确认。（《笑是智慧 笑是力量 笑是健康》）
于光远历来强调精神的自由，他对自由有这样的理解：
“我的劳动是自由生命的体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马克思这句话表明他追求的是自由的创造的生活。罗曼·罗兰说：“唯有创造才是快乐，但是没有自由又怎能创造呢？”一个人的内心活动，更是他人无法干预而本质上为完全自由的领域。但也还有人不敢享用这个自由。克服内心活动范围的自由禁锢，是首先可以做到和应该做到的。（ 《自由是创造的前提》）
他这种对精神自由的强调，也在写作中充分表现出来。读他的散文，你可以感受到他心态的自由。他没有通常散文写作中的起承转合，也没有什么渲染铺垫，技术性的因素对于他似乎是不必考虑的。他重视的是意识和思路的流动，一切顺其自然，把心中所思所想讲述出来即是。但是，由于他的思路十分活跃流畅，性情中也常有他人少有的顽皮、风趣，这便使得他的文章于顺其自然之中产生奇妙。他写孙女非非的成长记，他写自己的吃喝玩乐，他写经济现象的方方面面……在他那里，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写，也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用漫不经心的笔调来写。
在他的诸多散文中，我觉得《我姓……》堪称杰作，颇能表现学者散文的特点和他本人的机智。他由本姓“郁”说到年轻时参加革命时姓过“马”，写文章用过“于”，一直至今。他穿插一段寫道，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前在北平，不少青年党员为了保护自己，花两个大洋拜青帮老大，一旦被捕时打出老大的牌子便会化险为夷。他曾照此办理，花了两个大洋，有了“潘”这个姓，最终却没有派上用场。随后，他又说到歌星韦唯本名张菊霞，在李谷一的建议下改名，结果备受观众欢迎和注意。他似乎在漫不经心地聊天，写得从容、平静、情趣横生，但他的笔锋忽然一转，说到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关于“姓社姓资”争论的大问题。他在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在这里我认为必须申明，我虽记不得《百家姓》中有没有“资”这个姓，但是我确实知道中国有姓“资”的家族。我就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一位所长姓“资”。她姓资同我姓郁完全是相同的原因。如果我的父系祖先姓“资”，那么不由我选择，也只有姓资。我也就无法因为自己是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者而拒绝“资”这个姓了。
一篇绝对精彩无比的短文。举重若轻，洒脱自如。这样的文章，即便放在众多文学家的作品中也毫不逊色。
于光远所说的“资”，当然是指资中筠先生。资中筠的妹妹资华筠，是著名舞蹈家，文章也写得漂亮。我在《北京晚报》负责音乐舞蹈报道时，曾多次观看她的演出，也拜读她的妙文。
童心与乐观同在
二○○五年是于光远九十大寿，我提前一年请于光远的秘书胡冀燕女士，帮忙为他编选一本《于光远自述》，列入“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在他生日之际出版。自述最后部分，特意附录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所写的贺年信，截至二○○四年，他一共写了十八封贺年信。十八封信，其实，贯穿他将近二十年的人生轨迹。如今再看，不能不佩服他的精力旺盛。
于光远为这本书写了一篇自序，其中这段对一生的概括，写得妙而有趣：
我这一生，大致上从初生儿、婴儿，到儿童、少年、小学、初中，再到半工半读、为家庭承担责任，然后又不顾家庭参加革命，走上了曲曲折折的道路。人生有时顺利，有时挨整，成为一个“老运动员”。几十年的故事真是不少。有趣事、有险事、有得意事、有倒霉事、有滑稽事、有糊涂事，还有自幼我这样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事……我的一生的确是丰富多彩、热热闹闹的。（《于光远自述》自序）
我的眼中，于光远一直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智慧的人，一个似乎一刻也没有让大脑休息的思考者。他对许多事情，有前瞻性的预测。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说到汽车问题，他说，如果开始有了私家车，停车就是一个大问题。地面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如果没有怎么办？他的预测，很快真的就成了大大小小城市最头痛的问题。他的敏感性，由此可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们一起有过两次愉快的旅行。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五日，我们一行人去大连参加《大连日报》举办的笔会。同行者有丁聪沈峻夫妇、于光远孟苏夫妇、邵燕祥、陈祖芬刘梦溪夫妇等。飞机已经飞到大连机场上空，却因大雨无法降落又飞回北京。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差不多六七个小时，难耐的等待让人沮丧、疲倦、焦虑到了极点，丁聪和于光远两个老人却毫无倦意，依然谈笑风生。终于又起飞了。快到大连时，空中奇景出现了。飞机侧面不远处浮现出一个完整的大彩虹。大雨过后，天空格外清澈，彩虹色彩也尤为鲜亮。飞机正好处在彩虹中间，上圈与下圈，都那么清晰浓烈。 在大连，遇到熟悉的朋友。陈村带着女儿前来，池莉从武汉前来。在金石滩，大家玩得非常愉快。虽然其间的某次会见，令人不愉快，大家之后也是一笑而过。
第二年，一九九七年六月，池莉邀请于光远夫妇、丁聪夫妇，邵燕祥、李辉、应红、徐坤等人，前往武汉参加《芳草》杂志举办的笔会。
我们一行人，由武汉前往宜昌。此时的三峡大坝两年前开始修建。在葛洲坝参观时，请于光远题词。
晚间在宜昌上船，早上起来，丁聪站在甲板上大叫一声：“我们怎么到黄河了？”的确，与抗战期间他走过的长江相比，与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从武汉前往上海的长江相比，长江早已不是当年模样了，难怪丁聪会有如此感慨。
我们的邮轮一直开到巫山县，从那里下船，再坐小船走进号称巫山小三峡的清澈江水上行。沿途景色秀丽，悬崖上，可见悬棺遗迹。十年之后，三峡大坝落成，水位上涨，开始发电。我们去过的三峡和小三峡，显然已不是过去的模样。我找到当年的小三峡说明书，看到当年同行者的签名，二十年前愉快的三峡之行，仿佛又在眼前。
结识于光远之后，每年过节，于光远都会寄来贺年信，谈自己一年的工作和未来的向往。一寄，就是好多年。最后一次收到他的賀年信，是在二○○九年的元旦。于光远回顾二○○八年自己所做的事情。全文如下：
李辉同志：
亲友们，新年好！
随着二○○九年元旦的临近，一年一度给亲友们写贺年信的事情又提上了日程。
对于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来讲，我想亲友们最为关心的还是我的身体。过去一年中我的身体状况总体来讲还算平稳，基本上是在家里度过的。其中也住了两次院，一次感冒，一次肠胃炎，都表现为发高烧，治疗过后比较快就出院了，但毕竟年纪大了，总是比较弱，恢复起来需要相当的时间。我感觉自己应该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能有这样的状态，都是老伴、家人的尽心照顾和医护人员精心治疗的结果。
二○○八年对我来讲还有些特别意义。这一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当人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一些重要的事情被重新提起，一些老人也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央编译出版社再版的我一九九八年的著作《我经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许多报刊连载、转载、摘要报道该书的内容，产生了比十年前更大的社会影响。香港天地图文有限公司还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向海外发行……
今年我还有幸荣获了《南方都市报》主办评选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风云人物”奖以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评选的“改革开放经济人物”奖和“改革开放杰出人物”奖。我三十年来所做的研究和工作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家里人和身边工作的同志都为我高兴，我也很感谢主办单位、评委和参选的社会大众。
我现在的生活常态是：白天在办公桌前东翻翻西看看，偶尔也写几个字；时常会有朋友来电话问候，有的也会登门造访；天气好时，照顾我的小张就会推我出去到社区和周边街道转一转，这使我对周围市民的生活状态有了一些观察和了解，而这正是我以前无暇顾及的。总体来讲，我的头脑还比较清楚，对一些事情也还有自己的想法。但除了行动不便，身体的其他机能也在下降，耳朵更背了，视力明显减退，表达能力也不如从前。毕竟已是奔九十四岁的人了，能有这样的状态，我和家人还算满意。我会坚持自己一以贯之的不悲观、不放弃的精神状态，尽量维持相对高水平的生活质量。但愿明年—建国六十周年，我还能如今年一样平安度过。
最后，附上○八年我的几张小照片与大家分享。祝我的亲朋好友们新年快乐！
于光远
二○○八年十二月
走进新的一年，九十四岁的于光远身体越来越差。最后一次去看他，过去那位健谈的人，不再言语，看着他此时的样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于光远先生离开我们，享年九十八岁。没有想到，竟然是我六年前看望他的同一个日子。
于光远的遗体告别在北京医院举行。那一天，他的许多老朋友，都来了……
两年后，百年诞辰之际，首都图书馆举办纪念于光远活动，整个礼堂坐得满满的。人们都在缅怀一位智者，一位充满童心和乐观的人。这个人，好像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走笔至此，我还在回味与他愉快的聊天，还有他那爽朗的笑声……
二○一七年八月七日，立秋时节
完稿于北京看云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