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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近年来关于钟嵘《诗品》诗学审美理想的研究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儒玄学说对《诗品》成书的影响更是引起广泛探讨。本文旨在爬梳整理相关研究成果，并对其中的儒玄审美理想进行剖析，以考察其在整个诗学研究中的位置，从而在此基础上把握《诗品》的研究趋势，以期对未来研究的方向起到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诗品》 审美理想 述评
《诗品》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以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渊源形成了一种新的诗学体系，建立了新的审美理想，这种审美理想的建立是时代的产物，而儒玄两个向度的时代因素尤其引起学界关注。
一.儒学的基础
早在张伯伟的《钟嵘诗品研究》中就已经提出钟嵘对儒学文学观既有吸收也有改造的看法，具有时代特色和个人意志。他主要以《诗品序》中的观点来探究钟嵘“物之感人”思想的来源，认为钟嵘是从诗的本质的立论上来探讨人的本质，在诗歌的效用上继承孔子的“诗可以群，可以怨”，立足于个体的哀乐。张伯伟的这一体察，属于早期对钟嵘思想与儒学传统之间关系的认识，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但后来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例如孟庆雷在《钟嵘〈诗品〉的概念内涵与文化底蕴》一文中，针对儒家思想中的尚“和”观念对钟嵘的思想进行论述，认为这种“和谐”的概念是产生“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重要因素，这种相协的状态正是受到儒学的启示。
后来吴建民在《钟嵘对儒家诗学传统的突破》一文中认为钟嵘的诗学思想突破了儒家的诗学传统，全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诗歌理论主张，从而扭转了先秦两汉以来的诗学思潮，使古代诗学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儒家诗学原则的突破，在儒家诗学传统中强调诗歌内容以“言志”为本，对于诗歌功能，提倡政治教化，对于诗歌创作方法，提倡“赋比兴”的运用。而吴建民认为钟嵘在《诗品》中提出了以审美为中心的诗学原则，从而突破了儒家诗学的强大潮流，使诗学研究转向了对诗歌自身审美特征的探索。二是对儒家诗学方法的突破，吴建民认为钟嵘在对“赋比兴”的论述过程中，将其顺序颠倒改为“兴比赋”，一方面强调其表情达意功能，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其审美功能。三是对儒家诗体观的突破，认为钟嵘以理论家的敏锐眼光，高度肯定五言诗的巨大成就，这是对于正统的四言诗的突破。这就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了钟嵘对儒学的继承与突破，在突破的角度上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除了研究钟嵘在《诗品》中继承与突破的儒学因素，近来有学者关注到诗论与儒家乐论的关系，这对于钟嵘思想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这种视角突破了儒学本身，例如李佳怿的《齐梁诗论与儒家乐论之关系管窥——以刘勰、沈约为例》，这篇文章虽然不是直接论述钟嵘，但是以此个案，结合齐梁时代的音乐背景和诗歌发展状况，分析齐梁的诗学理论与传统音乐理论之间的关系，并试图从内因（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外因（齐梁特殊的音乐环境）两方面分别探究二者之间的深层关联，以期深入了解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及乐论式微背后所隐藏的时代精神。这对于我们从乐论角度理解钟嵘的诗学审美理想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儒学的乐论角度来看，《毛诗大序》继承了《乐记》“乐以治心”的模式，“以道制欲”的命题，以及“中和”的审美标准。而齐梁时代的“声律说”违背了儒学的声乐传统。无论是诗乐的融合还是背离，儒学中的乐论传统潜在于诗论中，这对钟嵘的《诗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玄学的渗透
在张伯伟的专著中，不仅强调了儒学的思想基础，也初步探讨了玄学的思想渗透，他认为钟嵘对玄学是既吸收又修正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自然英旨”说的提出，这一理论讲究“即目”“直寻”，表现在对永明声病说的批判上；二是“滋味说”，他既认为这受玄学的影响，又对其进行了补充。张伯伟针对玄学思想“道之出言淡然无味”而又“用之不可穷极”在审美理想上的落实情况，予以钟嵘《诗品》凝练的概括和高度的评价。后来有关学者对这两个学说做过专门的研究，2009年，孟庆雷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强调“天命”与“自然”的对峙与融合，对钟嵘的“自然观”概念做了全面的阐释；从哲学视野中的诗学方法论角度阐释了“直寻”的传统文化之源的具体文化语境。他的另一篇论文《无形的自然与有形的山水——玄学文化氛围中的钟嵘“自然观”》认为在《诗品》中“自然”与山水景物之间构成“道”与“器”的相依關系，前者代表了最高的本性，是诗歌的理想状态，而后者则为诗歌达到这一状态提供了现实对象。这一观点是对前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把探求的问题具体到概念和哲学审美的层面上进行考察，从两篇论文来看，孟庆雷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研究的专家，他的研究成果为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把视域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来观照玄学对诗学的影响，张艳存的《玄意幽远与诗意虚静——魏晋南北朝玄学对诗学的影响》一文从玄学对诗学意境、诗文语言、诗文内容三个层面的影响进行研究，认为时代条件下玄学对诗歌创作和诗学系统的审美理想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这方面的研究，学位论文也是层出不穷，成颂的硕士论文《玄学语境下六朝诗学的审美建构》认为玄学对六朝诗学的影响深刻而全面，它影响了六朝诗学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途径，促进了六朝诗学的审美转向。玄学影响六朝诗学进化的复杂过程，也是哲学文化和诗性美学逐步交融渐进的过程，主要从玄学本体论、玄学价值取向、玄学方法论与六朝诗学审美创作论的建构来进行论述，其中在第二部分涉及“自然”为本的诗学理想和以悲为美的诗学取向。他认为钟嵘在《诗品》中建构诗之美学本体——“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即在情感内容上要做到“雅”、“怨”兼容，表现形式上要求“文”、“质”并行。
除了从玄学语境下的介入，把《诗品》作为个案分析的研究外，还有潘自飞的学位论文《从钟嵘〈诗品〉看魏晋诗文中“以悲为美”的审美意蕴》，这篇学位论文首先研究了钟嵘《诗品》中的“清淡”与“悲美”，对“以悲为美”的概念进行了具体的阐释，认为“清淡”悲情步入审美，“清淡”萌发悲苦意识，“清淡”加深个体忧患，“清淡”抒发真挚悲情。认为“悲美”表现真挚情怀、饱含生命实践，是生命的凝结、物象的感知，是对事象的体悟、对痛苦的超越。最后分析了钟嵘《诗品》“以悲为美”的美学价值。这篇论文总结钟嵘《诗品》中流露出的以悲为美的审美情感内蕴，具有深厚的美学价值意义。这是与之前的研究所不同的地方，将玄学的影响放在“以悲为美”的具体内涵的界定和阐释上，从理论层面对《诗品》研究增添了绚烂的一笔。
关键词：《诗品》 审美理想 述评
《诗品》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以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渊源形成了一种新的诗学体系，建立了新的审美理想，这种审美理想的建立是时代的产物，而儒玄两个向度的时代因素尤其引起学界关注。
一.儒学的基础
早在张伯伟的《钟嵘诗品研究》中就已经提出钟嵘对儒学文学观既有吸收也有改造的看法，具有时代特色和个人意志。他主要以《诗品序》中的观点来探究钟嵘“物之感人”思想的来源，认为钟嵘是从诗的本质的立论上来探讨人的本质，在诗歌的效用上继承孔子的“诗可以群，可以怨”，立足于个体的哀乐。张伯伟的这一体察，属于早期对钟嵘思想与儒学传统之间关系的认识，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但后来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例如孟庆雷在《钟嵘〈诗品〉的概念内涵与文化底蕴》一文中，针对儒家思想中的尚“和”观念对钟嵘的思想进行论述，认为这种“和谐”的概念是产生“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重要因素，这种相协的状态正是受到儒学的启示。
后来吴建民在《钟嵘对儒家诗学传统的突破》一文中认为钟嵘的诗学思想突破了儒家的诗学传统，全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诗歌理论主张，从而扭转了先秦两汉以来的诗学思潮，使古代诗学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儒家诗学原则的突破，在儒家诗学传统中强调诗歌内容以“言志”为本，对于诗歌功能，提倡政治教化，对于诗歌创作方法，提倡“赋比兴”的运用。而吴建民认为钟嵘在《诗品》中提出了以审美为中心的诗学原则，从而突破了儒家诗学的强大潮流，使诗学研究转向了对诗歌自身审美特征的探索。二是对儒家诗学方法的突破，吴建民认为钟嵘在对“赋比兴”的论述过程中，将其顺序颠倒改为“兴比赋”，一方面强调其表情达意功能，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其审美功能。三是对儒家诗体观的突破，认为钟嵘以理论家的敏锐眼光，高度肯定五言诗的巨大成就，这是对于正统的四言诗的突破。这就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了钟嵘对儒学的继承与突破，在突破的角度上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除了研究钟嵘在《诗品》中继承与突破的儒学因素，近来有学者关注到诗论与儒家乐论的关系，这对于钟嵘思想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这种视角突破了儒学本身，例如李佳怿的《齐梁诗论与儒家乐论之关系管窥——以刘勰、沈约为例》，这篇文章虽然不是直接论述钟嵘，但是以此个案，结合齐梁时代的音乐背景和诗歌发展状况，分析齐梁的诗学理论与传统音乐理论之间的关系，并试图从内因（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外因（齐梁特殊的音乐环境）两方面分别探究二者之间的深层关联，以期深入了解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及乐论式微背后所隐藏的时代精神。这对于我们从乐论角度理解钟嵘的诗学审美理想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儒学的乐论角度来看，《毛诗大序》继承了《乐记》“乐以治心”的模式，“以道制欲”的命题，以及“中和”的审美标准。而齐梁时代的“声律说”违背了儒学的声乐传统。无论是诗乐的融合还是背离，儒学中的乐论传统潜在于诗论中，这对钟嵘的《诗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玄学的渗透
在张伯伟的专著中，不仅强调了儒学的思想基础，也初步探讨了玄学的思想渗透，他认为钟嵘对玄学是既吸收又修正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自然英旨”说的提出，这一理论讲究“即目”“直寻”，表现在对永明声病说的批判上；二是“滋味说”，他既认为这受玄学的影响，又对其进行了补充。张伯伟针对玄学思想“道之出言淡然无味”而又“用之不可穷极”在审美理想上的落实情况，予以钟嵘《诗品》凝练的概括和高度的评价。后来有关学者对这两个学说做过专门的研究，2009年，孟庆雷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强调“天命”与“自然”的对峙与融合，对钟嵘的“自然观”概念做了全面的阐释；从哲学视野中的诗学方法论角度阐释了“直寻”的传统文化之源的具体文化语境。他的另一篇论文《无形的自然与有形的山水——玄学文化氛围中的钟嵘“自然观”》认为在《诗品》中“自然”与山水景物之间构成“道”与“器”的相依關系，前者代表了最高的本性，是诗歌的理想状态，而后者则为诗歌达到这一状态提供了现实对象。这一观点是对前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把探求的问题具体到概念和哲学审美的层面上进行考察，从两篇论文来看，孟庆雷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研究的专家，他的研究成果为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把视域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来观照玄学对诗学的影响，张艳存的《玄意幽远与诗意虚静——魏晋南北朝玄学对诗学的影响》一文从玄学对诗学意境、诗文语言、诗文内容三个层面的影响进行研究，认为时代条件下玄学对诗歌创作和诗学系统的审美理想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这方面的研究，学位论文也是层出不穷，成颂的硕士论文《玄学语境下六朝诗学的审美建构》认为玄学对六朝诗学的影响深刻而全面，它影响了六朝诗学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途径，促进了六朝诗学的审美转向。玄学影响六朝诗学进化的复杂过程，也是哲学文化和诗性美学逐步交融渐进的过程，主要从玄学本体论、玄学价值取向、玄学方法论与六朝诗学审美创作论的建构来进行论述，其中在第二部分涉及“自然”为本的诗学理想和以悲为美的诗学取向。他认为钟嵘在《诗品》中建构诗之美学本体——“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即在情感内容上要做到“雅”、“怨”兼容，表现形式上要求“文”、“质”并行。
除了从玄学语境下的介入，把《诗品》作为个案分析的研究外，还有潘自飞的学位论文《从钟嵘〈诗品〉看魏晋诗文中“以悲为美”的审美意蕴》，这篇学位论文首先研究了钟嵘《诗品》中的“清淡”与“悲美”，对“以悲为美”的概念进行了具体的阐释，认为“清淡”悲情步入审美，“清淡”萌发悲苦意识，“清淡”加深个体忧患，“清淡”抒发真挚悲情。认为“悲美”表现真挚情怀、饱含生命实践，是生命的凝结、物象的感知，是对事象的体悟、对痛苦的超越。最后分析了钟嵘《诗品》“以悲为美”的美学价值。这篇论文总结钟嵘《诗品》中流露出的以悲为美的审美情感内蕴，具有深厚的美学价值意义。这是与之前的研究所不同的地方，将玄学的影响放在“以悲为美”的具体内涵的界定和阐释上，从理论层面对《诗品》研究增添了绚烂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