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裂帛
　　这个场景，是由记忆和想象两部分组成的。属于记忆的是那一条楼梯，盘旋着向二楼蛇行。这是一座欧式建筑，曾经是天主教教堂。在教堂四围，是一片灰扑扑的平房，暗哑、落寞、贫穷，反衬之下，它显得光洁、富丽和不可思议。那一条楼梯盘曲的弧度和它的台阶，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有一种突兀的美感和近乎妖异的明净。在这个场景中，雯姨款款地踏着台阶走下来。她穿得很普通，但有一种令人惊艳的气场。一条须边的红方巾披在她的肩上，只见她用手往两边拢了拢，开始神气地讲话……这么多年来，雯姨一遍又一遍地从楼梯上款款走下来，只有那条楼梯亘古不变。
　　那时候，母亲在手布局做抽纱，赚钱贴补家用。手布局，就是那座堂皇伟岸的天主教教堂，它由一个宗教场所摇身变成一个手工工场，颇有些沧海桑田的味道。所谓抽纱，其实是从外国舶来的多种女紅技法，与本埠的刺绣技艺通汇而成。大家把它喊作“做布”，分明是奔着实用主义的路径去的。“手布”在潮汕方言说的是“手帕”，但在这里，其含义已经扩增了，包含餐布、桌旗、枕套、床眉等等。
　　抽纱的胚布通常是白色或本麻色的，亚麻居多，手感有点韧有点扎，很有生命感。我对于布料植物质感的喜欢应该是天生的，总是伺机把它们抱在怀里，用肉身贴着它们的肉身。母亲却不让，说这些布是耐不得脏的，一点小脏都可能毁了它们。更何况，原材料是从外国送来的，要赔也赔不起。那时候，外国是一个很遥远很奇特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而是囫囵一体的。它很像是一个有着某些癖好的富人。那年代人们当街穿的是咔叽蓝的衫裤，难得看到一点靓色，那些亚麻手布上姹紫嫣红的纱线，便成就了一种高贵而美好的想象。而有些手布，是在麻色布上，用麻色纱钩花、抽纱、对诗、绣花、贴花，极尽精致和繁复，当时对这种低调的奢华尚未建立起鉴赏力，只觉得外国人的爱好极其生僻，日子肯定过得无聊而任性。
　　我常常跟母亲一起去手布局，当年只有六七岁。在那里，我完成了平生的第一件女红作品：一只针包。针包的外皮是零余布碎，针包的馅是母亲剪下的一截乌黑长发，滴了两滴菜籽油。母亲的绣友们给足了我面子，很多人来预订我的活计，每天接单应接不暇，她们笑说我的生意比母亲还抢手。骄傲的心犹如一只功率强大的熨烫机，机子过处，一个小女孩心内那些桀骜不驯的褶皱便被熨平了，人也有了坐性。
　　做女红的人儿扎堆，总会有一搭没一搭地聊。雯姨的名字就是我在此时听到的。母亲刺绣用的是死功夫，很少见她分心插嘴。但我发现了一个例外。如果话题涉及这个名字，她就失了常态，有时是绣错了不得不退针，有时干脆把针停在绣绷上一动不动，偶尔还会抬起来头跟着说上两句。她们有些话是闪烁其词的，似乎话题极沉重，普通的绠索根本汲不上来，我听得似懂非懂，但说到雯姨的美我是听得懂的。潮汕方言说一个女子生得“大幅”，那大意是，她的美是很大气疏朗的。说一个女子生得“鹅鹅”，那大意是，她的面影是丰盈的，美感是温婉的。她们用的更多的形容词我都忘了，现在回想起来，倒有一个词最贴切，她们不懂得用上，那是“气质”。经常有人提到雯姨发表演说的那一天。她的抽纱做工好，被葫芦姆表扬，特意请出来介绍经验。葫芦姆是手布局的管工，取货交货都要她来经手。母亲说从未看过她做抽纱活，也不知道功夫深浅，那气势倒是吓人的，一开口就大声掰喉，对每个人都严苛至极，活像样板戏里的老地主。被葫芦姆看上的工艺，不知道是何等精良，等到看了雯姨，等到听了她的演讲，众人便都服了。没有人需要记住她的经验，她们记住的是，她说话的情态。她说话的节奏不紧不慢，她说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笑。除了披着那条人尽皆知的红方巾，还有人记住她齐肩的头发是用黑色的发夹夹上的。后来有一个阿姨，专门为自己的话题系包袱，把大家的谈兴引回雯姨的红方巾，又噗地一下抖了包袱：你们知道，她的红方巾是怎么来的吗？在众人翘首注目的时候，她得意地说：她自己做的。有一次我从她家门口走过，看到她用绣花针在剔那块方巾的须边，长长的纱线掉了一地……大家面面相觑。在手布局做抽纱的女人们，不说她们个个身怀绝技，只说她们个个技法高超可不是妄言。可是，谁也未曾想到，这些技法除了赚钱养家，还可以用来为自己妆扮。
　　我怀疑，这些记忆经过了多番修改和涂抹，细节处不见得就是当年记忆的复原。但对于记忆，我是充满宽容和偏袒的。有一个很雄辩的故事，说一个人记忆力超强，以致他要回忆一天的生活需要用同样的一天时间来还原。这样的记忆有何意义。我且由着记忆往更加粗疏的方向去走。
　　偶尔，母亲还会跟我提起雯姨。其实，雯姨是母亲那一辈人对她的称呼。论年龄论辈分，我该称她雯奶奶才对。
　　我是很迟才知道一个事实的，这涉及到另一个主角，我们且先来说说。他是我在小城就读的县立中学校长。我读初一时校长已经五十出头了。他很有学者派头，教外语出身，经常穿着笔挺的白色衬衫和灰黑色西裤，腰间别着一条皮带。冬天，外面会罩上一件西装。每天他都面色凝重，像要出席隆重的仪式和宴会。每次周会，他在大讲台上总是引经据典，话题大得没边。我在校园里看见他总是绕着走，连招呼也不敢打。有一次课间操之后，去我书法师傅的宿舍，一见校长正在里头聊天，吓得赶紧掉头走人。我当时在心底嘀咕，这校长大概半生没有笑过，连脸上的肌肉都僵了。关于校长的传言有很多。有一半是关于他的人品和敬业精神的，说是学校里很多骨干老师都是他的学生，不少人甚至受过他的恩惠，谁谁当年外出求学，是校长把自己的藤箧笥转赠才得以打点行装。校长被打成右派，遣送去劳动改造之后，又有谁谁追到乡下向他求教英语，在猪圈旁，他拿起树枝，一遍又一遍地把语法和修辞写在沙地上。另一半传言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也都是片言只语，不知是否可信。说他妻子三十几岁过世，遗留下四个孩子，此后，他坚持独身，床头一直挂着妻子的人头像，见过的人都觉得她好美。在校长身上，还有一个秘密，据说校长返回小城就职之时，档案里有一句对他不利的话，大概是此人海外关系复杂，需要察看。多年之后，听我书法师傅说，校长的兄弟姐妹在离乱中有几位出国或者过香港去了，一个兄长是参加地下革命的，被国民党枪杀。 　　披着红方巾的雯奶奶生活在我的意念之中，那时候，她还年轻，而我亲眼见到的校长，已经显老了。在我的认知中，他们不曾在同一时空并置过，况且，雯奶奶是属于情性的，温柔的，个人的。校长是属于理智的，孤冷的，公众的。然而，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刻，我竟然被告知，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
　　就像一个玩拼图的孩子，在一堆不同颜色不同风格的板块之中，我寻找不到可以对接的那一块。母亲说过，雯奶奶的父兄也都是读书人。母亲没怎么读过书，在她的理解里，读书人和非读书人大约分属两个不可逾越的频道。
　　我的女红技法虽然来自母亲，但与母亲走了不同的径道。莫非这也是读书人与非读书人的缘故。我从来就是一个很不务实的胚子，怎么可以忍受做女红仅仅是为了现实的目的？小时候在潮剧里听惯了三从四德这个词，甚为憎恶，觉得那是对一个女子充满恶意的判词。而女红，竟然是属于四德之一，执麻橐、治丝茧、织布制衣，古代女子十岁就开始研习这些技艺。以古代道德观念来衡量，我肯定是女子中的一个叛徒。奇怪的是，我竟然发自心底地喜欢女红。
　　在记忆更迭的这些年，我做过的女红种类繁多，它俨然成为我躯体当中一根重要的筋骨。这条汩汩而下的江流，源头一定是在手布局。那时候，我不只会做针包，还会在母亲刺绣玫瑰时，帮忙做“踏枝”。到了后来，刺绣的若干针法：柳针、回针、缎针、套针、菊叶针、打子针、蕾花针、锁链针几乎都尽收囊底，一辈子享用不尽。庸常日子之中，我从来也不曾忘了折腾。有一段时间喜欢自己做披肩。那些日子，棉麻的布料常常大幅大幅地在客厅遍地开花，我赤着脚从这一匹跳过那一匹，抖一下，摸一下，盘一下，亲一下，发呆一下。在布料的深处，有另一个世界。和暖、狭叶的春草、鹅黄、北欧的天空、下午茶、草籽、窗外的光影、善解人意、青苔鸟、十月的银杏树……关于这个世界，我能够想到的表达纷繁无序，意象和感觉混为一锅杂烩。每每比划妥当之后，我总是对布料迟迟不忍下剪，她们自会有另外的决裂方式吧。剪一个小口子，双手轻轻一撕，便有裂帛之声。午夜时分，听裂帛，生命有一种被倏然打开的感觉，深深的甬道，深深的口子，有惊觉，有警醒，有阵风吹过，有莫名的疼痛。迅即又归于岑寂。
　　毕竟不同了。
　　换季时候，我把花色款式各异的披肩堆放在一张床板上，晒日头。那阵势，不用壮观来形容可是不行。母亲刚好过来我处，见状欲言又止。这景观，对于做手布的她来说自然是仿如隔世。她拖过一条又一条的披肩，研究它们的制作方法，哪一条是滚边，哪一条是须边，哪一条是五线密拷，对她来说自然都是懂得。母亲半辈子做的女红不计其数，不知道装点了多少人的梦境，只是，她自己从未享用过。
　　母亲说，那一年她走的时候，只有三十几岁哦。她说的是雯奶奶。对于雯奶奶的怀想，我怀疑，那是母亲对于一种梦想的怀想。
　　那是比我年轻的生命，我觉得叫雯奶奶还是错了，我应该叫她阿雯。
　　母亲说，她是“跳溪”走的，没人看到她的最后模样，被打捞上来之后，身上就覆上了一领草席。
　　那是緊张年。校长被打为右派，在乡下劳改，阿雯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度日，最小的孩子还在哺乳。那时候，每家每户发放有粮食供应证，大家把它叫做“米簿”。母亲给我看过家里的一本米簿，虽然计划经济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母亲依然把它放在家里压箱的包裹当中，这个包裹不只有米簿，还有母亲与父亲的结婚证，那张结婚证上面，有林副统帅的最高指示。米簿是大地色，红布的封脊，封面上的字样是绿色的。小时候，拽着母亲的衣角去城北粮站排队买米，就持着这本米簿。里面记录有一个家庭的核定人数，核定每月定量，还有具体某一年某一个月的粮食购买品种、购买数和累计数。阿雯当年的米簿肯定不是这一款，但大致项目却不曾变更。那年代的人供粮食，大抵是不足的，所有人都在半饱半饥之间，小孩的定量更少，大人是需要让给孩子一些的。只是，阿雯家里一个大人拖着四个孩子，如何让得过。时势和孩子一同逼迫她去犯错。她用鸭舌笔偷改米簿，把购买数改少一些，余额就多出来一些。
　　事情终于破爆了。偷改米簿，在当时是惊天的大事。管区的干部来了，手布局的管工来了，看热闹的人也来，批斗开始了。有人用屐去踢，有人用唾液去啐，有人用手去打，红方巾飘落了，人群奔过去，碾压、撕扯，报仇一般疯狂……第二天，阿雯跳溪去了。母亲说，如果她不是心气那么高的人……
　　这一天，距离阿雯在手布局演讲，很近很近。
　　问母亲，到底有多近。她说，忘记了。当年她只是十二岁的小女孩。
　　如此说来，我在手布局边做针包，边听她们的闪烁之词，那时候，阿雯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不禁追问母亲，她当年发表演讲是在手布局吗？母亲说，不是后来你去过的那座教堂哦，是在城东的一座老祠堂，已经拆毁了的。
　　那么奇怪了，关于那个场景的想象从何而来。这么多年来，阿雯缘何会一遍又一遍地从楼梯上款款走下来？我不只对自己的记忆产生了怀疑，对母亲的记忆也产生了怀疑。历史，像镜框里的一幅画，地层轻轻一震，画面就变动一番。
　　有一天，意外看到乌克兰摄影家Oleg Oprisco的一个系列作品，名字叫做《美丽世界的孤独灵魂》。有一幅，是一望平畴的灰色稻田，中间犁开一条田埂。一台缝纫机突兀而骄傲地站立在画面的中央，它的针线之下，一匹翻飞的灰色布匹像裙子一样飘扬出去，一个红衣裙女子静默地站在缝纫机后，一手按住机子，一手按住针脚下的布匹，田间的风鼓荡着，她的长发飘飞起来。
　　不久前，我先生和我的书法师傅聊天时提起一个人，他们有研究潮汕先贤的共同兴趣。师傅说，这个人就是我们中学校长的老泰山。我心内把他的亲属关系翻译了一遍，他正是阿雯的父亲。这是一个奇人。他是近代有名的数学家，兼长文学、音韵学、书法和象棋。曾在著名高校任文、理、工三院教授，跨学科讲授。后来，我在先生的藏书中，看到他上世纪初出版的一本《续初等代数题解》，其中的文字、英文和数学算式，悉数以毛笔小楷书写，以我的书法鉴赏力，把其当成字帖临摹并不为过。 　　这开叉的一段历史，不知道又要把人带往何方。
　　之二：骊歌
　　每天上班都会从那爿小店铺门口走过。春天的大叶榕抽出了新芽苞，嫩嫩的翠绿一朵又一朵地点染在枯褐的枝头，晨曦一照，便影影绰绰投射下来。如果小店铺未开门，虚幻的美感是在拉闸门上；如果门已经开了，那便是在铺内的挡风板、橱架、缝纫机和三线缝机上高高架起的三个黑色线轴。当然，这一切的美化，皆因我是站在门外。有一次，远远地看见拉闸门洞开了一扇小门，像老式的门板上，贴着神荼、郁垒那样的门神，走近了，那个粗壮的门神却是一晃一晃在急剧地扒拉着什么，原来是店铺女主人的老公光着膀子在喝稀粥。我猜，店铺的后门同样开着，穿堂风过处，他的前胸和后脊一样透凉。女主人的名字叫做阿娟，我没有看到阿娟，不知道藏在她老公的身后，还是去佛堂念经去了。
　　这爿小店铺就开在我所生活的小区，我其实已经对这个小区厌倦了，生活不便利，管理吊儿郎当。当初来这里住下，大叶榕只有人高，稚童模样，是一只不知名的小鸟让我安居下来，它居然在大叶榕上做了一个窝。我想，小鸟宜居的地方，应该合适人类居住。这一住就是十多年。如今，我已有了新厝，在这里走动的时日颇为有限了。新厝的绿化环境不错，园心池畔种着一棵删繁就简的金凤树和三五棵高大的麻楝树。正是春天季节，火焰树开着红色的花盏，垂柳抽出翠绿的芽茬。我们楼前的小径转弯处，两株开花的鸡冠刺桐身后是桂树和竹。池塘里每天有鸭子数只悠游，某一日，一个天外来客扑腾着从空中俯冲下来，要把鸭们逗乐，结果却把它们吓得不浅，经鉴定说是大飞鸭，是鸭们散失在野的近亲。这种审美，我是站在门内的。日常也好，意外也罢，这景致皆非老厝可比。可是，我为何迟迟不愿搬迁呢？
　　拖延的确令人生厌，但我怀疑，每一场拖延的背后是有原因的，只是这种原因太过琐屑或者太过难言。也可以用其他的理由来搪塞和辩解的吧。比如我，辩解的理由是，我必须亲手为新厝制作布艺，窗帘、床品、沙发垫、飘窗垫、靠垫、腰枕、书写台布、桌旗、杯垫、电视盖布、空调套……这浩大工程的意义不只在空间上，当然，还在时间上。
　　把布艺工程承揽之后，我便先把兄弟牌缝纫机购置下来。购置缝纫机，于我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对阿娟来说，也是一个重大事件。只是，她在暗处，并不知情。
　　我对于女红的爱好是与生俱来。在现代人的词典中，女红这个词汇已经泛旧、卷边，打着旧折痕。有人把它封存在古旧的戏剧里，在小姐的绣帏中，有人把它搭放在旧时光的收纳筐里，在祖母或者母亲渐行渐远的手艺中。这个老灵魂，在我心里，却像老式院子里供着的那缸莲，是有活气的，叶子褪了，藕还在，不时发出新茎。一开始是不经意地发现了新领地，用一块小布头，做一个小头饰。因为它的唯一性，外人的赞赏倒在其次，自己心内的那点心思先自幽幽地自燃起来。因为忙，这桩爱好经常惨遭打压。忙，是一个很坐实也很模糊的怪物，谁也不知道它到底长成什么模样。但自己内心是有不安的，父母亲的嗔怨也未曾间断。
　　那就假手于人吧，阿娟的店铺就在楼下。
　　阿娟撑着一个小店铺在做缝纫活。腰身宽了给改合身，裤脚长了给改短，校服的拉链坏了、橡皮筋松了给换新的，這些都是她胜任的。阿娟铺面的线轴有颇多颜色，但常常是，某一件衣衫来了，那颜色比对来比对去，还是有区别。这么多年下来，我终于知道了她的喜好。她最喜欢的是改短裤脚，因为对此工艺最为熟悉。而她最喜欢接的件是白色和黑色的，因为不用老去换下缝纫机和线缝机上的线轴。这样听下来，准会有人以为，这女人的功夫一定凑合着过。错了，她的功夫却是极好的。接件时，她会跟你掰手腕：
　　“内里的缝线就不用同色线了吧，没人看见不是。”
　　“那不行，我看见。而且，风吹动起来呢？”
　　她便趴在缝纫机上，吃吃地笑：“风！”
　　等到手腕掰完，她倒是恪守约定的。有时还会在细节上为你完善：
　　“这个我用了卷边刀，边小，飘逸哦……”
　　这时候的阿娟，几多可人。只是，若因此对她的容貌有了过多想象，现实中会跌得很惨。阿娟长得人高马大，皮肤赤糠，头发粗梗，整个女汉子。唯一有点柔婉气象，是她的嗓音，嗓门虽然是直的，但笑起来有婉转。我怀疑，就这点婉转也是她后来念佛经修炼得来的。
　　当年小区里并非只有阿娟一个裁缝，还有一个师傅叫阿玉。裁剪成的布料，就如自家孩儿一般，所托非人，心会疼。我对阿娟有过不信任。阿玉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可以做细活的人。她约莫比阿娟大三两岁，但肤色白皙细腻，藏得住年龄。阿玉的习性刚好与阿娟相反，每次当面极尽谀言，几乎应承了你所有的要求，但过后，手头的活计往往跟不上嘴舌。我怕这种人，连她当面的香糯之言，也觉得颇难忍耐，便断了再去之念。只是，十多年来与阿娟还是纠葛不断。有一段时间，迷恋上做披肩。选用轻薄的棉纱，做成双层，两层配色或撞色，也有用配色滚边的。剪裁妥当，就送去阿娟店里，请她机缝。回去之后，我开始带着美好的心进行等待，一天，两天，三天，下班回家的时候，路过阿娟的小铺面，便探头过去问询，她总是远远就急急地摆了摆手，口里吱呀着，那意思就是还没有完成。这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每次如是，我焦灼的心便凉了。前番送去的活计还在阿娟那里艰难地等待觐见，今次的活计我硬着头皮又去找阿玉。这一次的缝线横平竖直，倒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只是，又有令人不快。阿玉的铺头常有一投暮男子在那献殷勤，谈论女红话题，这投暮男子杵在那里也就罢了，还参嘴参舌，让人心里瘆得慌。这真是奇了怪了，谈论女红，竟然像谈论女人文胸内衣，体己、私密。阿娟铺头是没有这种景况的，虽也不乏人气，却都是些嚼舌头的妇人，她们懂也罢不懂也罢，都是无关干碍的。
　　手工缝制的念头是在她们共同的胁迫下冉冉升起的。对那通往葡萄架的长长的路，蜗牛不知道是否望而生畏过，我对那布匹上长长的直线，确曾望而生畏哦。只是，一针一线缓慢地走过之后，蓦然回首才发现，原来一切也没有预想的那么难。甚至，手工缝制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种修行。至忙至乱之时，山穷水尽之处，反而需要女红的抚慰。常常是，在一条路子上走不下去了，需要停一停了，我就会安静地捣腾一阵子。手缝、绣花、贴布绣、钩花、棒针编织，几乎都做过。就像一个扛过锄头拿过镰刀的农家小子，在城市里压抑了、受挫了，自觉不胜了，一踏回黄色的土地，心就安定下来。 　　对阿娟的忙我生有好奇。一个人再怎么忙，关于饭碗的事情总是推拖不得的。她跟我历数过一天当中的活。家庭主妇都要忙于一日三餐的，她还好，孩子有仨，可以轮流安排他们干活，连早餐也不必早起的。每天上午她是必得上菜市场一次的，菜篮子把一天的用度装满了。她说，回来之后刚刚在缝纫机前坐下，午饭时间就到了。这倒也是，手工活是最磨工的，又忌惮碎杂事儿打搅。午饭后照例是要睡一场觉的，睡眼惺忪起来之后，调好机脚，这才从堆积如小山的活计里取下两件来做。这生活节奏听起来真是慢，慢得让人心生羡慕。不止如此，她还隔三差五就去佛堂念经，把一家子的闲杂事情抛下了，连中午也不回，就在佛堂吃斋菜。阿娟对佛堂的生活充满了自豪，去佛堂是需要换下斋服的，人一换了斋服，就变了，变得干净、虔诚、心无旁骛，整个人似乎也高尚起来。阿娟的铺头悬有一个小小的录音机，每天头顶的喇叭上都在播放着佛曲，循环往复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含混的音质与佛曲的清幽显得格格不入，多年来却奇怪地坚持不懈。不管我对女红爱得多么由衷，只是，时间经常由不得人，与阿娟的精神格斗便也一直未曾停休。经常是我等呀等等得花儿都谢了，不得已打上门去，逼她赶工。
　　她不给我回话，只把当日去佛堂听来的课讲给我听。正是禽流感流行季节，师父与时俱进，给讲了这么一节。
　　“这禽流感真正的病原是什么？三毒。世间很少人知道，佛知道，所有一切的毒害、不善都是这三个根生的。所以师父说，你要问我怎样把这个禽流感病毒完全消灭？在我不难，把三毒转变成三善根，这个毒菌没有了。”
　　我听着只觉神奇，笑着应和了一句：
　　“师父厉害！”
　　她接着引用了师父的例证：
　　“日本的科学家江本胜博士，他用水结晶来做实验。从他这个实验我们就能够得到证明，如果是恶的念头，这个水的结晶很凶恶、很不好看；但是一个善的念头加给它，它就转变了，变成非常美的结晶给你看。”
　　讲佛经的人如果只讲佛经，那也就足够了，怕的是还要援引科学的根据。我皱着眉头，实在无心恋战。第二天我要出差，那件衣衫放在这里等待修改已经三天了，我才不去管他江博士的水结晶是伪科学还是真佛法。
　　我把话题拉回来：
　　“小立领改为深V领。三十分钟可以搞定的。”
　　她温吞地翻看衣衫，不置可否。
　　我出门的行李尚未收拾好，继续催。
　　她倒好，对我说：
　　“人家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她这是用《金刚经》劝我。我生气了：
　　“佛不是教人这般做事情的。”
　　她愣住了。她的丈夫正在旁边走动，也停了下来。他一直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个讲佛法的老婆，现在有些幸灾乐祸。
　　我不顾她的错愕，手里似执刀斧，一句又一句劈过去：
　　“佛有一个德号，大勇健，对治懈怠的。又说，‘精进’是菩萨唯一善根。这勇猛精进，才是做事的根本。”
　　多年前看过几段文字，是卢斯的《装饰与罪恶》。从此心里落下了病根。当内心的女红情结膨大时，我总是扪心自问：装饰是为何而存在？它仅仅是为了一个人内心的欲望吗？巴布亚人的瘢痕文身，印度女人别出心裁的额饰和鼻饰，维多利亚时期的蕾丝、荷叶边、羊腿袖、高腰和抓褶，哥特式建筑上繁复的浮雕和巨大斑斓的玻璃画，它们都是为了什么。难道真如卢斯所认为的，在实用品上取消装饰是文化的进步，所有的修饰都是审美的童稚之见？我怎么在装饰的不断重复中，看到了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件事物、一落建筑的审美意趣，它们的精神甚至借由装饰的表达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而我心中之所以还一直心存忧煎，缘由应该更在卢斯所认为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因素。他觉得，装饰之所以是一种罪恶，是因为它浪费了劳动力和材料。甚至，装饰的生产者也难以获得应有的报酬，中国的雕花匠工作16个小时而美国工人只工作8小时。显然地，对于这个问题我无能为力。我能够做到的是，每次付给阿娟更多一些的工钱，我自己能够做的工序，尽量地留给自己完成。其实，对于这后一项，我心内又犯了嘀咕，如果她更加勇猛精进一些，我这不知是帮她还是害她。
　　如今，我自己购置了缝纫机，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工序都只留给自己。在我还没有离开老厝之前，我已先离开了阿娟。每天从她铺头走过，似乎每一次都比原来走得更远。有时看见他们一家在热闹地吃着晚餐，旁边堆积的是别人家送来的手工活，内心便有些感慨。人与人是如此不同，我与她对接过的活计不知道有多少，她与其他人家对接过的活计也不知道有多少，但她过的依然是属于她一个人的人生。有一次阿娟对我说，邻里一个送手工活的阿姨对她说：我如果是你，肯定每天睡不着觉。她说，我每天都一觉睡到天亮呀。她家的铺子是租赁来的，上房下铺，睡房那几个平米的地方，住的是一家五口。
　　我是天生的劳碌命，新厝的布艺工程，从窗帘开始了。有几幅是落地的，像戏台的布幕一样可以遮天蔽日，也可以藏污纳垢。有一天，我从布匹里抬起头来，想起一件陈年往事。
　　那年月，我与几个朋友一起做一个亲子网站，聚在一起的都是爱臭美的女人。最高峰的时候，后台有近十个人在做事情，前台有将近二十个斑竹在管理，一帮人天南海北，却厮混得像亲人一般。很意外的不幸事情发生了，一个气质型斑竹妹妹生了病，白血病，类型很不好。她还是一个单亲妈妈。当恶劣的疾病在年轻时候来临时，我们最大的体会是感同身受。那一段日子，我们每天在屏幕前共同厮守，一边任由泪水汩汩地流淌，一边等待着她的点滴信息，为她祈福。我经常被逼问道：我们能够做什么？
　　我们能够做什么？她需要输血的血源，她需要精神的支柱，而我们远在天边。对于一个做网站的人来说，我太明白了，炒作一个事情是如此容易，但炒作之后的负面反应不至于伤害到她的脆弱和宁静，这有多么难。
　　我说，给她写一个祝福帖吧，给她的主任医生写一封信吧，大家签名完，由当地的网友为我们带去病房。然后，我们开始了捐款。為了不致自己垮下去，我强打起精神来做女红。做的是三条披肩，在我们的网站上义卖，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美丽与爱同在”。在这个场合宣扬女红实在是不合时宜，但我一直记得那个镜头。那一天，她给我发了短信，是几张自拍照。历经化疗的她把自己光光的头颅披露出来，她说道，我们是一家人，不再保留。她穿着医院的条纹服，而她的肩上披着的正是我的女红作品“爱在东篱”，蓝色的细条绒上开满了红蕊的白菊花。这件披肩，以十倍于它本身的价值被网友竞拍了去，而实物，它被同时快递到了病榻之边……
　　这世上真有奇迹，她在鲜花簇拥中走出了病房，她在我们的默默眷念中幸福地生活着。
　　这事情，还有一位幕后英雄，除了我谁也不认识她。
　　是阿娟。“爱在东篱”那条披肩是她亲手制作的，她拒绝收取工费。而且，这一次，她非常地勇猛精进，一点都不拖延。
　　单单这一件，我想，我会时常想起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