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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呈现出了一派繁荣景象，其中有许多优秀之作，但部分也存在价值观上的偏差，具体而言表现为：一是人生价值观上存在偏差，如信仰被搁置，崇高被消解；二是历史观上存在偏差，对历史事实予以歪曲，放逐历史发展的本质；三是文化价值观上存在偏差，即后现代主义与现代理性杂糅共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共生。这些偏差影响了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艺术提升，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建设。创作者只有克服上述偏颇之处，才可能突破一些狭隘的观念，创造出充满历史审美张力和宏伟鲜活的历史画面与场景的好作品。
关键词：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人生价值观；历史观；文化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J9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2017）02-012-05
20世纪上半叶的硝烟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过在荧屏上，那段革命岁月从未远离我们的视野，进入新世纪以来，更是以新面貌高频次地出现在影视作品中。尤其可贺的是部分优秀作品能在立足历史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的审美趣味，成为同类题材中的佼佼者，赢得良好的口碑和极佳的收视率。如《暗算》《潜伏》《民兵葛二蛋》《云水谣》等。《民兵葛二蛋》投放市场后，在多家地方卫视台轮番热播，并且获得了众多媒体和广大观众的认同，认为该电视剧制作精美，呈现出了独特的审美价值。
公平地说，新世纪以来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和电视剧有很多优秀之作，但也有部分作品在价值观上存在偏差。由于题材特殊，大多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生的革命故事为背景，故这类作品不仅具有给大众以审美愉悦的商业价值，而且在实现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和民族情感凝聚的主旋律教育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与革命相关的影视作品所反映出的价值观值得重视，否则，其不良倾向极易产生放大效应，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关于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改编热的价值观偏差这一问题，研究者已从德育价值、历史观、审美观等方面分别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文从整体的角度来分析，以期对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价值观有相对全面的了解。
一 人生价值观的偏差
弘扬革命理想、传承革命信念是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首要之义，然而从20世纪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就面临着多重价值观的碰撞和撕裂。受此影响，部分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在价值觀上产生了一些偏差，表现在以下方面：
1.信仰迷失
人的一生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信仰问题。不过进入新世纪以来，信仰这一重大问题似乎已被大众集体遗忘，大家关心追逐的是权力、金钱和当下的享受。在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中，信仰这一首要任务也被各种方式予以不同程度的搁置，或仅仅成为一件华丽的外衣，无实质内涵之支撑。
对于这一提法，可能有研究者会提出异议。不可否认，就是近年来遭舆论和大众嘲笑的抗日神剧也不敢把这件外衣公然脱下，抛掷不顾。原因很简单。对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政治正确是基本，否则难以面世。但是信仰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简单符号，不是在作品中喊几声或出现几次就可以的，而是要在主题的设置、故事情节的推动和发展、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展现出来，以寓教于乐的方式给大众以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因为只有这样，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才算取得应有的社会效益。我们以近年来的热播剧《民兵葛二蛋》为例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2012年，主打另类抗战传奇的《民兵葛二蛋》从众多抗日战争题材电视剧中脱颖而出。由于此剧是编导精心打造，且叙事视角新颖——一改以往宏大的叙事视角，从小人物视角叙述战争中的成长，兼以黄渤为代表的演员的精彩表演，故面世以来就受到观众的热烈追捧。但就是这部被誉为“有独到美学价值”[1]（P99）的电视剧在人生意义这一重大问题上也采取了某种回避的态度，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葛二蛋抗日的最初目的只是为村人报仇，参加民兵队也是因为赵队长许诺让他当民兵队队长。其他村民也是如此，抗日只不过是为了生存，是为了一亩三分地，老婆热炕头，而非所谓的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民族大义。该作品在感情表现方面也投入过多的戏份，围绕主人公竟然出现了三角恋、四角恋。总之，由于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上的偏离，日据时期的残酷恐怖环境被刻意淡化，革命群众的理想信念被抽空，葛二蛋成长为优秀的抗日义士缺乏深厚的现实基础和来自灵魂深处的思想感情的转变。这导致该剧除了让观众当时开心一笑、大骂几声日本鬼子、感慨麦子他们站错了队之外，能启迪观众思考的内容并不多，遑论信仰的探究。
2.远离崇高
崇高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是一种庄严的美、刚劲的美、雄浑的美，是历来为人类所追求和推崇的精神境界。崇高与书写英雄赞歌、革命史诗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有着天然的契合。传统革命历史影视剧通过敌我阶级的对垒和新/旧、进步/落后、光明/黑暗、民主/独裁的阶级二元对立形象，展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为我们塑造了众多的革命英雄形象，如狼牙山五壮士、吴琼花、杨子荣，使得观众在重温革命史的记忆中，在精神上超越平凡的自我，上升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不过，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对革命历史影视剧多年如一的叙事风格的审美疲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传统叙事风格的革命影视剧在市场上逐步遇冷，出现叫好不叫座或既不叫好也不叫座的现象。新世纪伊始，以个人化的叙事视角展示革命的影视剧开始出现，并迅速占据荧屏，成为影视作品中的大赢家。如以《历史的天空》《云水谣》等为代表的新革命历史影视剧，一改以往两大阶级对垒、二元对立形象的叙事风格，转而以另类、个人化体验的视角来突出展现个体在革命中的遭际和内心体验，为革命历史影视剧带来一股新鲜之风，其中的优秀之作较好地兼顾了革命历史现实和大众审美需求，既赢得了口碑，又赚得了市场。
不过，我们也不应忽略个人化的叙事风格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以消费的、欲望化的目的来展示革命，崇高往往被表述成为单一的政治概念，放弃对宏大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描绘，忽略对拥有厚重而苦难的民众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的关注；伟人走下神坛，有了常人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但日常生活中其伟大的一面却未得到挖掘；英雄也一改以往的严肃和大公无私，嬉笑打闹，并有着自己的缺点和私心欲望；阶级被抽空，爱情成为重头戏，个人欲望被大写。如电影《集结号》，虽然既赢得了主流评论界好评，又获取了市场认可，但其对主流价值建构的破坏性作用是一清二楚的。一个阻击任务被精心设计成为一个骗局，这是为了什么呢？难道革命是为了胜利可以欺骗同志？再演绎一下，是否是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呢？那中国革命的胜利与传统的胜者王、败者寇又有何区别呢？还有，革命过程中的崇高和信仰难道是为了夺取政权所编织的一块遮羞布吗？难怪有网友打趣说，《集结号》表明组织也是不可靠的。总之，革命的逻辑和价值遭到了消费意识形态的解构，革命历史中的真理、意义和终极关怀等包含崇高意味的美学范畴被一一消解。这不仅是对真实历史的背弃，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矮化，这种过于突出利己主义的价值观的不良倾向值得深思和警惕。正如美国伦理学家弗兰克·梯利所说的那样：“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容易给社会生活造成危险。”[2]（P61）如果革命的政权被这种只打自己算盘的利己主义者窃取，中国的革命是无法走向成功的。就连马基雅弗利也不敢全然否定人类的道德：“一方面，马基雅弗利认为统治者可以为了夺得政权和保有政权而不择手段，可以把人类的天良踩在脚下；另一方面，他从不怀疑一个民族的道德败坏会使政治的目的流产。”（P） 其实，宏大叙事和私人叙事并非天然对峙状态，两者都只是叙事工具，优秀的作品是两者的融合：既要有宏大的政治叙事，又要有人性的微观；或既要有深刻的人性，也要有具体的现实政治。恩格斯在评述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说，“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P5），其实就是要求将宏观政治和微观生活结合起来。在新世纪，当传播理想信念和崇高精神的绝佳载体——革命历史影视剧都不同程度地迷失理想、远离崇高时，这多少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人们价值观的迷茫和误入歧途。
二 历史观的偏差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最大努力地尊重历史，反映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这是历史题材作品创作者的应有使命。然而，现今创作界却有一股虚无历史的不良之风，以前历史题材的戏说主要集中在宫廷戏上，近几年戏说风却愈演愈烈，蔓延到了革命题材影视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人们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1.对历史事实予以歪曲
何谓历史？历史即自然界和社会上任何事件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客观存在。对待历史的应有态度，首要的就是尊重史实。
中国的抗战史是一部悲壮的历史。在历时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付出了伤亡人数达 500多万的惨重代价。抗日战争之所以持续时间长、损失很惨重，主要就是因为日本军队在武器装备、军事素养、战略物资等方面确实有明显优势。据抗战老兵描述，在战场上要杀死一名日军极其困难，因此当时的事实是，如果能杀5名日军就可能升为少尉；但是在当下部分抗日影视剧中，杀敌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部分影视作品中的八路军、游击队的武器装备不仅比真实的八路军要阔气很多，就是比当时的日军也要先进。如《亮剑》中李云龙率领的独立团，凭着强大的弹药攻势，几分钟之内投掷出了 600颗手榴弹，全歼山崎大队。而事实是，当时八路军和游击队生活物资缺乏，武器装备落后，往往是“两发子弹打伏击，三发子弹打冲锋”，因而抗战期间每次战役都伤亡惨重，每场胜利都来之不易。
被称为抗日神剧的《抗日奇侠》更是神奇，每位大侠都是武林绝顶高手，不仅凭借拳脚功夫与日军的机枪大炮相抗衡，而且以一当十，秒杀数百敌人。“手撕鬼子”桥段就出自于此。该剧自开播以来，其雷人的抗日桥段就一直颇受争议。
作家沙汀曾说：“故事好编，零件难找。”这零件就是艺术细节。“只有充分地描绘环境，才能具体、真实地揭示出人物活动和矛盾冲突的现实根据。”[5]（P1 19）一部细节失真的影视剧不仅湮灭历史的真相，还影响人们对战争的认识和反思。
2.历史发展的本质被放逐
历史的发展从表面看来杂乱无章，但其实有规律可寻。一部优秀的革命历史影视作品就是要透过生活的表象、战争的表象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表象，描述抗战及解放战争中不同政策下的人心向背，以揭示现象背后的历史潮流和规律。
不过遗憾的是，其中部分作品要么热衷于描述一些离奇的事件在故事进程中的作用，要么深陷于情欲的描写，有意无意地突出偶然性的作用。在《利箭行动》中，八路军李剑及其战友个个身怀绝技，玩弄日军、伪军、军统特工于股掌之间，不仅窃得各方都觊觎的重要情报，扭转了整个华北战区的作战形势，而且策反了伪军一个旅的部队，歼灭了当地的日军。总之，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飞虎神鹰》中的燕双鹰不仅武功高强，能飞檐走壁，修枪、做炸药，而且临危不惧，每一个危急关头都能沉着应对，想出好的点子，最终逢凶化吉，圆满完成任务。
不过，回到真实的历史中，像这种堪比好莱坞大片中007这样的超人应该是不存在的，至少就目前的历史记载中未看到过如此智勇双全的特工。就是共产党历史最有名的特工，被誉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胡底、李克农，也是因为他们在特殊的岗位上获取了重要情报并及时传递出去，帮助早期的共产党逃离了国民党的围杀，而不是他们个人单打独斗完成所有的任务。
这种过于夸大个人作用的历史观是一种变相的英雄史观。对于此，恩格斯曾予以一针见血的反驳：“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6]（P697）
还有部分作品是简单、浅显、直露地表现主题，认为正面的不仅外形美好，还能力超强，所以胜利永远属于正面力量。在创作过程中，一是将人物脸谱化。“文革”时期的鬼子脸谱化、英雄偶像化现在又成为一种创作潮流。主人公相貌堂堂，一身正气；鬼子獐头鼠目，气质猥琐，行为粗鲁，是典型的“黄狗皮、小胡子、罗圈腿”的形象。二是性格扁平化。抗战英雄大多智勇双全，神机妙算，以一当百；鬼子坏得没一丝人味，还蠢笨无比，经常被游击队牵着鼻子走，被打得落花流水。
这种简单的叙事逻辑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典型误读，这种表面看来是长我方士气、灭日军威风的作品实质上是有严重危害的。如果我方人士皆如此神勇无敌，日本将兵又如此不济，那小日本不早就被中华民族打趴了，何来的东北沦陷？何来的南京大屠杀？何来的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
这种篡改历史事实、放逐历史发展规律的态度对那些缺乏历史知识的观众而言，容易导致对真实历史的误读与误解；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对历史事实任意篡改的轻浮态度极有可能将悲壮演变成闹剧，将惨痛的历史记忆演变成茶余饭后的娱乐节目，从而将大众引到一种简单的文化消费与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观上。这种负面影响是存在将文化导致覆灭的可能的。尼尔·波兹曼曾言：“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蛻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在劫难逃。”[7]（P202）这绝非危言耸听。 三 文化价值观的偏差
文化价值观是指长期生活在某一种文化环境中逐步形成的对自然、社会与人本身的基本观点与看法。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中的一些乱象，其实根植于创作者文化价值观上的偏差。
1.后现代主义与现代理性杂糅共存
自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国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虽然一些陈旧落后的传统观念还未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一些崭新的现代性文化价值观念已经生成或正在生成：金钱观念、时间观念、竞争观念、成本观念大为增强；权利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开始浓厚；理性意识、开拓进取精神、冒险创新精神已逐步深入人心。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必然要经历现代性的全面转型。
然而，中国的现代性轉型还未进行多久，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性质的文化价值观涌入中国。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流行的一股文化思潮，其主流就是反思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文化价值观怀疑、否定一切基础与中心，试图解构任何绝对的、统一的东西。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对西方社会而言有一定的反思意义，但对正处于现代性建设的中国社会来说，其破坏性大于反思意义。“不断反传统，反科学理性，不断否定之否定，追求价值多元化，是后现代思潮的核心思维特质，它既具有激进创造性的价值功效，又具有极强的消极解构功能。”[8]（P151）意义被消解后，人的欲望和本能开始大行其道。除了金钱是实在的，利益是可贵的，欲望是真实的，其他的一切皆无意义。
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两种思潮的碰撞导致中国出现一种特别的文化价值现象：“在自觉的文化思潮和文化理论层面，出现了一种消解主体性和人本主义、反对科学和理性的倾向。”[9]（P6）即两者之间相互消解的关系导致人们在价值选择上的矛盾和无所适从。这种现象反映到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中，就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乱象：想要弘扬正确的价值观，展现理性，宣传英雄，却又抽空理想，消解崇高，颠覆英雄；想要展现那段悲壮的历史，却硬是把它戏说成搞笑的娱乐节目；想要反映普通人在战争中的遭际，却又将其变成情欲的斗争。如在《新地道战》中，爱情镜头过多，被人戏称为乡村爱情剧。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共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已经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明确承认并被纳入其中。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有许多积极的文化精神和人格理想。201年，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年春季开学典礼上，习近平总书记曾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但这种文化模式毕竟是在以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农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对现代社会而言，其不适应性更鲜明，如强调自给自足、听天由命、平均主义、小富即安的思想，崇尚等级、权威主义的观念，注重克己、忍耐、人情面子等伦理道德，对现代社会新的文化观念形成具有一定的妨碍作用。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的某些传统文化价值观，在革命题材影视剧中并不鲜见。因循守旧、委曲求全、干涉他人、实用至上等社会思维以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法不责众等一些落后、庸俗不堪的价值观念充斥着荧屏。如在曾荣获第25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的《历史的天空》中，“文革”结束几年后，陈默涵听说前妻高秋江还活在世上，急匆匆地去找她，外在的障碍消除后有情人破镜重圆，这是皆大欢喜、顺理成章的事。可高秋江却拒绝了，原因是她不能生育，并且对于这种理由，创作者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难道婚姻的目的仅仅是生育吗？如果说这事情发生在旧社会熏陶下的传统女性身上无可厚非，可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后，发生在一个年轻时就敢于蔑视和抛弃传统观念、追求正义和爱情的奇女子身上，那就不合逻辑了，只能说这是创作者的刻意安排，是他们脑海里陈腐的婚姻观念在起的怪作用。其他影视剧中类似于此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相容的例子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上述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价值观上的偏差既有损于作品艺术价值的提升，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建设。“人们可以自娱自乐，但是一旦人们进行消费，那就绝不是孤立的行为了，人们就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
中，在那里，所有的消费者都不由自主地互相牵连。”[10]（P60）当今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者只有克服价值观上的偏颇之处，才可能突破一些狭隘的观念，创造出充满历史审美张力和宏伟鲜活的历史画面与场景的好作品来。
参考文献：
[1]马梅玉，焦垣生.迎合还是引导：论当前抗战剧中的文艺价值观[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
[2]弗兰克·梯利.伦理学导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龚群.马基雅弗利的政治伦理思想[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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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6]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
[8]刘影春，王坤.后现代视域下的高校德育新情境建构[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9]王晓东.试论现阶段我国社会价值观的基本现状及其困境[J].理论探讨，2011（2）.
[10]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人生价值观；历史观；文化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J9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2017）02-012-05
20世纪上半叶的硝烟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过在荧屏上，那段革命岁月从未远离我们的视野，进入新世纪以来，更是以新面貌高频次地出现在影视作品中。尤其可贺的是部分优秀作品能在立足历史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的审美趣味，成为同类题材中的佼佼者，赢得良好的口碑和极佳的收视率。如《暗算》《潜伏》《民兵葛二蛋》《云水谣》等。《民兵葛二蛋》投放市场后，在多家地方卫视台轮番热播，并且获得了众多媒体和广大观众的认同，认为该电视剧制作精美，呈现出了独特的审美价值。
公平地说，新世纪以来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和电视剧有很多优秀之作，但也有部分作品在价值观上存在偏差。由于题材特殊，大多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生的革命故事为背景，故这类作品不仅具有给大众以审美愉悦的商业价值，而且在实现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和民族情感凝聚的主旋律教育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与革命相关的影视作品所反映出的价值观值得重视，否则，其不良倾向极易产生放大效应，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关于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改编热的价值观偏差这一问题，研究者已从德育价值、历史观、审美观等方面分别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文从整体的角度来分析，以期对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价值观有相对全面的了解。
一 人生价值观的偏差
弘扬革命理想、传承革命信念是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首要之义，然而从20世纪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就面临着多重价值观的碰撞和撕裂。受此影响，部分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在价值觀上产生了一些偏差，表现在以下方面：
1.信仰迷失
人的一生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信仰问题。不过进入新世纪以来，信仰这一重大问题似乎已被大众集体遗忘，大家关心追逐的是权力、金钱和当下的享受。在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中，信仰这一首要任务也被各种方式予以不同程度的搁置，或仅仅成为一件华丽的外衣，无实质内涵之支撑。
对于这一提法，可能有研究者会提出异议。不可否认，就是近年来遭舆论和大众嘲笑的抗日神剧也不敢把这件外衣公然脱下，抛掷不顾。原因很简单。对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政治正确是基本，否则难以面世。但是信仰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简单符号，不是在作品中喊几声或出现几次就可以的，而是要在主题的设置、故事情节的推动和发展、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展现出来，以寓教于乐的方式给大众以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因为只有这样，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才算取得应有的社会效益。我们以近年来的热播剧《民兵葛二蛋》为例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2012年，主打另类抗战传奇的《民兵葛二蛋》从众多抗日战争题材电视剧中脱颖而出。由于此剧是编导精心打造，且叙事视角新颖——一改以往宏大的叙事视角，从小人物视角叙述战争中的成长，兼以黄渤为代表的演员的精彩表演，故面世以来就受到观众的热烈追捧。但就是这部被誉为“有独到美学价值”[1]（P99）的电视剧在人生意义这一重大问题上也采取了某种回避的态度，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葛二蛋抗日的最初目的只是为村人报仇，参加民兵队也是因为赵队长许诺让他当民兵队队长。其他村民也是如此，抗日只不过是为了生存，是为了一亩三分地，老婆热炕头，而非所谓的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民族大义。该作品在感情表现方面也投入过多的戏份，围绕主人公竟然出现了三角恋、四角恋。总之，由于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上的偏离，日据时期的残酷恐怖环境被刻意淡化，革命群众的理想信念被抽空，葛二蛋成长为优秀的抗日义士缺乏深厚的现实基础和来自灵魂深处的思想感情的转变。这导致该剧除了让观众当时开心一笑、大骂几声日本鬼子、感慨麦子他们站错了队之外，能启迪观众思考的内容并不多，遑论信仰的探究。
2.远离崇高
崇高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是一种庄严的美、刚劲的美、雄浑的美，是历来为人类所追求和推崇的精神境界。崇高与书写英雄赞歌、革命史诗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有着天然的契合。传统革命历史影视剧通过敌我阶级的对垒和新/旧、进步/落后、光明/黑暗、民主/独裁的阶级二元对立形象，展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为我们塑造了众多的革命英雄形象，如狼牙山五壮士、吴琼花、杨子荣，使得观众在重温革命史的记忆中，在精神上超越平凡的自我，上升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不过，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对革命历史影视剧多年如一的叙事风格的审美疲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传统叙事风格的革命影视剧在市场上逐步遇冷，出现叫好不叫座或既不叫好也不叫座的现象。新世纪伊始，以个人化的叙事视角展示革命的影视剧开始出现，并迅速占据荧屏，成为影视作品中的大赢家。如以《历史的天空》《云水谣》等为代表的新革命历史影视剧，一改以往两大阶级对垒、二元对立形象的叙事风格，转而以另类、个人化体验的视角来突出展现个体在革命中的遭际和内心体验，为革命历史影视剧带来一股新鲜之风，其中的优秀之作较好地兼顾了革命历史现实和大众审美需求，既赢得了口碑，又赚得了市场。
不过，我们也不应忽略个人化的叙事风格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以消费的、欲望化的目的来展示革命，崇高往往被表述成为单一的政治概念，放弃对宏大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描绘，忽略对拥有厚重而苦难的民众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的关注；伟人走下神坛，有了常人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但日常生活中其伟大的一面却未得到挖掘；英雄也一改以往的严肃和大公无私，嬉笑打闹，并有着自己的缺点和私心欲望；阶级被抽空，爱情成为重头戏，个人欲望被大写。如电影《集结号》，虽然既赢得了主流评论界好评，又获取了市场认可，但其对主流价值建构的破坏性作用是一清二楚的。一个阻击任务被精心设计成为一个骗局，这是为了什么呢？难道革命是为了胜利可以欺骗同志？再演绎一下，是否是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呢？那中国革命的胜利与传统的胜者王、败者寇又有何区别呢？还有，革命过程中的崇高和信仰难道是为了夺取政权所编织的一块遮羞布吗？难怪有网友打趣说，《集结号》表明组织也是不可靠的。总之，革命的逻辑和价值遭到了消费意识形态的解构，革命历史中的真理、意义和终极关怀等包含崇高意味的美学范畴被一一消解。这不仅是对真实历史的背弃，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矮化，这种过于突出利己主义的价值观的不良倾向值得深思和警惕。正如美国伦理学家弗兰克·梯利所说的那样：“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容易给社会生活造成危险。”[2]（P61）如果革命的政权被这种只打自己算盘的利己主义者窃取，中国的革命是无法走向成功的。就连马基雅弗利也不敢全然否定人类的道德：“一方面，马基雅弗利认为统治者可以为了夺得政权和保有政权而不择手段，可以把人类的天良踩在脚下；另一方面，他从不怀疑一个民族的道德败坏会使政治的目的流产。”（P） 其实，宏大叙事和私人叙事并非天然对峙状态，两者都只是叙事工具，优秀的作品是两者的融合：既要有宏大的政治叙事，又要有人性的微观；或既要有深刻的人性，也要有具体的现实政治。恩格斯在评述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说，“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P5），其实就是要求将宏观政治和微观生活结合起来。在新世纪，当传播理想信念和崇高精神的绝佳载体——革命历史影视剧都不同程度地迷失理想、远离崇高时，这多少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人们价值观的迷茫和误入歧途。
二 历史观的偏差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最大努力地尊重历史，反映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这是历史题材作品创作者的应有使命。然而，现今创作界却有一股虚无历史的不良之风，以前历史题材的戏说主要集中在宫廷戏上，近几年戏说风却愈演愈烈，蔓延到了革命题材影视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人们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1.对历史事实予以歪曲
何谓历史？历史即自然界和社会上任何事件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客观存在。对待历史的应有态度，首要的就是尊重史实。
中国的抗战史是一部悲壮的历史。在历时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付出了伤亡人数达 500多万的惨重代价。抗日战争之所以持续时间长、损失很惨重，主要就是因为日本军队在武器装备、军事素养、战略物资等方面确实有明显优势。据抗战老兵描述，在战场上要杀死一名日军极其困难，因此当时的事实是，如果能杀5名日军就可能升为少尉；但是在当下部分抗日影视剧中，杀敌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部分影视作品中的八路军、游击队的武器装备不仅比真实的八路军要阔气很多，就是比当时的日军也要先进。如《亮剑》中李云龙率领的独立团，凭着强大的弹药攻势，几分钟之内投掷出了 600颗手榴弹，全歼山崎大队。而事实是，当时八路军和游击队生活物资缺乏，武器装备落后，往往是“两发子弹打伏击，三发子弹打冲锋”，因而抗战期间每次战役都伤亡惨重，每场胜利都来之不易。
被称为抗日神剧的《抗日奇侠》更是神奇，每位大侠都是武林绝顶高手，不仅凭借拳脚功夫与日军的机枪大炮相抗衡，而且以一当十，秒杀数百敌人。“手撕鬼子”桥段就出自于此。该剧自开播以来，其雷人的抗日桥段就一直颇受争议。
作家沙汀曾说：“故事好编，零件难找。”这零件就是艺术细节。“只有充分地描绘环境，才能具体、真实地揭示出人物活动和矛盾冲突的现实根据。”[5]（P1 19）一部细节失真的影视剧不仅湮灭历史的真相，还影响人们对战争的认识和反思。
2.历史发展的本质被放逐
历史的发展从表面看来杂乱无章，但其实有规律可寻。一部优秀的革命历史影视作品就是要透过生活的表象、战争的表象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表象，描述抗战及解放战争中不同政策下的人心向背，以揭示现象背后的历史潮流和规律。
不过遗憾的是，其中部分作品要么热衷于描述一些离奇的事件在故事进程中的作用，要么深陷于情欲的描写，有意无意地突出偶然性的作用。在《利箭行动》中，八路军李剑及其战友个个身怀绝技，玩弄日军、伪军、军统特工于股掌之间，不仅窃得各方都觊觎的重要情报，扭转了整个华北战区的作战形势，而且策反了伪军一个旅的部队，歼灭了当地的日军。总之，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飞虎神鹰》中的燕双鹰不仅武功高强，能飞檐走壁，修枪、做炸药，而且临危不惧，每一个危急关头都能沉着应对，想出好的点子，最终逢凶化吉，圆满完成任务。
不过，回到真实的历史中，像这种堪比好莱坞大片中007这样的超人应该是不存在的，至少就目前的历史记载中未看到过如此智勇双全的特工。就是共产党历史最有名的特工，被誉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胡底、李克农，也是因为他们在特殊的岗位上获取了重要情报并及时传递出去，帮助早期的共产党逃离了国民党的围杀，而不是他们个人单打独斗完成所有的任务。
这种过于夸大个人作用的历史观是一种变相的英雄史观。对于此，恩格斯曾予以一针见血的反驳：“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6]（P697）
还有部分作品是简单、浅显、直露地表现主题，认为正面的不仅外形美好，还能力超强，所以胜利永远属于正面力量。在创作过程中，一是将人物脸谱化。“文革”时期的鬼子脸谱化、英雄偶像化现在又成为一种创作潮流。主人公相貌堂堂，一身正气；鬼子獐头鼠目，气质猥琐，行为粗鲁，是典型的“黄狗皮、小胡子、罗圈腿”的形象。二是性格扁平化。抗战英雄大多智勇双全，神机妙算，以一当百；鬼子坏得没一丝人味，还蠢笨无比，经常被游击队牵着鼻子走，被打得落花流水。
这种简单的叙事逻辑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典型误读，这种表面看来是长我方士气、灭日军威风的作品实质上是有严重危害的。如果我方人士皆如此神勇无敌，日本将兵又如此不济，那小日本不早就被中华民族打趴了，何来的东北沦陷？何来的南京大屠杀？何来的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
这种篡改历史事实、放逐历史发展规律的态度对那些缺乏历史知识的观众而言，容易导致对真实历史的误读与误解；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对历史事实任意篡改的轻浮态度极有可能将悲壮演变成闹剧，将惨痛的历史记忆演变成茶余饭后的娱乐节目，从而将大众引到一种简单的文化消费与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观上。这种负面影响是存在将文化导致覆灭的可能的。尼尔·波兹曼曾言：“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蛻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在劫难逃。”[7]（P202）这绝非危言耸听。 三 文化价值观的偏差
文化价值观是指长期生活在某一种文化环境中逐步形成的对自然、社会与人本身的基本观点与看法。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中的一些乱象，其实根植于创作者文化价值观上的偏差。
1.后现代主义与现代理性杂糅共存
自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国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虽然一些陈旧落后的传统观念还未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一些崭新的现代性文化价值观念已经生成或正在生成：金钱观念、时间观念、竞争观念、成本观念大为增强；权利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开始浓厚；理性意识、开拓进取精神、冒险创新精神已逐步深入人心。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必然要经历现代性的全面转型。
然而，中国的现代性轉型还未进行多久，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性质的文化价值观涌入中国。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流行的一股文化思潮，其主流就是反思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文化价值观怀疑、否定一切基础与中心，试图解构任何绝对的、统一的东西。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对西方社会而言有一定的反思意义，但对正处于现代性建设的中国社会来说，其破坏性大于反思意义。“不断反传统，反科学理性，不断否定之否定，追求价值多元化，是后现代思潮的核心思维特质，它既具有激进创造性的价值功效，又具有极强的消极解构功能。”[8]（P151）意义被消解后，人的欲望和本能开始大行其道。除了金钱是实在的，利益是可贵的，欲望是真实的，其他的一切皆无意义。
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两种思潮的碰撞导致中国出现一种特别的文化价值现象：“在自觉的文化思潮和文化理论层面，出现了一种消解主体性和人本主义、反对科学和理性的倾向。”[9]（P6）即两者之间相互消解的关系导致人们在价值选择上的矛盾和无所适从。这种现象反映到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中，就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乱象：想要弘扬正确的价值观，展现理性，宣传英雄，却又抽空理想，消解崇高，颠覆英雄；想要展现那段悲壮的历史，却硬是把它戏说成搞笑的娱乐节目；想要反映普通人在战争中的遭际，却又将其变成情欲的斗争。如在《新地道战》中，爱情镜头过多，被人戏称为乡村爱情剧。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共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已经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明确承认并被纳入其中。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有许多积极的文化精神和人格理想。201年，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年春季开学典礼上，习近平总书记曾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但这种文化模式毕竟是在以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农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对现代社会而言，其不适应性更鲜明，如强调自给自足、听天由命、平均主义、小富即安的思想，崇尚等级、权威主义的观念，注重克己、忍耐、人情面子等伦理道德，对现代社会新的文化观念形成具有一定的妨碍作用。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的某些传统文化价值观，在革命题材影视剧中并不鲜见。因循守旧、委曲求全、干涉他人、实用至上等社会思维以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法不责众等一些落后、庸俗不堪的价值观念充斥着荧屏。如在曾荣获第25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的《历史的天空》中，“文革”结束几年后，陈默涵听说前妻高秋江还活在世上，急匆匆地去找她，外在的障碍消除后有情人破镜重圆，这是皆大欢喜、顺理成章的事。可高秋江却拒绝了，原因是她不能生育，并且对于这种理由，创作者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难道婚姻的目的仅仅是生育吗？如果说这事情发生在旧社会熏陶下的传统女性身上无可厚非，可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后，发生在一个年轻时就敢于蔑视和抛弃传统观念、追求正义和爱情的奇女子身上，那就不合逻辑了，只能说这是创作者的刻意安排，是他们脑海里陈腐的婚姻观念在起的怪作用。其他影视剧中类似于此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相容的例子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上述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价值观上的偏差既有损于作品艺术价值的提升，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建设。“人们可以自娱自乐，但是一旦人们进行消费，那就绝不是孤立的行为了，人们就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
中，在那里，所有的消费者都不由自主地互相牵连。”[10]（P60）当今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者只有克服价值观上的偏颇之处，才可能突破一些狭隘的观念，创造出充满历史审美张力和宏伟鲜活的历史画面与场景的好作品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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