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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志》，1945年1月15日在重庆出版，绀弩编辑，郭曙南发行，文化供应社总发行。
1944年8月，聂绀弩从桂林回到重庆，在江北私立建川中学兼课。老朋友，这时也是同事的朱希和他商量办个刊物。
朱希，出版工作者。抗日战争前一年，语言学家叶籁士在上海编《语文》月刊，交新知书店出版。因为叶的名字太红，由当时已在新知书店工作的朱希以“朱执诚”名义，向当局登记。朱希是这个刊物法定的“编辑和发行人”，聂绀弩是一位主要撰稿人。抗战开始后，朱希去武汉筹设新知书店总店。1938年初，负责向新四军教导总队送书。这时候，聂绀弩从延安经武汉去新四军任教官，负责编辑《抗敌》。两人始才见面。以后，朱在浙江金华办新知书店浙江分店，聂也从皖南来到金华与邵荃麟一起办《东南战线》。他们共同为开辟抗战文化阵地工作。
1940年，朱希辗转到了桂林，任桂林文化供应社营业处主任。这时聂在桂林编《力报》副刊《新垦地》，以后又与夏衍等人合编杂文月刊《野草》。两个人都在桂林住了5个年头，友情进一步加深了。朱希回忆说，当时，各地文化人聚集桂林，处在地下的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用远方书店的名义出书。“我们在桂林也用远方书店的名义出起书来。作家需要出版工作者，出版工作者需要作家。我们请绀弩兼任书店编辑，帮助拉稿子。每拉来一部稿子，致送薄酬‘编辑费’三十元。他的书稿来源，多属胡风派（？）作家。《力报》馆在乡下，进城不便。我们给他一间安静小屋，一床、一桌、一椅，让他在市内有个歇脚之处。他喜欢睡懒觉，可以让他睡到日上三竿，不受干扰。他的西装裤让烟火烧了窟窿，我爱人为之补缀。当时桂林物价并未大涨，生活平易。大十字路东有家上海鸿运楼，排骨面和菜饭，很合大家胃口。路西有家新开的南京馆子，却叫作‘国际饭店’，有两种通俗的南京名菜：红彤彤的硝肉和带汤的美味炒干丝。四块硝肉，一盘炒干丝，一壶酒，是吃夜宵的好地方。绀弩四十岁生日，就是和我们一起在‘国际饭店’过的。”朱希说，这几年也是他练习写作较勤的时期，“《新垦地》即是培育我的土壤”（《绀弩交卷了》）。
湘桂战役之前，聂绀弩已回重庆。1944年6月，朱希也到了重庆，和聂绀弩又见面了。两人先后去建川中学教书，朝夕晤对，这样就有了办刊的设想。朱希四处奔走，终于搞到了一笔钱，刊物得以出版。
这就是《艺文志》。
创刊号三十二开，土纸本，内文一一。页。刊物虽小，但是因为聂绀弩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却是名家云集，内容丰赡。
《稿约》载：“凡篇幅不过于繁重之稿件，不分门类，不问性质（散文、杂文、报告、随笔、速写、通讯、游记、日记、小说、剧本、诗、学术札记），一律欢迎。”“尤其欢迎新作者的稿件和短稿”。第一期发文二十四篇，第二期二十八篇，杂文居多。
聂绀弩第一期即有《怀（柚子>》、《智人的心算》（署名萧今度）、《明末遗恨》（署名耳耶）、《中国学者的厄运》（署名迈斯）四篇。周作人的投敌，是中国文坛的大事。早在1940年12月，聂绀弩在杂文《从陶潜说到蔡邕》中批驳有些人为周作人“下水”辩护，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这两者之间，谁是谁非，谁正谁邪，尤其是一个中国人，应该选择走那条路，是昭然若揭的事。”
四年过去，聂绀弩又写了《智人的心算》，说《智人的心算》原是周作人一首诗的题目，周作人是把自己看作“智人”的。“从来背叛民族国家的，似乎很少有较好的下场，至少，也没有较好的声誉。”这道理“博学多闻的启明老人岂不明白，无奈他心里盘算：‘我这回不会再被冲去’”。抗战胜利在望，“智人”是要被洪水冲去了。
冯雪峰有杂文《谈被推与推入到历史上去》、《机巧》（署名画室）和《对光明的拥抱力》。冯在上海沦陷后回到浙江，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上饶集中营，经党营救出狱。1943年6月，奉周恩来之召到重庆。这段时间撰写了不少杂文。
夏衍的《记（离离草>》、沙汀的《题（困兽记>》，虽是书序，但又不限于书，也属杂感文字。
小说有茅盾的《马达的故事》、秦牧的《伯乐与马》，散文有老舍的《入城》、艾芜的《黔桂车上》等。翻译文章有金满成译梅特林克的《沉默》、吕荧译果戈里的《普式庚散论》。
《掷水漂》（第一期）是蔡仪的诗。诗人掷去的一块石片，在“心头引起了不尽的回旋”。后来成为美学家的蔡仪早年在《沉钟》上发表的却是小说和诗。蔡仪的老友、诗人冯至说：“他所写的小说列入三十年代著名的小说选中，也毫无逊色。”（杜书瀛：《我所知道的蔡仪先生》）
《夜船》（第一期），写与日寇战斗的游击战士，发动伪军反正，深夜驾船去接反正伪军家属的故事。没有战斗场面，但也扣人心弦，这篇从一个新角度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出自年轻的穆青之手。1937年，穆青十六岁，在临汾参加了八路军。《夜船》素材来自他实际的战斗生活。1942年，穆青进入《解放日报》，正式开始了他六十年的记者生涯。
《悼振黄》（第一期）是女作家葛琴的血泪文字，悼念沈振黄，一个充满着生命活力的年轻画家。他在逃难的路上，“由衷地到处给人伸出援手”。他，“坦白，真诚。他的灵魂是值得怎样的可贵与尊敬啊”！然而，为什么抗战到了今天，我们还要凄凄惶惶丧家狗似的逃难，而敌人是那样地畅所欲为？这种历史的惨痛教训，使作者认识到：振黄“与其说他在兵荒马乱的逃难路上跌死，倒不如说是被一种疯狂的毒焰炙死，被一种浑浊、困顿而霉烂的空气窒死”。
《枪的忧郁》（第二期），是一篇近五千字的议论性散文，历数了人们对枪的种种认识，指出：“一切武装的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反对人类原始蛮性的工具，但当它被控制在蛮性——特别是科学装备的现代法西斯野兽手里的时候，它也可以成为戕贼人类进步理性的手段。”作者望诸。“望诸”是袁水拍一个使用不多的笔名。两年之后，诗人以笔名“马凡陀”发表并出版政治讽刺诗《马凡陀诗歌》，名闻天下。
《艺文志》每期印两千册，销得很快，也很快受到当局注意，3月出版第二期后，因环境困难而停刊。 1986年，朱希在聂绀弩逝世以后，有长文《绀弩交卷了》，回忆两人近半个世纪的交往。抗战胜利，朱希就去了苏北解放区。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朱由苏北、山东至河北西柏坡，聂主要在香港。两人再见面已是在解放以后的北京了。1949年后，朱希与聂绀弩的遭遇极为类似。朱先是中央出版委员会的出版科长，接着又去创办国际书店；聂是新创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大家都成了忙人。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聂绀弩和朱希同罹厄运，都成为“十恶不赦”的“右派”。聂被发配至北大荒劳改，朱到天堂河农场“劳动就业”。后来都回到北京，聂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朱进版本图书馆。“文革”期间，聂因“攻击江青”被捕，判处无期徒刑；朱因“反对林彪”入狱，成为待决的死囚。1978年，劫后余生的朱希和聂绀弩在北京重逢时，都已是龙钟老翁了。
“嘉峪关、居庸关、韶关、涵谷关、正阳关……”青岛修建的“八大关”风景区，举世闻名。一座座德式、俄式、英式、日式别墅，在蓝天、碧海、绿树的映衬下，显得风情万种；以中国八大古关命名的道路穿行其问，更让游人在观赏美景的同时，受到历史文化的熏陶。
1985年4月，春暖花开时节，我到青岛疗养，住在海军疗养院。那里与“八大关”比邻。因为我是正阳关之子，所以，到“八大关”散步，备感亲切。
嘉峪关、居庸关、韶关、涵谷关…一人们都很熟悉，但对于淮南古镇正阳关，知道的人却不多。“正阳关”凭什么能在“八大关”中占有一席之地呢？
一
说起准河南岸的正阳关，人们总是根据明朝嘉靖《寿州志》：“东正阳镇，州南六十里，古名羊市，汉昭烈筑城屯兵于此。东接准颍，西通关陕。商贩辐辏，利有鱼盐，淮南第一镇也。今设有收钞关。”将正阳关与收钞关划等号。事实上，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汉昭烈筑城屯兵于此”，作为淮河要冲和大别山门户，这里自古就是一座军事关隘。
古代战争，是平面战争，在山口、河口、路口等要害部位设关据守，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正阳关地处淮河中间，是上游众多支流的汇聚之所，素有“72道淮水通正阳”的美誉，特别是准河南岸最大支流淠河，淮河北岸最大支流颍河，分别从镇南、镇北汇入淮河，使这里成为水上交通枢纽。
如果说，准河作为中国的南北分界线，就像一条裤腰带，那么，地处淮河中心点的正阳关，就像人的丹田。在以河流运输为主的数千年问，无论是由江南北上，还是从塞北南下，正阳关都是水上运输的必经之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沿着时光之水逆流而上，在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左传》记载：“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楚子即楚灵王（前540～前529年在位），是一个狩猎野兽和美女的浪荡楚王，“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他的“杰作”。在被废除的前一年，他竞浑然无觉，照样离开位于长江中游的国都郢（今湖北荆州），跑到一千公里之外的颍尾，也就是正阳关一带打猎消遣。由此可知，正阳关这个地方至少是在2500多年前，就已载入史册。
随后的几个世纪，正阳关就像一位隐士，在史书上难觅踪影。明朝《寿州志》所谓“汉昭烈筑城屯兵于此”，由于语焉不详，缺乏具体细节，也显得有些白说白话。但不能说是空穴来风。因为公元198年，刘备被势利小人吕布打败，投靠曹操，被举荐为豫州牧，豫州的城池就在准河上游的安城（今河南正阳县东北、南汝河西南岸），正阳关属于豫州与扬州（治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城关镇，州牧袁术）接合部，距离寿春不过五六十里，地势险要，四面环水。刘备亲率张飞等众将士，以正阳关东面8里、相距300来米的两个高冈为基地，在正阳关处修筑城堡，派兵驻守。今天，刘备所修的正阳关城池早已消遁无形，刘备城、张飞台依然是正阳关镇管辖的两个村庄。
二
南北朝时代，正阳关因其独特的战略地位，走上淝水大战的前台。当时，前秦皇帝苻坚（338 385），以京城长安为基地，亲率大军东征西讨，基本统一了淮河以北广大区域，与东晋隔淮对峙。383年，（苻坚）“先遣苻融、慕容韦、张蚝、苻方等至颍口”（《晋书·谢玄传》），开始“尝试由少数民族来统一全国”。45岁的苻坚十分骄横。他亲率百万大军，要与8万东晋军队决一雌雄。太子左卫率石越提醒道，东晋有江河之险，有可用之兵，不可轻敌。苻坚听罢仰天而笑，说：“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何险之足恃？”可是，淝水一战，东晋将士以弱克强，反败为胜。八公山下，前秦大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像一匹受惊的烈马，转身返回正阳关，并从颍口渡过淮河，向北溃逃，死伤无数。等苻坚逃到洛阳，手下只有10万残兵败将。一年之后，苻坚被羌族首领姚苌活活缢死。
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元月，周世宗柴荣见李谷部队久攻南唐寿州城不下，就派大将李重进增援。李重进大队人马刚刚跨过淮河浮桥，就与南唐刘彦贞的部队遭遇。两军在正阳城东摆开战场，南唐军大败，逃回寿州城，固守待援。次年二月，柴荣又御驾亲征，带着亲信赵匡胤顺颍河经正阳关，抵达下蔡（今安徽凤台），坐镇指挥；赵匡胤首战告捷，连破数座南唐军大寨，斩敌三千，加官晋爵，为后来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坐上大宋皇帝宝座奠定了基础。
“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千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这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初入淮河》，写的是南宋与金朝隔淮而治，苟且于临安，任凭大好山河落入敌手，整天歌舞升平，“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而身在准河南岸的正阳关等地，却处在边境线上，将士们枕戈待旦，百姓们民不聊生。元灭金朝，挥师南下，强渡淮河，《元史·董文炳传》载：至元九年（1272年），董文炳“迁枢密院判官，行院事于准西。筑正阳两城，两城夹准相望，以缀襄阳及捣宋腹心”。淮河两岸，东、西正阳，都成为元军的桥头堡，南宋朝野异常惊慌，调集重兵前来，“准西大战”由此打响。至元十年夏，“宋淮西制置使夏贵帅舟师十万来攻，矢石雨下，文炳登城御之。一夕，贵去复来，飞矢贯文炳左臂，着胁。文炳拔矢授左右，发四十余矢。中矢尽，顾左右索矢，又十余发，矢不继，力亦困，不能张满……文炳病创甚，子士选请代战，文炳壮而遣之，复白起束创，手剑督战。士选以戈击贵将仆，不死，获之以献。贵遂去，不敢复来。”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正阳关距离凤阳不过一百公里。元末，颍州（今安徽阜阳）爆发红巾军起义；4年后，刘福通迎韩林儿至亳州，拥立为“小明王”，建国号为“宋”，年号为“龙凤”，定都毫州，刘福通自为平章。不久，答失八都鲁率领元军进攻亳州。刘福通与韩林儿乘船顺颍河而下，经正阳关，在正阳关三四十公里处的安丰建立大本营，三路北伐，攻占汴梁（今开封）。元军派遣重兵进行围剿，红巾军失利，退回安丰十几个春秋，红巾军与元军在准河两岸展开拉锯战，江淮流域十室九空，遍地焦土。洪武元年（1368年），红巾军将领朱元璋后来居上，推翻元朝，建都凤阳，正阳关及其周边地区已经是“城春草木深”“千里无鸡鸣”。洪武七年，设立凤阳府，下辖寿州、泗州、宿州、颍州和亳州等，并从枣林庄（今山东兖州）、瓦屑坝（今江西鄱阳）、大槐树（今山西洪洞）等地大量移民，开垦荒地，恢复生产。经过一百来年的休养生息，准河流域的商贸活动日趋兴旺，白帆如云，渔歌唱晚，出现了“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繁荣景象。明成化元年（1465年），明政府在东正阳设立“凤阳府正阳税关”，简称“收钞关”，正阳关开始有了新的定位。据史料记载，开关当年，正阳关就上缴国库6，24万两税银。到了清朝，河流运输更加发达，“帆船竞至、商贾沓来”，正阳关额征税银已提高到9，02万两；道光二十年（1840年），又设立了“淮北督销正阳关盐厘总局”，负责将准盐销往大别山区“南五县”（今六安、霍邱、固始、商城和潢川）；1907年，正阳关又成立了皖北商务总会，江西、浙江、山西等15个省的商人在此开设会馆，英、俄、德等国商人也相继来此设立公司。正阳关兴旺发达，0.62平方公里的城区内，竟有运输公司5家，浴池8家，旅馆13家，饭店22家，玄帝庙、迎水寺、清真寺、福音堂等寺庙72座半（南城门洞里有一个土地老爷石像，被称作“半座庙”），居民有5万多人，这片多次被战火洗礼的雄关，成了皖西经济重镇。
可是，清朝晚期，各地硝烟弥漫，富庶的正阳关岂能幸免于难？道光三十年，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率众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如星火燎原，由西南迅速烧到东南。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太平军攻占江宁（即南京），太平天国正式建立。与此同时，淮河北岸民众群起响应，爆发了捻军起义。1855年秋，各路捻军在雉河集（今安徽涡阳）会盟，张乐行被推为盟主。淮河南北，捻军与太平军时分时合，搅得朝廷惶惶不可终日。清廷派遣得力干将袁甲三、胜保率领精锐部队“剿捻”，打响了惨烈的“正阳关战役”。《太平天国大辞典》写道：“1857年6月16日，捻军失守霍丘三河尖，顺准东下，退至寿州正阳关。由韩老万率蓝旗捻众守关，张乐行、龚得树率部往霍丘。25日，同清军进行水上大战，凤庐道金光箸险被捻军活捉，慌乱之中，所乘舟船荡覆，溺水而亡。时胜保率清军由三河尖赶到，攻陷捻军据点多处，合围正阳关。”
《安徽捻军概述》（《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四、五期合刊）继续写道：“8月霍丘失守，正阳关的情况更加危急，严重缺乏粮食，兵士甚至割死人肉而食，加上瘟疫流行，兵士死亡很多，后来又遇到山洪暴发，大水包围了正阳关，出不去了。10月，李昭寿、龚得树、孙葵心白六安来援，在内外夹击下，才从南方打开一条出路，突围至六安。蓝旗在这次战斗中损失很大，据说最后还有一千多人未能突围，都被清军杀害。”
捻军退走后，正阳关的土城已经千疮百孔，城内一片萧条。据光绪《寿州志》记载，同治五年，山阴人施照来被委任为寿州知州。他根据正阳关老百姓的建议，决定采取官修民捐的方式，修建石基砖砌的城墙。从同治四年（1865年）开工，历时5载，耗资四万七千多两白银，终告完成。“城周七百二十丈，高一丈五尺，计四里三分。女墙一千三百七十垛……光绪七年，凤颍道任兰生拨款三千五百（元）重修。”南门和北门的门额上，分别镌刻着“淮南古镇”“凤城首镇”，昭示着她的悠久历史和在凤阳府内的重要地位。
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湖北、湖南、广东等地相继宣告独立。11月14日，张汇滔（正阳关公学毕业生）与岳相如、王龙廷、袁家声等同盟会会员利用清廷官吏“树倒猢狲散”的恐慌心理，率领各路民军潜入寿州城，兵不血刃，夺取政权，使寿州成为安徽第一座光复的城池，极大地推动了全省的起义进程。两天后，为了清除建立共和国道路上的障碍，准上军宣告成立，王龙廷任总司令，张汇滔、张纶、袁家声为副总司令。以原寿州总兵署为总司令部，全军2万余人，兵分三路，挺进江准各地，席卷21个州县。1913年4月，柏文蔚担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之后，看中了正阳关独特的战略位置，集股倡办正阳关至省城安庆的“安正铁路”，希望建成沟通淮河与长江的运输大动脉。
到了1913年夏天，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7月1日，张汇滔（时任讨袁皖军第二师师长兼准上讨袁军前敌司令）回到正阳关，借《民立报》发布讨袁檄文：“袁贼世凯欺世盗名……其率兽而食人，不加伐戮，人道沦亡，国于何有？”
袁世凯也不甘示弱，命令倪嗣冲集中约1万人南下，进攻正阳关。倪军乘船刚刚开过沫河口，就被猛烈的炮火打了回去。5天后，倪军再次发动进攻。8月6日，倪军攻陷正阳关。倪嗣冲抢到安徽都督的宝座，“安正铁路”从此流产。
1926年，广州政府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第33军军长柏文蔚命令一师师长袁家声收复正阳关。于是，袁家声率领部队星夜兼程，渡过淠河，向盘踞在正阳关的奉军杨树藩旅发起猛攻，经过血战，夺回了这一战略要冲。
抗日的烽火点燃以后，1938年1月13日，安徽省政府从安庆迁到皖西六安。徐州会战后期，第135师师长苏祖春城、正阳关；次日，安徽省政府就从六安迁到了大别山腹地的金家寨（现金寨县城）。同年8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特意在正阳关配备了一个营的桂军，守卫大别山的门户。不久，日军的一艘炮艇闯到正阳关大西门水域，与守军激烈交火，西门门楼被日军炮火轰塌。据老人回忆，激战之后，陶河清营长认为正阳关四面是水，形若孤岛，易攻难守，一旦日军封锁了8座城门（建城后，又增修了南小东门、西小东门、小西门和水西门），老百姓无法逃生。于是，就命令将城墙扒开了许多豁口。从此，正阳关城墙从地平线上消失了。时光流转，至今仅留存东、南、北三座城门（已列为省级文保单位）。 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正阳关早就进入了共产党的视野。
1929年冬季，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与鄂豫皖苏区的联系，在肥东店埠的一家杂货店内，秘密设立中央交通站，并在正阳关、六安思古潭、舒城七里河和潜山皖河分别设立分站。1931年3月，中共皖北（寿县）中心县委员会正式成立，机关设在正阳关，下辖寿县、凤台、阜阳、颍上等9县党组织。正阳交通分站设于正阳关南大街马家行的一问香烟铺内，分站站长由中共皖北中心县委书记李乐天兼任，主要负责收集、传递情报、护送中央要员进入苏区。4月，沈泽民调任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就是由正阳关分站护送进入大别山的。
当时，国民党军队对大别山进行“围剿”，鄂豫皖苏区军需物资十分匮乏。危难之际，李乐天送去了一份情报：国民党第10军即将到正阳关驻防，目的是控制正阳关大批食盐、药品、粮食和日用品等。鄂豫皖分局高度重视，研究决定，采取长途奔袭战术，在国民党军进驻之前，占领正阳关，虎口夺物。
1931年5月11日，在红25军军长邝继勋的率领下，部队沿淠河挥师北上，经过激战，于12日占领正阳关。军部设在镇中心的福音堂里。接着，又在火神庙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政策，号召民众起来抗租抗捐。会后，组成打土豪分财物队，将荣升、裕丰等10多家大粮行囤积的粮食分给饥民。14日，红25军满载着战利品，乘船迅速撤回大别山。如今，正阳关的古街风貌已经不复存在，福音堂也变成了民宅，门口新立的“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石碑，将这段历史定格。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响彻天宇。但二野、三野的百万雄师，如何能在短时间内，渡过淮河，到达预定阵地，在缺乏桥梁、大型船舶的岁月，这是一大难题。好在人的智慧是无穷的。2月14日，华东支前委员会一声令下，正阳关迅速集中了2500只民船，在淮河上架起10余座浮桥。3个月内，浮桥上人马欢腾，川流不息，3300多辆汽车、2000多辆炮车、2，4万余辆马车和数十万部队，浩浩荡荡地通过正阳关，开往前线。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淮南古镇再显身手。
一部历史，都说是一部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文明遭受战争的破坏史。而古镇名关，恰恰是这部战争史上的重要章节。
中华关隘数不胜数。1988年1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中华名关》一书，收录名关113座，正阳关名列第16位，可见，正阳关的名声并不算小。
1944年8月，聂绀弩从桂林回到重庆，在江北私立建川中学兼课。老朋友，这时也是同事的朱希和他商量办个刊物。
朱希，出版工作者。抗日战争前一年，语言学家叶籁士在上海编《语文》月刊，交新知书店出版。因为叶的名字太红，由当时已在新知书店工作的朱希以“朱执诚”名义，向当局登记。朱希是这个刊物法定的“编辑和发行人”，聂绀弩是一位主要撰稿人。抗战开始后，朱希去武汉筹设新知书店总店。1938年初，负责向新四军教导总队送书。这时候，聂绀弩从延安经武汉去新四军任教官，负责编辑《抗敌》。两人始才见面。以后，朱在浙江金华办新知书店浙江分店，聂也从皖南来到金华与邵荃麟一起办《东南战线》。他们共同为开辟抗战文化阵地工作。
1940年，朱希辗转到了桂林，任桂林文化供应社营业处主任。这时聂在桂林编《力报》副刊《新垦地》，以后又与夏衍等人合编杂文月刊《野草》。两个人都在桂林住了5个年头，友情进一步加深了。朱希回忆说，当时，各地文化人聚集桂林，处在地下的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用远方书店的名义出书。“我们在桂林也用远方书店的名义出起书来。作家需要出版工作者，出版工作者需要作家。我们请绀弩兼任书店编辑，帮助拉稿子。每拉来一部稿子，致送薄酬‘编辑费’三十元。他的书稿来源，多属胡风派（？）作家。《力报》馆在乡下，进城不便。我们给他一间安静小屋，一床、一桌、一椅，让他在市内有个歇脚之处。他喜欢睡懒觉，可以让他睡到日上三竿，不受干扰。他的西装裤让烟火烧了窟窿，我爱人为之补缀。当时桂林物价并未大涨，生活平易。大十字路东有家上海鸿运楼，排骨面和菜饭，很合大家胃口。路西有家新开的南京馆子，却叫作‘国际饭店’，有两种通俗的南京名菜：红彤彤的硝肉和带汤的美味炒干丝。四块硝肉，一盘炒干丝，一壶酒，是吃夜宵的好地方。绀弩四十岁生日，就是和我们一起在‘国际饭店’过的。”朱希说，这几年也是他练习写作较勤的时期，“《新垦地》即是培育我的土壤”（《绀弩交卷了》）。
湘桂战役之前，聂绀弩已回重庆。1944年6月，朱希也到了重庆，和聂绀弩又见面了。两人先后去建川中学教书，朝夕晤对，这样就有了办刊的设想。朱希四处奔走，终于搞到了一笔钱，刊物得以出版。
这就是《艺文志》。
创刊号三十二开，土纸本，内文一一。页。刊物虽小，但是因为聂绀弩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却是名家云集，内容丰赡。
《稿约》载：“凡篇幅不过于繁重之稿件，不分门类，不问性质（散文、杂文、报告、随笔、速写、通讯、游记、日记、小说、剧本、诗、学术札记），一律欢迎。”“尤其欢迎新作者的稿件和短稿”。第一期发文二十四篇，第二期二十八篇，杂文居多。
聂绀弩第一期即有《怀（柚子>》、《智人的心算》（署名萧今度）、《明末遗恨》（署名耳耶）、《中国学者的厄运》（署名迈斯）四篇。周作人的投敌，是中国文坛的大事。早在1940年12月，聂绀弩在杂文《从陶潜说到蔡邕》中批驳有些人为周作人“下水”辩护，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这两者之间，谁是谁非，谁正谁邪，尤其是一个中国人，应该选择走那条路，是昭然若揭的事。”
四年过去，聂绀弩又写了《智人的心算》，说《智人的心算》原是周作人一首诗的题目，周作人是把自己看作“智人”的。“从来背叛民族国家的，似乎很少有较好的下场，至少，也没有较好的声誉。”这道理“博学多闻的启明老人岂不明白，无奈他心里盘算：‘我这回不会再被冲去’”。抗战胜利在望，“智人”是要被洪水冲去了。
冯雪峰有杂文《谈被推与推入到历史上去》、《机巧》（署名画室）和《对光明的拥抱力》。冯在上海沦陷后回到浙江，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上饶集中营，经党营救出狱。1943年6月，奉周恩来之召到重庆。这段时间撰写了不少杂文。
夏衍的《记（离离草>》、沙汀的《题（困兽记>》，虽是书序，但又不限于书，也属杂感文字。
小说有茅盾的《马达的故事》、秦牧的《伯乐与马》，散文有老舍的《入城》、艾芜的《黔桂车上》等。翻译文章有金满成译梅特林克的《沉默》、吕荧译果戈里的《普式庚散论》。
《掷水漂》（第一期）是蔡仪的诗。诗人掷去的一块石片，在“心头引起了不尽的回旋”。后来成为美学家的蔡仪早年在《沉钟》上发表的却是小说和诗。蔡仪的老友、诗人冯至说：“他所写的小说列入三十年代著名的小说选中，也毫无逊色。”（杜书瀛：《我所知道的蔡仪先生》）
《夜船》（第一期），写与日寇战斗的游击战士，发动伪军反正，深夜驾船去接反正伪军家属的故事。没有战斗场面，但也扣人心弦，这篇从一个新角度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出自年轻的穆青之手。1937年，穆青十六岁，在临汾参加了八路军。《夜船》素材来自他实际的战斗生活。1942年，穆青进入《解放日报》，正式开始了他六十年的记者生涯。
《悼振黄》（第一期）是女作家葛琴的血泪文字，悼念沈振黄，一个充满着生命活力的年轻画家。他在逃难的路上，“由衷地到处给人伸出援手”。他，“坦白，真诚。他的灵魂是值得怎样的可贵与尊敬啊”！然而，为什么抗战到了今天，我们还要凄凄惶惶丧家狗似的逃难，而敌人是那样地畅所欲为？这种历史的惨痛教训，使作者认识到：振黄“与其说他在兵荒马乱的逃难路上跌死，倒不如说是被一种疯狂的毒焰炙死，被一种浑浊、困顿而霉烂的空气窒死”。
《枪的忧郁》（第二期），是一篇近五千字的议论性散文，历数了人们对枪的种种认识，指出：“一切武装的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反对人类原始蛮性的工具，但当它被控制在蛮性——特别是科学装备的现代法西斯野兽手里的时候，它也可以成为戕贼人类进步理性的手段。”作者望诸。“望诸”是袁水拍一个使用不多的笔名。两年之后，诗人以笔名“马凡陀”发表并出版政治讽刺诗《马凡陀诗歌》，名闻天下。
《艺文志》每期印两千册，销得很快，也很快受到当局注意，3月出版第二期后，因环境困难而停刊。 1986年，朱希在聂绀弩逝世以后，有长文《绀弩交卷了》，回忆两人近半个世纪的交往。抗战胜利，朱希就去了苏北解放区。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朱由苏北、山东至河北西柏坡，聂主要在香港。两人再见面已是在解放以后的北京了。1949年后，朱希与聂绀弩的遭遇极为类似。朱先是中央出版委员会的出版科长，接着又去创办国际书店；聂是新创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大家都成了忙人。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聂绀弩和朱希同罹厄运，都成为“十恶不赦”的“右派”。聂被发配至北大荒劳改，朱到天堂河农场“劳动就业”。后来都回到北京，聂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朱进版本图书馆。“文革”期间，聂因“攻击江青”被捕，判处无期徒刑；朱因“反对林彪”入狱，成为待决的死囚。1978年，劫后余生的朱希和聂绀弩在北京重逢时，都已是龙钟老翁了。
“嘉峪关、居庸关、韶关、涵谷关、正阳关……”青岛修建的“八大关”风景区，举世闻名。一座座德式、俄式、英式、日式别墅，在蓝天、碧海、绿树的映衬下，显得风情万种；以中国八大古关命名的道路穿行其问，更让游人在观赏美景的同时，受到历史文化的熏陶。
1985年4月，春暖花开时节，我到青岛疗养，住在海军疗养院。那里与“八大关”比邻。因为我是正阳关之子，所以，到“八大关”散步，备感亲切。
嘉峪关、居庸关、韶关、涵谷关…一人们都很熟悉，但对于淮南古镇正阳关，知道的人却不多。“正阳关”凭什么能在“八大关”中占有一席之地呢？
一
说起准河南岸的正阳关，人们总是根据明朝嘉靖《寿州志》：“东正阳镇，州南六十里，古名羊市，汉昭烈筑城屯兵于此。东接准颍，西通关陕。商贩辐辏，利有鱼盐，淮南第一镇也。今设有收钞关。”将正阳关与收钞关划等号。事实上，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汉昭烈筑城屯兵于此”，作为淮河要冲和大别山门户，这里自古就是一座军事关隘。
古代战争，是平面战争，在山口、河口、路口等要害部位设关据守，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正阳关地处淮河中间，是上游众多支流的汇聚之所，素有“72道淮水通正阳”的美誉，特别是准河南岸最大支流淠河，淮河北岸最大支流颍河，分别从镇南、镇北汇入淮河，使这里成为水上交通枢纽。
如果说，准河作为中国的南北分界线，就像一条裤腰带，那么，地处淮河中心点的正阳关，就像人的丹田。在以河流运输为主的数千年问，无论是由江南北上，还是从塞北南下，正阳关都是水上运输的必经之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沿着时光之水逆流而上，在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左传》记载：“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楚子即楚灵王（前540～前529年在位），是一个狩猎野兽和美女的浪荡楚王，“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他的“杰作”。在被废除的前一年，他竞浑然无觉，照样离开位于长江中游的国都郢（今湖北荆州），跑到一千公里之外的颍尾，也就是正阳关一带打猎消遣。由此可知，正阳关这个地方至少是在2500多年前，就已载入史册。
随后的几个世纪，正阳关就像一位隐士，在史书上难觅踪影。明朝《寿州志》所谓“汉昭烈筑城屯兵于此”，由于语焉不详，缺乏具体细节，也显得有些白说白话。但不能说是空穴来风。因为公元198年，刘备被势利小人吕布打败，投靠曹操，被举荐为豫州牧，豫州的城池就在准河上游的安城（今河南正阳县东北、南汝河西南岸），正阳关属于豫州与扬州（治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城关镇，州牧袁术）接合部，距离寿春不过五六十里，地势险要，四面环水。刘备亲率张飞等众将士，以正阳关东面8里、相距300来米的两个高冈为基地，在正阳关处修筑城堡，派兵驻守。今天，刘备所修的正阳关城池早已消遁无形，刘备城、张飞台依然是正阳关镇管辖的两个村庄。
二
南北朝时代，正阳关因其独特的战略地位，走上淝水大战的前台。当时，前秦皇帝苻坚（338 385），以京城长安为基地，亲率大军东征西讨，基本统一了淮河以北广大区域，与东晋隔淮对峙。383年，（苻坚）“先遣苻融、慕容韦、张蚝、苻方等至颍口”（《晋书·谢玄传》），开始“尝试由少数民族来统一全国”。45岁的苻坚十分骄横。他亲率百万大军，要与8万东晋军队决一雌雄。太子左卫率石越提醒道，东晋有江河之险，有可用之兵，不可轻敌。苻坚听罢仰天而笑，说：“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何险之足恃？”可是，淝水一战，东晋将士以弱克强，反败为胜。八公山下，前秦大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像一匹受惊的烈马，转身返回正阳关，并从颍口渡过淮河，向北溃逃，死伤无数。等苻坚逃到洛阳，手下只有10万残兵败将。一年之后，苻坚被羌族首领姚苌活活缢死。
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元月，周世宗柴荣见李谷部队久攻南唐寿州城不下，就派大将李重进增援。李重进大队人马刚刚跨过淮河浮桥，就与南唐刘彦贞的部队遭遇。两军在正阳城东摆开战场，南唐军大败，逃回寿州城，固守待援。次年二月，柴荣又御驾亲征，带着亲信赵匡胤顺颍河经正阳关，抵达下蔡（今安徽凤台），坐镇指挥；赵匡胤首战告捷，连破数座南唐军大寨，斩敌三千，加官晋爵，为后来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坐上大宋皇帝宝座奠定了基础。
“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千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这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初入淮河》，写的是南宋与金朝隔淮而治，苟且于临安，任凭大好山河落入敌手，整天歌舞升平，“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而身在准河南岸的正阳关等地，却处在边境线上，将士们枕戈待旦，百姓们民不聊生。元灭金朝，挥师南下，强渡淮河，《元史·董文炳传》载：至元九年（1272年），董文炳“迁枢密院判官，行院事于准西。筑正阳两城，两城夹准相望，以缀襄阳及捣宋腹心”。淮河两岸，东、西正阳，都成为元军的桥头堡，南宋朝野异常惊慌，调集重兵前来，“准西大战”由此打响。至元十年夏，“宋淮西制置使夏贵帅舟师十万来攻，矢石雨下，文炳登城御之。一夕，贵去复来，飞矢贯文炳左臂，着胁。文炳拔矢授左右，发四十余矢。中矢尽，顾左右索矢，又十余发，矢不继，力亦困，不能张满……文炳病创甚，子士选请代战，文炳壮而遣之，复白起束创，手剑督战。士选以戈击贵将仆，不死，获之以献。贵遂去，不敢复来。”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正阳关距离凤阳不过一百公里。元末，颍州（今安徽阜阳）爆发红巾军起义；4年后，刘福通迎韩林儿至亳州，拥立为“小明王”，建国号为“宋”，年号为“龙凤”，定都毫州，刘福通自为平章。不久，答失八都鲁率领元军进攻亳州。刘福通与韩林儿乘船顺颍河而下，经正阳关，在正阳关三四十公里处的安丰建立大本营，三路北伐，攻占汴梁（今开封）。元军派遣重兵进行围剿，红巾军失利，退回安丰十几个春秋，红巾军与元军在准河两岸展开拉锯战，江淮流域十室九空，遍地焦土。洪武元年（1368年），红巾军将领朱元璋后来居上，推翻元朝，建都凤阳，正阳关及其周边地区已经是“城春草木深”“千里无鸡鸣”。洪武七年，设立凤阳府，下辖寿州、泗州、宿州、颍州和亳州等，并从枣林庄（今山东兖州）、瓦屑坝（今江西鄱阳）、大槐树（今山西洪洞）等地大量移民，开垦荒地，恢复生产。经过一百来年的休养生息，准河流域的商贸活动日趋兴旺，白帆如云，渔歌唱晚，出现了“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繁荣景象。明成化元年（1465年），明政府在东正阳设立“凤阳府正阳税关”，简称“收钞关”，正阳关开始有了新的定位。据史料记载，开关当年，正阳关就上缴国库6，24万两税银。到了清朝，河流运输更加发达，“帆船竞至、商贾沓来”，正阳关额征税银已提高到9，02万两；道光二十年（1840年），又设立了“淮北督销正阳关盐厘总局”，负责将准盐销往大别山区“南五县”（今六安、霍邱、固始、商城和潢川）；1907年，正阳关又成立了皖北商务总会，江西、浙江、山西等15个省的商人在此开设会馆，英、俄、德等国商人也相继来此设立公司。正阳关兴旺发达，0.62平方公里的城区内，竟有运输公司5家，浴池8家，旅馆13家，饭店22家，玄帝庙、迎水寺、清真寺、福音堂等寺庙72座半（南城门洞里有一个土地老爷石像，被称作“半座庙”），居民有5万多人，这片多次被战火洗礼的雄关，成了皖西经济重镇。
可是，清朝晚期，各地硝烟弥漫，富庶的正阳关岂能幸免于难？道光三十年，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率众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如星火燎原，由西南迅速烧到东南。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太平军攻占江宁（即南京），太平天国正式建立。与此同时，淮河北岸民众群起响应，爆发了捻军起义。1855年秋，各路捻军在雉河集（今安徽涡阳）会盟，张乐行被推为盟主。淮河南北，捻军与太平军时分时合，搅得朝廷惶惶不可终日。清廷派遣得力干将袁甲三、胜保率领精锐部队“剿捻”，打响了惨烈的“正阳关战役”。《太平天国大辞典》写道：“1857年6月16日，捻军失守霍丘三河尖，顺准东下，退至寿州正阳关。由韩老万率蓝旗捻众守关，张乐行、龚得树率部往霍丘。25日，同清军进行水上大战，凤庐道金光箸险被捻军活捉，慌乱之中，所乘舟船荡覆，溺水而亡。时胜保率清军由三河尖赶到，攻陷捻军据点多处，合围正阳关。”
《安徽捻军概述》（《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四、五期合刊）继续写道：“8月霍丘失守，正阳关的情况更加危急，严重缺乏粮食，兵士甚至割死人肉而食，加上瘟疫流行，兵士死亡很多，后来又遇到山洪暴发，大水包围了正阳关，出不去了。10月，李昭寿、龚得树、孙葵心白六安来援，在内外夹击下，才从南方打开一条出路，突围至六安。蓝旗在这次战斗中损失很大，据说最后还有一千多人未能突围，都被清军杀害。”
捻军退走后，正阳关的土城已经千疮百孔，城内一片萧条。据光绪《寿州志》记载，同治五年，山阴人施照来被委任为寿州知州。他根据正阳关老百姓的建议，决定采取官修民捐的方式，修建石基砖砌的城墙。从同治四年（1865年）开工，历时5载，耗资四万七千多两白银，终告完成。“城周七百二十丈，高一丈五尺，计四里三分。女墙一千三百七十垛……光绪七年，凤颍道任兰生拨款三千五百（元）重修。”南门和北门的门额上，分别镌刻着“淮南古镇”“凤城首镇”，昭示着她的悠久历史和在凤阳府内的重要地位。
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湖北、湖南、广东等地相继宣告独立。11月14日，张汇滔（正阳关公学毕业生）与岳相如、王龙廷、袁家声等同盟会会员利用清廷官吏“树倒猢狲散”的恐慌心理，率领各路民军潜入寿州城，兵不血刃，夺取政权，使寿州成为安徽第一座光复的城池，极大地推动了全省的起义进程。两天后，为了清除建立共和国道路上的障碍，准上军宣告成立，王龙廷任总司令，张汇滔、张纶、袁家声为副总司令。以原寿州总兵署为总司令部，全军2万余人，兵分三路，挺进江准各地，席卷21个州县。1913年4月，柏文蔚担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之后，看中了正阳关独特的战略位置，集股倡办正阳关至省城安庆的“安正铁路”，希望建成沟通淮河与长江的运输大动脉。
到了1913年夏天，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7月1日，张汇滔（时任讨袁皖军第二师师长兼准上讨袁军前敌司令）回到正阳关，借《民立报》发布讨袁檄文：“袁贼世凯欺世盗名……其率兽而食人，不加伐戮，人道沦亡，国于何有？”
袁世凯也不甘示弱，命令倪嗣冲集中约1万人南下，进攻正阳关。倪军乘船刚刚开过沫河口，就被猛烈的炮火打了回去。5天后，倪军再次发动进攻。8月6日，倪军攻陷正阳关。倪嗣冲抢到安徽都督的宝座，“安正铁路”从此流产。
1926年，广州政府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第33军军长柏文蔚命令一师师长袁家声收复正阳关。于是，袁家声率领部队星夜兼程，渡过淠河，向盘踞在正阳关的奉军杨树藩旅发起猛攻，经过血战，夺回了这一战略要冲。
抗日的烽火点燃以后，1938年1月13日，安徽省政府从安庆迁到皖西六安。徐州会战后期，第135师师长苏祖春城、正阳关；次日，安徽省政府就从六安迁到了大别山腹地的金家寨（现金寨县城）。同年8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特意在正阳关配备了一个营的桂军，守卫大别山的门户。不久，日军的一艘炮艇闯到正阳关大西门水域，与守军激烈交火，西门门楼被日军炮火轰塌。据老人回忆，激战之后，陶河清营长认为正阳关四面是水，形若孤岛，易攻难守，一旦日军封锁了8座城门（建城后，又增修了南小东门、西小东门、小西门和水西门），老百姓无法逃生。于是，就命令将城墙扒开了许多豁口。从此，正阳关城墙从地平线上消失了。时光流转，至今仅留存东、南、北三座城门（已列为省级文保单位）。 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正阳关早就进入了共产党的视野。
1929年冬季，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与鄂豫皖苏区的联系，在肥东店埠的一家杂货店内，秘密设立中央交通站，并在正阳关、六安思古潭、舒城七里河和潜山皖河分别设立分站。1931年3月，中共皖北（寿县）中心县委员会正式成立，机关设在正阳关，下辖寿县、凤台、阜阳、颍上等9县党组织。正阳交通分站设于正阳关南大街马家行的一问香烟铺内，分站站长由中共皖北中心县委书记李乐天兼任，主要负责收集、传递情报、护送中央要员进入苏区。4月，沈泽民调任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就是由正阳关分站护送进入大别山的。
当时，国民党军队对大别山进行“围剿”，鄂豫皖苏区军需物资十分匮乏。危难之际，李乐天送去了一份情报：国民党第10军即将到正阳关驻防，目的是控制正阳关大批食盐、药品、粮食和日用品等。鄂豫皖分局高度重视，研究决定，采取长途奔袭战术，在国民党军进驻之前，占领正阳关，虎口夺物。
1931年5月11日，在红25军军长邝继勋的率领下，部队沿淠河挥师北上，经过激战，于12日占领正阳关。军部设在镇中心的福音堂里。接着，又在火神庙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政策，号召民众起来抗租抗捐。会后，组成打土豪分财物队，将荣升、裕丰等10多家大粮行囤积的粮食分给饥民。14日，红25军满载着战利品，乘船迅速撤回大别山。如今，正阳关的古街风貌已经不复存在，福音堂也变成了民宅，门口新立的“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石碑，将这段历史定格。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响彻天宇。但二野、三野的百万雄师，如何能在短时间内，渡过淮河，到达预定阵地，在缺乏桥梁、大型船舶的岁月，这是一大难题。好在人的智慧是无穷的。2月14日，华东支前委员会一声令下，正阳关迅速集中了2500只民船，在淮河上架起10余座浮桥。3个月内，浮桥上人马欢腾，川流不息，3300多辆汽车、2000多辆炮车、2，4万余辆马车和数十万部队，浩浩荡荡地通过正阳关，开往前线。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淮南古镇再显身手。
一部历史，都说是一部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文明遭受战争的破坏史。而古镇名关，恰恰是这部战争史上的重要章节。
中华关隘数不胜数。1988年1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中华名关》一书，收录名关113座，正阳关名列第16位，可见，正阳关的名声并不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