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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与生俱来，一纸户口卡住求学求职路
每个“黑户”的经历，虽然都差别迥异，但几乎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令人心酸的故事。
已经出嫁到江苏省的安徽省霍邱县人曾蕊（化名），直到2013年国庆节，才有了自己的户口，此前的20多年的时间，她一直都是“黑户”。起初，是因为家里没钱交不起“计生罚款”，她的父亲曾繁华不敢去派出所登记户口。长大后，她因没有户口处处碰壁，尤其是外出打工，很少有企业愿意接纳没有户口和身份证的员工，找工作很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繁华跑了很多次村里、镇里、派出所，却一直被以各种理由耽搁了下来。2013年他按照村干部要求缴纳了3000元罚款，才把女儿的户口办了下来。
在《半月谈》记者调查走访的“黑户”群体中，大部分属于计划外生育子女，也有部分属于弃婴、收养或领养子女等。因此，“黑户”中的儿童无疑占主要部分。安徽省灵璧县的小女孩妮妮（化名）就是其中的一个。
“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一直都没有户口，经常愁得夜里睡不着觉。只要能帮俺闺女上户口，咋说都行。”灵璧县马庄村村民王书银说，女儿妮妮7岁了，在村里上小学一年级，因为没户口，不能像其他学生一样办理学籍，以后孩子成长求学将是个迈不过去的坎。
当地政府向记者表明，按“计划生育”相关规定，王书银的妻子张小兰属智障人员，且不是当地人，无法说清本人籍贯，至今没能办理户口和身份证，所以王书银夫妇无法申领结婚证，两人都不符合“再生育条件”。妮妮属引产活产婴儿，没有“婴儿出生医学证明”。目前，尽管当地政府已经责成大庙乡派出所就妮妮入户事宜请示相关部门予以解决，但前景依然渺茫。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像妮妮这样从一出生就是新一代“黑户”的儿童不在少数，他们因父母一辈是“黑户”等“历史原因”，延续成为“黑二代”。这类群体在户籍问题的解决上更为复杂。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口计生局城市流动人口科科长程平说，“黑户”孩子普遍比较自卑，他们会在内心把自己和其他有户口、有学籍的孩子进行比较，觉得自己是另类、不合群的，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别也很明显，这些差别会日复一日地加深孩子的自卑心理，影响孩子的性格。
“黑户”婴童被卖被送，违法乱象频发
2013年10月，一对上海小夫妻将超生二胎“送”给QQ群里认识的网民，引发舆论哗然。虽然几经周折孩子又回到父母身边，但孩子的身份问题至今无法解决。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网络送婴、卖婴的事件并非个案，往往都是未缴纳罚款的超生儿，还有非婚生育或早婚早育未办证的孩子。追究当事人送婴、卖婴行为的动机，无法上户口是重要因素之一。
记者调查了解到，受传统和道德观念影响，非婚生育而产生的“黑户”孩童，往往在成长中要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被边缘化的倾向日渐加剧。顾虑到“黑户”问题，加之生存境遇不佳、法律意识淡薄，近年来，不断有未婚母亲虐待、杀害亲生儿女的事件发生。
如今，随着社会开放度提高，未婚母亲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如何给孩子上户口”，是未婚母亲们在网络线上交流的主要话题。一些未婚母亲的选择令人不寒而栗：有的因无法给孩子合法的身份和美好的未来，抱着侥幸心理把孩子送养出去；有些迫于恐惧、歧视等压力而将孩子抛弃；更有极端的，则不惜将自己的孩子“扼杀在摇篮里”。
“如果我死了，可能没有人知道我姓甚名谁！”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新集村二组的孙慧慧，31岁，至今仍没有属于自己的户口。她说：“现在如果我死了，可能没有人知道我姓甚名谁！”
1983年出生的孙慧慧，4岁时生母病逝，后被多次送给亲戚或外人寄养。她说，收养的家庭不给自己上户口，是为了避免给继母生的小孩带来“超生罚款”。因为“黑户”的身份，她就像一个可以随意转让的“物品”，在16岁前先后被“转让”了近10次。
16岁那年，最后的收养人逼她出嫁到外地，草草成婚后她开始过上为人妻的生活。但这样的生活并不幸福，她不仅要经常忍受丈夫的家暴，还被迫跟随躲债的丈夫逃到远离家乡的新疆生活。她说，长大后本想出去打工，但没有身份证，自己只能任人摆布；结婚后也多次想逃离这个家庭，但没有身份证根本出不了门，只好忍气吞声地委屈将就。
2004年，在新疆生活4年后，丈夫答应给她办户口。满心欢喜的孙慧慧拿到户口时却傻了眼，户口本上写的根本不是她的真名，而是丈夫舅妈杨景会的名字和信息；随户口一起的身份证上，除了照片是自己的，其他信息都与自己无关。
2010年，再也无法忍受没有自己真实户口的孙慧慧逃离新疆的家庭，凭着那张假身份证，一路打工赚钱回到了老家襄阳。她向老家牛首镇派出所提出补录户口的申请，但没有审批下来。派出所民警崔卫珍解释，先要把手中的身份证弄清楚，如果之前的户口本有问题，是违规办理的，要先销掉；如果是冒充别人的，就要把照片从系统中换下来。
2014年，樊城区再次启动“户口补录程序”，牛首镇派出所发函到新疆麦盖提县请求协助调查其户口问题。崔卫珍说，如果对方证明之前的户口有问题，发个函过来，我们就可以重新办理；如果是冒用别人的信息，对方公安部门进行处罚后，并到户籍系统中把她的照片换下来，这样就不会造成重户口。于是，孙慧慧又开始了新一轮等待。
“黑户”问题已构成社会管理的严峻挑战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在人口流动日益加速的现代社会，主要因违法生育而形成的庞大“黑户”群体已经产生了跨区域的影响，这些影响随着代际传递而逐步加深，成为社会管理中的盲区和难点。
“我们查户口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以各种理由回避。”从事计生工作15年的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口计生局城市流动人口科科长程平说，“黑户”人群对计生、公安等部门查户口的情况非常敏感，他们一般都不会主动承认自己是没有户口的，而是会以“忘记带了”、“过两天找给你”等各种理由回避。如果查的次数多了，他们可能就会干脆搬家换一个地方租房，这样就完全消失不见了。“黑户”的存在，给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带来极大的挑战。除非“黑户”人群的原所在地计生部门发函，否则城市计生部门很难掌握“黑户”人群的信息和动态。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北京隆安（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周雷等专家认为，人口底数不清，不仅影响高层决策，也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山东省多位基层民警表示，一般情况下，民警对辖区内的“黑户”有一定的掌控，一旦这些人离开所属辖区，其他地区和部门无法确定“黑户”的准确身份，将面临不能及时应对的管理困惑，潜藏着巨大的治安隐患。
湖北省襄阳市卫计委的一名科长认为，“黑户”群体的大量存在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国家层面仍没有哪个部门去认真地研究解决这个问题。“黑户”长期享受不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待遇，这无疑把他们推向了社会的对立面。
“‘黑户’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陆益龙说，现实中的“黑户”多数来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人口，而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各项公民基本权利、福利待遇实际上都是以户籍为前提的。由于户口与权益密切相关，“黑户”在社会资源的获取方面就处在最底层，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公。近年来，社会上发生多起“黑户”孩子因无学籍不能参加考试、不能继续读书而导致的悲剧。这些都为治理“黑户”问题敲响了警钟。
长期从事青少年维权工作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赵辉认为，“黑户”中的孩子是无辜的受害者。“孩子的受教育也是不可逆的过程，政府应先解决这些孩子的户口问题。”
户籍与计生“搭车捆绑”是解决“黑户”问题最大障碍
《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总体上，“黑户”的存在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具体原因也多种多样。上海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张展宇介绍，在过去的一段历史时期，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并没有很严格和规范，户口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性没有充分彰显，管理部门也没有充分开展相关宣传工作，致使部分群众对户籍问题不重视，结果导致户籍缺失。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教授任远说，有的人为了规避高额社会抚养费（俗称“超生罚款”），故意隐藏子女以换取再生育条件。此外，由于落户程序烦琐，一些群众对办理入户登记望而却步。依靠社区、居委会、派出所等单薄人力，挨家挨户上门询问登记，可能存在人口统计方面的疏漏、错误或更新不及时等状况。
然而，在基层管理实践中，户籍管理与计生政策“搭车捆绑”，是造成“黑户”问题的最大根源，也是当前解决“黑户”问题、理顺人口管理体制的最主要障碍。湖北省襄阳市卫计委的一名基层干部介绍，缴纳社会抚养费与户口挂钩并没有法规政策上的明文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对不缴纳社会抚养费的违法生育人员，计生部门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效果不理想。所以，很多地方将两者挂钩成了一个惯例，这客观上把一些超生孩子推进了“黑户”群体。
“用户口来控制生育，是造成‘黑户’的重要原因之一。”陆益龙等专家指出，户籍制度的本意是居住地登记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手段，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有其存在的必要。然而，现实中我国户籍管理由于功能区分模糊，基层有关部门将其作为与计划生育相捆绑的惩戒措施，有违户籍制度本意。
1300多万“黑户”浮出水面，成为数十年来中国人口政策和社会治理实践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人群”。追寻其历史背景，各级政府在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过程中，在人口数量控制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但一些制度设计的漏洞和不规范的基层执法也积聚了难以面对却无法回避的社会矛盾。终结“黑户”历史，不仅需要摆脱“人治”惯性，更要加强人文关怀，依靠法治思维。
（摘自《半月谈》 ）
每个“黑户”的经历，虽然都差别迥异，但几乎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令人心酸的故事。
已经出嫁到江苏省的安徽省霍邱县人曾蕊（化名），直到2013年国庆节，才有了自己的户口，此前的20多年的时间，她一直都是“黑户”。起初，是因为家里没钱交不起“计生罚款”，她的父亲曾繁华不敢去派出所登记户口。长大后，她因没有户口处处碰壁，尤其是外出打工，很少有企业愿意接纳没有户口和身份证的员工，找工作很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繁华跑了很多次村里、镇里、派出所，却一直被以各种理由耽搁了下来。2013年他按照村干部要求缴纳了3000元罚款，才把女儿的户口办了下来。
在《半月谈》记者调查走访的“黑户”群体中，大部分属于计划外生育子女，也有部分属于弃婴、收养或领养子女等。因此，“黑户”中的儿童无疑占主要部分。安徽省灵璧县的小女孩妮妮（化名）就是其中的一个。
“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一直都没有户口，经常愁得夜里睡不着觉。只要能帮俺闺女上户口，咋说都行。”灵璧县马庄村村民王书银说，女儿妮妮7岁了，在村里上小学一年级，因为没户口，不能像其他学生一样办理学籍，以后孩子成长求学将是个迈不过去的坎。
当地政府向记者表明，按“计划生育”相关规定，王书银的妻子张小兰属智障人员，且不是当地人，无法说清本人籍贯，至今没能办理户口和身份证，所以王书银夫妇无法申领结婚证，两人都不符合“再生育条件”。妮妮属引产活产婴儿，没有“婴儿出生医学证明”。目前，尽管当地政府已经责成大庙乡派出所就妮妮入户事宜请示相关部门予以解决，但前景依然渺茫。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像妮妮这样从一出生就是新一代“黑户”的儿童不在少数，他们因父母一辈是“黑户”等“历史原因”，延续成为“黑二代”。这类群体在户籍问题的解决上更为复杂。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口计生局城市流动人口科科长程平说，“黑户”孩子普遍比较自卑，他们会在内心把自己和其他有户口、有学籍的孩子进行比较，觉得自己是另类、不合群的，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别也很明显，这些差别会日复一日地加深孩子的自卑心理，影响孩子的性格。
“黑户”婴童被卖被送，违法乱象频发
2013年10月，一对上海小夫妻将超生二胎“送”给QQ群里认识的网民，引发舆论哗然。虽然几经周折孩子又回到父母身边，但孩子的身份问题至今无法解决。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网络送婴、卖婴的事件并非个案，往往都是未缴纳罚款的超生儿，还有非婚生育或早婚早育未办证的孩子。追究当事人送婴、卖婴行为的动机，无法上户口是重要因素之一。
记者调查了解到，受传统和道德观念影响，非婚生育而产生的“黑户”孩童，往往在成长中要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被边缘化的倾向日渐加剧。顾虑到“黑户”问题，加之生存境遇不佳、法律意识淡薄，近年来，不断有未婚母亲虐待、杀害亲生儿女的事件发生。
如今，随着社会开放度提高，未婚母亲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如何给孩子上户口”，是未婚母亲们在网络线上交流的主要话题。一些未婚母亲的选择令人不寒而栗：有的因无法给孩子合法的身份和美好的未来，抱着侥幸心理把孩子送养出去；有些迫于恐惧、歧视等压力而将孩子抛弃；更有极端的，则不惜将自己的孩子“扼杀在摇篮里”。
“如果我死了，可能没有人知道我姓甚名谁！”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新集村二组的孙慧慧，31岁，至今仍没有属于自己的户口。她说：“现在如果我死了，可能没有人知道我姓甚名谁！”
1983年出生的孙慧慧，4岁时生母病逝，后被多次送给亲戚或外人寄养。她说，收养的家庭不给自己上户口，是为了避免给继母生的小孩带来“超生罚款”。因为“黑户”的身份，她就像一个可以随意转让的“物品”，在16岁前先后被“转让”了近10次。
16岁那年，最后的收养人逼她出嫁到外地，草草成婚后她开始过上为人妻的生活。但这样的生活并不幸福，她不仅要经常忍受丈夫的家暴，还被迫跟随躲债的丈夫逃到远离家乡的新疆生活。她说，长大后本想出去打工，但没有身份证，自己只能任人摆布；结婚后也多次想逃离这个家庭，但没有身份证根本出不了门，只好忍气吞声地委屈将就。
2004年，在新疆生活4年后，丈夫答应给她办户口。满心欢喜的孙慧慧拿到户口时却傻了眼，户口本上写的根本不是她的真名，而是丈夫舅妈杨景会的名字和信息；随户口一起的身份证上，除了照片是自己的，其他信息都与自己无关。
2010年，再也无法忍受没有自己真实户口的孙慧慧逃离新疆的家庭，凭着那张假身份证，一路打工赚钱回到了老家襄阳。她向老家牛首镇派出所提出补录户口的申请，但没有审批下来。派出所民警崔卫珍解释，先要把手中的身份证弄清楚，如果之前的户口本有问题，是违规办理的，要先销掉；如果是冒充别人的，就要把照片从系统中换下来。
2014年，樊城区再次启动“户口补录程序”，牛首镇派出所发函到新疆麦盖提县请求协助调查其户口问题。崔卫珍说，如果对方证明之前的户口有问题，发个函过来，我们就可以重新办理；如果是冒用别人的信息，对方公安部门进行处罚后，并到户籍系统中把她的照片换下来，这样就不会造成重户口。于是，孙慧慧又开始了新一轮等待。
“黑户”问题已构成社会管理的严峻挑战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在人口流动日益加速的现代社会，主要因违法生育而形成的庞大“黑户”群体已经产生了跨区域的影响，这些影响随着代际传递而逐步加深，成为社会管理中的盲区和难点。
“我们查户口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以各种理由回避。”从事计生工作15年的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口计生局城市流动人口科科长程平说，“黑户”人群对计生、公安等部门查户口的情况非常敏感，他们一般都不会主动承认自己是没有户口的，而是会以“忘记带了”、“过两天找给你”等各种理由回避。如果查的次数多了，他们可能就会干脆搬家换一个地方租房，这样就完全消失不见了。“黑户”的存在，给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带来极大的挑战。除非“黑户”人群的原所在地计生部门发函，否则城市计生部门很难掌握“黑户”人群的信息和动态。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北京隆安（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周雷等专家认为，人口底数不清，不仅影响高层决策，也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山东省多位基层民警表示，一般情况下，民警对辖区内的“黑户”有一定的掌控，一旦这些人离开所属辖区，其他地区和部门无法确定“黑户”的准确身份，将面临不能及时应对的管理困惑，潜藏着巨大的治安隐患。
湖北省襄阳市卫计委的一名科长认为，“黑户”群体的大量存在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国家层面仍没有哪个部门去认真地研究解决这个问题。“黑户”长期享受不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待遇，这无疑把他们推向了社会的对立面。
“‘黑户’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陆益龙说，现实中的“黑户”多数来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人口，而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各项公民基本权利、福利待遇实际上都是以户籍为前提的。由于户口与权益密切相关，“黑户”在社会资源的获取方面就处在最底层，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公。近年来，社会上发生多起“黑户”孩子因无学籍不能参加考试、不能继续读书而导致的悲剧。这些都为治理“黑户”问题敲响了警钟。
长期从事青少年维权工作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赵辉认为，“黑户”中的孩子是无辜的受害者。“孩子的受教育也是不可逆的过程，政府应先解决这些孩子的户口问题。”
户籍与计生“搭车捆绑”是解决“黑户”问题最大障碍
《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总体上，“黑户”的存在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具体原因也多种多样。上海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张展宇介绍，在过去的一段历史时期，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并没有很严格和规范，户口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性没有充分彰显，管理部门也没有充分开展相关宣传工作，致使部分群众对户籍问题不重视，结果导致户籍缺失。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教授任远说，有的人为了规避高额社会抚养费（俗称“超生罚款”），故意隐藏子女以换取再生育条件。此外，由于落户程序烦琐，一些群众对办理入户登记望而却步。依靠社区、居委会、派出所等单薄人力，挨家挨户上门询问登记，可能存在人口统计方面的疏漏、错误或更新不及时等状况。
然而，在基层管理实践中，户籍管理与计生政策“搭车捆绑”，是造成“黑户”问题的最大根源，也是当前解决“黑户”问题、理顺人口管理体制的最主要障碍。湖北省襄阳市卫计委的一名基层干部介绍，缴纳社会抚养费与户口挂钩并没有法规政策上的明文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对不缴纳社会抚养费的违法生育人员，计生部门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效果不理想。所以，很多地方将两者挂钩成了一个惯例，这客观上把一些超生孩子推进了“黑户”群体。
“用户口来控制生育，是造成‘黑户’的重要原因之一。”陆益龙等专家指出，户籍制度的本意是居住地登记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手段，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有其存在的必要。然而，现实中我国户籍管理由于功能区分模糊，基层有关部门将其作为与计划生育相捆绑的惩戒措施，有违户籍制度本意。
1300多万“黑户”浮出水面，成为数十年来中国人口政策和社会治理实践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人群”。追寻其历史背景，各级政府在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过程中，在人口数量控制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但一些制度设计的漏洞和不规范的基层执法也积聚了难以面对却无法回避的社会矛盾。终结“黑户”历史，不仅需要摆脱“人治”惯性，更要加强人文关怀，依靠法治思维。
（摘自《半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