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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时报》去年发布的全球商学院EMBA项目全球100强榜单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跃居第11位。排名能说明了一切。
但对于院长朱晓明来说，意义更显重大。2006年，前中欧商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张国华突然离世，彼时正担任着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朱晓明走马上任，开始了从政府官员到商学院院长的转型。对于中欧取得的成绩，朱晓明有着学者般的谦虚：“中欧应当谨记，要虚心学习国内外商学院的经验，永不自满、永远进取。”
“你能否说出歌剧与音乐剧的区别？交响乐又是由哪些乐器组成的？”这是朱晓明最近一次演讲的开场白。他的讲座总是天马行空，可以将音乐与数学结合，将听觉享受与视觉美感联系，用绘画、摄影，以及建筑等作品，去展示了黄金分割的实际运用。
或许是从政经历的影响，朱晓明每每以学者的眼光去审视中国时，总能摸着政策的脉搏，让现实在他的思想中找到出路。
有人赞赏他是“政府智囊团”，有人则欣赏他是最具时政精神的学者。
未来经济的实现途径
不管是曾经的政府官员，还是如今的商学院院长，朱晓明显然对上海都了然于心。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二年，中国入世则开启了第二个十年，中国经济改革也进入了一个充满挑战和各种可能的阶段。而基于第三产业的服务贸易是WTO的核心内容，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历史和定位的城市来说，大力发展服务经济自然是题中之义。
2009年，上海提出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等“四个中心”的建设目标；2012年1月1日，增值税扩围的试点也落户上海。
但重点是，虽然有政策驱动，但在操作层面上，究竟该如何做？
朱晓明给出的答案是，信息化与服务化，特别是服务化。他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农业服务化。过去传统的蔬菜是田间到街头，但是上海的多利农庄绕开菜场和沃尔玛这些中间渠道，形成了一套“从田间到餐桌”的直销模式，使其如服务业般获得规模经济。而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整个供应链都实现了IT控制。
再比如，制造业的服务化。上海东昌集团原来是做汽车配套的，是个地道的制造厂。 1998年，他们买了一个叫间接物料管理的软件，专门用于汽车行业的间接物料管理。比如，在装配流水线上，装配发动机需要一个压机，而压机需要一个关键件，叫丝杆。对于要管理多个厂的东昌集团而言，对储备丝杆的数目要求很精确：如果备件不足，损失就可能是几十万辆汽车的停产；如果备件太多，又会造成太多的浪费。这就是间接物料管理，所以这个软件很“值钱”！
朱晓明补充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了全世界汽车生产23%份额的大国，你的直接物料管理很棒，但是你的间接物料管理行不行呢？这是一个服务业的机会，当然不仅仅限于汽车行业。”
“大家耳熟能详的苹果公司。它更是制造业服务化非常典型的例子。在美国设计，在日本制造关键零部件，在韩国制造最核心部件——芯片和显示屏，中国台湾生产一部分零部件，最后在中国内地组装成产品。苹果的制造业服务化本质是什么？核心是什么？就是平台。让全世界的软件工程师，和自己的创造一起，为苹果提供软件。我用了大约100多个软件，很多都不是苹果自己做的。可见，平台有多么重要。”
再比如，研发也可以服务化。“我们都知道，光纤技术的传递速度是20万公里/S。但现在有了一项技术叫光纤传感，有信号的感知和传输两种功能。这种技术可以用于消防，因为它可以把每一公尺之内的温度变化迅速告诉数据处理中心；也可以预防一些灾害事故，比如桥梁建筑的监护，每一分钟的变化都会及时地反馈给数据中心。当然它还可以防盗，甚至可以做成一个平台，为家庭和所有的企业服务。”
第三方支付要赢在起点
事实上，信息化和服务化催生了平台经济，比如交易平台、媒体平台、支付平台、通讯平台等，融合了制造业和服务业。而平台经济则为朱晓明一直在关注的另一个话题——第三方支付，带来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近两年，我国第三方支付发展迅猛，目前已有 300多家支付企业，上海、深圳和北京较为集中。据悉，全国网上支付排名前5位中的4家总部设在上海，涉及制造、航空、物流、酒店、旅游、游戏、保险等诸多产业。
朱晓明认为第三方支付是一个值得激发的行业，将给上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带来业态创新的想象力。“第三方电子支付恐怕是上海‘四个中心’共同孕育的幸运儿，上海现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我们设想一下，国际经济中心，它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以及国际贸易中心的采购商与供应商之间，国际航运中心的发货方与收货方之间，包括国际贸易各种各类的服务需求方与提供方之间，都有着万万千千的电子支付任务，很少有一个像上海这样集四个国际中心于一体的大都市。它每天发生的B2B、B2C、C2C，林林总总的电子支付，让你感觉到真的是机遇横生。”
当然，机遇与现实之间依然存在着兑换的难题。
朱晓明对此建议：“一是在税收上，可以先参照软件、技术先进性服务企业的政策以支持第三方电子支付，并适时根据国家税制改革步伐予以调整；二是建立与健全准入、退出机制；三是鼓励创新，如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供应链融资业务，如在线小额进出口贸易代结汇和代购汇业务；四是对预付费卡的市场准入、监管、信用等法律法规制定及政策设计予以充分的重视。”不仅要赢在起点，更要展望未来。第三方支付作为服务经济与平台经济之间的一个结合点。未来将不仅是一个中间环节，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第三方支付也会起到平台的作用，即记录每一笔交易和交易相关的支付者、货款和商品，甚至物流信息，相当于将资金流、信息流、物流整合在一个运作有序的平台上，成为一个资源整合者。
官员转型为学者，对于朱晓明来说，或许是一次非常不错的身份融合。而正如他所说，商学院从学术角度扮演着为政府出谋划策的角色。这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谈到上海的发展，朱晓明就给出了自己的三点建议：“第一，上海的总部经济再往前走一步。结合平台经济，总改平，新总部要进入“四个中心”的核心区，实现“总带平”；第二，成立国家的电子支付云。如果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效益不会差；第三，上海要重视顶层设计，探索最佳路线。加工型企业的产业升级和制造业服务化将是有效的应对之策。”
或许，“学者”或是“官员”，任何一个都不足以概括他。在某种程度上，“学者”难以像他那样以至高视野俯瞰一域，而“官员”又无法像他那样从宏观的视野中“俯下身来” 为探索出路而潜心研究。
[编辑 代永华]
E-mail:dyh@chinacbr.com
但对于院长朱晓明来说，意义更显重大。2006年，前中欧商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张国华突然离世，彼时正担任着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朱晓明走马上任，开始了从政府官员到商学院院长的转型。对于中欧取得的成绩，朱晓明有着学者般的谦虚：“中欧应当谨记，要虚心学习国内外商学院的经验，永不自满、永远进取。”
“你能否说出歌剧与音乐剧的区别？交响乐又是由哪些乐器组成的？”这是朱晓明最近一次演讲的开场白。他的讲座总是天马行空，可以将音乐与数学结合，将听觉享受与视觉美感联系，用绘画、摄影，以及建筑等作品，去展示了黄金分割的实际运用。
或许是从政经历的影响，朱晓明每每以学者的眼光去审视中国时，总能摸着政策的脉搏，让现实在他的思想中找到出路。
有人赞赏他是“政府智囊团”，有人则欣赏他是最具时政精神的学者。
未来经济的实现途径
不管是曾经的政府官员，还是如今的商学院院长，朱晓明显然对上海都了然于心。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二年，中国入世则开启了第二个十年，中国经济改革也进入了一个充满挑战和各种可能的阶段。而基于第三产业的服务贸易是WTO的核心内容，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历史和定位的城市来说，大力发展服务经济自然是题中之义。
2009年，上海提出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等“四个中心”的建设目标；2012年1月1日，增值税扩围的试点也落户上海。
但重点是，虽然有政策驱动，但在操作层面上，究竟该如何做？
朱晓明给出的答案是，信息化与服务化，特别是服务化。他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农业服务化。过去传统的蔬菜是田间到街头，但是上海的多利农庄绕开菜场和沃尔玛这些中间渠道，形成了一套“从田间到餐桌”的直销模式，使其如服务业般获得规模经济。而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整个供应链都实现了IT控制。
再比如，制造业的服务化。上海东昌集团原来是做汽车配套的，是个地道的制造厂。 1998年，他们买了一个叫间接物料管理的软件，专门用于汽车行业的间接物料管理。比如，在装配流水线上，装配发动机需要一个压机，而压机需要一个关键件，叫丝杆。对于要管理多个厂的东昌集团而言，对储备丝杆的数目要求很精确：如果备件不足，损失就可能是几十万辆汽车的停产；如果备件太多，又会造成太多的浪费。这就是间接物料管理，所以这个软件很“值钱”！
朱晓明补充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了全世界汽车生产23%份额的大国，你的直接物料管理很棒，但是你的间接物料管理行不行呢？这是一个服务业的机会，当然不仅仅限于汽车行业。”
“大家耳熟能详的苹果公司。它更是制造业服务化非常典型的例子。在美国设计，在日本制造关键零部件，在韩国制造最核心部件——芯片和显示屏，中国台湾生产一部分零部件，最后在中国内地组装成产品。苹果的制造业服务化本质是什么？核心是什么？就是平台。让全世界的软件工程师，和自己的创造一起，为苹果提供软件。我用了大约100多个软件，很多都不是苹果自己做的。可见，平台有多么重要。”
再比如，研发也可以服务化。“我们都知道，光纤技术的传递速度是20万公里/S。但现在有了一项技术叫光纤传感，有信号的感知和传输两种功能。这种技术可以用于消防，因为它可以把每一公尺之内的温度变化迅速告诉数据处理中心；也可以预防一些灾害事故，比如桥梁建筑的监护，每一分钟的变化都会及时地反馈给数据中心。当然它还可以防盗，甚至可以做成一个平台，为家庭和所有的企业服务。”
第三方支付要赢在起点
事实上，信息化和服务化催生了平台经济，比如交易平台、媒体平台、支付平台、通讯平台等，融合了制造业和服务业。而平台经济则为朱晓明一直在关注的另一个话题——第三方支付，带来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近两年，我国第三方支付发展迅猛，目前已有 300多家支付企业，上海、深圳和北京较为集中。据悉，全国网上支付排名前5位中的4家总部设在上海，涉及制造、航空、物流、酒店、旅游、游戏、保险等诸多产业。
朱晓明认为第三方支付是一个值得激发的行业，将给上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带来业态创新的想象力。“第三方电子支付恐怕是上海‘四个中心’共同孕育的幸运儿，上海现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我们设想一下，国际经济中心，它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以及国际贸易中心的采购商与供应商之间，国际航运中心的发货方与收货方之间，包括国际贸易各种各类的服务需求方与提供方之间，都有着万万千千的电子支付任务，很少有一个像上海这样集四个国际中心于一体的大都市。它每天发生的B2B、B2C、C2C，林林总总的电子支付，让你感觉到真的是机遇横生。”
当然，机遇与现实之间依然存在着兑换的难题。
朱晓明对此建议：“一是在税收上，可以先参照软件、技术先进性服务企业的政策以支持第三方电子支付，并适时根据国家税制改革步伐予以调整；二是建立与健全准入、退出机制；三是鼓励创新，如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供应链融资业务，如在线小额进出口贸易代结汇和代购汇业务；四是对预付费卡的市场准入、监管、信用等法律法规制定及政策设计予以充分的重视。”不仅要赢在起点，更要展望未来。第三方支付作为服务经济与平台经济之间的一个结合点。未来将不仅是一个中间环节，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第三方支付也会起到平台的作用，即记录每一笔交易和交易相关的支付者、货款和商品，甚至物流信息，相当于将资金流、信息流、物流整合在一个运作有序的平台上，成为一个资源整合者。
官员转型为学者，对于朱晓明来说，或许是一次非常不错的身份融合。而正如他所说，商学院从学术角度扮演着为政府出谋划策的角色。这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谈到上海的发展，朱晓明就给出了自己的三点建议：“第一，上海的总部经济再往前走一步。结合平台经济，总改平，新总部要进入“四个中心”的核心区，实现“总带平”；第二，成立国家的电子支付云。如果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效益不会差；第三，上海要重视顶层设计，探索最佳路线。加工型企业的产业升级和制造业服务化将是有效的应对之策。”
或许，“学者”或是“官员”，任何一个都不足以概括他。在某种程度上，“学者”难以像他那样以至高视野俯瞰一域，而“官员”又无法像他那样从宏观的视野中“俯下身来” 为探索出路而潜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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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dyh@chinacb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