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多年前，培根就断言：“当权者有四种主要的恶习，即拖沓、受贿、粗暴和抹不开情面。”可能我们认为，这四种恶习显然是受贿最严重。可培根却说：“这爱面子，比受贿危害更大，因受贿不过是偶尔为之，而当权者若是被这情面牵着鼻子走，那他永远（违背原则与滥用职权）脱不了干系。正如所罗门所言，为情面并非好事，有了讲情面这样一个理由，甚至为一块面包就去枉法。”培根的话里有几层意思，一层是列举恶习的主要类型是四种，另一层是说四种里面，情面的危害最大，而我们却容易忽略这种危害。意在提醒人们注意，恶习里面有情面这么一种看起来没有危害却十分有害的东西。还有，培根所说的四类恶习，前三种里，拖沓是习性，受贿是德行，粗暴是作风，而第四种抹不开情面，其实是一种世俗文化。这就是说，人一旦被世俗文化所侵蚀，就能形成大危害。
　　面子这种东西，中国人更熟悉了，中国社会一向被称为“人情社会”，中国人的面子之重，甚至超过生命。


　　林语堂则在一个世纪前就用自嘲的语气“驳斥”老外们，他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信仰，我们有，而且不是一个，是有两大信仰：面子和儿子。林语堂先生调侃我们的国人，对面子的重视，竟然跟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观念一样顽固，而且排在传宗接代的前面！中国社会的现实就是，达官贵人、平头百姓，无不活在面子里面。为面子奋斗，为面子所累，为面子所毁，不管有荣有损，都死抱着不放。
　　面子文化塑造出来的人，不能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做人，实实在在做事；言过其实，浮夸妖惑，特别喜欢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很容易形成虚荣到虚假，进而虚伪的人格。这种人格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变成欺骗。欺骗型人格表现在官场，是虚报、奢侈和大搞形象工程；在民间，则是山寨文化、山寨经济的根源。
　　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教授讲过一个故事，说中国的某朝代全社会盛行虚荣，男人在外面混世，尤其爱面子，混世的资本就是面子。有的男人在外面人微言轻，其实是没有什么面子可言的，但为了保住最后一点面子，回家时在老婆孩子面前就要腆着肚子，摆出一副功成名就的样子来。有个男人声称自己人脉很广，在外面混得很开，经常被人邀请吃饭，好酒好肉，吃完很晚才能回家。其实此人根本就是混混一个，没人正眼瞧的一类，哪里有什么吃吃喝喝的好事！但是，他就剩下在家人面前那点面子了，所以只要出了门，就不敢早回家。不仅要填饱肚子，还要弄出每天吃得大鱼大肉的样子，于是就出去找吃的，吃得满身酒肉之气，哼着小调回家，在老婆孩子那里博取一点面子。
　　这种风气在今天，也未必不盛。用苹果手机才有面子，为了买一部苹果手机，有的年轻人甚至不惜割卖自己的肾脏。余华先生的小说《第七天》就写到这样的故事，女朋友爱面子，喜欢苹果手机，男孩爱面子，命令自己必须给女朋友买苹果手机，但苹果手机太贵了，他一咬牙就去割了肾脏，手机买了，面子有了，命却没了。
　　前些年，有好多企业家简直就是在为面子创业。有的人开个巴掌大的小吃店，开业时要挂上几十条标语，摆上几十个花篮，写了一大堆领导、名人、实权部门致贺的话。有的企业只有10万元注册资金，却开业就借钱买上一辆黑色奥迪。为什么要买黑色奥迪呢？因为黑色奥迪是各地党政要员的专用车型。坐上黑色奥迪，感觉就混同要员了。生意没做起来，奥迪坐上了，后来不是屁股冒烟，而是欠了一屁股债。还有的老板刚刚做了一两个小企业，就不惜违法，拆成几个企业，再虚假注册资金，打造成一个所谓的“集团企业”，做这一切，就是为了自己的名片上印的不是“经理”“总经理”，而是“国际总裁”“董事长”。
　　江苏有个搞工程的老板，二十年前手下有两支工程队，就注册了一个集团企业，自称了一阵“董事长”之后，还是觉得面子不够大，干脆把企业的名称改得超级大，自己的职务也变成了“董事局主席”，让他的手下一口一个“主席”地喊着。有一次，我在一个会场遇到他，因为认识，跟他打招呼，他缓缓站起来，把身上的大衣一抖，两个随从就熟练地接住大衣。然后，他缓缓地向前走了两小步，把手伸出来握住我，微笑着、慢慢地颔首，说幸会幸会。说实话，我有点呆住了，这不是电影里的慢镜头吗？一个从泥瓦匠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怎么把谱儿摆到这个程度的？面子文化真是相当厉害啊。
　　面子文化在人际交往中的危害更广。许多时候，一些家长开后门让孩子上名校，竟然不是考虑孩子的志趣，而是让自己有面子，所以，这些家长就容忍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有的干部遇到别人求办事，觉得自己如果办不成，就很没面子，于是违反原则，顶风违纪也要办。为了面子，规矩就被他们逐渐破坏。一个街道办主任，女儿出嫁，本来按照规定，作为一级领导干部，为子女操办婚事应该从简从俭，可街坊邻居好几家嫁女或娶亲，都是越办越阔绰。主任就觉得，自己好歹是街道里的“头面人物”，女儿出嫁没有点排场，太没面子了，以后出了门都没脸见人。于是他顶风违纪，把女儿出嫁的事办得轰轰烈烈，奔驰宝马从街头排到巷尾。
　　面子文化渗透到政界，那就更不得了了。西部某欠发达市和珠三角某发达市两个市长，在中央党校同班学习，不管落后发达，市长都是市长，同学都是同学，两个人处得极其融洽。两个人相约学习结束后互访，交流城市建设发展大计。学习结束回到各自的城市不久，应珠三角发达市市长的热情邀请，西部欠发达市市长访问考察了珠三角的发达城市。这一看，不得了，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发达市的各种高大上让西部欠发达市市长惊羡不已，同时心里产生了深度的自卑。回到自己的城市，这个市长没有立即邀请人家回访，觉得这个破旧的城市太拿不出手，作为一市之长，太丢面子了。于是他决定透支城市实力，大搞形象工程，先快速改变城市的面貌，等过几年大变样了，再邀请人家来看。疯狂地拆迁、扩建、大兴土木，他的面子工程在此后的兩年把市政府拖入债务的绝境，把地方百姓也折磨得困苦不堪。
　　有位老干部在一个座谈会上讲了两个故事。
　　其一是列宁与卫兵的故事，其二是秦基伟与通信兵的故事。一个是防止面子挑战规矩的，一个是防止权威呵护面子的。
　　列宁与卫兵的故事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列宁因为拿不出证件，被执行守卫任务的卫兵毫不客气地挡在门外。随从觉得列宁身为领袖，竟然被一个小小卫兵拦在门外，很没面子，要处理那位卫兵。但列宁却表扬了卫兵，因为卫兵在规矩面前不肯让步，管你什么大官面子大，大家面对规矩一视同仁吧。
　　还有一个是开国将军秦基伟被通信兵打断通话的故事。秦基伟军长指挥上甘岭战役时，一次与困守坑道的部队通话，刚说一句“转告坑道里的同志们，军党委和军首长都很惦记前面的同志……”，就被电话兵毫不客气地打断了：“首长，别啰唆了！拣要紧的说，先下命令吧！”秦基伟后来回忆这件事，神情凝重地说：“战士们做得对啊！那时牺牲了很多通信兵，也很难保障电话长时间通畅，只能抢一句算一句。”看着这段材料，上甘岭那严酷、紧张的战争场面仿佛涌到眼前。一个通信兵，竟敢打断军长的话，不让首长啰唆，竟还指示军长该做什么，真是惊人之举，真是了不起！虽然秦军长话被打断，却肯定通信兵做得对。首长的面子是顾不得的，战争中为了争分夺秒，即使是军首长，通话也必须简短，不能啰唆。
　　反观现在，就说一件最简单的事吧，某些领导干部讲起话来，空洞啰唆，套话大话成堆，浪费的时间无限，真该有人站起来向这些官员也大喊一句：“领导，别啰唆了，拣要紧的说！”可是现在几乎没有人敢这样做。为什么？面子比天大，你打断了领导讲话，他真的会觉得没面子，你真的会吃不了兜着走。
　　世俗的面子文化，已经把某些人的自我意识喂得很肥大了。
　　（摘自《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