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18日至12月30日，我受中组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派遣，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4个多月。期间，选修了两门课程，与美国政府有关部门、民间机构以及国际组织进行了广泛深入交流，参与多个研讨会，实地考察美国社区、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
　　
　　国际发展援助
　　
　　我在商务部主要分管对外援助工作，这次学习的选题是国际发展援助。学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全面深入了解目前国际发展援助的新趋势、新特点，加强与美国以及国际组织在发展援助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哈佛大学在发展援助领域拥有很大优势，专门设有国际发展中心(CID)，网罗了一批人尢与世行和美国开发署(USAID)等机构有很好的合作和人脉关系。为搞好发展援助专题研究，我集中选修了两门发展援助相关课程，先后与10多位在发展援助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对美国、欧洲、世界银行等多双边国际发展援助体制机制进行了详细了解，对如何提高发展援助有效性作了深入研究。与哈佛大学教授共同主持了一次中非经贸关系的研讨会，做了“中国对外开放与发展援助”和“对外开放与中国软环境建设”两场专题演讲，都收到了良好效果。
　　通过学习研究，我更加深刻认识到，美欧等发达国家都在充分利用发展援助积极推进对外战略、输出价值观和提升国际形象。联合国、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构也更加重视发挥发展援助的积极作用，试图抢占引领未来世界发展的道德制高点。无论是二战后美国对西欧国家实行的“马歇尔计划”，向战败国日本提供大量援助，还是近几年西方大国向印度洋海啸、海地地震、巴基斯坦洪灾等特大自然灾害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纷纷加大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投入，以及联合国推出千年发展目标行动计划，二十国集团将发展援助作为重要议题之一，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发展援助在国际事务中的极端重要性。大力开展发展援助，已经成为一国扩大对外开放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和抓手。
　　
　　美国经济发展的实力
　　
　　利用学习机会，我先后会见了20多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以及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的著名教授和专家学者，重点了解了美国社会管理架构等方面的隋况。
　　美国社会管理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已经由早期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转向由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共同治理的模式。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社会管理，联邦政府所有福利项目，包括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的财政支出已经占到财政总支出的一半以上。非营利组织及其服务在全部社会服务中的比例也相当高。美国社区管理和服务以“社区干预”为主要目标，包括对贫穷、失业、犯罪和环境污染等进行及时干预，以提高全社区居民的福利和生活质量。在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发展领域，美国政府与市场的分工明确，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保障机制和运行机制，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基础。
　　这次在美国学习和生活，我深切地感受到，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带来了严重冲击，但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在机制仍在健康运行，为其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美国司法体制比较健全和灵活。美国采用的是判例法，当经济社会出现新问题时，可以形成司法案例，及时将其纳入法制框架进行管理。二是美国鼓励科技创新的长效机制仍在发挥积极作用。完备的高等教育体制和科技创新机制，吸引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到美国，为其创新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如在波士顿地区的生物制药领域，吸引的中国中、高端人才就不下50 C，人。三是美国经济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较强。去年7月，美国出台金融改革法，对危机暴露出的监管漏洞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美国还大力推行“再工业化”、“国家出口倡议”以及“新能源”战略，着力打造未来竞争的新优势。四是美国经济增长特别是消费能力的潜力还很大，经济复苏要明显强于欧洲和日本。所以，我们对美国未来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实力不能低估。美国“智库”
　　智库在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目前全美大约有2 000多个智库。首都华盛顿有一条智库云集的“k”街，美国政府许多内外决策都来自该地区的智库。美国智库往往充当学界与政界之间的“旋转门”，即官员和学者的身份转换很普遍，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很多学者就是里根时代和布什时代的政府高官。智库对政府决策机制非常了解，研究成果很容易带到政府决策层，对决策的有效性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目前，在美国学界，无论是从事经济学或法学研究，还是从事公共政策或历史学研究，都对中国很感兴趣，都在密切关注和议论中国。
　　我国应积极创造机会，让更多的美国著名专家学者了解中国。在加强中美著名高校和智库双向交流的过程中，多支持美国知名专家学者特别是社会学科的学者来华访问交流，增进其对我的了解，营造于我有利的舆论氛围和国际环境。交流与合作
　　结合我的学习，我率商务部调研组先后拜访世界银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全球发展中心等机构，就加强理论研究合作、促进人员信息交流等方面，达成了许多共识。
　　世行同意与中方建立战略性、长期性和机制性的人员交流合作，拟每年为中国商务部培训2名发展援助的技术人员，拟与中国商务部非洲研究中屯、开展联合研究，并愿为研究项目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还建议与商务部国际商务研修学院商谈共同举办国际发展援助论坛；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拟与商务部研修学院共同举办国际研讨会；美国全球发展中心和布鲁金斯学会非洲增长倡议小组欢迎商务部有关单位派访问学者赴美开展联合研究和工作交流。
　　学习期间，我结识了40多位发展援助以及法学、经济学和社会发展等领域的知名教授、专家学者。他们中，有些是对华友好的，有些是对中国不了解或了解不深的，但他们对中国的发展都很感兴趣。在与他们的交流当中，既充分宣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坚定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方针也实事求是地介绍了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水平低和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受麻省理工学院的邀请，我出席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座谈会；受哈佛基金会的邀请，我在以“中国日”为主题的哈佛年会上，做了题为“美国在中美合作中得到了什么”的演讲，反应热烈。与此同时，我也抱着学习的态度，向他们虚心请教有关美国经济社会管理方面的经验和做法。通过与他们坦诚沟通交流，结识了一批朋友和专家学者，增多了今后对美国了解的渠道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