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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拒绝了面访，这个写作30年、发表六百多万字的东北作家似乎偏爱笔谈。我们不得不用邮件提问，这同时意味着交出了报道的主动权。好在10天后得到的回答翔实恳切，字里行间的温度表明这不是一位冷淡疏离、懒得过问外界的隐者。相反，这些文字与我在几个月前她的新书《群山之巅》发布会上所见到的模样相符：她像个小学高年级女生出现在自己的12岁生日宴会上，略微收敛住成为众人目光焦点的兴奋，眼中充满幸福的明亮。
这位成名许久的作家尚未学会在公众场合温良谦恭微颔首的那套名人派头，她并不掩饰自己对周遭的好奇。与他同为60后作家的苏童曾写道：“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在1980年代，迟子建的同龄作家中曾经涌现出一批先锋文学的代表，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然而迟子建似乎始终与“先锋”保持某种距离。她一直在写东北，写没有边际的森林，铺天盖地的雪，庄稼和牲灵，秋雨和泥泞。
炉前老人们讲述的传奇故事滋养了迟子建的童年。1981年，她考入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在对自然景色的观察之外，她暗中对系里每一位同学都做过肖像描写训练。写作的野心在这种磨练中暗暗滋长。30年下来，迟子建也许是60后作家中写得最多的一位。她发来自己18岁时的照片，不乏自嘲地说：你看看一个女人是如何把自己写老的。
有媒体曾问迟子建，如果不写作，你会成为什么人？“也许是个农妇，”她答道，“春种秋收，喜欢在雪天围炉喝酒，然后看着弥漫在窗棂上的霜花发呆。”
人物周刊：你曾说“很庆幸我所处的社会环境给我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倒是让我想到有些与你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被评论指为对社会新闻的抄袭与拼凑。你如何评价这个时代，以及在现实比小说更精彩纷呈的当下如何吸引读者？
迟子建：其实只要人的心灵不死，不管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都会给有志于写作的人，提供想象的空间。所以曼德拉和甘地陷于囚室，也禁锢不了他们伟大的灵魂，读他们的自传就知道了。如何评价这个时代？我在《群山之巅》的后记中写道，这是一个飞速变化着的时代（当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好的），它所产生的故事，可以说是用卷扬机输送出来的，量大，新鲜，高频率，持之不休。但是再鲜活的故事，如果没有诗心，不赋予文字以情感，就不会焕发出生机，当然也就不会吸引读者。
人物周刊：实际上我并不确定一个北京记者的世界跟一个深居东北的作家是否处在同样的世界里。但你去的地方多，见的人也比我多。也许可以聊聊常年躲在一个不那么一线的城市是种什么感受？
迟子建：不管你在一线城市，还是我处于东北一隅，其实我们在面临的困境上，是处于同一纬度的。就像我在《群山之巅》中描绘的龙盏镇，不会因为地处偏远，罪恶就绕它而行。但对于作家来说，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里，有利于他们的写作。因为远离喧嚣，会让文学的情感纯度更高。而且，更便于汲取写作的养料。
人物周刊：过知天命之年前后有无焦虑？解决了吗？
迟子建：确实有焦虑，这焦虑很多源于生理上的（更年期带来的不适），而不是写作上的焦虑，现在基本过去了。这很像一棵树在深秋还挂着一些叶片，因为叶子的存在，你以为它还青春着，但实际却是枯萎的叶片了。当一场大风让它完全脱尽了叶片，你自己在心里认同告别了青春，坦然面对，这棵树反倒是精神了，洗尽铅华，安然地开始了长冬的生活。
人物周刊：关于自己的各种习惯里，你最不能容忍却又始终存在的是什么？
迟子建：我坐姿差，因为颈椎和腰椎都不好，医生让我调整坐姿，可我端端地坐个十分八分，立刻有看不见的雪，把我压弯了腰，又随性坐了。
人物周刊：生活中现在还有哪些仪式性的东西？
迟子建：在城市，生活里似乎已经没有仪式性的东西了。而在我故乡，过小年时，人们还习惯请灶王爷，吃麦芽糖。而元宵节时，人们会去山里，给逝去的亲人的坟前，送上一盏灯。
迟子建
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北极村，作家、黑龙江省作协主席，198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额尔古纳河右岸》《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世界上所有的夜
晚》《白雪乌鸦》等，30年来获奖甚多。
图/侯少卿新作为《群山之巅》。
人物周刊：作家里像你这般高产的人不多，农民式勤劳写作的成果是著作等身。农民会遇到天灾虫害，对于写作而言不可预知的风险是什么？
迟子建：写作不可预知的风险就是，你写着写着，体力剧烈透支，你满脑子的念头，却不能得到畅快的表达。多年前我在一篇访谈中说，一个作家最可悲的是，当你的笔还是青春的时候，你的身体却已经走向衰朽。所以我特别敬仰杨绛先生，过百岁而能写《洗澡之后》，真是文坛的神仙！
人物周刊：农民见到收成便心满意足，作家对自己作品的期待应该不至于仅仅是完成。你在每一次新的写作前，会有怎样的期待？
迟子建：写作就跟出门一样。短篇是短途，相对惬意;而长篇的写作，是远途。远途不仅要有美好的目标，还要有过人的耐力。无论短篇长篇，在开始写作时，都对它有美好的期待，但有时读者期许的与作家的写作感受，并不一致。比如我35岁时写就的《伪满洲国》，我个人对它比较满意，可是认同的读者少，也许它篇幅长的缘故吧，68万字，对任何一个读者来说，都是阅读的障碍。
人物周刊：30年写作生涯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迟子建：最大的挑战就是写作《伪满洲国》，这段历史太复杂了，我做了多年资料准备。以民间关照时代，用小人物反映大历史，是我确立的这部长篇的写作理念。我选择了婚后的幸福时光营造它，因为那是心情和体力最好的时期，可挑重担。所以完成它的那天，我无比畅快，独自去餐馆小酌。记得吃喝完毕，走出餐馆，天落雪了，雪花温柔地抚摸我的脸，让人有一股要流泪的欲望。
人物周刊：回顾写作生涯，自己给各个时期的写作主题如何总结？另，可否谈谈不同年龄从写作中获得的成长经验？
迟子建：我是伴着写作成长的，我有两个年龄，岁数的年龄，作品的年龄，这两个年龄是齐头并进的。我不太善于给自己的作品划分时期，因为我的写作是匀速运动。如果一定要说变化，那么我爱人去世，是我写作的一道分水岭。一颗文学的心，在2002年，“咚——”的一声沉在大地上，它知道触摸大地的苦难和哀愁了。所以2005年，我发表了两部重要作品，中篇《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长篇《额尔古纳河右岸》，熟悉我的朋友和读者，一眼能看出这些作品的变化。
《群山之巅》
人物周刊：很喜欢你的眼睛，明亮愉悦且温暖有力。你经常凝视它们么？
迟子建：谢谢。眼睛是人的圣湖，所以它不管起了什么波澜，就是不长皱纹。
人物周刊：为什么说自己“不适合面访”？
迟子建：因为我觉得笔谈更加自由。我可以穿着睡衣、喝着茶坐在家里答题。还有，笔谈会比较准确地表达见解。
人物周刊：为何与先锋文学保持某种距离？
迟子建：不管写什么题材的作品，只要是在思想和艺术上不断寻求突破的，在我眼里都具有先锋性。而文学史意义上的先锋文学，催生了一批优秀作家，影响了一代人。但这些作家进入中年以后，纷纷转向，有点告别先锋的意味。批评家批评他们丧失了先锋性，可我却觉得他们的蜕变是伟大的，因为他们知道把剑雪藏起来了。被批评家激赏的那种先锋性，在我看来是明晃晃地悬在头顶的剑，寒光逼人，虽说它可以在局部挑开混沌的世相，但如果作家太迷恋寒光了，眼界就会变窄，自己也有被刺伤的危险。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经历过80年代并成名于彼时的作家，你怀念那时代么？
迟子建：与其说是怀念那个文学时代，莫如说是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因为我80年代初登上文坛时，才二十出头。那时文学空气相对纯净，没有红包评论，作家们聚在一起，能敞开心扉谈论文学。而那时只要乘着火车旅行，你会发现很多旅人手捧一份文学杂志在读，文学期刊发行几十万份的不在少数。可是现在呢，旅行中的人大都在低头看手机，文学期刊能够靠自身发行量生存的，非常之少。所以在这个文学时代，一个作家能坚守自己的写作理念，不为市场左右，难能可贵。这是个艰难的文学时代，而伟大的文学，恰恰诞生在艰难之中。
人物周刊：个人认为《群山之巅》的人物张力在你的作品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群山之巅》和你近年来一些作品中时常会写到群众，或者叫闲人，路人。他们的复杂性让人着迷。我想知道你对这个群体近年来有了新的认识么？
2008年11月2日，乌镇，左起：周大新、贾平凹、迟子建、麦家
迟子建：你注意到《群山之巅》人物的张力与我以往作品的不同，我很感动。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几乎每个人物，都是矛盾纠葛中的，塑造他们时，心有一种被撕扯的感觉。而你说的路人，闲人，或曰群众，我称之为“小人物”。文学的天籁之音，往往是小人物奏响的。小人物在作品中大放异彩，就成了“大人物”了。《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巴黎圣母院》里的卡西莫多，《阿Q正传》里的阿Q，《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唐吉诃德》中的唐吉诃德，这些小人物，哪个不是千古流传？而在他（她）们身上，都具备你说的复杂性。对这个群体，我会用文学追踪到底，因为他们不是在空中楼阁望月的人，而是脚踏大地仰望星空的人。
人物周刊：好多年前，你曾说自己对辛酸生活的温情表达没有错的，只不过表达温情时有时“火候”掌握得不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弥补这一缺憾。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有无新的心得？
迟子建：我也曾说过，没有描写苦难，诗意怎会呈现？温暖也是一样，没有冷作为底衬，没有用笔化解寒凉，它从何而来？如果作品一味地展览苦难，却没有希望的微光闪烁，这样的苦难就是真的苦难了，而如果苦难里有柔软的光影浮动，苦难就不是深渊，它会散发着湿漉漉的动人的光泽。所以我很喜欢弘一法师临终手书的“悲欣交集”，它道出了人生的真相，也道出了艺术的真谛。
人物周刊：一个作家每开始一次新的写作，都会面临识别并突破惯性和局限的问题。你如此高产，在30年写作生涯的不同时期是如何面对这个问题的？
迟子建：你说得很对，每个作家在新的写作时，都面临着你所说的问题。从文学上来说，再天马行空的写作，也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在我眼里没有完美，只有少些遗憾的写作。即便是那些名著，在小的方面，也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常做饭的人知道，即便做同一道菜，因为火候、食材比例和产地的微妙的变化，做出的菜味道就不一样。作家要善于取材，更要善于掌握“火候”，这个火候，需要作家有全面素养，比如看待历史的广度、看待现实的深度、对美的追求等。当然，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精神上的孤寂，他们对待艺术独立的姿态，身上有一股不怕被潮流忽略和遗忘的勇气，这样能使每一次的出发都是独特的。
人物周刊：天命之年，是否能看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能够达到的高度？
迟子建：我看不到自己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我只知道自己还在渐渐前行。写作的目标，有点像云层堆积的雪山，你仰望着攀爬，以为一点点接近了，但还是无限遥远。也正因如此，文学写作充满了魅力。
人物周刊：是否相信命运？
迟子建：我相信命里有我们看不见的手，在把我们推到自己未必想去的路上。
人物周刊：你愿意谈谈自己的恐惧吗？
迟子建：因为从小被狗咬过，见到身形威猛的狗，会有恐惧感。还有我怕蛇，怕老鼠，有恐高症（看来我是一个没有高度的人）。哈尔滨冬天空气重度污染时，我去擦窗台渗进来的黑色煤粉，内心也有深深的恐惧。当然，最大的恐惧是虚无感。虚无感就像雾气，淡淡的雾气很美（尤其于文学有利），可是当它是浓雾，将你彻底裹挟的时候，虚无感就会给人恐惧感。
人物周刊：与粉丝间保持怎样的联系？你会去自己的贴吧看吗？你觉得粉丝和过去所说的读者有无区别？
迟子建：粉丝和过去的读者还是有区别的。过去的读者可能只关心你的文字，而粉丝除了关注你的文字，还关注你这个人。我会去自己的贴吧看看粉丝们的言论，他们对我的作品不是一味说好，也提出批评意见。他们的意见不像批评家那样以理论为框架，更为中肯。粉丝们给我最大的惊喜是60人联合手抄了《额尔古纳河右岸》，所以我拥有了一本最珍贵的书。每年我过生日时，他们都会在贴吧发表祝福，令人感动。
人物周刊：如果《额尔古纳河右岸》里的人们放弃了丛林生活变成都市人，你会为此感到遗憾么？
迟子建：当然会很遗憾。但我并不担心会有这种状况出现。因为当年我们试图把他们变为都市人，给他们在城镇造了同一模式的房屋，让他们带着驯鹿下山后，没有多久，这些骨子里流淌着山泉水的鄂温克人，纷纷摆脱束缚，带着他们的驯鹿回到山林，又过起了老日子。
人物周刊：很多人说现代快餐文化中古老的文明会很快被遗忘，而你的作品则一直在抵抗人们对故土的冷漠和无知。你有感到虚无的时候吗？对抗抑或顺从之？
迟子建：你提了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当代人最该深入思索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文明？文明的标签一定是日新月异的变化吗？其实真正的文明是经过熔炼的黄金，它质地稳定，色泽灿烂，抗拒腐蚀，可以不变。那些打着进步旗号戕害文明的事情，是令人遗憾的。我所能做的，是用笔反映我看到的“野蛮”。
1997年4月11日，迟子建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到北京参加颁奖仪式
人物周刊：想知道写作之外的一个哈尔滨女人迟子建是怎样生活的。
迟子建：我在哈尔滨的生活很简单，早晨七八点起床，晚上不超过11点就入睡了。人到中年，我把年轻时熬夜的坏习惯改掉了。我吃饭应时应晌，喜欢下厨，爱在菜品上搞个创新。除此之外，就是读书写作，听音乐。当然，常去烟火气十足的街巷闲逛，尤其是夜市。
人物周刊：作协主席的身份对一个写作者有什么利弊？
迟子建：好处是可以为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同类，做些有益于他们文学发展的事情，也让我能接触更多的人，不自闭，这对生活和写作是有好处的。不好的一面当然也有，因为要做一些事务性工作，也牵扯精力。我做了5年作协主席，现在基本适应了工作和写作的节奏，所以在这期间我写了两部长篇《白雪乌鸦》和《群山之巅》。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亲历共和国诸种变革的60后作家，能否谈谈时代对自己的影响以及对作品的影响。站在同代人中间，自评与其他60后作家的异同。
迟子建：60年代出生的作家，是比较幸运的。我们大多有小城或乡村的生活经历，“文革”时我们是少年，到我们长大成人，“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大多数人进了高等院校，受到了比较好的文学训练，知识底子相对好些。60后作家不喜扎堆，也不那么愤世嫉俗，在文坛的姿态都比较独立。但我们也有共同的缺陷，生活经历相对贫乏，视野不够开阔，过于沉溺安逸的生活和个人的小天地。还有，我们缺乏50年代作家能吃苦的精神。我说的苦，是指精神意义的苦。但60年代作家还是有生气的，有一批在海内外已获得广泛的影响力，日益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我生活在偏远之地，如果从地图上看，那个位置很可能就被忽视了，因为这样的地方对我来说很大很大，对世界来说很小很小。我想我在60后作家中的地位，可能也是如此，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人物周刊：按照出生时间划分族群似乎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种习惯，但它实际上未必符合个人认同。不知道你在内心会将自己怎样标签，与哪些人在一起会有“群体感”？
迟子建：我回到故乡，和故乡的人在一起，会有亲切感，觉得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相反，我在知识分子堆中，会有一种孤独感。
人物周刊：因为是笔谈所以无法追问。但也许有你希望被追问的问题，那就请你自己帮着问再回答下吧。
迟子建：谢谢张雄，你的问题已经很丰富了，我没有可说的了。一个作家喋喋不休地说，也是个危险的事情，因为写作是需要寂寞的。
这位成名许久的作家尚未学会在公众场合温良谦恭微颔首的那套名人派头，她并不掩饰自己对周遭的好奇。与他同为60后作家的苏童曾写道：“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在1980年代，迟子建的同龄作家中曾经涌现出一批先锋文学的代表，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然而迟子建似乎始终与“先锋”保持某种距离。她一直在写东北，写没有边际的森林，铺天盖地的雪，庄稼和牲灵，秋雨和泥泞。
炉前老人们讲述的传奇故事滋养了迟子建的童年。1981年，她考入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在对自然景色的观察之外，她暗中对系里每一位同学都做过肖像描写训练。写作的野心在这种磨练中暗暗滋长。30年下来，迟子建也许是60后作家中写得最多的一位。她发来自己18岁时的照片，不乏自嘲地说：你看看一个女人是如何把自己写老的。
有媒体曾问迟子建，如果不写作，你会成为什么人？“也许是个农妇，”她答道，“春种秋收，喜欢在雪天围炉喝酒，然后看着弥漫在窗棂上的霜花发呆。”
远离喧嚣，会让文学的情感纯度更高
人物周刊：你曾说“很庆幸我所处的社会环境给我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倒是让我想到有些与你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被评论指为对社会新闻的抄袭与拼凑。你如何评价这个时代，以及在现实比小说更精彩纷呈的当下如何吸引读者？
迟子建：其实只要人的心灵不死，不管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都会给有志于写作的人，提供想象的空间。所以曼德拉和甘地陷于囚室，也禁锢不了他们伟大的灵魂，读他们的自传就知道了。如何评价这个时代？我在《群山之巅》的后记中写道，这是一个飞速变化着的时代（当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好的），它所产生的故事，可以说是用卷扬机输送出来的，量大，新鲜，高频率，持之不休。但是再鲜活的故事，如果没有诗心，不赋予文字以情感，就不会焕发出生机，当然也就不会吸引读者。
人物周刊：实际上我并不确定一个北京记者的世界跟一个深居东北的作家是否处在同样的世界里。但你去的地方多，见的人也比我多。也许可以聊聊常年躲在一个不那么一线的城市是种什么感受？
迟子建：不管你在一线城市，还是我处于东北一隅，其实我们在面临的困境上，是处于同一纬度的。就像我在《群山之巅》中描绘的龙盏镇，不会因为地处偏远，罪恶就绕它而行。但对于作家来说，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里，有利于他们的写作。因为远离喧嚣，会让文学的情感纯度更高。而且，更便于汲取写作的养料。
人物周刊：过知天命之年前后有无焦虑？解决了吗？
迟子建：确实有焦虑，这焦虑很多源于生理上的（更年期带来的不适），而不是写作上的焦虑，现在基本过去了。这很像一棵树在深秋还挂着一些叶片，因为叶子的存在，你以为它还青春着，但实际却是枯萎的叶片了。当一场大风让它完全脱尽了叶片，你自己在心里认同告别了青春，坦然面对，这棵树反倒是精神了，洗尽铅华，安然地开始了长冬的生活。
人物周刊：关于自己的各种习惯里，你最不能容忍却又始终存在的是什么？
迟子建：我坐姿差，因为颈椎和腰椎都不好，医生让我调整坐姿，可我端端地坐个十分八分，立刻有看不见的雪，把我压弯了腰，又随性坐了。
人物周刊：生活中现在还有哪些仪式性的东西？
迟子建：在城市，生活里似乎已经没有仪式性的东西了。而在我故乡，过小年时，人们还习惯请灶王爷，吃麦芽糖。而元宵节时，人们会去山里，给逝去的亲人的坟前，送上一盏灯。
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北极村，作家、黑龙江省作协主席，198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额尔古纳河右岸》《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世界上所有的夜
晚》《白雪乌鸦》等，30年来获奖甚多。
图/侯少卿新作为《群山之巅》。
有时读者期许的与作家的写作感受，并不一致
人物周刊：作家里像你这般高产的人不多，农民式勤劳写作的成果是著作等身。农民会遇到天灾虫害，对于写作而言不可预知的风险是什么？
迟子建：写作不可预知的风险就是，你写着写着，体力剧烈透支，你满脑子的念头，却不能得到畅快的表达。多年前我在一篇访谈中说，一个作家最可悲的是，当你的笔还是青春的时候，你的身体却已经走向衰朽。所以我特别敬仰杨绛先生，过百岁而能写《洗澡之后》，真是文坛的神仙！
人物周刊：农民见到收成便心满意足，作家对自己作品的期待应该不至于仅仅是完成。你在每一次新的写作前，会有怎样的期待？
迟子建：写作就跟出门一样。短篇是短途，相对惬意;而长篇的写作，是远途。远途不仅要有美好的目标，还要有过人的耐力。无论短篇长篇，在开始写作时，都对它有美好的期待，但有时读者期许的与作家的写作感受，并不一致。比如我35岁时写就的《伪满洲国》，我个人对它比较满意，可是认同的读者少，也许它篇幅长的缘故吧，68万字，对任何一个读者来说，都是阅读的障碍。
人物周刊：30年写作生涯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迟子建：最大的挑战就是写作《伪满洲国》，这段历史太复杂了，我做了多年资料准备。以民间关照时代，用小人物反映大历史，是我确立的这部长篇的写作理念。我选择了婚后的幸福时光营造它，因为那是心情和体力最好的时期，可挑重担。所以完成它的那天，我无比畅快，独自去餐馆小酌。记得吃喝完毕，走出餐馆，天落雪了，雪花温柔地抚摸我的脸，让人有一股要流泪的欲望。
人物周刊：回顾写作生涯，自己给各个时期的写作主题如何总结？另，可否谈谈不同年龄从写作中获得的成长经验？
迟子建：我是伴着写作成长的，我有两个年龄，岁数的年龄，作品的年龄，这两个年龄是齐头并进的。我不太善于给自己的作品划分时期，因为我的写作是匀速运动。如果一定要说变化，那么我爱人去世，是我写作的一道分水岭。一颗文学的心，在2002年，“咚——”的一声沉在大地上，它知道触摸大地的苦难和哀愁了。所以2005年，我发表了两部重要作品，中篇《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长篇《额尔古纳河右岸》，熟悉我的朋友和读者，一眼能看出这些作品的变化。
伟大的文学，恰恰诞生在艰难之中
人物周刊：很喜欢你的眼睛，明亮愉悦且温暖有力。你经常凝视它们么？
迟子建：谢谢。眼睛是人的圣湖，所以它不管起了什么波澜，就是不长皱纹。
人物周刊：为什么说自己“不适合面访”？
迟子建：因为我觉得笔谈更加自由。我可以穿着睡衣、喝着茶坐在家里答题。还有，笔谈会比较准确地表达见解。
人物周刊：为何与先锋文学保持某种距离？
迟子建：不管写什么题材的作品，只要是在思想和艺术上不断寻求突破的，在我眼里都具有先锋性。而文学史意义上的先锋文学，催生了一批优秀作家，影响了一代人。但这些作家进入中年以后，纷纷转向，有点告别先锋的意味。批评家批评他们丧失了先锋性，可我却觉得他们的蜕变是伟大的，因为他们知道把剑雪藏起来了。被批评家激赏的那种先锋性，在我看来是明晃晃地悬在头顶的剑，寒光逼人，虽说它可以在局部挑开混沌的世相，但如果作家太迷恋寒光了，眼界就会变窄，自己也有被刺伤的危险。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经历过80年代并成名于彼时的作家，你怀念那时代么？
迟子建：与其说是怀念那个文学时代，莫如说是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因为我80年代初登上文坛时，才二十出头。那时文学空气相对纯净，没有红包评论，作家们聚在一起，能敞开心扉谈论文学。而那时只要乘着火车旅行，你会发现很多旅人手捧一份文学杂志在读，文学期刊发行几十万份的不在少数。可是现在呢，旅行中的人大都在低头看手机，文学期刊能够靠自身发行量生存的，非常之少。所以在这个文学时代，一个作家能坚守自己的写作理念，不为市场左右，难能可贵。这是个艰难的文学时代，而伟大的文学，恰恰诞生在艰难之中。
人物周刊：个人认为《群山之巅》的人物张力在你的作品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群山之巅》和你近年来一些作品中时常会写到群众，或者叫闲人，路人。他们的复杂性让人着迷。我想知道你对这个群体近年来有了新的认识么？
迟子建：你注意到《群山之巅》人物的张力与我以往作品的不同，我很感动。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几乎每个人物，都是矛盾纠葛中的，塑造他们时，心有一种被撕扯的感觉。而你说的路人，闲人，或曰群众，我称之为“小人物”。文学的天籁之音，往往是小人物奏响的。小人物在作品中大放异彩，就成了“大人物”了。《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巴黎圣母院》里的卡西莫多，《阿Q正传》里的阿Q，《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唐吉诃德》中的唐吉诃德，这些小人物，哪个不是千古流传？而在他（她）们身上，都具备你说的复杂性。对这个群体，我会用文学追踪到底，因为他们不是在空中楼阁望月的人，而是脚踏大地仰望星空的人。
人物周刊：好多年前，你曾说自己对辛酸生活的温情表达没有错的，只不过表达温情时有时“火候”掌握得不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弥补这一缺憾。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有无新的心得？
迟子建：我也曾说过，没有描写苦难，诗意怎会呈现？温暖也是一样，没有冷作为底衬，没有用笔化解寒凉，它从何而来？如果作品一味地展览苦难，却没有希望的微光闪烁，这样的苦难就是真的苦难了，而如果苦难里有柔软的光影浮动，苦难就不是深渊，它会散发着湿漉漉的动人的光泽。所以我很喜欢弘一法师临终手书的“悲欣交集”，它道出了人生的真相，也道出了艺术的真谛。
人物周刊：一个作家每开始一次新的写作，都会面临识别并突破惯性和局限的问题。你如此高产，在30年写作生涯的不同时期是如何面对这个问题的？
迟子建：你说得很对，每个作家在新的写作时，都面临着你所说的问题。从文学上来说，再天马行空的写作，也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在我眼里没有完美，只有少些遗憾的写作。即便是那些名著，在小的方面，也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常做饭的人知道，即便做同一道菜，因为火候、食材比例和产地的微妙的变化，做出的菜味道就不一样。作家要善于取材，更要善于掌握“火候”，这个火候，需要作家有全面素养，比如看待历史的广度、看待现实的深度、对美的追求等。当然，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精神上的孤寂，他们对待艺术独立的姿态，身上有一股不怕被潮流忽略和遗忘的勇气，这样能使每一次的出发都是独特的。
最大的恐惧是虚无感
人物周刊：天命之年，是否能看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能够达到的高度？
迟子建：我看不到自己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我只知道自己还在渐渐前行。写作的目标，有点像云层堆积的雪山，你仰望着攀爬，以为一点点接近了，但还是无限遥远。也正因如此，文学写作充满了魅力。
人物周刊：是否相信命运？
迟子建：我相信命里有我们看不见的手，在把我们推到自己未必想去的路上。
人物周刊：你愿意谈谈自己的恐惧吗？
迟子建：因为从小被狗咬过，见到身形威猛的狗，会有恐惧感。还有我怕蛇，怕老鼠，有恐高症（看来我是一个没有高度的人）。哈尔滨冬天空气重度污染时，我去擦窗台渗进来的黑色煤粉，内心也有深深的恐惧。当然，最大的恐惧是虚无感。虚无感就像雾气，淡淡的雾气很美（尤其于文学有利），可是当它是浓雾，将你彻底裹挟的时候，虚无感就会给人恐惧感。
人物周刊：与粉丝间保持怎样的联系？你会去自己的贴吧看吗？你觉得粉丝和过去所说的读者有无区别？
迟子建：粉丝和过去的读者还是有区别的。过去的读者可能只关心你的文字，而粉丝除了关注你的文字，还关注你这个人。我会去自己的贴吧看看粉丝们的言论，他们对我的作品不是一味说好，也提出批评意见。他们的意见不像批评家那样以理论为框架，更为中肯。粉丝们给我最大的惊喜是60人联合手抄了《额尔古纳河右岸》，所以我拥有了一本最珍贵的书。每年我过生日时，他们都会在贴吧发表祝福，令人感动。
人物周刊：如果《额尔古纳河右岸》里的人们放弃了丛林生活变成都市人，你会为此感到遗憾么？
迟子建：当然会很遗憾。但我并不担心会有这种状况出现。因为当年我们试图把他们变为都市人，给他们在城镇造了同一模式的房屋，让他们带着驯鹿下山后，没有多久，这些骨子里流淌着山泉水的鄂温克人，纷纷摆脱束缚，带着他们的驯鹿回到山林，又过起了老日子。
人物周刊：很多人说现代快餐文化中古老的文明会很快被遗忘，而你的作品则一直在抵抗人们对故土的冷漠和无知。你有感到虚无的时候吗？对抗抑或顺从之？
迟子建：你提了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当代人最该深入思索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文明？文明的标签一定是日新月异的变化吗？其实真正的文明是经过熔炼的黄金，它质地稳定，色泽灿烂，抗拒腐蚀，可以不变。那些打着进步旗号戕害文明的事情，是令人遗憾的。我所能做的，是用笔反映我看到的“野蛮”。
在知识分子堆中，会有一种孤独感
人物周刊：想知道写作之外的一个哈尔滨女人迟子建是怎样生活的。
迟子建：我在哈尔滨的生活很简单，早晨七八点起床，晚上不超过11点就入睡了。人到中年，我把年轻时熬夜的坏习惯改掉了。我吃饭应时应晌，喜欢下厨，爱在菜品上搞个创新。除此之外，就是读书写作，听音乐。当然，常去烟火气十足的街巷闲逛，尤其是夜市。
人物周刊：作协主席的身份对一个写作者有什么利弊？
迟子建：好处是可以为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同类，做些有益于他们文学发展的事情，也让我能接触更多的人，不自闭，这对生活和写作是有好处的。不好的一面当然也有，因为要做一些事务性工作，也牵扯精力。我做了5年作协主席，现在基本适应了工作和写作的节奏，所以在这期间我写了两部长篇《白雪乌鸦》和《群山之巅》。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亲历共和国诸种变革的60后作家，能否谈谈时代对自己的影响以及对作品的影响。站在同代人中间，自评与其他60后作家的异同。
迟子建：60年代出生的作家，是比较幸运的。我们大多有小城或乡村的生活经历，“文革”时我们是少年，到我们长大成人，“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大多数人进了高等院校，受到了比较好的文学训练，知识底子相对好些。60后作家不喜扎堆，也不那么愤世嫉俗，在文坛的姿态都比较独立。但我们也有共同的缺陷，生活经历相对贫乏，视野不够开阔，过于沉溺安逸的生活和个人的小天地。还有，我们缺乏50年代作家能吃苦的精神。我说的苦，是指精神意义的苦。但60年代作家还是有生气的，有一批在海内外已获得广泛的影响力，日益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我生活在偏远之地，如果从地图上看，那个位置很可能就被忽视了，因为这样的地方对我来说很大很大，对世界来说很小很小。我想我在60后作家中的地位，可能也是如此，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人物周刊：按照出生时间划分族群似乎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种习惯，但它实际上未必符合个人认同。不知道你在内心会将自己怎样标签，与哪些人在一起会有“群体感”？
迟子建：我回到故乡，和故乡的人在一起，会有亲切感，觉得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相反，我在知识分子堆中，会有一种孤独感。
人物周刊：因为是笔谈所以无法追问。但也许有你希望被追问的问题，那就请你自己帮着问再回答下吧。
迟子建：谢谢张雄，你的问题已经很丰富了，我没有可说的了。一个作家喋喋不休地说，也是个危险的事情，因为写作是需要寂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