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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今普遍流行的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表述虽然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虽然对原文的简化和概括某种程度上使马克思思想变得更容易理解，但也带来了对其刻版化或教条化的解读和应用。本文试图通过解释学的方法发掘出对于二者之间、以及其他关联概念组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理解路径，并以此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强大生命力。
关键词 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 解释学 辩证统一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1 被固化的“辩证统一”
在现如今普遍流行的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自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文表述的概括和精简。比起原文，这些表述显得更为简单明了容易理解，也更为容易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借助这些文本和表述，我们可以知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符合似乎是马克思一贯使用的三段式表述的辩证关系，即：（1）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辩证统一的关系。（2）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具体表现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发展变革。（3）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集中表现在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
这是一段充满了强烈的，有力的逻辑关系的表述。其公式的明确性和肯定性，伴随着马克思本人和加工过后的辩证化表述，使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显得尤为紧密和不可驳斥。这样的表述同样也出现于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各种著作，在论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于消费，生产与分配等等概念时轻而易举地可以被套用并颠簸不破。当然，这些表述并不能说违背马克思本人的意图。马克思本人的表述如下：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中略）…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上述段落中，“存在决定意识”等语句已经与普通流行的表述所重合，并表现了马克思工作的中心内容。然而，存在意识，或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否仅仅局限于决定、反作用、辩证统一这样三段式的简单关系则值得审慎地考虑。
而事实上，马克思也似乎比他的后继者们显得更加小心翼翼。上文中提到的区别非常重要。虽然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二元对立的构造并在现当今被广泛流传，但必须记住的是，马克思还为我们提供过这样的信息：后者的改变必须要用一种不同的、不那么精确的模式来进行探讨。
上层建筑所涉及的人类意识的问题必然是错综复杂的，因为它不仅仅是多样的，而且也因为它始终具有历史性：任何时候它都既包括对现在的反应，也包括对过去的延续。马克思有时的确把意识形态看作是“虚幻意识”：一种事实上被变革所破坏的延续系统。正因为对意识的复杂性的审慎意识，马克思在当时写下的某些即兴而发的文学评论展示出他作为那个时代的博学智慧之士的洞见，且在讨论问题时并未采用刻板教条的口吻。而且不论是在文学理论或文学实践中，他都非常谨慎地控制自己，不把自己在政治、经济、历史方面的结论机械地挪用到其他事情上。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阶段发展理论在文学问题上的应用缺乏信心。他或多或少地避开这些理论的原因在于，他的天才洞见与审慎使他察觉到这些问题的困难性和复杂性。马克思本人在论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关系时的表述也是极其耐人寻味的：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与较为直视性的定义相比，马克思的定义显然是以意识到语言的历史性和沉积性的前提下进行的。尽管两者看上去含义相近或是相同，但是马克思的解释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以及在这种可能性中的思想张力。
察觉到现实的复杂性和流动性的马克思的叙述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模式：现实被看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动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经济力量是最终显现出作为组织性元素的性质。
因而，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因素是否真的具有决定作用。或是说，当我们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但又承认意识或上层建筑的复杂性，轻易不将上层建筑的任何状况归结于经济基础的影响，我们该如何理解处于决定、反作用、辩证统一关系中的概念组。这似乎是个最终也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因为经济变革所产生的塑造性影响当然很明显，但是困难在于，如果一个因素在实践中从未孤立出现过，又该如何确定其重要性？如果承认辩证统一，那么决定和反作用的双方如何被判别为主动和被动的位置？
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马克思主义文化阐述似乎是按照马克思提供的模式，陷入了一种刻板教条的方法论。为了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和明确的“马克思式”的理论依据，找到一条看似精确的公式并反复套用也许是一条不可避免的路。而追求稳固性和明确性的结果是，语言和意识的历史沉积性被背叛了。在现今普遍承认语言的历史性和沉积性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的语境中，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们使用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
2 解释学的路径
有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或是意识或者文化的关系，换言之是物质世界与意识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始终处于“辩证统一”的两者的关系，许多哲学家的洞见为我们提供了启发。这里我想从解释学的理论入手寻找出路。 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在研究艺术鉴赏和文本解释时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模型，即游戏者——游戏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游戏对游戏者的优先性，因为它们的规则和目的支配它们的游戏者。但同时游戏并不只是那种他现在规则书中或在一组策略里被反思的东西；它宁可说是被游戏的东西。因此，尽管游戏支配那些玩它的游戏者，但游戏者的活动仍起着决定游戏本身存在的重要作用。为此理由，伽达默尔称游戏为“自我表现”。一方面，在玩游戏时，游戏者表现它，其意义是他们的行为和反应反映了它的原则，另一方面，游戏必须被表现在游戏者的行为和关注中。所以游戏的特殊性是，一方面它们对它们的参与者具有权威性，规定他们的目的和热情，以便游戏进行，而在另一方面，它们只通过它们的游戏者的参与才在具体意义上存在。游戏既规定它们的游戏者的行为，而它自身又无非只是这些行为本身。
伽达默尔从游戏的这种自我表现特征推出的要点是，游戏的玩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游戏的创造者。一方面，游戏对它的游戏者规定了合适的行为和态度的范围；另一方面游戏实际上只存在于个别的行为和态度中。伽达默尔在讨论节日庆典时解释了这种自主性与依赖性之间关系的意义：“节日庆典活动仅仅由于它被庆祝而存在，但这就不是说，节日庆典活动具有一种主观性的特征，它只是在庆祝者的主观性中才有它的存在。人们庆祝节日，实际上是因为它存于那里。”
借由这些概念，我们可以重新考虑经济因素和意识的关系：应该怎样看待经济基础的主导和决定作用。上文中已经提到，若是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看作一个公理，并以此推导发展各种命题，很容易就会变成教条式的思考模式。但若强调意识的复杂性，又将如何理解经济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反作用”和“辩证统一”也被同时强调的情况下。而事实上，如同游戏和游戏者，游戏尽管处于支配地位，但游戏只存在于被支配着的游戏者的活动里。我们同样可以说，经济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在失去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情况下，它的决定性作用便失效了，甚至其本身并不能真实存在。换言之，经济基础的主导作用，只存在于被主导者的运动及对主导者的反馈那里。二者的相互作用并非是决定、反作用、辩证统一这样依次、分开进行。而是各种作用力都同时发生。若是要将三种关系割裂开来看，便破坏了真正的“辩证统一”。
类似的表述还可以运用于生产与生产关系，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上。当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还具有特殊性。从对二者的研究本身也可以归结于“上层建筑”这一领域。但这里并不就这一问题展开。如果我们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说法当作公理，或者是可以具象化的现实，而非具有启发性的类比来看的话，那么谬误自然随之而来。很多时候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存在于马克思构建的一个模型中的暂定概念。它是一种认识世界和现实社会的路径，而并非现实社会本身。马克思在他的那个时代见证了现实一种，并以他的分析和洞见描述了它。而他的后继者似乎把描述当作了真正的现实。马克思的审慎令他的著作始终具有生命力，我们所该做的不是扼杀和折损这种生命力，而是延续和壮大它——以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审慎态度和思考。
参考文献
[1] 陶德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12-114.
[2]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82-83.
[3] [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29.
[4] [德]恩格斯.给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77.
[5] [美]乔治娅·沃恩克.伽达默尔——诠释学、传统和理性.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9：61-62.
[6] [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282.
关键词 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 解释学 辩证统一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1 被固化的“辩证统一”
在现如今普遍流行的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自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文表述的概括和精简。比起原文，这些表述显得更为简单明了容易理解，也更为容易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借助这些文本和表述，我们可以知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符合似乎是马克思一贯使用的三段式表述的辩证关系，即：（1）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辩证统一的关系。（2）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具体表现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发展变革。（3）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集中表现在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
这是一段充满了强烈的，有力的逻辑关系的表述。其公式的明确性和肯定性，伴随着马克思本人和加工过后的辩证化表述，使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显得尤为紧密和不可驳斥。这样的表述同样也出现于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各种著作，在论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于消费，生产与分配等等概念时轻而易举地可以被套用并颠簸不破。当然，这些表述并不能说违背马克思本人的意图。马克思本人的表述如下：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中略）…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上述段落中，“存在决定意识”等语句已经与普通流行的表述所重合，并表现了马克思工作的中心内容。然而，存在意识，或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否仅仅局限于决定、反作用、辩证统一这样三段式的简单关系则值得审慎地考虑。
而事实上，马克思也似乎比他的后继者们显得更加小心翼翼。上文中提到的区别非常重要。虽然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二元对立的构造并在现当今被广泛流传，但必须记住的是，马克思还为我们提供过这样的信息：后者的改变必须要用一种不同的、不那么精确的模式来进行探讨。
上层建筑所涉及的人类意识的问题必然是错综复杂的，因为它不仅仅是多样的，而且也因为它始终具有历史性：任何时候它都既包括对现在的反应，也包括对过去的延续。马克思有时的确把意识形态看作是“虚幻意识”：一种事实上被变革所破坏的延续系统。正因为对意识的复杂性的审慎意识，马克思在当时写下的某些即兴而发的文学评论展示出他作为那个时代的博学智慧之士的洞见，且在讨论问题时并未采用刻板教条的口吻。而且不论是在文学理论或文学实践中，他都非常谨慎地控制自己，不把自己在政治、经济、历史方面的结论机械地挪用到其他事情上。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阶段发展理论在文学问题上的应用缺乏信心。他或多或少地避开这些理论的原因在于，他的天才洞见与审慎使他察觉到这些问题的困难性和复杂性。马克思本人在论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关系时的表述也是极其耐人寻味的：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与较为直视性的定义相比，马克思的定义显然是以意识到语言的历史性和沉积性的前提下进行的。尽管两者看上去含义相近或是相同，但是马克思的解释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以及在这种可能性中的思想张力。
察觉到现实的复杂性和流动性的马克思的叙述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模式：现实被看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动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经济力量是最终显现出作为组织性元素的性质。
因而，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因素是否真的具有决定作用。或是说，当我们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但又承认意识或上层建筑的复杂性，轻易不将上层建筑的任何状况归结于经济基础的影响，我们该如何理解处于决定、反作用、辩证统一关系中的概念组。这似乎是个最终也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因为经济变革所产生的塑造性影响当然很明显，但是困难在于，如果一个因素在实践中从未孤立出现过，又该如何确定其重要性？如果承认辩证统一，那么决定和反作用的双方如何被判别为主动和被动的位置？
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马克思主义文化阐述似乎是按照马克思提供的模式，陷入了一种刻板教条的方法论。为了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和明确的“马克思式”的理论依据，找到一条看似精确的公式并反复套用也许是一条不可避免的路。而追求稳固性和明确性的结果是，语言和意识的历史沉积性被背叛了。在现今普遍承认语言的历史性和沉积性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的语境中，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们使用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
2 解释学的路径
有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或是意识或者文化的关系，换言之是物质世界与意识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始终处于“辩证统一”的两者的关系，许多哲学家的洞见为我们提供了启发。这里我想从解释学的理论入手寻找出路。 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在研究艺术鉴赏和文本解释时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模型，即游戏者——游戏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游戏对游戏者的优先性，因为它们的规则和目的支配它们的游戏者。但同时游戏并不只是那种他现在规则书中或在一组策略里被反思的东西；它宁可说是被游戏的东西。因此，尽管游戏支配那些玩它的游戏者，但游戏者的活动仍起着决定游戏本身存在的重要作用。为此理由，伽达默尔称游戏为“自我表现”。一方面，在玩游戏时，游戏者表现它，其意义是他们的行为和反应反映了它的原则，另一方面，游戏必须被表现在游戏者的行为和关注中。所以游戏的特殊性是，一方面它们对它们的参与者具有权威性，规定他们的目的和热情，以便游戏进行，而在另一方面，它们只通过它们的游戏者的参与才在具体意义上存在。游戏既规定它们的游戏者的行为，而它自身又无非只是这些行为本身。
伽达默尔从游戏的这种自我表现特征推出的要点是，游戏的玩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游戏的创造者。一方面，游戏对它的游戏者规定了合适的行为和态度的范围；另一方面游戏实际上只存在于个别的行为和态度中。伽达默尔在讨论节日庆典时解释了这种自主性与依赖性之间关系的意义：“节日庆典活动仅仅由于它被庆祝而存在，但这就不是说，节日庆典活动具有一种主观性的特征，它只是在庆祝者的主观性中才有它的存在。人们庆祝节日，实际上是因为它存于那里。”
借由这些概念，我们可以重新考虑经济因素和意识的关系：应该怎样看待经济基础的主导和决定作用。上文中已经提到，若是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看作一个公理，并以此推导发展各种命题，很容易就会变成教条式的思考模式。但若强调意识的复杂性，又将如何理解经济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反作用”和“辩证统一”也被同时强调的情况下。而事实上，如同游戏和游戏者，游戏尽管处于支配地位，但游戏只存在于被支配着的游戏者的活动里。我们同样可以说，经济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在失去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情况下，它的决定性作用便失效了，甚至其本身并不能真实存在。换言之，经济基础的主导作用，只存在于被主导者的运动及对主导者的反馈那里。二者的相互作用并非是决定、反作用、辩证统一这样依次、分开进行。而是各种作用力都同时发生。若是要将三种关系割裂开来看，便破坏了真正的“辩证统一”。
类似的表述还可以运用于生产与生产关系，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上。当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还具有特殊性。从对二者的研究本身也可以归结于“上层建筑”这一领域。但这里并不就这一问题展开。如果我们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说法当作公理，或者是可以具象化的现实，而非具有启发性的类比来看的话，那么谬误自然随之而来。很多时候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存在于马克思构建的一个模型中的暂定概念。它是一种认识世界和现实社会的路径，而并非现实社会本身。马克思在他的那个时代见证了现实一种，并以他的分析和洞见描述了它。而他的后继者似乎把描述当作了真正的现实。马克思的审慎令他的著作始终具有生命力，我们所该做的不是扼杀和折损这种生命力，而是延续和壮大它——以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审慎态度和思考。
参考文献
[1] 陶德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12-114.
[2]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82-83.
[3] [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29.
[4] [德]恩格斯.给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77.
[5] [美]乔治娅·沃恩克.伽达默尔——诠释学、传统和理性.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9：61-62.
[6] [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