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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3日，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会议在中国北京召开，由于这是该机构第一次在中国召开年会，因此备受各界关注。而同样引人关注的还有该机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秘书长——王韧。
出生在副省长家庭，命运却让他经历了不平常的旅程。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给自己改名为“韧”，以此勉励自己。
他从没想到过自己会与农业结缘，17岁那年被迫下乡务农。
40岁的他辞去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副所长一职，回国担任中国农科院副院长。
45岁时，他成功竞聘国际水稻研究所副所长，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水稻研究机构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副所长。
2007年，他又成功当选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秘书长，也是该机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秘书长。专家认为，王韧当选CGIAR秘书长，标志着我国参与国际农业科学技术议程制订进入了新时代。
竞聘在美国
2007年3月5日，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位于华盛顿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总部，王韧登上了演讲台。
今天，王韧要参加的是一场特殊的角逐——竞聘CGIAR秘书长。
2006年底，CGIAR面向全球招聘秘书长，并委托一家国际知名猎头公司物色人选。经过严格筛选，王韧入选15人的候选名单。此后，又经过一轮更激烈的选拔，王韧成为6位候选人之一，2007年2月，他被通知到华盛顿参加面试。
直到这时，王韧才知道自己的竞争对手是谁：“他们几个都很厉害，真不是一般人，所以对于这次竞争的激烈程度我还是能感觉到的……”
几个月后，王韧仍然记忆犹新。
光荣属于过去，梦想却在手中。
从1971年成立至今，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已成为由65个国家和国际机构共同资助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从事公益性农业科技研究与示范推广的国际机构。
CGIAR麾下的15个国际农业研究中心更是决定了它今天的影响力。来自全世界的8400多名雇员，3000多名科学家，在120多个国家开展研究和推广项目。CGIAR已经形成了覆盖全球各个国家的农业科技研究与示范网络，在全球，尤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有人形象地称它为“世界农业科学院”。
10多年来，中国有50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与CGIAR进行了合作，先后有40多个合作项目的研究成果获省、部和国家级的成果奖。自1984年以来，我国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获得的直接项目经费总额达到1194.20万美元。有专家指出，中国对于CGIAR的重要性还没有充分认识，对其资源也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
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中国科学家彭少兵博士曾形象直观地比喻说：“做农业科研，最高水平就是拿诺贝尔奖；做农业科研管理，最高职位就是CGIAR秘书长。”
王韧曾经感慨：“我们在事关国际农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很难有机会和条件表达中国的主张和影响，中国人应该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2007年4月，竞争结果揭晓，由世界银行提议的对王韧的任命经过全球公开的咨询程序，得到CGIAR全体成员国的支持，获全票通过。
从此，CGIAR第一次有了一位来自中国的秘书长。王韧也由此成为世界银行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在副行长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农业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管理。
专家认为，王韧当选标志着我国参与国际农业科学技术议程制订进入了新时代。
王韧说：“这次能够当选，国家的强力支持是一大原因。其实我倒算不了什么，在中国，比我有能耐的多得是，但是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的却不多，这很引人思考。”
山西 人生旅程中垫底的那碗酒
成功的一刻很短暂，而走向成功的路却很长很长。
太原，儿时的记忆依旧在王韧的心灵相册中光彩照人。1955年，王韧出生在山西太原，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的父亲王中清对于这个新生儿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王韧的童年很幸福，但快乐时光是如此短暂。
11岁时，王韧的命运因为父亲的下放而彻底改变。那一年，王韧高中毕业，被安排到山西临汾农业研究所的农场做插场知青。从此，在春种秋收的农民当中，多了一个叫王韧的小伙子，他真希望自己能有朝一日告别大田，当一名建筑工人，但他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
政治严冬封冻了心灵，却没有封冻自然，一样是春去了秋来，花开了花谢。
严冬是四季的一部分，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在下放时期，王韧给自己改名为“韧”。在汉语词典中，“韧”的含义为“受外力作用时，虽然变形而不易折断；柔软而结实”。
“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 这是鲁迅先生曾经提倡的“韧的战斗”精神。当年以少年之心，做如此的决定，并一直自勉，其中的滋味恐怕也只有王韧自己才会有最深切的体会。
上个世纪60年代，风靡全国的样板戏《红灯记》中，有那么一出，李玉和说：“有了这碗酒垫底儿，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山西的那段经历成了王韧人生旅程中垫底儿的那碗酒！
当上帝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他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幸运的是，王韧有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他跨入了山西农业大学的大门。1978年，他从农学系植保专业毕业了，并留校当了助教。从一个农民成了一位大学老师，王韧很满足。
1979年，王韧考上了中国农科院邱式邦先生的研究生。1982年，硕士毕业，后又考取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到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农科院第一批留美博士。
填补国内杂草生物防治空白
1985年7月，王韧获得了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昆虫学博士学位。这次的洋插队，对于王韧，又是一次化蛹成蝶的蜕变和飞跃。
三年的留学生活漫长而又短暂！
回国，这是王韧想都不用想的决定。他一回到祖国，就马上去中国农科院的生防所报到，在没拿到课题之前，他先给导师邱式邦当助手。导师欣慰地说：“国外不少人回来都只能搞在外面所学的专业，王韧回来什么都能参与，不简单。”
万事开头难，国内与美国的情况真是差别太大了！
王韧觉得，既然回来了，就不能讲条件，更不能浪费时间。
可是怎样发挥一个留学生的作用呢？
那些日子，王韧的脑海里常常会闪过这样一个画面：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一次查阅天敌防治杂草的资料，他偶然翻出一张世界地图。上面布满了圆圈、三角形等符号。王韧有些奇怪，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地图，这些符号究竟是什么意思？
后来，王韧才知道，圆圈，代表开展过杂草生防；三角，是生防取得了成功。泰国、印度，甚至是非洲的一些国家都有标记，可唯独中国，却什么标志也没有。
生物防治的空白就这样给王韧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烙印，但也让他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让中国地图上也有这样的标志。”
王韧开始到全国各地去调查，后又向权威部门多次呼吁，希望能引起高度重视，最终国家科委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为他拨款几十万，全力支持他的科研计划。
在那段时间，王韧完成了多项重大课题，发表了十几篇论文。
导师邱式邦在心里为弟子感到骄傲，他鼓励王韧说：“你主意多，就多搞些课题让大家做。”
一个人带起了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带动了一个学科。
在王韧的组织带动下，国内的杂草防治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零散薄弱的杂草生物防治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活跃的学科体系；草害被加进了生物防治的目标，防治试验在东北和华北初试成功，国内一支从事杂草防治的队伍迅速发展形成。
1990年，全国首次成立了杂草研究会，王韧被推选为秘书长。
1991年底，王韧被选为全国首批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受到国家教委、人事部的联合表彰，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
从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副所长、国际水稻研究所副所长到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秘书长
1992年的一天，已经是中国农科院生防所副主任的王韧收到一封来自英国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的信，这个研究所正在全球范围内招聘一位副所长。
信是国际著名生防科学家杰夫·瓦格博士特地寄来的，国际生防所正是在他的领导之下。
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没有人会相信，瓦格之所以对王韧情有独钟，事出有因。
1992年6月，第19届国际昆虫学大会在北京国际会展中心如期召开。 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瓦格博士对王韧的出色表现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个月后，瓦格博士领导的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向全世界公开招聘一位副所长，瓦格马上想到了王韧，亲自给王韧寄来了一份招聘广告，希望王韧能帮他推荐合适的人选。
选来选去，王韧觉得自己的条件也不错，于是，在回复的邮件中，他问了瓦格这样一个问题：“您看我行吗？”
没想到，在全球60多位竞争者当中，王韧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国际生防所给了王韧一个更广阔的施展平台。他奔波在世界各地，在国际生防界，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王韧杰出的科研管理能力。
在王韧的推动下，国际生防所和中国的联系也大大加强，很多中国生防科学家被吸收到英国、美国、瑞士等国家的研究机构，从事合作科研。
英国苏瑞郡的坎伯雷风景秀丽，王韧的家就在这里，一栋房子，两部车，每年3万多英镑的年薪，王韧一家三口过着甜美、幸福的生活。
可王韧却越来越不愿意继续这样的生活。6年——这是王韧给自己定的最高上限，在国际生防所，这是最低的工作年限！
中国的经济每年以两位数增长，可自己却像个局外人，远在万里之外，干着急啊！王韧觉得人生的遗憾莫过于此，他想回国了。
几乎是同时，当时新上任的农业部部长刘江到中国农科院蹲点，日子一长，也就听说了王韧的事情，“这么难得的人才，我们不用，可惜了。”他托人给英国的王韧捎话，希望他回国工作。
1994年11月初，王韧与刘江在北京见面。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必须大力发展农业。作为国家农业科研的主力，农科院需要你这样充分了解国际农业发展及合作规则的人才。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回来，出任主管农科院科研和国际合作的副院长。当然，你回来也要作出很大的牺牲……”
“拿我一个人挣3万多英镑和12亿人的吃饭、7000多万人的脱贫相比，我作出的这么点牺牲太值了。我回去就提出辞职，找一个接替我的人，然后立即回来！”
王韧以最快的速度卖掉了房子、车子，辞去了国际生防所副所长的位子。
那时，王韧刚好40岁，不惑之年为不惑之举。
王韧又回到了中国农科院。
1999年，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副所长一职全球招聘，王韧在竞聘中获胜，成为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水稻研究机构主管科研的副所长。
有报道称：“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首次任命中国杰出科学家担任高层管理职务，此举也将使中国置身于国际水稻研究的前沿阵地。”
这正是王韧的愿望之一！
成立于1960年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是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下的一个非赢利性国际农业研究机构。其研究目标为：研究、传播与水稻有关的科学技术，提高社会与经济效益，帮助各水稻生产国开展水稻研究，提高全球的稻米生产水平。
在IRRI的基因库里，存有11万多份来自世界上所有水稻种植国家的种质资源和品种，这些资源无偿提供给各个国家，作为水稻研究的基本材料或直接用于生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用更多。中国所有的水稻研究机构，包括设在杭州的中国水稻所，都大量地使用了IRRI提供的资源。
作为世界第一大水稻生产国，中国与IRRI的合作始于1982年，并且受益巨大：杂交水稻在中国占有52%的水稻生产面积，而90%以上的中国杂交稻组合和很多常规稻品种都含有IRRI的水稻种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IRRI培育的新水稻品种和提出的新株型水稻概念在袁隆平院士研究的超级杂交稻育种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袁隆平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新株型稻是虎，杂种优势是翼，两者结合必定如虎添翼，硕果累累。”
如果折算成经济价值，在过去40年里，IRRI对中国的贡献是中国给它投资的1000多倍。
广泛开展国际间合作，扩大IRRI的影响力，尽可能吸引更多的捐赠额，进一步提升科研水平是王韧战略布局的重点。
在科研方面，王韧把提高种植资源以及加强自然资源管理两大领域作为重点。同时，他也继续着力于社会经济研究，并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支持。
作为始终拿着中国护照的中国人，王韧不管走到哪里，都希望自己能为中国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王韧的积极努力下，2002年，首届国际水稻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第一次将单纯的水稻作物研究扩大到水稻产业与贸易，涵盖水稻文化与历史。国家主席江泽民等领导人出席大会，会议盛况空前。
王韧说：在IRRI，自己觉得最有价值的就是能够成就一些有战略意义的事情。7年间，IRRI的科研能力以及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进一步加强，这是王韧感到最欣慰的地方。
2007年7月，王韧赴华盛顿，开始了自己的新使命。告别IRRI，王韧说：“以后我会很怀念这个工作、生活过7年半的地方。”
从山西到北京，从中国农科院到国际生防所，从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副所长到CGIAR的秘书长，王韧的人生来了一个漂亮的三级跳。
如今，王韧走马上任CGIAR秘书长一职，中国将会为CGIAR作出怎样的贡献？CGIAR又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机遇？王韧又会在这个更大的平台上作出怎样的业绩，带给CGIAR怎样的发展变化？这些未知都将在以后的日子里渐渐显露出答案。
出生在副省长家庭，命运却让他经历了不平常的旅程。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给自己改名为“韧”，以此勉励自己。
他从没想到过自己会与农业结缘，17岁那年被迫下乡务农。
40岁的他辞去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副所长一职，回国担任中国农科院副院长。
45岁时，他成功竞聘国际水稻研究所副所长，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水稻研究机构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副所长。
2007年，他又成功当选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秘书长，也是该机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秘书长。专家认为，王韧当选CGIAR秘书长，标志着我国参与国际农业科学技术议程制订进入了新时代。
竞聘在美国
2007年3月5日，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位于华盛顿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总部，王韧登上了演讲台。
今天，王韧要参加的是一场特殊的角逐——竞聘CGIAR秘书长。
2006年底，CGIAR面向全球招聘秘书长，并委托一家国际知名猎头公司物色人选。经过严格筛选，王韧入选15人的候选名单。此后，又经过一轮更激烈的选拔，王韧成为6位候选人之一，2007年2月，他被通知到华盛顿参加面试。
直到这时，王韧才知道自己的竞争对手是谁：“他们几个都很厉害，真不是一般人，所以对于这次竞争的激烈程度我还是能感觉到的……”
几个月后，王韧仍然记忆犹新。
光荣属于过去，梦想却在手中。
从1971年成立至今，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已成为由65个国家和国际机构共同资助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从事公益性农业科技研究与示范推广的国际机构。
CGIAR麾下的15个国际农业研究中心更是决定了它今天的影响力。来自全世界的8400多名雇员，3000多名科学家，在120多个国家开展研究和推广项目。CGIAR已经形成了覆盖全球各个国家的农业科技研究与示范网络，在全球，尤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有人形象地称它为“世界农业科学院”。
10多年来，中国有50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与CGIAR进行了合作，先后有40多个合作项目的研究成果获省、部和国家级的成果奖。自1984年以来，我国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获得的直接项目经费总额达到1194.20万美元。有专家指出，中国对于CGIAR的重要性还没有充分认识，对其资源也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
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中国科学家彭少兵博士曾形象直观地比喻说：“做农业科研，最高水平就是拿诺贝尔奖；做农业科研管理，最高职位就是CGIAR秘书长。”
王韧曾经感慨：“我们在事关国际农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很难有机会和条件表达中国的主张和影响，中国人应该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2007年4月，竞争结果揭晓，由世界银行提议的对王韧的任命经过全球公开的咨询程序，得到CGIAR全体成员国的支持，获全票通过。
从此，CGIAR第一次有了一位来自中国的秘书长。王韧也由此成为世界银行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在副行长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农业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管理。
专家认为，王韧当选标志着我国参与国际农业科学技术议程制订进入了新时代。
王韧说：“这次能够当选，国家的强力支持是一大原因。其实我倒算不了什么，在中国，比我有能耐的多得是，但是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的却不多，这很引人思考。”
山西 人生旅程中垫底的那碗酒
成功的一刻很短暂，而走向成功的路却很长很长。
太原，儿时的记忆依旧在王韧的心灵相册中光彩照人。1955年，王韧出生在山西太原，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的父亲王中清对于这个新生儿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王韧的童年很幸福，但快乐时光是如此短暂。
11岁时，王韧的命运因为父亲的下放而彻底改变。那一年，王韧高中毕业，被安排到山西临汾农业研究所的农场做插场知青。从此，在春种秋收的农民当中，多了一个叫王韧的小伙子，他真希望自己能有朝一日告别大田，当一名建筑工人，但他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
政治严冬封冻了心灵，却没有封冻自然，一样是春去了秋来，花开了花谢。
严冬是四季的一部分，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在下放时期，王韧给自己改名为“韧”。在汉语词典中，“韧”的含义为“受外力作用时，虽然变形而不易折断；柔软而结实”。
“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 这是鲁迅先生曾经提倡的“韧的战斗”精神。当年以少年之心，做如此的决定，并一直自勉，其中的滋味恐怕也只有王韧自己才会有最深切的体会。
上个世纪60年代，风靡全国的样板戏《红灯记》中，有那么一出，李玉和说：“有了这碗酒垫底儿，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山西的那段经历成了王韧人生旅程中垫底儿的那碗酒！
当上帝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他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幸运的是，王韧有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他跨入了山西农业大学的大门。1978年，他从农学系植保专业毕业了，并留校当了助教。从一个农民成了一位大学老师，王韧很满足。
1979年，王韧考上了中国农科院邱式邦先生的研究生。1982年，硕士毕业，后又考取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到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农科院第一批留美博士。
填补国内杂草生物防治空白
1985年7月，王韧获得了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昆虫学博士学位。这次的洋插队，对于王韧，又是一次化蛹成蝶的蜕变和飞跃。
三年的留学生活漫长而又短暂！
回国，这是王韧想都不用想的决定。他一回到祖国，就马上去中国农科院的生防所报到，在没拿到课题之前，他先给导师邱式邦当助手。导师欣慰地说：“国外不少人回来都只能搞在外面所学的专业，王韧回来什么都能参与，不简单。”
万事开头难，国内与美国的情况真是差别太大了！
王韧觉得，既然回来了，就不能讲条件，更不能浪费时间。
可是怎样发挥一个留学生的作用呢？
那些日子，王韧的脑海里常常会闪过这样一个画面：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一次查阅天敌防治杂草的资料，他偶然翻出一张世界地图。上面布满了圆圈、三角形等符号。王韧有些奇怪，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地图，这些符号究竟是什么意思？
后来，王韧才知道，圆圈，代表开展过杂草生防；三角，是生防取得了成功。泰国、印度，甚至是非洲的一些国家都有标记，可唯独中国，却什么标志也没有。
生物防治的空白就这样给王韧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烙印，但也让他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让中国地图上也有这样的标志。”
王韧开始到全国各地去调查，后又向权威部门多次呼吁，希望能引起高度重视，最终国家科委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为他拨款几十万，全力支持他的科研计划。
在那段时间，王韧完成了多项重大课题，发表了十几篇论文。
导师邱式邦在心里为弟子感到骄傲，他鼓励王韧说：“你主意多，就多搞些课题让大家做。”
一个人带起了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带动了一个学科。
在王韧的组织带动下，国内的杂草防治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零散薄弱的杂草生物防治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活跃的学科体系；草害被加进了生物防治的目标，防治试验在东北和华北初试成功，国内一支从事杂草防治的队伍迅速发展形成。
1990年，全国首次成立了杂草研究会，王韧被推选为秘书长。
1991年底，王韧被选为全国首批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受到国家教委、人事部的联合表彰，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
从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副所长、国际水稻研究所副所长到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秘书长
1992年的一天，已经是中国农科院生防所副主任的王韧收到一封来自英国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的信，这个研究所正在全球范围内招聘一位副所长。
信是国际著名生防科学家杰夫·瓦格博士特地寄来的，国际生防所正是在他的领导之下。
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没有人会相信，瓦格之所以对王韧情有独钟，事出有因。
1992年6月，第19届国际昆虫学大会在北京国际会展中心如期召开。 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瓦格博士对王韧的出色表现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个月后，瓦格博士领导的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向全世界公开招聘一位副所长，瓦格马上想到了王韧，亲自给王韧寄来了一份招聘广告，希望王韧能帮他推荐合适的人选。
选来选去，王韧觉得自己的条件也不错，于是，在回复的邮件中，他问了瓦格这样一个问题：“您看我行吗？”
没想到，在全球60多位竞争者当中，王韧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国际生防所给了王韧一个更广阔的施展平台。他奔波在世界各地，在国际生防界，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王韧杰出的科研管理能力。
在王韧的推动下，国际生防所和中国的联系也大大加强，很多中国生防科学家被吸收到英国、美国、瑞士等国家的研究机构，从事合作科研。
英国苏瑞郡的坎伯雷风景秀丽，王韧的家就在这里，一栋房子，两部车，每年3万多英镑的年薪，王韧一家三口过着甜美、幸福的生活。
可王韧却越来越不愿意继续这样的生活。6年——这是王韧给自己定的最高上限，在国际生防所，这是最低的工作年限！
中国的经济每年以两位数增长，可自己却像个局外人，远在万里之外，干着急啊！王韧觉得人生的遗憾莫过于此，他想回国了。
几乎是同时，当时新上任的农业部部长刘江到中国农科院蹲点，日子一长，也就听说了王韧的事情，“这么难得的人才，我们不用，可惜了。”他托人给英国的王韧捎话，希望他回国工作。
1994年11月初，王韧与刘江在北京见面。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必须大力发展农业。作为国家农业科研的主力，农科院需要你这样充分了解国际农业发展及合作规则的人才。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回来，出任主管农科院科研和国际合作的副院长。当然，你回来也要作出很大的牺牲……”
“拿我一个人挣3万多英镑和12亿人的吃饭、7000多万人的脱贫相比，我作出的这么点牺牲太值了。我回去就提出辞职，找一个接替我的人，然后立即回来！”
王韧以最快的速度卖掉了房子、车子，辞去了国际生防所副所长的位子。
那时，王韧刚好40岁，不惑之年为不惑之举。
王韧又回到了中国农科院。
1999年，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副所长一职全球招聘，王韧在竞聘中获胜，成为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水稻研究机构主管科研的副所长。
有报道称：“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首次任命中国杰出科学家担任高层管理职务，此举也将使中国置身于国际水稻研究的前沿阵地。”
这正是王韧的愿望之一！
成立于1960年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是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下的一个非赢利性国际农业研究机构。其研究目标为：研究、传播与水稻有关的科学技术，提高社会与经济效益，帮助各水稻生产国开展水稻研究，提高全球的稻米生产水平。
在IRRI的基因库里，存有11万多份来自世界上所有水稻种植国家的种质资源和品种，这些资源无偿提供给各个国家，作为水稻研究的基本材料或直接用于生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用更多。中国所有的水稻研究机构，包括设在杭州的中国水稻所，都大量地使用了IRRI提供的资源。
作为世界第一大水稻生产国，中国与IRRI的合作始于1982年，并且受益巨大：杂交水稻在中国占有52%的水稻生产面积，而90%以上的中国杂交稻组合和很多常规稻品种都含有IRRI的水稻种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IRRI培育的新水稻品种和提出的新株型水稻概念在袁隆平院士研究的超级杂交稻育种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袁隆平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新株型稻是虎，杂种优势是翼，两者结合必定如虎添翼，硕果累累。”
如果折算成经济价值，在过去40年里，IRRI对中国的贡献是中国给它投资的1000多倍。
广泛开展国际间合作，扩大IRRI的影响力，尽可能吸引更多的捐赠额，进一步提升科研水平是王韧战略布局的重点。
在科研方面，王韧把提高种植资源以及加强自然资源管理两大领域作为重点。同时，他也继续着力于社会经济研究，并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支持。
作为始终拿着中国护照的中国人，王韧不管走到哪里，都希望自己能为中国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王韧的积极努力下，2002年，首届国际水稻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第一次将单纯的水稻作物研究扩大到水稻产业与贸易，涵盖水稻文化与历史。国家主席江泽民等领导人出席大会，会议盛况空前。
王韧说：在IRRI，自己觉得最有价值的就是能够成就一些有战略意义的事情。7年间，IRRI的科研能力以及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进一步加强，这是王韧感到最欣慰的地方。
2007年7月，王韧赴华盛顿，开始了自己的新使命。告别IRRI，王韧说：“以后我会很怀念这个工作、生活过7年半的地方。”
从山西到北京，从中国农科院到国际生防所，从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副所长到CGIAR的秘书长，王韧的人生来了一个漂亮的三级跳。
如今，王韧走马上任CGIAR秘书长一职，中国将会为CGIAR作出怎样的贡献？CGIAR又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机遇？王韧又会在这个更大的平台上作出怎样的业绩，带给CGIAR怎样的发展变化？这些未知都将在以后的日子里渐渐显露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