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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家和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毕生提倡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为中国的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
多年以来，上海希尔顿酒店门前的马路上车来车往，人流熙攘。在华山路和常熟路的路口，有一座蔡元培半身雕塑，雕塑上刻着毛泽东的题词“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在内地的最后一处居所，就在华山路303弄的老住宅区里。一楼可以参观，二楼还住着蔡元培先生的后人。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25岁中进士，27岁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帝师翁同龢曾称赞他是“年少通经、文极古藻”。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旧学根基深厚、代表封建时代最高学术成就的翰林，却主动参加革命党，去革封建王朝之命，自唐代设立翰林开始到清代结束，1200多年来，也只有蔡元培一人而已。
74年的人生历程，蔡元培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中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中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
蔡元培侄曾孙、近代思想史专家蔡建国告诉记者，“一个具有旧学根底很深的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他具有一种强烈的时代意识，这个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我想，在当时没有人告诉他，你应该这样做，而不应该那样做的情况之下，他至少能够明辨是非，有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以及政治的判断力，他认为清政府的这个统治，必须得推翻，这是他的一种强烈的时代意识。”
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官南下，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0年，他来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学教习。
1900年的上海，在中国的地位十分特殊。它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对外口岸和经济中心，是中国最大的“商场”，又有当时中国最大的“洋场”，也是当时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其独特的地位和环境使它长期成为近代中国新文化的首要发源地和许多变革潮流的重要策源地。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说：“上海是西方列强进入中国的一个桥头堡，也是中国各种势力要寻求得到国外的影响或者支持的这样一个基地，所以这样独特的地位就决定了革命党想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充分利用上海包括在上海制造舆论，培养干部，扩大影响，以及通过上海寻求国际上的影响和支持。实际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影响很多都是通过上海进行的，曾经把上海称之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实验室。辛亥前后，蔡元培之所以很多活动在上海进行，就是因为上海能够客观上推行他的理念，实践他的理念，影响也比较大。”
1902年4月，蔡元培与蒋观云、章太炎等创办了中国教育会，他本人担任会长。同年11月下旬，上海南洋公学因压制学生思想言论自由，发生了200多名学生的退学风波。
蔡建国说：“当时南洋公学有一个教员姓郭，郭教员禁止学生读新书，引起了学生的不满。有一次，一个学生误置墨水瓶，把墨水瓶放在了郭老师的位置上，这个学生被郭教员开除，引起了大家的抗议，大家相约退学，有人认为这件事情是蔡元培平时在南洋公学提倡平等权力、民权、平等权利的结果。”
出于对当局的不满，蔡元培愤然退出了南洋公学，着手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校。在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蔡元培的革命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影响也最大‘的，是著名的“张园演说”。张园，是无锡人张叔和的花园，位于现在南京西路泰兴路附近，不收门票，是大众休息之处，也是当年上海开各种集会的场所。
1903年春，拒俄拒法运动兴起，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在张园集会声援这一运动。蔡元培发表演说指出：“上海应设国民公会以议论国事，如东三省、广西等重要问题。”张园会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就组织了义勇队，蔡元培也和师生们一起同受军训。在后来的一幅照片中，蔡元培剪短头发，身穿军装和爱国学社的学生一起参加军训。
蔡元培非常注重提倡男女平等和妇女教育。1900年，蔡元培原配妻子王昭去世，在面对续弦的问题上，他提出了五点要求。
第一，女子不缠足；第二，女子需识字；第三，男子不娶妾；第四，男子死后女子改嫁；第五，夫妻不合可离婚。条件提出之后，媒人们个个退避三舍。
他在爱国女校开学典礼演说中阐述办学的宗旨时就强调：“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故女校有爱国女校，男校有爱国学社。”
爱国女校除了培养女子革命人才以外，还成为蔡元培和各地来上海的革命人士接洽和联络的机关。1904年，蔡元培与同乡陶成章等商定，将原来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改组扩大为光复会，他当选了光复会会长，并吸收徐锡麟、秋瑾为光复会骨干。1905年10月，孙中山接见并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在多年从事革命活动中，蔡元培逐渐意识到：对知识分子来说，必须用新的思想、新的知识武装自己。1907年5月，蔡元培前往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并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知识。
葛剑雄告诉记者，“当时蔡元培年纪已经很大了，还到外国去留学，学习新知识，而且他有很多教育观念是很超前的。他不是把教育仅仅看成是学习知识，传授知识，其中也包括人格、美学以及各方面的培养，他看到好的就带回来。”
辛亥革命爆发后，蔡元培从陈其美处得到消息，马上取道西伯利亚回国。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次年1月19日，蔡元培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设成健全国民的学校，并主持制定了中国史上最初的《大学令》和《中学令》。
武昌起义胜利后，1912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他最终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新教育方针，彻底地废除了封建的教育制度，奠定了资产阶级新教育制度，“五育”就是现在上海中小学所提倡的德、智、体、美、劳。
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北京政府明令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纷纷回国。这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到上海。同年12月26日，49岁的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葛剑雄说，我们看到蔡元培的行动，从政治上，他希望通过清朝政府，来进行变革，到后来励志推翻清朝政府，到采取一些激进的手段，到同时通过教育来救国，蔡元培对真理的追求孜孜不倦。
蔡建国告诉记者：“蔡元培当时的思想以及他的行动，就说明了一点。为了振兴中华，他从具有国际化意识，新型人才的角度找手，培养年轻人投身于反清革命斗争中，这个意识—直很清晰。”
在蔡元培故居，游人络绎不绝。人们纷纷留言，留言者很多是港澳台和外籍人士。
台湾清华大学暑期研究团来沪参观，同时也来到了蔡元培故居。
超过8万人的签名似乎无声地阐述着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对于一位终身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
多年以来，上海希尔顿酒店门前的马路上车来车往，人流熙攘。在华山路和常熟路的路口，有一座蔡元培半身雕塑，雕塑上刻着毛泽东的题词“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在内地的最后一处居所，就在华山路303弄的老住宅区里。一楼可以参观，二楼还住着蔡元培先生的后人。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25岁中进士，27岁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帝师翁同龢曾称赞他是“年少通经、文极古藻”。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旧学根基深厚、代表封建时代最高学术成就的翰林，却主动参加革命党，去革封建王朝之命，自唐代设立翰林开始到清代结束，1200多年来，也只有蔡元培一人而已。
74年的人生历程，蔡元培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中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中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
蔡元培侄曾孙、近代思想史专家蔡建国告诉记者，“一个具有旧学根底很深的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他具有一种强烈的时代意识，这个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我想，在当时没有人告诉他，你应该这样做，而不应该那样做的情况之下，他至少能够明辨是非，有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以及政治的判断力，他认为清政府的这个统治，必须得推翻，这是他的一种强烈的时代意识。”
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官南下，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0年，他来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学教习。
1900年的上海，在中国的地位十分特殊。它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对外口岸和经济中心，是中国最大的“商场”，又有当时中国最大的“洋场”，也是当时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其独特的地位和环境使它长期成为近代中国新文化的首要发源地和许多变革潮流的重要策源地。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说：“上海是西方列强进入中国的一个桥头堡，也是中国各种势力要寻求得到国外的影响或者支持的这样一个基地，所以这样独特的地位就决定了革命党想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充分利用上海包括在上海制造舆论，培养干部，扩大影响，以及通过上海寻求国际上的影响和支持。实际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影响很多都是通过上海进行的，曾经把上海称之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实验室。辛亥前后，蔡元培之所以很多活动在上海进行，就是因为上海能够客观上推行他的理念，实践他的理念，影响也比较大。”
1902年4月，蔡元培与蒋观云、章太炎等创办了中国教育会，他本人担任会长。同年11月下旬，上海南洋公学因压制学生思想言论自由，发生了200多名学生的退学风波。
蔡建国说：“当时南洋公学有一个教员姓郭，郭教员禁止学生读新书，引起了学生的不满。有一次，一个学生误置墨水瓶，把墨水瓶放在了郭老师的位置上，这个学生被郭教员开除，引起了大家的抗议，大家相约退学，有人认为这件事情是蔡元培平时在南洋公学提倡平等权力、民权、平等权利的结果。”
出于对当局的不满，蔡元培愤然退出了南洋公学，着手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校。在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蔡元培的革命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影响也最大‘的，是著名的“张园演说”。张园，是无锡人张叔和的花园，位于现在南京西路泰兴路附近，不收门票，是大众休息之处，也是当年上海开各种集会的场所。
1903年春，拒俄拒法运动兴起，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在张园集会声援这一运动。蔡元培发表演说指出：“上海应设国民公会以议论国事，如东三省、广西等重要问题。”张园会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就组织了义勇队，蔡元培也和师生们一起同受军训。在后来的一幅照片中，蔡元培剪短头发，身穿军装和爱国学社的学生一起参加军训。
蔡元培非常注重提倡男女平等和妇女教育。1900年，蔡元培原配妻子王昭去世，在面对续弦的问题上，他提出了五点要求。
第一，女子不缠足；第二，女子需识字；第三，男子不娶妾；第四，男子死后女子改嫁；第五，夫妻不合可离婚。条件提出之后，媒人们个个退避三舍。
他在爱国女校开学典礼演说中阐述办学的宗旨时就强调：“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故女校有爱国女校，男校有爱国学社。”
爱国女校除了培养女子革命人才以外，还成为蔡元培和各地来上海的革命人士接洽和联络的机关。1904年，蔡元培与同乡陶成章等商定，将原来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改组扩大为光复会，他当选了光复会会长，并吸收徐锡麟、秋瑾为光复会骨干。1905年10月，孙中山接见并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在多年从事革命活动中，蔡元培逐渐意识到：对知识分子来说，必须用新的思想、新的知识武装自己。1907年5月，蔡元培前往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并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知识。
葛剑雄告诉记者，“当时蔡元培年纪已经很大了，还到外国去留学，学习新知识，而且他有很多教育观念是很超前的。他不是把教育仅仅看成是学习知识，传授知识，其中也包括人格、美学以及各方面的培养，他看到好的就带回来。”
辛亥革命爆发后，蔡元培从陈其美处得到消息，马上取道西伯利亚回国。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次年1月19日，蔡元培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设成健全国民的学校，并主持制定了中国史上最初的《大学令》和《中学令》。
武昌起义胜利后，1912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他最终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新教育方针，彻底地废除了封建的教育制度，奠定了资产阶级新教育制度，“五育”就是现在上海中小学所提倡的德、智、体、美、劳。
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北京政府明令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纷纷回国。这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到上海。同年12月26日，49岁的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葛剑雄说，我们看到蔡元培的行动，从政治上，他希望通过清朝政府，来进行变革，到后来励志推翻清朝政府，到采取一些激进的手段，到同时通过教育来救国，蔡元培对真理的追求孜孜不倦。
蔡建国告诉记者：“蔡元培当时的思想以及他的行动，就说明了一点。为了振兴中华，他从具有国际化意识，新型人才的角度找手，培养年轻人投身于反清革命斗争中，这个意识—直很清晰。”
在蔡元培故居，游人络绎不绝。人们纷纷留言，留言者很多是港澳台和外籍人士。
台湾清华大学暑期研究团来沪参观，同时也来到了蔡元培故居。
超过8万人的签名似乎无声地阐述着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对于一位终身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