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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对我来讲是一辈子的事情。这几十年来的读书心得，我总结了十六字箴言：古今中外、博大精深、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第一个是读书要涵盖“古今中外”。
读古书。从《诗经》开始，到《左传》，到《春秋》，到四大名著，还有很多国学的东西，比如唐诗宋词等。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有修养的中国人必备的知识基础。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小时候在农村，“文革”的时候父母把我送回老家，我们那个村子里没有什么书，我找来找去，不超过十本，就翻来覆去地读。这几本书很多都残缺不全，唯一比较全的一本是《唐宋诗词赏析》，我就一直读。这个童子功让我受益一辈子。很多人说我出口成章，到哪里都会想起一首古诗，跟这本书有关系。
读今书。过去100年之内的书都应该算是今天的书，比如从辛亥革命1911年开始的书，基本上都算今书。
当我们想到那段历史时，会想到很多启蒙式的新思想，启蒙式的大师。《南渡北归》、《陈寅恪与傅斯年》这些书，把那个时代灿若群星的大师如数家珍地写了出来，包括他们每个人的贡献、每个人的思想。其实这些大师也没有那么了不起，我觉得是时代造就了英雄。辛亥革命以后发生“五四”运动，中国第一次请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把这两位“先生”背后每一个分支学科翻译成中文，你就是这个领域的大师。胡适当时从美国回来，把他导师杜威的《新哲学思想》《威权主义》翻成中文，他就是这方面大师。
其实西方的哲学，没有一个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马克思主义也经过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造。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00年前的中国，不需要引进那么多“德”、“赛”先生的理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如果不在大的环境中思考，今天的大师是很难生存的。
当然，今天我们也有和美国硅谷站在同一水平上的人工智能专家、机器人专家、大数据专家、云计算专家、基因工程和生物工程专家，有在国外一流大学学成归国，在《自然》杂志、《细胞》杂志、《柳叶刀》杂志上和国际同行一样发表论文的专家。今天的大师，很多都是专家型、行业型、应用型的大师。
今天的书和我们的时代是密切相关的，专业性很强，很多都是引进的。
读今天的书，当然还包括阅读莫言、余华、贾平凹、王朔、铁凝；年轻一点的如蒋方舟、韩寒、郭敬明，甚至更年轻的。但像当年读《家》《春》《秋》《雷雨》那种时候的氛围没有了。现在读书多是快餐式的、应景式的，甚至是碎片式的。但是，我们的效率比以前高得多。
读中外的书。中国的书与西方的书完全是在两个语境。我读中国书的时候，完全沉浸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脑子里没有一个英文单词；但我读英文书的时候，必须读原著，原著啃起来很慢，但真的是原汁原味。
胡适说过，人的一辈子，最好掌握一门外语，这样可以对中国以外的事情真正多些了解。通过阅读，接触一个新的文化，理想情况是读原著。
我曾经在某个国家机关负责技术引进。我带专家出去吃饭，要带一大批，一坐一排，国外公司过来的就两三个人。我们的人，懂技术的不懂外语，懂外语的不懂金融，懂金融的不懂法律，懂法律的不懂技术。所以我们需要复合型的人才。
我1985年出去读金融MBA的时候觉得特别难，衍生工具什么，两眼一抹黑。当时清华的教授都是留苏的，没有华尔街的现代金融知识。所以我出去学起来特别困难，但是学得很过瘾。就像海绵吸水一样，每一堂课、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都是新的。美国上课读的课外书特别多，那时候学商法，光案例，一学期下来课外书就20多本。
这些都逼着我去读很多专业的书，这些书也让我大开眼界。上“组织行为学”这门课，第一次接触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很惊讶，居然有人这样定义人生的需求。那时候我们可不会这么想：祖国需要什么，就是我们的需要，一切为了祖国的发展。
第二个是内容要“博大精深”。
要读足够的书才能扩大知识面，使用时才能信手拈来，旁征博引。
我比较自豪的是我的书房里大概有两万册书，不过没有读完，我觉得读完的一半都没到。但我经常会拿起来翻一翻，看看标题，看看目录，就很高兴。
读书的格局要大，要提高自己的眼界，要立下远大的目标。读“政、经、哲”就是提高人的格局。前几年我到伦敦去出差的时候，正好我女儿面试牛津大学的“政经哲”专业，当时他们在中国就招一个人，三天面试，一天政治学，一天哲学，一天经济学。父母不能进去，我就在旁边的酒店等。女儿回来我就问她：“今天导师问你什么问题啊？”女儿说哲学面试主要就是对话，康德、穆勒、边沁、黑格尔。好在政治学、哲学、经济学都没难倒她，最后被牛津录取。“政经哲”（PPE）这个专业，是牛津大学的王牌专业，曾培养了45个总理、总统、首相，但女儿最后没去，而是去了耶鲁。耶鲁也有一个类似的专业，叫“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学制四年。牛津是三年。我女儿说，三年学的东西肯定不如四年学的东西，所以她选了耶鲁。
我跟她电话里聊她学的东西，感觉我们读的东西跟她相比，简直九牛一毛。她英语好，读书快，学的很多。他们上课的一些讨论确实深入，比如，“科技让资本更加容易赚钱，加剧了全球的贫富悬殊”、 “《21世纪资本论》背后的道理” 。她有篇论文写“中国政商关系与欧美政商关系的比较”，题目比较大。我就问她：“这是你们一个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应该考虑的问题吗？”
上周，我和俞敏洪一起吃饭，他说他在新东方的高管中发起了一个运动，大家约定，100天坚持干一件事。有人选择100天游泳，有人选择100天跑步，俞敏洪选择100天每天读一本书，写一篇读书笔记。他觉得很苦很累，但也其乐无穷。他准备坚持下来，现在已经要50天了。
这是博大。对于我们喜欢的书、专业的书，可以一遍遍地读，精读。
自己专业的书，要读得非常深。像我们学金融的，年轻时候读的书要记得很熟。那时候到华尔街去考试，拿支笔，现场写Black Scholes Model（期权定价模型），这是很长的一个数学公式，真的写不出来。后来我搞了29年金融，发现这些东西其实用不上。但是，作为专业，读书必须要精，这是一种学习态度。
后面八个字是“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读书可以和工作、生活、业余爱好结合起来。最近有出版社找我合作出一套丛书，我暂时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九评堂堂主”。为什么叫“九评堂”呢？我人生的侧面很多，一本书肯定覆盖不了。
我创业以后的17年，可以从九个侧面来完整地描述我的人生。比如我喜欢帆船，12年前我创办了帆船队，参加了世界著名的美洲杯帆船赛，走过这个世界最美好的港口，走过哥伦布的海上路线，走过郑和的海上路线，我写一本《帆行天下》；我投资金融，去过欧美的许多知名财富家族集团、金融机构，写一本《资行天下》；我喜欢文学，到访过很多文学大师的故居，去过佛罗伦萨安葬司汤达的教堂，我写《文行天下》；我喜欢红酒，去过威士忌的故乡，伏特加的故乡，茅台的故乡，我写《醉行天下》；我喜欢赛车，创办了号称“中国达喀尔”的中国越野拉力赛，走丝绸之路，走了36国，而且一路走一路感受人文历史，我写《车行天下》。此外，还有《哲行天下》等等。
这是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就不用说了，大家读书、受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找到好的工作；或者创业，先打好自己的财务基础，达到财务自由，然后再去追求博大精深的事情。
（本文根据作者在第二期亚商读书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第一个是读书要涵盖“古今中外”。
读古书。从《诗经》开始，到《左传》，到《春秋》，到四大名著，还有很多国学的东西，比如唐诗宋词等。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有修养的中国人必备的知识基础。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小时候在农村，“文革”的时候父母把我送回老家，我们那个村子里没有什么书，我找来找去，不超过十本，就翻来覆去地读。这几本书很多都残缺不全，唯一比较全的一本是《唐宋诗词赏析》，我就一直读。这个童子功让我受益一辈子。很多人说我出口成章，到哪里都会想起一首古诗，跟这本书有关系。
读今书。过去100年之内的书都应该算是今天的书，比如从辛亥革命1911年开始的书，基本上都算今书。
当我们想到那段历史时，会想到很多启蒙式的新思想，启蒙式的大师。《南渡北归》、《陈寅恪与傅斯年》这些书，把那个时代灿若群星的大师如数家珍地写了出来，包括他们每个人的贡献、每个人的思想。其实这些大师也没有那么了不起，我觉得是时代造就了英雄。辛亥革命以后发生“五四”运动，中国第一次请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把这两位“先生”背后每一个分支学科翻译成中文，你就是这个领域的大师。胡适当时从美国回来，把他导师杜威的《新哲学思想》《威权主义》翻成中文，他就是这方面大师。
其实西方的哲学，没有一个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马克思主义也经过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造。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00年前的中国，不需要引进那么多“德”、“赛”先生的理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如果不在大的环境中思考，今天的大师是很难生存的。
当然，今天我们也有和美国硅谷站在同一水平上的人工智能专家、机器人专家、大数据专家、云计算专家、基因工程和生物工程专家，有在国外一流大学学成归国，在《自然》杂志、《细胞》杂志、《柳叶刀》杂志上和国际同行一样发表论文的专家。今天的大师，很多都是专家型、行业型、应用型的大师。
今天的书和我们的时代是密切相关的，专业性很强，很多都是引进的。
读今天的书，当然还包括阅读莫言、余华、贾平凹、王朔、铁凝；年轻一点的如蒋方舟、韩寒、郭敬明，甚至更年轻的。但像当年读《家》《春》《秋》《雷雨》那种时候的氛围没有了。现在读书多是快餐式的、应景式的，甚至是碎片式的。但是，我们的效率比以前高得多。
读中外的书。中国的书与西方的书完全是在两个语境。我读中国书的时候，完全沉浸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脑子里没有一个英文单词；但我读英文书的时候，必须读原著，原著啃起来很慢，但真的是原汁原味。
胡适说过，人的一辈子，最好掌握一门外语，这样可以对中国以外的事情真正多些了解。通过阅读，接触一个新的文化，理想情况是读原著。
我曾经在某个国家机关负责技术引进。我带专家出去吃饭，要带一大批，一坐一排，国外公司过来的就两三个人。我们的人，懂技术的不懂外语，懂外语的不懂金融，懂金融的不懂法律，懂法律的不懂技术。所以我们需要复合型的人才。
我1985年出去读金融MBA的时候觉得特别难，衍生工具什么，两眼一抹黑。当时清华的教授都是留苏的，没有华尔街的现代金融知识。所以我出去学起来特别困难，但是学得很过瘾。就像海绵吸水一样，每一堂课、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都是新的。美国上课读的课外书特别多，那时候学商法，光案例，一学期下来课外书就20多本。
这些都逼着我去读很多专业的书，这些书也让我大开眼界。上“组织行为学”这门课，第一次接触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很惊讶，居然有人这样定义人生的需求。那时候我们可不会这么想：祖国需要什么，就是我们的需要，一切为了祖国的发展。
第二个是内容要“博大精深”。
要读足够的书才能扩大知识面，使用时才能信手拈来，旁征博引。
我比较自豪的是我的书房里大概有两万册书，不过没有读完，我觉得读完的一半都没到。但我经常会拿起来翻一翻，看看标题，看看目录，就很高兴。
读书的格局要大，要提高自己的眼界，要立下远大的目标。读“政、经、哲”就是提高人的格局。前几年我到伦敦去出差的时候，正好我女儿面试牛津大学的“政经哲”专业，当时他们在中国就招一个人，三天面试，一天政治学，一天哲学，一天经济学。父母不能进去，我就在旁边的酒店等。女儿回来我就问她：“今天导师问你什么问题啊？”女儿说哲学面试主要就是对话，康德、穆勒、边沁、黑格尔。好在政治学、哲学、经济学都没难倒她，最后被牛津录取。“政经哲”（PPE）这个专业，是牛津大学的王牌专业，曾培养了45个总理、总统、首相，但女儿最后没去，而是去了耶鲁。耶鲁也有一个类似的专业，叫“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学制四年。牛津是三年。我女儿说，三年学的东西肯定不如四年学的东西，所以她选了耶鲁。
我跟她电话里聊她学的东西，感觉我们读的东西跟她相比，简直九牛一毛。她英语好，读书快，学的很多。他们上课的一些讨论确实深入，比如，“科技让资本更加容易赚钱，加剧了全球的贫富悬殊”、 “《21世纪资本论》背后的道理” 。她有篇论文写“中国政商关系与欧美政商关系的比较”，题目比较大。我就问她：“这是你们一个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应该考虑的问题吗？”
上周，我和俞敏洪一起吃饭，他说他在新东方的高管中发起了一个运动，大家约定，100天坚持干一件事。有人选择100天游泳，有人选择100天跑步，俞敏洪选择100天每天读一本书，写一篇读书笔记。他觉得很苦很累，但也其乐无穷。他准备坚持下来，现在已经要50天了。
这是博大。对于我们喜欢的书、专业的书，可以一遍遍地读，精读。
自己专业的书，要读得非常深。像我们学金融的，年轻时候读的书要记得很熟。那时候到华尔街去考试，拿支笔，现场写Black Scholes Model（期权定价模型），这是很长的一个数学公式，真的写不出来。后来我搞了29年金融，发现这些东西其实用不上。但是，作为专业，读书必须要精，这是一种学习态度。
后面八个字是“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读书可以和工作、生活、业余爱好结合起来。最近有出版社找我合作出一套丛书，我暂时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九评堂堂主”。为什么叫“九评堂”呢？我人生的侧面很多，一本书肯定覆盖不了。
我创业以后的17年，可以从九个侧面来完整地描述我的人生。比如我喜欢帆船，12年前我创办了帆船队，参加了世界著名的美洲杯帆船赛，走过这个世界最美好的港口，走过哥伦布的海上路线，走过郑和的海上路线，我写一本《帆行天下》；我投资金融，去过欧美的许多知名财富家族集团、金融机构，写一本《资行天下》；我喜欢文学，到访过很多文学大师的故居，去过佛罗伦萨安葬司汤达的教堂，我写《文行天下》；我喜欢红酒，去过威士忌的故乡，伏特加的故乡，茅台的故乡，我写《醉行天下》；我喜欢赛车，创办了号称“中国达喀尔”的中国越野拉力赛，走丝绸之路，走了36国，而且一路走一路感受人文历史，我写《车行天下》。此外，还有《哲行天下》等等。
这是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就不用说了，大家读书、受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找到好的工作；或者创业，先打好自己的财务基础，达到财务自由，然后再去追求博大精深的事情。
（本文根据作者在第二期亚商读书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