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华“301调查”报告，美国将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涉及金额约达600亿美元，涵盖千余种产品。特朗普这一对华贸易保护措施，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招致美国经济界的批评和担忧。


　　与30多年前日美之间那场“贸易战”相比，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似有类似之处。所以30多年前日美“贸易战”可能会给中国一些启示，并以此作为借鉴。

美日摩擦伴随日本经济崛起

　　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增长，日本与美国之间于1955年在纺织品领域首次出现贸易摩擦。1965年，日本对美贸易开始出现顺差，1968年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随之日美贸易摩擦日益增多。这一时期，日美之间的贸易总体上是垂直关系，日本尚未对美国构成明显的竞争，日美摩擦没有受到更多关注。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不断巩固，美国在一些领域受到挑战，日美贸易摩擦趋于频发并不断升级，摩擦的领域从纺织品逐渐扩大到钢铁、家电、船舶、汽车、半导体等。特别是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节能省油的汽车对美出口大幅增长，1980-1984年，日本对美出口在其总出口中的比重上升到35.2%，4年间提高11个百分点，加之里根政府实行高利率政策，导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急剧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日美在汽车领域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美国开始将汇率作为缓解贸易收支失衡的手段。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达成“广场协议”，日元兑美元汇率被迫大幅升值。与1984年度相比，1986年度日元升值50%以上，1988年度升幅高达90%。当日元升值难达预期效果后，美国继续打出一套组合拳：
　　（1）1988年出台新的贸易法，启用“超级301”条款。1989年老布什执政后，在对日钢铁、汽车、半导体等贸易摩擦中，都曾动用过该条款。
　　（2）要求日本解决美国产品的市场准入问题，开放农产品、高技术产品、服务业等市场。
　　（3）迫使日本进行制度性改革，1989年日美开始“日美结构协议”谈判，就经济政策、制度及企业行为等进行磋商，促使日本在流通体制、商业惯例等方面进行开放性改革。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产业竞争力下降，日美贸易摩擦逐渐消退。然而，美国在全球贸易摩擦中的角色并没有改变，其对外贸易收支逆差的状况依然持续，有所改变的只是摩擦对象的更换。

美国施压驱动日本产业升级

　　为应对日美贸易摩擦，日本采取了一些措施。
　　一是对美出口实行“自律”。战后日本对美经贸依存度不断上升，每当日美出现贸易摩擦时，美国时常抓住日本这一“软肋”对其施压，双方有关纺织品、钢铁、彩电、汽车等领域的摩擦，多以协商、日方对美自主限制出口得以缓解。
　　二是加快出口产品升级换代。面对摩擦和竞争压力，日本加大对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力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以降低生产成本，保持出口竞争力。1965-1986年度，日本投入的研发经费增长18.8倍，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6%升至3.2%，增幅显著高于美国，并且超过70%来自民间企业，日本企业不断有新产品出口到美国。
　　三是扩大内需和从美国进口。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在出口和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情况下，日本对外贸易政策总体上从“奖出限入”转向振兴出口、自由进口。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实施有节制的扩大出口、鼓励进口政策，减少进口限制的种类、关税率等，简化通关手续。日本对美进一步开放彩电、汽车市场，签署牛肉、橙子贸易自由化协定，修改《大店法》以放宽流通领域的限制。
　　四是通过直接投资绕开贸易壁垒。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五次实行资本自由化措施，从限制对外投资转向适度发展。日本对美直接投资日趋活跃，丰田、马自达等企业纷纷在美投资建厂。到1984年度，日本对美直接投资在其整个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达到1/3，不仅绕过美国的贸易壁垒，有助于缓解日美摩擦，也带动了对美贸易。
　　以上措施，一方面抑制了摩擦领域的日本产品对美集中大量出口，减缓美国相关产业的压力，同时增加对美进口，缓解日美贸易收支失衡状况，客观上促使日本经济朝着内外需协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推动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及产业结构升级，更新换代的新产品不断进入美国等市场。

美挑起摩擦损人更害己

　　美国对日挑起贸易摩擦，在一段时期内给日本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比如，日本相关产业和企业的生产、出口显著减少，尤其是生产品种单一、出口地集中的企业遭到致命性打击，乃至出现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等情况。当日本政府采取妥协性措施时，时常会有其他贸易伙伴要求日本“一视同仁”，索要给予美国的类似条件，使摩擦带来的影响和损失扩散。
　　当然，美国也难以独善其身。首先，摩擦中最大的受害者是美国广大的消费者。限制日本产品进口，使国内消费者的商品选择余地减小，难以享用到质量高、實用性强的日本产品。其次，美国国际形象受损。从本国利益和需要出发、在经济低迷时挑动贸易摩擦来转嫁国内矛盾，是美国惯用的伎俩。伴随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美国不断挑起对日贸易摩擦，同样也暴露出其自私的本性和霸权主义。
　　日美贸易摩擦对美国最为长期的影响是，被保护的产业更加缺乏竞争力。如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所指出，“依赖保护的产业在碰到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相对没有办法很快调整适应”，容易陷入恶性循环。在日美贸易摩擦的演进过程中，美国非但未能阻止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强大，反而让本国的产业竞争力趋于下降，经济地位下滑。到1980年，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从1955年的40.3%下降到23.3%。

中美之间不会历史重演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中美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经贸摩擦日益增多。与当年日美贸易摩擦相比，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似有类似之处。
　　由于国情、人口规模、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所处时代不同，与日美贸易摩擦相比，中美贸易摩擦具有新的特点。
　　其一，贸易规模和相互依存度较高。
　　其二，美国对华挑起摩擦的借口更多、措施更严。
　　其三，中国通过对美直接投资缓解贸易摩擦的作用受限。
　　其四，摩擦对美国企业及全球产业链的影响远超以往。
　　其五，中国应对摩擦的准备更充分、应对能力更强。
　　中国拥有远大于日本的市场和发展潜力、对美出口产品具有可替代性、对美国也不像日本那样存在同盟和依附关系，加之外部市场日益多元化、“一带一路”建设稳步前行，为中国应对贸易摩擦提供了回旋余地和空间。
　　（王志强荐自《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