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星璀粲的民国大学校长群落中，有一颗耀眼的巨星。他的生命短暂，去世时年仅55岁，而当大学校长的时间尤为短暂，除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大代理校长外，主持台湾大学也不到两年（1949年1月20日至1950年12月20日），却赢得了“真正大学校长”的盛誉。他去世时，台湾政学两界为之震惊，台大从师生到工友皆为之动容流涕。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他写了一幅挽联，其下联是：“是真正校长，主持大学，孑民外一人。”这个人就是傅斯年（1896—1950）。
　　傅斯年能成为一代名校长，成为台湾大学的精神象征，显然与他的非凡学识、品格和才能密切相关。著名校勘学家、傅斯年的学生王叔岷（1914—2008）在为傅斯年所写的悼文中曾这样说：
　　并世学有成者不乏其人，然多趋于鬻声钓誉，未必有骨气也；有骨气者，又多流于孤介冷僻，未必有魄力也。魄力、骨气、治学，三者兼备，其惟孟真师乎！（《慕庐忆往》，中华书局，2007年，第86页。）
　　傅斯年确实有学问。他出生于诗书之家，自幼便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1916年就读北大本科国文门，是北大著名的学生才俊。后受业于胡适门下，兼通中西学术，思想视野大开。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先后入读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学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1926年学成回国，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南国一代学术新风。北伐成功后，作为“人间最稀有的天才”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一生热心于社会活动，不是专门从事于学术研究的单纯学者，但他在学术上、特别是历史研究上的大视野和大手笔，是众所公认的。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傅斯年有三句话震动一时：“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有人说：据此精神所创立的史料学派，已足以让他跻身于大师的行列了。他的学识，甚至连他的老师胡适都自叹弗如。
　　傅斯年的学识，不只体现为有学问，对学术的发展走向有着高屋建瓴的深刻把握力，更体现为他对于学术和学人的深刻理解上。带着新思维和新方法初登北大讲坛的胡适，若没得着像傅斯年、顾颉刚这样一些学生才俊的理解、欣赏和鼎力相助，恐怕没有那么快便在北大站稳了脚跟。当年的川大才俊王叔岷投考北大史语所时，与王叔岷素不相识、已如雷灌耳的傅斯年竟亲笔复信，初次见面便作狮子吼。且看王氏对初见傅斯年受教时的生动回忆——
　　我第一次见到傅先生，将写的诗文呈上，向他请教。他说说笑笑，学识之渊博、言谈之风趣、气度之高昂，让我震惊而敬慕……既而傅先生问我：“你将研究何书？”答云：“《庄子》。”傅先生笑笑，就背诵《齐物论》最后“昔者庄周梦为胡蝶”章，一付怡然自得的样子。傅先生忽又严肃地说：“研究《庄子》，要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怎么研究空灵超脱的《庄子》，要从校勘训诂入手？我怀疑有这个必要吗？傅先生继续又翻翻我写的诗，又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我当时很不自在，又无可奈何，既然来到研究所，只得决心下苦工，从基础功夫研究《庄子》。（《慕庐忆往》，第48页。）
　　傅斯年当时还函请汤用彤先生作挂名导师。慕庐与汤先生虽仅一通书信往还，但汤先生针对慕庐参考章太炎的《齐物论释》研究《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