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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认知上基于矛盾转化视角廓清乡村振兴战略是实践中助益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逻辑起点。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繁复的系统工程，涵盖多领域、关涉多主体、囊括多环节、融贯多要素，需结合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进行综合审视。从基本理据看，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矛盾性是确立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主线，农业与农村境遇的复杂性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问题导向。从价值意蕴看，振兴乡村既是化解新时代社会矛盾的出发点，也是加速实现强国富民目标的落脚点。从推进思路看，亟需在主体维度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功能促进责任落实到位，在原则维度悉察乡村发展的区域梯度差异据实分类推进，在范式维度打破乡村发展的低水平均衡状态聚焦补短强弱，在制度维度通过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持续强化治理效能。
[关键词] 矛盾转化;乡村振兴;逻辑理据;价值意蕴;推进思路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1]289，进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时代，虽然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农村建设也已经旧貌换新颜，但由于長期受到“工业城镇优先发展”战略导向以及至今仍未彻底破除的“城乡二元分隔”体制惯性的影响，“发展不平衡”集中体现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巨大悬殊，“发展不充分”突出表现为广大乡村地区依旧是掣肘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和阻滞高质量发展的“弱项”，参与现代化“共建共治”的农民群体仍然不能均等化“共享”改革红利和发展成果。在新的历史方位中，要真正全方位实现强国富民目标，既需要聚焦于化解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需要着力于缩减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居民与农民之间的发展差距，还必须致力于增强广大农民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正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发展需要，旨在有效破解长期困扰我国发展的城乡失衡问题，从而助益在全面小康基础上加速实现既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概言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实施与纵深推进契合了发展需求，是紧迫而且必要的。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理据
从根本上廓清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要义，是党和国家确立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2]60生产力水平是生产关系变革方向的决定性要素，乡村振兴战略是生产关系在社会实践中的具象表达。作为生产关系范畴的国家战略布署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从“城乡二元分隔”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到“城乡融合”，发展主题的因时转换与顺势跃升，都绝非是主观臆想或凭空想象，而是党和国家在精准研判不同发展阶段的国情、社情与民情概况基础上进行的顶层设计。[3]48亦即，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阶段性新特征，在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新变化、出现的新趋势和提出的新要求基础上，通过科学界定“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与外延，精准识别“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实质与指向，契合时宜而提出的治国新方略。概言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确立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理据，从历史、现实与实践三维切入辨析，可清晰勾勒描绘集成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性、应然性与实然性。
（一）历史逻辑：农业农村发展的渐进性
自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4]54以来，在后续的历次党代会报告中都进行了延用。进入21世纪，以党的十六大做出关于我国基本实现从温饱到小康“历史性跨越”的趋势判断为标志，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在阐述社会主要矛盾时，为了准确表述并充分彰显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别添加前置语“仍然是”或补上后缀词“没有变”，然而矛盾的两个对立面所涵盖的主体内容却未曾发生改变。此间关于农业农村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分别提出了“全面繁荣农村经济”[5]12“统筹城乡发展”[6]13和“城乡发展一体化”[7]10等论断，虽然在表述上经历了从“统筹”到“一体”的语境转换，但始终是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和促进农民增收展开，其对象指向始终未曾偏离“三农”主题。党的十九大明确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8]11至此，标志着矛盾对立面的主体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并以此为据相应确立了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促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透过现象从本质规定性层面审视可知，农业农村在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或各类矛盾，根本上也是社会主要矛盾在农业产业领域和农村地域空间的具体体现，二者是类属“整体”与“部分”关系范畴。概言之，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变化是农业农村发展战略不断更新与持续调适的总依据，贯穿了“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是所处时代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既体现了政策思路的连贯性与价值目标的骞续性，也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时代方位的递进性。
（二）现实逻辑：需求面与供给侧的矛盾性
在新时代的历史新方位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大对立面分别发生了根本性转化，属于质的飞跃。从需求侧来看，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从“物质文化”升级为“美好生活”。这意味着“人民需要”的内涵不断丰富、层次逐步跃升，对农业农村的需求不再仅仅局限于物质文化层面，而更多的是希望农业农村能够提供充足安全的物质产品、绿色健康的生态环境和传统特色的精神寄托，是需求从传统向现代的一种转型升级。就供给侧而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代替了“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这表明区域城乡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和水平悬殊，不仅体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层面，更多地需要从农业能否持续繁荣发展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多维因素进行综合衡量。亦即，人民关于农业农村需求侧的跃迁升级对供给侧提出了更高层次的新要求，而作为供给侧的农业农村的发展速度与效率又呈现出不均衡与不充分，在需求的转型升级与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实际状况下，农业农村发展的整体供给能力显然难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此即需求侧与供给侧的适恰性矛盾。一般认为，矛盾是促进变化发展的动力源泉。以事物变化发展的矛盾性与动力源之辩证关系为逻辑理路，因时而新地确立乡村振兴战略，选取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切入点，提振供给侧诸环节的综合能力，实质上就是一个化矛盾为动力的过程。 （三）实践逻辑：农业与农村境遇的复杂性
三产融合发展、城市乡村共同繁荣、增进城乡居民福祉是建成社會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框架体系下，我国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城乡二元分隔体制，农业产品、农业剩余、农村资源与要素在“有形之手”的支配下不断向城市和工业聚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渐趋健全，国家的“计划性指标”和“政令式手段”逐步减弱，允许资源要素在工农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但作为市场因子的资源要素在“无形之手”的作用下，天然地会遵循趋利性原则去寻找更有市场前景、商业空间和发展潜力的城市及非农产业，以求追逐利益最大化。如此一来，发展原本式微的农业和农村在遭受外力的“挤压”和“诱导”之下，与城市的区域发展差距、和非农产业的行业水平悬殊就愈发明显。经过长期积累，在发展差距和行业悬殊刺激下，城市与非农产业的“虹吸效应”更为强劲、农业要素与农村资源的“外溢现象”更为普遍，这导致农业农村在发展中遭遇着复杂困境：一方面，广大乡村逐渐呈现出以农村空心化、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为主要特征的衰败景象，导致农业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弱化、乡村社会涣散凋敝;另一方面，为了加速推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侧重追求流于形式的片面式城镇化率，只注重“物”的城镇化，而漠视了真正的城镇化应该是以“人”为核心，只顾及政绩论、规模论导向下的“土地城镇化”，而忽略了推进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素质和社会权益为核心意旨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9]3这种无异于买椟还珠、舍本逐末的城镇化范式，必然是不可持续的。进入新时代，要决胜全面小康和建成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直面困难和迎接新挑战，以明确的目标为引领，不断赢得新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和实施，正是对农业农村在发展中呈现的复杂问题做出的时代回应，旨在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逻辑起点，通过补齐“短板”、强化“弱项”和提振“质效”，进而形成三产融合发展、城市与乡村共同繁荣、城乡居民福祉有效增进的良性格局。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阈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意蕴
进入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也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10]8在新的历史征程中，要破解“不平衡”的区域差距与行业悬殊，补齐“不充分”的发展短板与弱项，就必须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思想统领和行动指南。
（一）从现代化建设全局审视，乡村振兴益于促进强国富民目标如期实现
党的十九大旗帜鲜明地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8]3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步伐的内在要求，是承载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的使命担当。从我国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广袤沃野的乡村孕育了中华民族，无疑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乡村长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重要位置，乡村的富庶与凋敝决定着封建政权的兴盛与衰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较长时段内，在既定的战略重心与发展偏好驱动下，乡村和农业为支持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让步，这是造成城乡区域和工农产业间“不平衡不充分”的历史根源。当前虽然已经进入了新时达，但是较之于发达国家，我国的乡村仍是发展“短板”。虽然我国农业开辟出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且速度与效率都在同步提升，但乡村发展现状却不容乐观，尤其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高歌猛进，大量农业人口非农化后，广大乡村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乡村，呈现出经济不振、生态恶化、设施薄弱、公共服务缺位等系列问题，尤其与城市相比更显相形见绌。在现代化新征程中，我国城镇化的总体发展质效不高，庞大的乡村人口基数决定了如果农业农村不能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将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全面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在新时代的新情势下，必须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切入点，协调涉及乡村“五位一体”的各方面各环节进行有机联动，依托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充分动员和吸纳社会各方力量，抢抓机遇借势发力，既整合农业农村内部要素，又将“三农”置于现代化建设全域审视，从而将有利于加速促进民族复兴与强国富民的既定目标。
（二）从供给侧与需求面审视，乡村振兴是化解新时代社会矛盾的重要举措
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对立面来看，其中“矛”是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指向的是需求侧;“盾”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对应的是供给侧。供给侧的供给不能匹配或不能满足需求侧日益增长的需求，是矛盾的症结所在。纵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整体状况，农业现代化仍然是推进“四化同步”的薄弱环节，农村仍然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短板弱项，农业农村仍然是决胜全面小康的重点难点。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从根本上找准了全面现代化的“病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数据显示，我国农民人均收入虽然突破了1.6万元，但同城市居民相比，收入比值仍然高达2.64∶1，另外还有551多万“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人口亟待“真脱贫”和“脱真贫”;以城镇常住人口为统计标准的城镇化率虽然提升到了60.6%，（1）173但片面城镇化引致的乡村凋敝现象却十分严重;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之间的矛盾不断突显，需要进一步协调好“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间的关系，这是供给不足与需求升级两者矛盾的具体体现，是新时代亟待完成的艰巨任务。确立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在将“三农”问题置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与国计民生的全域高度进行研判的基础上，在战略高度上非常重视辨识矛盾，从供给与需求两侧着力抓住矛盾的“牛鼻子”;在战略原则上勇于直面矛盾，对现代化强国征途中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现状进行精准把握，进而确立了农业农村发展及其现代化优先次序;在战略手段上敢于化解矛盾，围绕农业农村发展矛盾，制定了系列精准务实的战略举措。概言之，从农业农村发展供给与需求层面审视，乡村振兴战略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阈下加速乡村振兴的总体思路 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与实施，是党中央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为遵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和实現现代化强国目标而顺势提出的治国理政新方略。在推进过程中必须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总导向，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为总举措，以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总目标，多措并举、同向发力、重点突破、整体推进。
（一）在战略主体维度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功能促进责任落实到位
乡村振兴是立足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对城乡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进行精准研判的基础上确立的国家战略，旨在匡正城乡关系中存在的不协调状况和呼应已初现成效的城乡互动格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亟需在科学合理的框架下，整合各方力量层层传导并落实责任。从范式进路来看，坚持在分形理念下以“政府-市场-社会”维度与“宏观-中观-微观”层次为思路引领，促进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联系、统一领导与分工协作相结合，搭建科学合理的乡村振兴框架体系和治理路径。[11]86从主体责任来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既需要来自城镇与乡村的力量，也需要广泛联系国内与国际力量，亦即需集成“政府-市场-社会”框架体系，以党政力量为引导，以市场力量为主体，以社会力量为补充，共同形成合力推进乡村振兴。为此，需要整合好“三只手”的功能：其一，需促进“有形之手”转变职能积极作为。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相关职能部门成立领导小组，推动协调妥处各类重大问题。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基调，加强党的统一组织领导，优化政府及相关部门管理服务水平，在积极作为中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其二，需充分挖掘“无形之手”的调配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要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为前提，尊重市场规律和资源配置原则，充分发挥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在投资管理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应有功能。其三，还需尽可能拓展“社会之手”。乡村振兴需要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将庞大的社会力量组织起来围绕“业态、生态、乡风、治理和生活”方面综合发力，共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改进工作方式，加快健全完善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乡村治理体系。
（二）在战略原则维度悉察乡村发展的区域梯度差异据实分类推进
广大乡村地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的乡村不仅数量大类型多、东西南北区域差异明显，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水平、不同文化的乡村实施振兴战略，应该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坚持分类推进与因地制宜原则并行，切忌整齐划一式笼统化推进，而应充分依据各地域情按区域进行区别化、差异化推进，从区域实现逐渐向全面实现过渡。从统筹规划与整体推进层面看，必须改变政府在城乡统筹中过于强大的“统筹”力量，持续强化市场的作用与功能，彻底去除城乡分隔的体制障碍，扭转以城市“统”农村，以城镇“化”农村的单向发展模式，通过城乡融合使乡村拥有与城市均等的发展权。从分类指导与因地制宜层面看，参照《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相关精神，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突出多功能性建设，侧重专业化发展方向。[12]3以各区域内乡村的现实状况为依据，客观分析优势与不足、机遇与挑战，以适宜性为导向（如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合理预设发展目标。在粮食主产区和主要粮食基地，以增进和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重心，切实增强国家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在重要农产品供给区和产业现代化区，以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为总要求，做大做强乡村特色农业，打造“一村一品”，通过产业和业态创新，不断拓展农业产业链条，提升农业产业的增值盈利空间。在不宜发展大农业的生态保护区域，应通过制定退出机制和休耕机制引导农业生产有序退出，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以生态环境修复为重点，发展生态农业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以“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共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绿色、低碳、生态、美好的环境需要，并且要贯彻落实“五个一批”中的易地整体搬迁和生态补偿政策。总之，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各区域乡村的差异性，在立足乡村实际的基础上，分别围绕发展粮食生产、侧重产业效益、关注生态保护等方面为切入点，理性甑选契合各乡村实际的振兴模式、策略及路径。
（三）在战略范式维度打破乡村发展的低水平均衡状态聚焦补短强弱
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状做出的时代回应。农业因其产业的自然属性、附加值低，较之于二三产业更为弱质，农村较之于城市更为落后，虽然有来自乡村内部的原因，但应该更多地从城乡关系格局层面进行综合考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迅速，工农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陆续确立了“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但城乡之间至今仍是“两张皮”，发展中各自为政的现象仍未彻底改变，城市及二三产业的繁荣发达和农业农村的逐渐式微之间形成了鲜明反差。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在全面统筹与整体推进基础上，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关键点，以乡村现代化为突破口进行重点发力。[13]144具体而言：一是以促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关键点。农业、农村与城市、二三产业相比较，由于前者在空间上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在业态上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导致其在市场资源配置与发展速率比对中长期处于相对劣势和被动地位，因此需要在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给予适度的倾斜照顾;并且需要指出，为促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而给予的政策倾斜与财政投入，并不是因为农业农村的基础性地位而实行的一种类似权宜之计的“特殊照顾”，而应是在农业农村所占GDP比重份额不断下降，政策倾斜和财政投入的产出绩效没有遵循最大化原则的情况下，仍将其作为一种兼具基础性、理论性、战略性、政策性的制度安排。二是以加速乡村现代化步伐为突破点。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四化”同步发展中的农业现代化调整为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标志着党和国家对农业农村的认知、关注和重视有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亟需在理念层面彻底扭转农业农村是为城市和非农产业提供服务的传统思维惯性，平等审视工农城乡关系，并且要突出乡村现代化的优先性次序;亟需在实践层面通过以健全“三产”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为保障，以促进城乡“要素互动”与“产城相融”为路径，整合优化承载农业、农民和农村的乡村有机体，打造乡村新业态、新主体和新空间，[14]133通过三者良性运转，加快整合产业、主体与空间的优势，以合力之势加快推进乡村现代化。[15]121 （四）在战略保障维度通过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持续强化治理效能
从根源上探析，城乡产业分工体系差异化、农业经营分散化、农民居住格局碎片化、农民意识小农化是导致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的内在原因，而若仅依靠市场调节其效能显然难以奏效，结果只会加剧城乡之间的失衡程度。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必须立足国情社情和农情，以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为提质增效供给动能。具体而言：一是积极构建城乡三产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增进城市与乡村、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方面的融合程度，以促进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互动和产业融合为根本途径，将城市分工体系和现代理念引入乡村，让广大农民在分享发展红利中不断增强获得感。[16]87二是从“产业-生产-经营”层面推进现代化新型农业体系构建，持续健全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和经营制度。在“三权分置”框架下，坚持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前提，进一步分离承包权与经营权，在保障集体成员土地权益的基础上，兼顾制度的稳固性、模式的创新性、经营的效率性与农民的预期性;[17]22在农业经营制度方面，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为基础，不断探索“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8]32的实现机制，对小农经营模式既不歧视也不固守，而是立足实际依托产业基础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共享为核心强化小农同相关新型利益主体的利益联结，[18]2找寻切实可行的现代化多元路径。三是健全完善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参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相关精神，结合《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的具体要求，扭转已往“见物不见人”“要地不要人”、农民权益保障不力等“重物轻人”倾向，[19]12规避具有歧视性质的制度安排，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优化城镇化格局，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融合发展。
四、结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基于历史、现实与实践三大维度对农业与农村境遇的复杂性、需求面与供给侧的矛盾性、农业农村发展的渐进性等方面进行综合性考量的战略安排，并且与三方面相对应的历史、现实与实践三维逻辑是始终贯穿于乡村振兴全过程的战略主线。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深远的意蕴价值，不仅在现代化全域高度有利于加速助推强国富民既定目标如期实现，而且在供需两侧的结构性调适优化对化解新时代社会矛盾也是正当其时。鉴于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复杂情势，因而必须秉持多措并举、同向發力、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等原则，需要在战略导向层面坚持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要求层面坚持“二十字”方针，战略举措层面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在战略目标层面加速农业农村发展与实现乡村现代化。
[注 释]
（1）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与权威性，此处涉及的相关数据信息，均是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19：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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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立国
[关键词] 矛盾转化;乡村振兴;逻辑理据;价值意蕴;推进思路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1]289，进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时代，虽然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农村建设也已经旧貌换新颜，但由于長期受到“工业城镇优先发展”战略导向以及至今仍未彻底破除的“城乡二元分隔”体制惯性的影响，“发展不平衡”集中体现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巨大悬殊，“发展不充分”突出表现为广大乡村地区依旧是掣肘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和阻滞高质量发展的“弱项”，参与现代化“共建共治”的农民群体仍然不能均等化“共享”改革红利和发展成果。在新的历史方位中，要真正全方位实现强国富民目标，既需要聚焦于化解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需要着力于缩减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居民与农民之间的发展差距，还必须致力于增强广大农民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正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发展需要，旨在有效破解长期困扰我国发展的城乡失衡问题，从而助益在全面小康基础上加速实现既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概言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实施与纵深推进契合了发展需求，是紧迫而且必要的。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理据
从根本上廓清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要义，是党和国家确立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2]60生产力水平是生产关系变革方向的决定性要素，乡村振兴战略是生产关系在社会实践中的具象表达。作为生产关系范畴的国家战略布署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从“城乡二元分隔”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到“城乡融合”，发展主题的因时转换与顺势跃升，都绝非是主观臆想或凭空想象，而是党和国家在精准研判不同发展阶段的国情、社情与民情概况基础上进行的顶层设计。[3]48亦即，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阶段性新特征，在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新变化、出现的新趋势和提出的新要求基础上，通过科学界定“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与外延，精准识别“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实质与指向，契合时宜而提出的治国新方略。概言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确立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理据，从历史、现实与实践三维切入辨析，可清晰勾勒描绘集成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性、应然性与实然性。
（一）历史逻辑：农业农村发展的渐进性
自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4]54以来，在后续的历次党代会报告中都进行了延用。进入21世纪，以党的十六大做出关于我国基本实现从温饱到小康“历史性跨越”的趋势判断为标志，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在阐述社会主要矛盾时，为了准确表述并充分彰显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别添加前置语“仍然是”或补上后缀词“没有变”，然而矛盾的两个对立面所涵盖的主体内容却未曾发生改变。此间关于农业农村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分别提出了“全面繁荣农村经济”[5]12“统筹城乡发展”[6]13和“城乡发展一体化”[7]10等论断，虽然在表述上经历了从“统筹”到“一体”的语境转换，但始终是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和促进农民增收展开，其对象指向始终未曾偏离“三农”主题。党的十九大明确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8]11至此，标志着矛盾对立面的主体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并以此为据相应确立了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促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透过现象从本质规定性层面审视可知，农业农村在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或各类矛盾，根本上也是社会主要矛盾在农业产业领域和农村地域空间的具体体现，二者是类属“整体”与“部分”关系范畴。概言之，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变化是农业农村发展战略不断更新与持续调适的总依据，贯穿了“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是所处时代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既体现了政策思路的连贯性与价值目标的骞续性，也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时代方位的递进性。
（二）现实逻辑：需求面与供给侧的矛盾性
在新时代的历史新方位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大对立面分别发生了根本性转化，属于质的飞跃。从需求侧来看，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从“物质文化”升级为“美好生活”。这意味着“人民需要”的内涵不断丰富、层次逐步跃升，对农业农村的需求不再仅仅局限于物质文化层面，而更多的是希望农业农村能够提供充足安全的物质产品、绿色健康的生态环境和传统特色的精神寄托，是需求从传统向现代的一种转型升级。就供给侧而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代替了“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这表明区域城乡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和水平悬殊，不仅体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层面，更多地需要从农业能否持续繁荣发展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多维因素进行综合衡量。亦即，人民关于农业农村需求侧的跃迁升级对供给侧提出了更高层次的新要求，而作为供给侧的农业农村的发展速度与效率又呈现出不均衡与不充分，在需求的转型升级与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实际状况下，农业农村发展的整体供给能力显然难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此即需求侧与供给侧的适恰性矛盾。一般认为，矛盾是促进变化发展的动力源泉。以事物变化发展的矛盾性与动力源之辩证关系为逻辑理路，因时而新地确立乡村振兴战略，选取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切入点，提振供给侧诸环节的综合能力，实质上就是一个化矛盾为动力的过程。 （三）实践逻辑：农业与农村境遇的复杂性
三产融合发展、城市乡村共同繁荣、增进城乡居民福祉是建成社會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框架体系下，我国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城乡二元分隔体制，农业产品、农业剩余、农村资源与要素在“有形之手”的支配下不断向城市和工业聚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渐趋健全，国家的“计划性指标”和“政令式手段”逐步减弱，允许资源要素在工农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但作为市场因子的资源要素在“无形之手”的作用下，天然地会遵循趋利性原则去寻找更有市场前景、商业空间和发展潜力的城市及非农产业，以求追逐利益最大化。如此一来，发展原本式微的农业和农村在遭受外力的“挤压”和“诱导”之下，与城市的区域发展差距、和非农产业的行业水平悬殊就愈发明显。经过长期积累，在发展差距和行业悬殊刺激下，城市与非农产业的“虹吸效应”更为强劲、农业要素与农村资源的“外溢现象”更为普遍，这导致农业农村在发展中遭遇着复杂困境：一方面，广大乡村逐渐呈现出以农村空心化、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为主要特征的衰败景象，导致农业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弱化、乡村社会涣散凋敝;另一方面，为了加速推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侧重追求流于形式的片面式城镇化率，只注重“物”的城镇化，而漠视了真正的城镇化应该是以“人”为核心，只顾及政绩论、规模论导向下的“土地城镇化”，而忽略了推进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素质和社会权益为核心意旨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9]3这种无异于买椟还珠、舍本逐末的城镇化范式，必然是不可持续的。进入新时代，要决胜全面小康和建成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直面困难和迎接新挑战，以明确的目标为引领，不断赢得新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和实施，正是对农业农村在发展中呈现的复杂问题做出的时代回应，旨在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逻辑起点，通过补齐“短板”、强化“弱项”和提振“质效”，进而形成三产融合发展、城市与乡村共同繁荣、城乡居民福祉有效增进的良性格局。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阈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意蕴
进入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也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10]8在新的历史征程中，要破解“不平衡”的区域差距与行业悬殊，补齐“不充分”的发展短板与弱项，就必须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思想统领和行动指南。
（一）从现代化建设全局审视，乡村振兴益于促进强国富民目标如期实现
党的十九大旗帜鲜明地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8]3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步伐的内在要求，是承载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的使命担当。从我国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广袤沃野的乡村孕育了中华民族，无疑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乡村长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重要位置，乡村的富庶与凋敝决定着封建政权的兴盛与衰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较长时段内，在既定的战略重心与发展偏好驱动下，乡村和农业为支持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让步，这是造成城乡区域和工农产业间“不平衡不充分”的历史根源。当前虽然已经进入了新时达，但是较之于发达国家，我国的乡村仍是发展“短板”。虽然我国农业开辟出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且速度与效率都在同步提升，但乡村发展现状却不容乐观，尤其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高歌猛进，大量农业人口非农化后，广大乡村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乡村，呈现出经济不振、生态恶化、设施薄弱、公共服务缺位等系列问题，尤其与城市相比更显相形见绌。在现代化新征程中，我国城镇化的总体发展质效不高，庞大的乡村人口基数决定了如果农业农村不能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将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全面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在新时代的新情势下，必须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切入点，协调涉及乡村“五位一体”的各方面各环节进行有机联动，依托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充分动员和吸纳社会各方力量，抢抓机遇借势发力，既整合农业农村内部要素，又将“三农”置于现代化建设全域审视，从而将有利于加速促进民族复兴与强国富民的既定目标。
（二）从供给侧与需求面审视，乡村振兴是化解新时代社会矛盾的重要举措
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对立面来看，其中“矛”是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指向的是需求侧;“盾”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对应的是供给侧。供给侧的供给不能匹配或不能满足需求侧日益增长的需求，是矛盾的症结所在。纵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整体状况，农业现代化仍然是推进“四化同步”的薄弱环节，农村仍然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短板弱项，农业农村仍然是决胜全面小康的重点难点。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从根本上找准了全面现代化的“病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数据显示，我国农民人均收入虽然突破了1.6万元，但同城市居民相比，收入比值仍然高达2.64∶1，另外还有551多万“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人口亟待“真脱贫”和“脱真贫”;以城镇常住人口为统计标准的城镇化率虽然提升到了60.6%，（1）173但片面城镇化引致的乡村凋敝现象却十分严重;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之间的矛盾不断突显，需要进一步协调好“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间的关系，这是供给不足与需求升级两者矛盾的具体体现，是新时代亟待完成的艰巨任务。确立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在将“三农”问题置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与国计民生的全域高度进行研判的基础上，在战略高度上非常重视辨识矛盾，从供给与需求两侧着力抓住矛盾的“牛鼻子”;在战略原则上勇于直面矛盾，对现代化强国征途中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现状进行精准把握，进而确立了农业农村发展及其现代化优先次序;在战略手段上敢于化解矛盾，围绕农业农村发展矛盾，制定了系列精准务实的战略举措。概言之，从农业农村发展供给与需求层面审视，乡村振兴战略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阈下加速乡村振兴的总体思路 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与实施，是党中央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为遵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和实現现代化强国目标而顺势提出的治国理政新方略。在推进过程中必须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总导向，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为总举措，以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总目标，多措并举、同向发力、重点突破、整体推进。
（一）在战略主体维度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功能促进责任落实到位
乡村振兴是立足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对城乡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进行精准研判的基础上确立的国家战略，旨在匡正城乡关系中存在的不协调状况和呼应已初现成效的城乡互动格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亟需在科学合理的框架下，整合各方力量层层传导并落实责任。从范式进路来看，坚持在分形理念下以“政府-市场-社会”维度与“宏观-中观-微观”层次为思路引领，促进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联系、统一领导与分工协作相结合，搭建科学合理的乡村振兴框架体系和治理路径。[11]86从主体责任来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既需要来自城镇与乡村的力量，也需要广泛联系国内与国际力量，亦即需集成“政府-市场-社会”框架体系，以党政力量为引导，以市场力量为主体，以社会力量为补充，共同形成合力推进乡村振兴。为此，需要整合好“三只手”的功能：其一，需促进“有形之手”转变职能积极作为。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相关职能部门成立领导小组，推动协调妥处各类重大问题。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基调，加强党的统一组织领导，优化政府及相关部门管理服务水平，在积极作为中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其二，需充分挖掘“无形之手”的调配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要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为前提，尊重市场规律和资源配置原则，充分发挥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在投资管理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应有功能。其三，还需尽可能拓展“社会之手”。乡村振兴需要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将庞大的社会力量组织起来围绕“业态、生态、乡风、治理和生活”方面综合发力，共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改进工作方式，加快健全完善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乡村治理体系。
（二）在战略原则维度悉察乡村发展的区域梯度差异据实分类推进
广大乡村地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的乡村不仅数量大类型多、东西南北区域差异明显，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水平、不同文化的乡村实施振兴战略，应该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坚持分类推进与因地制宜原则并行，切忌整齐划一式笼统化推进，而应充分依据各地域情按区域进行区别化、差异化推进，从区域实现逐渐向全面实现过渡。从统筹规划与整体推进层面看，必须改变政府在城乡统筹中过于强大的“统筹”力量，持续强化市场的作用与功能，彻底去除城乡分隔的体制障碍，扭转以城市“统”农村，以城镇“化”农村的单向发展模式，通过城乡融合使乡村拥有与城市均等的发展权。从分类指导与因地制宜层面看，参照《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相关精神，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突出多功能性建设，侧重专业化发展方向。[12]3以各区域内乡村的现实状况为依据，客观分析优势与不足、机遇与挑战，以适宜性为导向（如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合理预设发展目标。在粮食主产区和主要粮食基地，以增进和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重心，切实增强国家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在重要农产品供给区和产业现代化区，以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为总要求，做大做强乡村特色农业，打造“一村一品”，通过产业和业态创新，不断拓展农业产业链条，提升农业产业的增值盈利空间。在不宜发展大农业的生态保护区域，应通过制定退出机制和休耕机制引导农业生产有序退出，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以生态环境修复为重点，发展生态农业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以“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共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绿色、低碳、生态、美好的环境需要，并且要贯彻落实“五个一批”中的易地整体搬迁和生态补偿政策。总之，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各区域乡村的差异性，在立足乡村实际的基础上，分别围绕发展粮食生产、侧重产业效益、关注生态保护等方面为切入点，理性甑选契合各乡村实际的振兴模式、策略及路径。
（三）在战略范式维度打破乡村发展的低水平均衡状态聚焦补短强弱
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状做出的时代回应。农业因其产业的自然属性、附加值低，较之于二三产业更为弱质，农村较之于城市更为落后，虽然有来自乡村内部的原因，但应该更多地从城乡关系格局层面进行综合考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迅速，工农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陆续确立了“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但城乡之间至今仍是“两张皮”，发展中各自为政的现象仍未彻底改变，城市及二三产业的繁荣发达和农业农村的逐渐式微之间形成了鲜明反差。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在全面统筹与整体推进基础上，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关键点，以乡村现代化为突破口进行重点发力。[13]144具体而言：一是以促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关键点。农业、农村与城市、二三产业相比较，由于前者在空间上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在业态上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导致其在市场资源配置与发展速率比对中长期处于相对劣势和被动地位，因此需要在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给予适度的倾斜照顾;并且需要指出，为促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而给予的政策倾斜与财政投入，并不是因为农业农村的基础性地位而实行的一种类似权宜之计的“特殊照顾”，而应是在农业农村所占GDP比重份额不断下降，政策倾斜和财政投入的产出绩效没有遵循最大化原则的情况下，仍将其作为一种兼具基础性、理论性、战略性、政策性的制度安排。二是以加速乡村现代化步伐为突破点。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四化”同步发展中的农业现代化调整为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标志着党和国家对农业农村的认知、关注和重视有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亟需在理念层面彻底扭转农业农村是为城市和非农产业提供服务的传统思维惯性，平等审视工农城乡关系，并且要突出乡村现代化的优先性次序;亟需在实践层面通过以健全“三产”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为保障，以促进城乡“要素互动”与“产城相融”为路径，整合优化承载农业、农民和农村的乡村有机体，打造乡村新业态、新主体和新空间，[14]133通过三者良性运转，加快整合产业、主体与空间的优势，以合力之势加快推进乡村现代化。[15]121 （四）在战略保障维度通过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持续强化治理效能
从根源上探析，城乡产业分工体系差异化、农业经营分散化、农民居住格局碎片化、农民意识小农化是导致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的内在原因，而若仅依靠市场调节其效能显然难以奏效，结果只会加剧城乡之间的失衡程度。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必须立足国情社情和农情，以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为提质增效供给动能。具体而言：一是积极构建城乡三产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增进城市与乡村、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方面的融合程度，以促进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互动和产业融合为根本途径，将城市分工体系和现代理念引入乡村，让广大农民在分享发展红利中不断增强获得感。[16]87二是从“产业-生产-经营”层面推进现代化新型农业体系构建，持续健全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和经营制度。在“三权分置”框架下，坚持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前提，进一步分离承包权与经营权，在保障集体成员土地权益的基础上，兼顾制度的稳固性、模式的创新性、经营的效率性与农民的预期性;[17]22在农业经营制度方面，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为基础，不断探索“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8]32的实现机制，对小农经营模式既不歧视也不固守，而是立足实际依托产业基础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共享为核心强化小农同相关新型利益主体的利益联结，[18]2找寻切实可行的现代化多元路径。三是健全完善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参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相关精神，结合《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的具体要求，扭转已往“见物不见人”“要地不要人”、农民权益保障不力等“重物轻人”倾向，[19]12规避具有歧视性质的制度安排，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优化城镇化格局，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融合发展。
四、结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基于历史、现实与实践三大维度对农业与农村境遇的复杂性、需求面与供给侧的矛盾性、农业农村发展的渐进性等方面进行综合性考量的战略安排，并且与三方面相对应的历史、现实与实践三维逻辑是始终贯穿于乡村振兴全过程的战略主线。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深远的意蕴价值，不仅在现代化全域高度有利于加速助推强国富民既定目标如期实现，而且在供需两侧的结构性调适优化对化解新时代社会矛盾也是正当其时。鉴于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复杂情势，因而必须秉持多措并举、同向發力、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等原则，需要在战略导向层面坚持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要求层面坚持“二十字”方针，战略举措层面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在战略目标层面加速农业农村发展与实现乡村现代化。
[注 释]
（1）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与权威性，此处涉及的相关数据信息，均是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19：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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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