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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对《金瓶梅》的四个方面的总体评价，高屋建瓴，深刻、独到，代表了现代中国《金瓶梅》研究的最高水平。他对《金瓶梅》性描写的成因研究有贡献，但对小说在多大规模上写性，缺乏基本了解。把小说中的性描写完全看成是糟粕，加以全盘否定，而看不到它的价值所在，这是不可取的。他用来路不明的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来证明并提出《金瓶梅》成书于明万历中期的观点，不能成立。他仅用“山东土自”四个字，认定《金瓶梅》作者必为山东人而绝对否定“江南人”的可能性，这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