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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女儿康玲玲的遗体，康父第二天来到石家庄市委，他对此前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做法十分不满。报案却不立案，这是什么公安！康父愤愤不平地抱怨。这一次，老人得到的答复是：已经立案。
康父曾告诉聂树斌案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当时的石家庄市委书记赵金铎下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
但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谁是凶手始终是个疑问。直到1994年9月23日下午6时20分，郊区分局民警张日强、杜同福在附近的电化厂宿舍区发现了一个骑着山地车的年轻人。
1994年11月30日，石家庄市《社会治安报》上，与张、杜二人同为专案组成员的民警焦辉广发表了通讯稿《青纱帐静悄悄》， 文中这样讲述抓捕过程：只见他从防水堤大路上拐进平房宿舍区，不时地左顾右盼，两位侦查员猛冲过去，拦住去路，张日强突然喝问：“站住！干什么的？”那家伙一惊，掉头想跑，被杜同福一把拽下自行车。
这个被拽下自行车的青年，就是时年19岁的聂树斌。
如果不是焦辉广的这篇通讯稿，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大概永远也搞不清，自家老实巴交的独生子，怎么就成了拦路强奸杀人案的嫌疑犯。
据焦辉广描写，1994年8月11日以来的一个多月中，警方先后查访了8个村庄、12家工厂企业的1000余人次，并摸出13名嫌疑人，后被一一排除。
9月8日，警方在电化厂宿舍区内，从一退休工人处得知，入夏以来总有一名20多岁的男青年骑一辆蓝色山地车在附近闲逛，并几次尾随妇女上厕所。这个人“留平头，长方脸，小眼睛，不像市里人”。
令人生疑的是，据说8月初，这个人还在孔寨村方向出现过。
老工人的话立刻成为重要线索，侦查开始向电化厂宿舍及聂树斌所在的鹿泉方向辐射。之后的几天，几名菜农也称见过一个骑着蓝色山地车的青年来回游荡，尾随过路青年妇女。在焦辉广笔下，一位农民大嫂向警方反映，一名骑着蓝色山地车的男青年“悄悄骑到菜地边土路上，不怀好意地看着她”，等她抄小路回村回头看时，“那家伙的样子活像一只垂涎三尺的恶狼”。
1990年代中期，山地车还是稀罕物，并不普及，在农村更显扎眼。9月23日，当聂树斌骑着蓝色山地车在电化厂宿舍区“出现”时，很快就被警方发现。聂母张焕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聂平常没事时，确实喜欢骑车闲逛，有时也会走出老远，但他总是玩玩就回，从不夜不归宿。
7 月12 日，河北鹿泉市下聂庄，父亲聂学生坐在杂物间的床上换鞋。杂物间的前身是老夫妇为聂树斌准备的婚房。摄影/本刊记者 李强
但那一晚，聂树斌没有回家。
第二天上午，警察找到了聂树斌家，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在外上班，张焕枝也下地干活，家里没人。下午，张焕枝在家见到三名自称郊区分局的便衣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只说“你儿子被逮了”。张焕枝听了吓了一跳，一下靠在墙上。警察也没有交代聂树斌究竟犯了什么事，只说有作案嫌疑。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张焕枝觉得当时被吓蒙了，没顾上多问。“而且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他说是警察就是警察，根本不会怀疑。”她说，要是换了现在，至少要查查他们的工作证，就像每有记者到来，都要检查记者证一样。
从9月24日起，之后的一个多月里，警察往聂家跑了三四次。他们搜查聂树斌的房间时，还从抽屉里拿走了一个小本。张焕枝说，儿子从来没有记日记的习惯，里面写了些什么，家人到现在都不清楚，但警方说“里面写了一些内容，要拿走”。
警方还拿了一件衣服要聂家辨认。张焕枝记得，一个警察坐在北屋的椅子上，抬高的手里拎着一件花衬衣，“这衣服是你们家的不是？”张焕枝看了看，“不是。”警察又扬扬手：你看仔细点。张焕枝再次确认：不是。
“那是一件女人穿的花衣服，长袖，上面有蓝色的花，一朵一朵的，并不大。”张焕枝说，上面也有小碎花，比一块钱的硬币稍大，但是很少。这个细节也成了19年后王书金案二审开庭后，张焕枝指出检方在证据上“造假”的理由。此为后话。
康父告诉律师李树亭，破案期间，警方也去过他家几次。一次拿走了女儿的照片，一次拿走了两件衣服，其中一件是花衬衣，另一件是连衣裙。康父说，“这些衣服都在公安局放着，我们要，公安局不给。后来（警方）又拿了衣服让我们辨认，一件也是花衣服，一件是连衣裙。”不过康父表示，之后拿来辨认的衣服并不认识。
出事以后，张焕枝去过儿子学校。她说，对于聂树斌犯事，老师、同学的反应都是“抓谁也不能抓聂树斌啊”。杨中山是聂树斌在校办厂工作时的领班，带过他一年多。在杨中山眼里，聂树斌实在、老实、话不多，“他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行为，干活还行，不偷奸耍滑”。
知道聂树斌被抓后，张焕枝开始往郊区公安分局跑，一是要看看儿子，二是想问问他到底犯了什么法。一周之内，她从鹿泉骑车去了两三次，次次都被堵在门口。“连门都进不去，怎么找人，怎么问？”张焕枝皱着眉头提高了声音。
见不到儿子就赶紧找律师。通过聂父二嫂的关系，张焕枝辗转找到在法律服务社（现石家庄市新华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张景和。“张景和从前好像不是律师。聘请他的时候，我给了2000元。”张焕枝回忆，“那个时候2000就挺多了。” 对于整个聂案经过，张景和理应是最有发言权的非公职人员。然而，据他的家属透露，如今77岁的张景和由于疾病缠身，已在医院住了多年，根本无法回忆近20年前的旧事。
一开始，聂家人都以为，聂树斌最多也就是个小偷小摸。更从未想过，从不惹事、有些口吃的聂树斌犯下的竟是强奸、杀人的大罪。甚至，在找律师的那段时间，聂家还如期操办了聂树斌姐姐的婚事。
直到不久后的一天，聂学生在工作单位石家庄联碱厂见到一张逮捕证，上面清楚地写着聂树斌“强奸杀人”。据媒体报道，老实少言的聂学生当时死活不肯在逮捕证上签字，狂喊着“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警察说，签吧，你儿子自己都承认了。
儿子强奸杀人？张焕枝怎么也想不通。“树斌从来没跟女的干过那种事，怎么会去强奸？而且那个女的三十好几了，树斌才二十，怎么会去强奸她？”在张焕枝眼中，儿子性格内向，甚至有些懦弱。1993年儿子在家里连只母鸡都不敢杀，第二年怎么就能跑出去杀人？张焕枝说得非常直白：他没那个胆量。
一审开庭前，张焕枝在二嫂家第一次见到张景和，时间不长，只有半小时不到。18年后，见面时的大部分细节，已然忘却。她只记得张景和告诉自己，对玉米地中的命案，聂树斌前5天都不认，第6天却突然改了说法。当张景和询问聂树斌，“之前你怎么不认”时，聂树斌没有回答。再问“现在怎么又认了”，聂树斌流着眼泪，略带口吃地说了两个字：打哩。
对于这个说法，张景和曾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间接否认。媒体报道显示，张景和一共与聂树斌会见3次，但聂从未喊冤，每次都承认事情是自己所为。
在聂树斌供认犯案时间的问题上，《青纱帐静悄悄》也有描写：9月29日，在侦查人员强有力的政策攻心和确凿的证据面前，聂树斌自知再无法抵赖，终于缴械投降，供认了拦路强奸杀人的全部犯罪事实。9月29日，正是聂树斌被抓的第6天。
至于口供内容，张景和告诉张焕枝：现场什么样，口供就什么样。依据此前报道，张景和曾经透露，聂的口供里包括尸体摆放方向、自行车样式、内衣颜色等。这一切，均与现场吻合。但张焕枝强调，张景和说现场没有指纹、脚印，也没做过DNA鉴定。
从二嫂家回来，张焕枝左思右想。她认为，儿子天生口吃、不会回嘴，审问时必然吃亏。“过去，我也错怪过他，都是事后才明白，因为他说不出来”，张焕枝说。而且，前5天为什么一直不认，第6天就认了？从此以后，张焕枝每次回忆起来都非常后悔“当时怎么就没问问张景和儿子身上是不是有伤？”
接下来的几个月，聂树斌音信全无。张焕枝再次见到儿子，是在1995年3月3日，案件一审开庭之后。
1995年，石家庄中院还在靶场街，马路不宽。那天，张焕枝赶到法院，却因为案件涉及受害人隐私没能入场。除了法官、检察官，走进法庭的只有康父与张景和。张焕枝一直在街上等，直到一个多小时后看见张景和与一名法官一道离开，庭审结束。
张焕枝匆匆走上法庭所在的二楼，刚一推门，就听见聂树斌号啕大哭。她赶快跑进去，看到聂背对自己，还没跑到跟前，就被几名法警拦住。张焕枝大叫一声：树斌！儿子抽泣着回头看了自己一眼，满脸泪水。这是母子二人最后一次相见，相隔七八米远，没有说一句话。
对于庭审情况，张焕枝事后曾找张景和询问，张景和说他抓住证据不足这一点努力辩护，但法庭并未采信。
康父也向李树亭回忆过此次一审场景，“一开始法官先说了一些程序问题，之后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依据康父的说法，庭审中没有进行调查、质证和辩论，张景和只说“孩子年轻，从轻处罚”，并让聂家多赔钱。
在李树亭看来，这次庭审过于简短，“从时间上看，留给律师说话的机会不会太多。”李树亭说：“这样的案子如果放在现在，开庭最快也得半天，一般都要一整天。”
1995年3月15日，聂案一审宣判，认定聂树斌强奸、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判处聂树斌赔偿康家丧葬费及其他费用2000元。
宣判后，聂树斌和康家同时上诉，前者的理由是量刑过重，后者的理由是存在疑点、民事赔偿过低。与一审相比，二审干脆没有开庭，只作书面审理。1995年4月25日，河北高院减轻了对聂树斌强奸妇女罪的量刑，但整体维持了石家庄中院的原判。
那段时间，张焕枝说她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五一前后，正值春夏之交、天气转暖之时。
1995年4月28日，和康玲玲出事的那天一样，也是一个周五。在张焕枝的叮嘱下，聂学生挑拣了三件单薄的衣服，骑着自行车来到关押聂树斌的看守所。
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正忙着，一看聂学生来了，马上问道：你怎么又来了？聂学生说：天热了，我给儿子拿两件单衣。听到这话，工作人员放下手中的活，转身离开。十几分钟之后，一个人冲着聂学生一个劲地招手：来来来，过来过来，我来给你说说。聂学生走过去，对方说，你儿子走了。
“走了？去哪了？”聂学生不解。那个冲他招手的人说：往后不要再来送衣服了，你儿子昨天被枪毙了。
聂学生只感觉脑子里“嗡”的一声，差点晕倒在地。回到家后，张焕枝听说儿子已不在人世，关切地问道：你刚才怎么回来的？聂学生说，我都不知道骑自行车怎么样骑回来的。之后，聂学生一头倒在炕上，一言不发。
许久，聂学生躺在床上幽幽地告诉张焕枝：你坚持住，我也坚持住，咱们不管，一定要再去问问。张焕枝说，人都枪毙了，问又有什么意义。外表憨厚、不善言辞的聂学生说，那不行，必须问。
康父曾告诉聂树斌案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当时的石家庄市委书记赵金铎下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
但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谁是凶手始终是个疑问。直到1994年9月23日下午6时20分，郊区分局民警张日强、杜同福在附近的电化厂宿舍区发现了一个骑着山地车的年轻人。
1994年11月30日，石家庄市《社会治安报》上，与张、杜二人同为专案组成员的民警焦辉广发表了通讯稿《青纱帐静悄悄》， 文中这样讲述抓捕过程：只见他从防水堤大路上拐进平房宿舍区，不时地左顾右盼，两位侦查员猛冲过去，拦住去路，张日强突然喝问：“站住！干什么的？”那家伙一惊，掉头想跑，被杜同福一把拽下自行车。
这个被拽下自行车的青年，就是时年19岁的聂树斌。
山地车青年
如果不是焦辉广的这篇通讯稿，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大概永远也搞不清，自家老实巴交的独生子，怎么就成了拦路强奸杀人案的嫌疑犯。
据焦辉广描写，1994年8月11日以来的一个多月中，警方先后查访了8个村庄、12家工厂企业的1000余人次，并摸出13名嫌疑人，后被一一排除。
9月8日，警方在电化厂宿舍区内，从一退休工人处得知，入夏以来总有一名20多岁的男青年骑一辆蓝色山地车在附近闲逛，并几次尾随妇女上厕所。这个人“留平头，长方脸，小眼睛，不像市里人”。
令人生疑的是，据说8月初，这个人还在孔寨村方向出现过。
老工人的话立刻成为重要线索，侦查开始向电化厂宿舍及聂树斌所在的鹿泉方向辐射。之后的几天，几名菜农也称见过一个骑着蓝色山地车的青年来回游荡，尾随过路青年妇女。在焦辉广笔下，一位农民大嫂向警方反映，一名骑着蓝色山地车的男青年“悄悄骑到菜地边土路上，不怀好意地看着她”，等她抄小路回村回头看时，“那家伙的样子活像一只垂涎三尺的恶狼”。
1990年代中期，山地车还是稀罕物，并不普及，在农村更显扎眼。9月23日，当聂树斌骑着蓝色山地车在电化厂宿舍区“出现”时，很快就被警方发现。聂母张焕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聂平常没事时，确实喜欢骑车闲逛，有时也会走出老远，但他总是玩玩就回，从不夜不归宿。
但那一晚，聂树斌没有回家。
第二天上午，警察找到了聂树斌家，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在外上班，张焕枝也下地干活，家里没人。下午，张焕枝在家见到三名自称郊区分局的便衣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只说“你儿子被逮了”。张焕枝听了吓了一跳，一下靠在墙上。警察也没有交代聂树斌究竟犯了什么事，只说有作案嫌疑。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张焕枝觉得当时被吓蒙了，没顾上多问。“而且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他说是警察就是警察，根本不会怀疑。”她说，要是换了现在，至少要查查他们的工作证，就像每有记者到来，都要检查记者证一样。
从9月24日起，之后的一个多月里，警察往聂家跑了三四次。他们搜查聂树斌的房间时，还从抽屉里拿走了一个小本。张焕枝说，儿子从来没有记日记的习惯，里面写了些什么，家人到现在都不清楚，但警方说“里面写了一些内容，要拿走”。
警方还拿了一件衣服要聂家辨认。张焕枝记得，一个警察坐在北屋的椅子上，抬高的手里拎着一件花衬衣，“这衣服是你们家的不是？”张焕枝看了看，“不是。”警察又扬扬手：你看仔细点。张焕枝再次确认：不是。
“那是一件女人穿的花衣服，长袖，上面有蓝色的花，一朵一朵的，并不大。”张焕枝说，上面也有小碎花，比一块钱的硬币稍大，但是很少。这个细节也成了19年后王书金案二审开庭后，张焕枝指出检方在证据上“造假”的理由。此为后话。
康父告诉律师李树亭，破案期间，警方也去过他家几次。一次拿走了女儿的照片，一次拿走了两件衣服，其中一件是花衬衣，另一件是连衣裙。康父说，“这些衣服都在公安局放着，我们要，公安局不给。后来（警方）又拿了衣服让我们辨认，一件也是花衣服，一件是连衣裙。”不过康父表示，之后拿来辨认的衣服并不认识。
出事以后，张焕枝去过儿子学校。她说，对于聂树斌犯事，老师、同学的反应都是“抓谁也不能抓聂树斌啊”。杨中山是聂树斌在校办厂工作时的领班，带过他一年多。在杨中山眼里，聂树斌实在、老实、话不多，“他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行为，干活还行，不偷奸耍滑”。
“你儿子自己都承认了”
知道聂树斌被抓后，张焕枝开始往郊区公安分局跑，一是要看看儿子，二是想问问他到底犯了什么法。一周之内，她从鹿泉骑车去了两三次，次次都被堵在门口。“连门都进不去，怎么找人，怎么问？”张焕枝皱着眉头提高了声音。
见不到儿子就赶紧找律师。通过聂父二嫂的关系，张焕枝辗转找到在法律服务社（现石家庄市新华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张景和。“张景和从前好像不是律师。聘请他的时候，我给了2000元。”张焕枝回忆，“那个时候2000就挺多了。” 对于整个聂案经过，张景和理应是最有发言权的非公职人员。然而，据他的家属透露，如今77岁的张景和由于疾病缠身，已在医院住了多年，根本无法回忆近20年前的旧事。
一开始，聂家人都以为，聂树斌最多也就是个小偷小摸。更从未想过，从不惹事、有些口吃的聂树斌犯下的竟是强奸、杀人的大罪。甚至，在找律师的那段时间，聂家还如期操办了聂树斌姐姐的婚事。
直到不久后的一天，聂学生在工作单位石家庄联碱厂见到一张逮捕证，上面清楚地写着聂树斌“强奸杀人”。据媒体报道，老实少言的聂学生当时死活不肯在逮捕证上签字，狂喊着“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警察说，签吧，你儿子自己都承认了。
儿子强奸杀人？张焕枝怎么也想不通。“树斌从来没跟女的干过那种事，怎么会去强奸？而且那个女的三十好几了，树斌才二十，怎么会去强奸她？”在张焕枝眼中，儿子性格内向，甚至有些懦弱。1993年儿子在家里连只母鸡都不敢杀，第二年怎么就能跑出去杀人？张焕枝说得非常直白：他没那个胆量。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满脸泪水”
一审开庭前，张焕枝在二嫂家第一次见到张景和，时间不长，只有半小时不到。18年后，见面时的大部分细节，已然忘却。她只记得张景和告诉自己，对玉米地中的命案，聂树斌前5天都不认，第6天却突然改了说法。当张景和询问聂树斌，“之前你怎么不认”时，聂树斌没有回答。再问“现在怎么又认了”，聂树斌流着眼泪，略带口吃地说了两个字：打哩。
对于这个说法，张景和曾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间接否认。媒体报道显示，张景和一共与聂树斌会见3次，但聂从未喊冤，每次都承认事情是自己所为。
在聂树斌供认犯案时间的问题上，《青纱帐静悄悄》也有描写：9月29日，在侦查人员强有力的政策攻心和确凿的证据面前，聂树斌自知再无法抵赖，终于缴械投降，供认了拦路强奸杀人的全部犯罪事实。9月29日，正是聂树斌被抓的第6天。
至于口供内容，张景和告诉张焕枝：现场什么样，口供就什么样。依据此前报道，张景和曾经透露，聂的口供里包括尸体摆放方向、自行车样式、内衣颜色等。这一切，均与现场吻合。但张焕枝强调，张景和说现场没有指纹、脚印，也没做过DNA鉴定。
从二嫂家回来，张焕枝左思右想。她认为，儿子天生口吃、不会回嘴，审问时必然吃亏。“过去，我也错怪过他，都是事后才明白，因为他说不出来”，张焕枝说。而且，前5天为什么一直不认，第6天就认了？从此以后，张焕枝每次回忆起来都非常后悔“当时怎么就没问问张景和儿子身上是不是有伤？”
接下来的几个月，聂树斌音信全无。张焕枝再次见到儿子，是在1995年3月3日，案件一审开庭之后。
1995年，石家庄中院还在靶场街，马路不宽。那天，张焕枝赶到法院，却因为案件涉及受害人隐私没能入场。除了法官、检察官，走进法庭的只有康父与张景和。张焕枝一直在街上等，直到一个多小时后看见张景和与一名法官一道离开，庭审结束。
张焕枝匆匆走上法庭所在的二楼，刚一推门，就听见聂树斌号啕大哭。她赶快跑进去，看到聂背对自己，还没跑到跟前，就被几名法警拦住。张焕枝大叫一声：树斌！儿子抽泣着回头看了自己一眼，满脸泪水。这是母子二人最后一次相见，相隔七八米远，没有说一句话。
对于庭审情况，张焕枝事后曾找张景和询问，张景和说他抓住证据不足这一点努力辩护，但法庭并未采信。
康父也向李树亭回忆过此次一审场景，“一开始法官先说了一些程序问题，之后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依据康父的说法，庭审中没有进行调查、质证和辩论，张景和只说“孩子年轻，从轻处罚”，并让聂家多赔钱。
在李树亭看来，这次庭审过于简短，“从时间上看，留给律师说话的机会不会太多。”李树亭说：“这样的案子如果放在现在，开庭最快也得半天，一般都要一整天。”
1995年3月15日，聂案一审宣判，认定聂树斌强奸、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判处聂树斌赔偿康家丧葬费及其他费用2000元。
宣判后，聂树斌和康家同时上诉，前者的理由是量刑过重，后者的理由是存在疑点、民事赔偿过低。与一审相比，二审干脆没有开庭，只作书面审理。1995年4月25日，河北高院减轻了对聂树斌强奸妇女罪的量刑，但整体维持了石家庄中院的原判。
那段时间，张焕枝说她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执行死刑
五一前后，正值春夏之交、天气转暖之时。
1995年4月28日，和康玲玲出事的那天一样，也是一个周五。在张焕枝的叮嘱下，聂学生挑拣了三件单薄的衣服，骑着自行车来到关押聂树斌的看守所。
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正忙着，一看聂学生来了，马上问道：你怎么又来了？聂学生说：天热了，我给儿子拿两件单衣。听到这话，工作人员放下手中的活，转身离开。十几分钟之后，一个人冲着聂学生一个劲地招手：来来来，过来过来，我来给你说说。聂学生走过去，对方说，你儿子走了。
“走了？去哪了？”聂学生不解。那个冲他招手的人说：往后不要再来送衣服了，你儿子昨天被枪毙了。
聂学生只感觉脑子里“嗡”的一声，差点晕倒在地。回到家后，张焕枝听说儿子已不在人世，关切地问道：你刚才怎么回来的？聂学生说，我都不知道骑自行车怎么样骑回来的。之后，聂学生一头倒在炕上，一言不发。
许久，聂学生躺在床上幽幽地告诉张焕枝：你坚持住，我也坚持住，咱们不管，一定要再去问问。张焕枝说，人都枪毙了，问又有什么意义。外表憨厚、不善言辞的聂学生说，那不行，必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