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斯卡的宣传重地
　　奥斯卡奖即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设立于1928年。1929年时，奥斯卡奖颁出了第一批小金人，其实那一年就是奥斯卡影片与中国观众见面的时候。上世纪20、30年代正值中国院线蓬勃发展的初期，在1927年时，中国国内已经拥有了分布在18个大城市里的106家影院，座位达到了68000个。1929年时，当时南京最豪华的影院“国民大戏院”开张了，为贺开门大吉，当天国民大戏院就放映了在第一届奥斯卡上夺得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女主角三项大奖的影片《第七天堂》，引发了当地观众的观影热潮。
　　30年代时，美国对华输出的影片基本都达到了200部以上，这意味着当时好莱坞出品的影片几乎同步来到中国公映，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奥斯卡获奖影片。上海本地的娱乐小报《明星日报》也从奥斯卡的身上得到了灵感，举办了一个本地“电影皇后”的选举，并在头版的显著位置为活动做宣传。结果这一活动不仅调动了上海滩全民参与，更是吸引到国外的影迷，其中最远的选票来自日本的东京和神户。原本天一影片公司的陈玉梅牢牢占据着票数第一的位置，没想到在活动截止的最后一天，胡蝶的票数疯长，最后成功逆袭成为“电影皇后”。这也是当时声势最为浩大的“最佳女演员”评选，之后虽然举办过各式各样的类似活动，但再也没能达到当时的盛况。
　　当然，好莱坞也非常注重影片的在华宣传。1938年时，一本名为《好莱坞》的周刊在上海面世，这本杂志带来了美国电影领域的最新消息，而且尤其注重每届奥斯卡的报道，对奥斯卡获奖影片及电影人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
　　时尚，奥斯卡的代名词
　　随着时间的沉淀，好莱坞影片在国内观众的心中占据了一定地位，每当有影院贴出好莱坞影片的海报时，大门口常常会排起长龙，这种现象在上海尤其突出。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胜地，上海拥有许多豪华时髦的大戏院，比如大光明电影院、南京大戏院、美琪大戏院等。这些大戏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均以播放好莱坞影片发家，而且在这些戏院中好莱坞一流影片上映的时间可以与北美非常接近。
　　在那时，进影院看电影是一件相对小资的娱乐活动，舍得花上1元钱看部电影的人通常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进影院落座时，总能看到打扮得光鲜亮丽的时髦男女。当初大光明电影院门口挂出费雯·丽与克拉克·盖博的海报后，想要一睹《乱世佳人》风采的观众们将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堵得水泄不通，场面火爆堪比如今的浦江跨年。
　　提到大光明电影院就不得不说一下它的创举，“译意风”。当英语还没有普及，译制片还未兴起时，如何看懂一部英文片对于中国观众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美国的生产厂家特地为当时最豪华的大光明电影院定制了一款“Earphone”，后来被音译为“译意风”。在听筒中，观众可以听到“译意风小姐”将对白翻译成中文，著名电影人卢燕女士也曾经当过“译意风小姐”。记者们对此的评价是看电影的时候“像是带了一位到美国去镀过金的伴侣”，在当时这绝对是高档的享受，不过这一份享受可是需要观众额外掏出1角的费用。40年代初期，上海许多大影院都安装了“译意风”系统，这股旋风甚至刮到了上海的周边城市。
　　译制片，奥斯卡的另一种传播
　　进入60，70年代，奥斯卡在中国的传播遇到了一些转折，人们接触到奥斯卡影片的途径也有了一些改变。首先，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语言。“译意风小姐”由于各种原因在风行了一段时间后，并没有普及开来，但是另一种形式却成功取代了“译意风小姐”单一的声音，那就是译制片。
　　彼时上海电影译制厂、东北电影制片厂产出的译制片尤其受到观众的喜爱。邱岳峰、李梓、毕克、向隽殊等一批老艺术家在一无厂房、二无设备、三无经验的艰苦环境下，仅凭着对电影事业的一腔热情，一步步摸索着译制片的创作方式。比起“译意风小姐”纯粹的翻译，译制片是对原片的再创造。配音演员们的表演让“外国人”拥有了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从而被中国观众所理解。在扫除了因为语言而造成的理解障碍之后，普通观众欣赏起影片来就简单了许多。
　　另一个得到改善的问题是传播途径。70年代时，电视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人们的娱乐生活。虽然在那个年代还做不到家家户户都有一台，但是左邻右舍们围坐在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家常也成了一件令人享受的娱乐活动。在选择有限的时候，无论是走进影院还是坐在电视机前，观众们大多还是抱着放什么就看什么的态度。当外国人说着中国话的电影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奥斯卡获奖影片或许并不是很多人率先想到的，但事实上，很多时候，人们看到的译制片都和奥斯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些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电影常常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斩获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