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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陈春先的故事，需要从共和国40年前的那个春天说起。
1978年的早春3月，正是万物复苏的时节，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标志着科学春天的到来。
在此之前，1978年1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轰动全国的《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著名作家徐迟生动地描绘了中国科学院一位“臭老九”、数学家陈景润的传奇经历，展现了“文革”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灵创伤，呼唤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尊重。
2月17日《人民日报》加以转载，迅速在科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于是，在选拔对科学有突出贡献的人出席这次科学大会时，中国科学院推荐了10人，年仅44岁的陈景润在万众瞩目中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坐在陈景润身边的，是一位比他还要年轻几个月、来自中科院物理所的研究员陈春先。
陈春先何许人也？
陈春先1934年生于四川成都，1952年在四川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选派赴前苏联留学，曾师从著名世界级大师玻哥留博夫（Bogolubov）院士，完成了理论物理方面最严格的训练，在苏联科学院著名学术刊物发表了6篇陈春先署名文章。
1959年，陈春先学成归国后，被分配到国防科委搞原子弹试验。后来科学院领导通过多番交涉，把他挖过来，到中科院物理所搞研究。
1971年底，陈春先结束三年干校“改造”返回中国科学院。从一个国外资料中，了解到苏联核聚变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苏联原子能研究所搞成功了一种超高温核试验装置，叫“托卡马克”，其实验已达到几千万度的高温。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高端技术科研成果，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轰动。
陈春先主动请缨领衔“托卡马克”项目。
当时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混乱中，有关部门对立项迟迟不给答复。
陈春先性格执着，认定的事必须干到底。在有关负责人家中游说立项时，他情绪失控地说：“苏联都作出不同型号的托卡马克，中国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不着急？”
在三无（无资金，无设备场地，无人员）情况下，陈春先边“挨整”、边被贴大字报，坚持搞起了托卡马克项目。1974年7月1日，在物理所建成中国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简称CT-6号），填补了我国空白，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对核聚变的垄断。
今天在中科院网站的《中科院大事记》中，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1974年，物理所研制出我国首台托卡马克CT-6。”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前夕，陈春先和陈景润等被中国科学院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他们也是中国最年轻的正研究员。
坐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陈春先心潮翻滚，激情难抑。
1977年8月6日科学座谈会上，他已经听到邓小平同志温暖人心的“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勤部长”。
这次，面对全国科学大会6000位听众，小平同志又用陈春先熟悉的乡音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举打开了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陈春先默默下定决心，一定要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在这次科学大会上，陈春先主导的“北京托卡马克6号”，被评为全国科技一等奖。
二
全国科学大会后3个多月，陈春先随着中国首个科学家访美团，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陈春先考察的是美国的核聚变项目。在考察过程中，他对美国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区的新技术扩散区产生了浓厚情趣。
美国旧金山的硅谷和波士顿的128公路區，坐落着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等多所著名学府。在这些学府周边，诞生云集了苹果、英特尔等上千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成果被迅速转化为产品，每天都在创造着巨大的财富。走在这片高科技产业的发源地，陈春先心头的思绪无法平静，“我们已经落后了一个时代！”
1978年12月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今后中国将实行“改革开放”，由“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拉开了一个注定进入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序幕。
就在这年，陈春先又一次踏上了赴美深入考察的旅程。美国硅谷、128号公路技术扩散区许多产学研结合创造科技奇迹的生动例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技术扩散”的思路逐渐在陈春先的头脑中形成。中关村聚集了中国科学院几十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几十所著名学府，为什么不能像美国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区一样，成为中国的一个高科技扩散的辐射源呢？
在中国科学院的座谈会上，在北京市科协的交流会上，这位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室主任、等离子体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大声疾呼：“经济要发展，就要搞技术扩散。应该把科学技术和人才从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扩散，像把墨水滴入水杯一样，扩散开，把水染蓝！”“要把中关村建成‘中国硅谷’！”
陈春先的呼声，犹如一声春雷，在中国科学院内外激起了层层波澜。
陈春先在大小场合算起了账：“60年代初，我国第一台激光器研制成功，与美国仅相差半年，20年过去了，美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激光工业，而我们呢？科研成果还只是停留在纸上、实验室里，被禁锢在科研单位的深墙大院里，远离生产实践。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物理所的大门一开，国家就要投入三万元，可是却没有人计算一下，一千多人的物理所每天的产出又是多少？”
陈春先前后三次访美，更坚定了他移植硅谷经验、搞技术扩散的想法。
春雷之后就是播种。
1980年10月23日，陈春先带着纪世瀛、崔文栋、曹永仙、汪诗金、吴德顺、刘春城、罗承沐、耿秀敏、潘英、李兵等同仁，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间十几平方米、俗称“鸡窝”的后平房仓库。打开门一看，里面结满了蜘蛛网，尘土有几公分厚。他们打扫了半天卫生，把杂物堆到里边，拉上一道塑料布隔开，占用了大约5平方米小半间房子。然后摆上一张抽屉桌子，找来四把破椅子，没有放一粒鞭炮，更没有剪彩，悄无声响地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市科协咨询部部长赵绮秋还代表田夫书记前来讲话，表示充分支持，并借给200元启动费。经过大家热烈讨论，决定今后服务部经营项目包括搞技术咨询、办技术培训、为企业与科研机构牵线搭桥…… 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往往是在不经意间诞生的。我们无法揣测当时陈春先是否意识到，他带头创办的这个民办自发性质的科技开发机构，是北京甚至全国第一个民营科技公司的雏形，更是日后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中关村的第一粒种子！
三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有风险的。陈春先此后的创业道路充满了坎坷：议论、责难、诽谤、告状、查账、亏损、立案、被拘、绑架、破产，一个个接踵而至。
几个月来，服务部的活动非常活跃。原来科学城一到晚上下班，大家都窝在家里不出门。如今吃饭后人来人往，科技人员完全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服务部的各种工作，中科院和大专院校上百人开展各种科技活动，穿梭似地来往于物理所、电子所、力学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其中不乏一些知名教授。
这种“反常”现象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和议论。
有人把状告到物理所管惟炎所长，管惟炎一拍桌子：“简直无法无天，占用仓库也不向领导汇报，这样下去不把科学秩序搞乱了！”
从此以后，服务部的窝也没了。只能到处打游击，项目在哪里开发，就在哪里办公，有时拿到陈春先办公室，有时到纪世瀛的设计室，有时上曹永仙的试验室，除了财务上的保险柜放在刘春城的屋子里，其余都是流動的，有人把服务部叫做“科技游击队”。
一年多以后，服务部不但没有被摧垮，反而一天天壮大，服务项目越来越多，找上门来的企业和老百姓络绎不绝。
到1982年上半年，服务部共承担了27个开发、咨询、研制项目。其中有几十万的高压长脉冲电源的研制，有高速数据采集器的研制，有等离子冶金项目的研制，有高压大电流火花间隙开关的研制，有锅炉检测的改造等，收入已达2万多元。
看着服务部越来越红火，又听说发津贴，有人打小报告四处散布说：“陈春先办服务部就是为了捞钱，不贪污才怪呢！”
一时间阴风四起，到处流传着“陈春先带头破坏中科院的科研秩序”，“陈春先是中关村的科技二道贩子”。
更大的风暴终于来了。
物理所的例会上，管惟炎所长一脸严肃，公开点名批评了陈春先。他说：“陈春先办服务部说什么移植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实际上跟卖菜、卖肉的‘二道贩子’差不多，是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希望这些人悬崖勒马，把问题交代清楚。”
文革刚结束，阶级斗争的凛冽寒气人们记忆犹新。物理所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有些原来参加服务部活动的人，一看形势不妙，反悔到服务部干活，今后涨工资、评职称、分房子等着领导穿小鞋吧！当天晚上就有人到陈春先家，放下从服务部拿到的几十元、上百元津贴不说话就走。有的人退还津贴后，还忐忑不安地问：“这种非法所得，算不算贪污？会不会治罪？”
1982年5月，物理所一位副所长带队进驻服务部，一笔笔审查和复印所有账目。
管惟炎利用账目记载的情况，派人到北京和外地与服务部有合作关系的单位进行调查，理由是追查陈春先的经济问题，凡是物理所在服务部拿津贴的人，他个个面谈。
陈春先的儿子陈新宇清楚地记得，父亲经常夜里与一位“所长叔叔”在电话里争吵，有时吵得很凶，哽咽着说不成话。
1982年底，新华社北京分社资深记者潘善棠从赵绮秋那里了解到这一情况，两次采访了陈春先，周鸿书亲自对采访文章进行审阅修改，最后潘善棠顶着管惟炎的警告和压力，在深入核查、了解服务部的情况基础上，独立撰写了发往新华社“内部动态清样”，题目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
潘善棠2006年2月18日回忆：“稿子写出后，我建议先在新华社内参上刊出，供中央领导参阅，先看看中央领导对陈春先的做法是何种态度，再作下一步报道计划，这可避免与科学院和物理所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1983年1月6日，《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52期刊出。7日、8日，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在内参上作了重要批示，充分肯定了陈春先走出的新路子。
1983年1月25日早晨，陈春先像往常一样正在洗漱，突然停了下来。刚才打开的收音机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声音高亢，新闻摘要节目头条就是潘善棠的文章和中央领导的批示。
陈春先颤抖着手拿起电话，打给纪世瀛：“老纪，你听到广播没有？中央有批示了，肯定了我们的做法。”
老纪的嗓门大的吓人：“这是真的吗？怎么事前一点不知道，赶快通知大家听广播，这真是一场及时雨呀！”
大家很快跑到服务部，相互抱在一起，泪水扑簌簌流满脸。有的呼喊：“共产党万岁！”“服务部万岁！”服务部沸腾了！物理所沸腾了！整个中科院沸腾了！
四
自从中央批示传达后，到服务部来咨询、联系的络绎不绝，陈春先的家里几乎从早到晚排队来人找。陈春先想，看来必须把服务部扩大为公司，才能让新技术在更大范围里扩散。陈春先和他的团队租下了中关村大街上的大雅餐厅，成立了技工贸三位一体的民营科技公司，“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下设华夏电器公司和华夏电器厂。
随后，一大批中科院、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创业，京海、四通、信通、科海、联想等民营科技公司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陆续在北起燕园、南到白石桥这条几公里长的大街上安营扎寨。
1985年，闻名中外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雏形。
1988年，国务院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遗憾的是，陈春先领导的“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和他1986年彻底辞职下海创办的“华夏硅谷创业集团”，并没有顺风借势，获得长足发展，仍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在1996年偃旗息鼓。
与此同时，中关村却以震惊世界的步伐前进！
2002年1月，中关村被美国《新闻周刊》评选为全球八大新兴文化圣地之一。 是年，68岁的陈春先又成立了自己的新公司“陈春先工作室”，一家服务于中关村创业者的中介机构。
2004年8月9日，陈春先在贫困中因病逝世，告别了他恋恋难舍的中关村。他还临终遗嘱，向社会贡献出自己的眼角膜。
陈春先逝世前几个月，我曾到其804楼家中拜访。这还是中科院1981年分配给他的老式居民楼房子，4间小房子，没有客厅，约80多平方米。为了解决生活的困窘，租出去了一间。陈老身患糖尿病后期综合症等多种疾病，身体看上去非常虚弱。由于下海失去了科学院员工的福利待遇，他看病的医药费用都成问题。不久前，我曾经和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在海淀区政协会上起草过反映陈春先生活困境的提案。
我鼻子酸酸地說：“陈老，中关村和国家发展的这么好了，没想到您生活的这么困苦。”
陈春先笑着说：“挺好的！挺好的！能看到中关村和国家发展到今天这样子，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
他看着窗外说：“创建中国硅谷模式，与核聚变‘海水变石油’有实质的内在涵意。中国硅谷模式，即‘知识与金钱聚变’。科研创新工作，我不搞会有很多人搞，可以搞得很好。但探索在中国条件下的硅谷模式，只有我这样的人敢于挑头搞。”
话题一转，又神采飞扬地聊到了他的创业服务。
谈话中了解到，市、区领导知悉陈春先的生活困境，特别解决了陈春先的医保问题。
陈春先创业以来共创办过20多个公司，包括最后一个工作室，都没做大。他也常自嘲说：“我的公司全都没做大。经历了企业家的各种磨难，但是没有聚集起财富。”
没人深入研究过陈春先这位大勇气、浓激情、高智商的创业家，何以总是做不大、做不强、做不长的深层次原因。
科学家向企业家转型之痛始终伴随着陈春先，他承载了改革的历史重担，也必然直面中国早期市场体制的种种缺陷，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陈春先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教授。陈春先本人50年代初到莫斯科大学学习物理，1959年毕业后回国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他的书生气太浓了。在创业气氛、市场环境都缺乏的年代，这种书生气在市场竞争的刀光剑影中，肯定是不对称的厮杀。
陈春先的创业历程中，曾经推出许多超前科技项目，有过多次做大做强的机会，都因自身、外部和其它难以道明的因素中途折戟。
比如1983年，陈春先就做出了“华夏IPS8888桌面出版系统”，这个系统类似于后来走红的方正出版系统，但最后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败北。
1984年，还有一个涉及300多万元的计算机项目，大部分产品已经运到北京了，背景雄厚的国企合作方中途变卦。海淀区工商局、北京市中级法院前三次都判陈春先方胜诉，但没想到官司整整打了6年，最后却又不开庭莫名其妙地变成了陈春先败诉，几百万元的产品烂在了仓库。
纪世瀛深知陈春先的创业坎坷历程。他说陈春先“老陈性子太急，又太善良。不断开发科技项目，与外地企业合作，没赚多少钱，倒惹了不少麻烦。”
项目成了，陈春先只收点技术转让费。项目失败了，有的合作方怪罪于陈春先。因公司间经济纠纷，陈春先曾一次被非法拘留，一次被非法绑架，均被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解救。这两次非法拘留和绑架事件，对陈春先的健康造成很大影响。
显然，陈春先在商战中不能算是胜利者。可是，谁能说、谁敢说陈春先不是英雄呢？他是冲破中国传统科技体制的闯将，他是中国民营科技创业的先行者，他是中国知识经济的战略家，他是中关村第一枝报春梅！
陈春先的故事，需要从共和国40年前的那个春天说起。
1978年的早春3月，正是万物复苏的时节，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标志着科学春天的到来。
在此之前，1978年1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轰动全国的《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著名作家徐迟生动地描绘了中国科学院一位“臭老九”、数学家陈景润的传奇经历，展现了“文革”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灵创伤，呼唤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尊重。
2月17日《人民日报》加以转载，迅速在科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于是，在选拔对科学有突出贡献的人出席这次科学大会时，中国科学院推荐了10人，年仅44岁的陈景润在万众瞩目中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坐在陈景润身边的，是一位比他还要年轻几个月、来自中科院物理所的研究员陈春先。
陈春先何许人也？
陈春先1934年生于四川成都，1952年在四川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选派赴前苏联留学，曾师从著名世界级大师玻哥留博夫（Bogolubov）院士，完成了理论物理方面最严格的训练，在苏联科学院著名学术刊物发表了6篇陈春先署名文章。
1959年，陈春先学成归国后，被分配到国防科委搞原子弹试验。后来科学院领导通过多番交涉，把他挖过来，到中科院物理所搞研究。
1971年底，陈春先结束三年干校“改造”返回中国科学院。从一个国外资料中，了解到苏联核聚变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苏联原子能研究所搞成功了一种超高温核试验装置，叫“托卡马克”，其实验已达到几千万度的高温。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高端技术科研成果，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轰动。
陈春先主动请缨领衔“托卡马克”项目。
当时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混乱中，有关部门对立项迟迟不给答复。
陈春先性格执着，认定的事必须干到底。在有关负责人家中游说立项时，他情绪失控地说：“苏联都作出不同型号的托卡马克，中国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不着急？”
在三无（无资金，无设备场地，无人员）情况下，陈春先边“挨整”、边被贴大字报，坚持搞起了托卡马克项目。1974年7月1日，在物理所建成中国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简称CT-6号），填补了我国空白，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对核聚变的垄断。
今天在中科院网站的《中科院大事记》中，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1974年，物理所研制出我国首台托卡马克CT-6。”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前夕，陈春先和陈景润等被中国科学院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他们也是中国最年轻的正研究员。
坐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陈春先心潮翻滚，激情难抑。
1977年8月6日科学座谈会上，他已经听到邓小平同志温暖人心的“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勤部长”。
这次，面对全国科学大会6000位听众，小平同志又用陈春先熟悉的乡音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举打开了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陈春先默默下定决心，一定要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在这次科学大会上，陈春先主导的“北京托卡马克6号”，被评为全国科技一等奖。
二
全国科学大会后3个多月，陈春先随着中国首个科学家访美团，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陈春先考察的是美国的核聚变项目。在考察过程中，他对美国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区的新技术扩散区产生了浓厚情趣。
美国旧金山的硅谷和波士顿的128公路區，坐落着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等多所著名学府。在这些学府周边，诞生云集了苹果、英特尔等上千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成果被迅速转化为产品，每天都在创造着巨大的财富。走在这片高科技产业的发源地，陈春先心头的思绪无法平静，“我们已经落后了一个时代！”
1978年12月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今后中国将实行“改革开放”，由“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拉开了一个注定进入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序幕。
就在这年，陈春先又一次踏上了赴美深入考察的旅程。美国硅谷、128号公路技术扩散区许多产学研结合创造科技奇迹的生动例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技术扩散”的思路逐渐在陈春先的头脑中形成。中关村聚集了中国科学院几十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几十所著名学府，为什么不能像美国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区一样，成为中国的一个高科技扩散的辐射源呢？
在中国科学院的座谈会上，在北京市科协的交流会上，这位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室主任、等离子体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大声疾呼：“经济要发展，就要搞技术扩散。应该把科学技术和人才从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扩散，像把墨水滴入水杯一样，扩散开，把水染蓝！”“要把中关村建成‘中国硅谷’！”
陈春先的呼声，犹如一声春雷，在中国科学院内外激起了层层波澜。
陈春先在大小场合算起了账：“60年代初，我国第一台激光器研制成功，与美国仅相差半年，20年过去了，美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激光工业，而我们呢？科研成果还只是停留在纸上、实验室里，被禁锢在科研单位的深墙大院里，远离生产实践。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物理所的大门一开，国家就要投入三万元，可是却没有人计算一下，一千多人的物理所每天的产出又是多少？”
陈春先前后三次访美，更坚定了他移植硅谷经验、搞技术扩散的想法。
春雷之后就是播种。
1980年10月23日，陈春先带着纪世瀛、崔文栋、曹永仙、汪诗金、吴德顺、刘春城、罗承沐、耿秀敏、潘英、李兵等同仁，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间十几平方米、俗称“鸡窝”的后平房仓库。打开门一看，里面结满了蜘蛛网，尘土有几公分厚。他们打扫了半天卫生，把杂物堆到里边，拉上一道塑料布隔开，占用了大约5平方米小半间房子。然后摆上一张抽屉桌子，找来四把破椅子，没有放一粒鞭炮，更没有剪彩，悄无声响地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市科协咨询部部长赵绮秋还代表田夫书记前来讲话，表示充分支持，并借给200元启动费。经过大家热烈讨论，决定今后服务部经营项目包括搞技术咨询、办技术培训、为企业与科研机构牵线搭桥…… 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往往是在不经意间诞生的。我们无法揣测当时陈春先是否意识到，他带头创办的这个民办自发性质的科技开发机构，是北京甚至全国第一个民营科技公司的雏形，更是日后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中关村的第一粒种子！
三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有风险的。陈春先此后的创业道路充满了坎坷：议论、责难、诽谤、告状、查账、亏损、立案、被拘、绑架、破产，一个个接踵而至。
几个月来，服务部的活动非常活跃。原来科学城一到晚上下班，大家都窝在家里不出门。如今吃饭后人来人往，科技人员完全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服务部的各种工作，中科院和大专院校上百人开展各种科技活动，穿梭似地来往于物理所、电子所、力学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其中不乏一些知名教授。
这种“反常”现象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和议论。
有人把状告到物理所管惟炎所长，管惟炎一拍桌子：“简直无法无天，占用仓库也不向领导汇报，这样下去不把科学秩序搞乱了！”
从此以后，服务部的窝也没了。只能到处打游击，项目在哪里开发，就在哪里办公，有时拿到陈春先办公室，有时到纪世瀛的设计室，有时上曹永仙的试验室，除了财务上的保险柜放在刘春城的屋子里，其余都是流動的，有人把服务部叫做“科技游击队”。
一年多以后，服务部不但没有被摧垮，反而一天天壮大，服务项目越来越多，找上门来的企业和老百姓络绎不绝。
到1982年上半年，服务部共承担了27个开发、咨询、研制项目。其中有几十万的高压长脉冲电源的研制，有高速数据采集器的研制，有等离子冶金项目的研制，有高压大电流火花间隙开关的研制，有锅炉检测的改造等，收入已达2万多元。
看着服务部越来越红火，又听说发津贴，有人打小报告四处散布说：“陈春先办服务部就是为了捞钱，不贪污才怪呢！”
一时间阴风四起，到处流传着“陈春先带头破坏中科院的科研秩序”，“陈春先是中关村的科技二道贩子”。
更大的风暴终于来了。
物理所的例会上，管惟炎所长一脸严肃，公开点名批评了陈春先。他说：“陈春先办服务部说什么移植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实际上跟卖菜、卖肉的‘二道贩子’差不多，是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希望这些人悬崖勒马，把问题交代清楚。”
文革刚结束，阶级斗争的凛冽寒气人们记忆犹新。物理所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有些原来参加服务部活动的人，一看形势不妙，反悔到服务部干活，今后涨工资、评职称、分房子等着领导穿小鞋吧！当天晚上就有人到陈春先家，放下从服务部拿到的几十元、上百元津贴不说话就走。有的人退还津贴后，还忐忑不安地问：“这种非法所得，算不算贪污？会不会治罪？”
1982年5月，物理所一位副所长带队进驻服务部，一笔笔审查和复印所有账目。
管惟炎利用账目记载的情况，派人到北京和外地与服务部有合作关系的单位进行调查，理由是追查陈春先的经济问题，凡是物理所在服务部拿津贴的人，他个个面谈。
陈春先的儿子陈新宇清楚地记得，父亲经常夜里与一位“所长叔叔”在电话里争吵，有时吵得很凶，哽咽着说不成话。
1982年底，新华社北京分社资深记者潘善棠从赵绮秋那里了解到这一情况，两次采访了陈春先，周鸿书亲自对采访文章进行审阅修改，最后潘善棠顶着管惟炎的警告和压力，在深入核查、了解服务部的情况基础上，独立撰写了发往新华社“内部动态清样”，题目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
潘善棠2006年2月18日回忆：“稿子写出后，我建议先在新华社内参上刊出，供中央领导参阅，先看看中央领导对陈春先的做法是何种态度，再作下一步报道计划，这可避免与科学院和物理所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1983年1月6日，《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52期刊出。7日、8日，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在内参上作了重要批示，充分肯定了陈春先走出的新路子。
1983年1月25日早晨，陈春先像往常一样正在洗漱，突然停了下来。刚才打开的收音机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声音高亢，新闻摘要节目头条就是潘善棠的文章和中央领导的批示。
陈春先颤抖着手拿起电话，打给纪世瀛：“老纪，你听到广播没有？中央有批示了，肯定了我们的做法。”
老纪的嗓门大的吓人：“这是真的吗？怎么事前一点不知道，赶快通知大家听广播，这真是一场及时雨呀！”
大家很快跑到服务部，相互抱在一起，泪水扑簌簌流满脸。有的呼喊：“共产党万岁！”“服务部万岁！”服务部沸腾了！物理所沸腾了！整个中科院沸腾了！
四
自从中央批示传达后，到服务部来咨询、联系的络绎不绝，陈春先的家里几乎从早到晚排队来人找。陈春先想，看来必须把服务部扩大为公司，才能让新技术在更大范围里扩散。陈春先和他的团队租下了中关村大街上的大雅餐厅，成立了技工贸三位一体的民营科技公司，“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下设华夏电器公司和华夏电器厂。
随后，一大批中科院、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创业，京海、四通、信通、科海、联想等民营科技公司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陆续在北起燕园、南到白石桥这条几公里长的大街上安营扎寨。
1985年，闻名中外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雏形。
1988年，国务院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遗憾的是，陈春先领导的“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和他1986年彻底辞职下海创办的“华夏硅谷创业集团”，并没有顺风借势，获得长足发展，仍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在1996年偃旗息鼓。
与此同时，中关村却以震惊世界的步伐前进！
2002年1月，中关村被美国《新闻周刊》评选为全球八大新兴文化圣地之一。 是年，68岁的陈春先又成立了自己的新公司“陈春先工作室”，一家服务于中关村创业者的中介机构。
2004年8月9日，陈春先在贫困中因病逝世，告别了他恋恋难舍的中关村。他还临终遗嘱，向社会贡献出自己的眼角膜。
陈春先逝世前几个月，我曾到其804楼家中拜访。这还是中科院1981年分配给他的老式居民楼房子，4间小房子，没有客厅，约80多平方米。为了解决生活的困窘，租出去了一间。陈老身患糖尿病后期综合症等多种疾病，身体看上去非常虚弱。由于下海失去了科学院员工的福利待遇，他看病的医药费用都成问题。不久前，我曾经和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在海淀区政协会上起草过反映陈春先生活困境的提案。
我鼻子酸酸地說：“陈老，中关村和国家发展的这么好了，没想到您生活的这么困苦。”
陈春先笑着说：“挺好的！挺好的！能看到中关村和国家发展到今天这样子，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
他看着窗外说：“创建中国硅谷模式，与核聚变‘海水变石油’有实质的内在涵意。中国硅谷模式，即‘知识与金钱聚变’。科研创新工作，我不搞会有很多人搞，可以搞得很好。但探索在中国条件下的硅谷模式，只有我这样的人敢于挑头搞。”
话题一转，又神采飞扬地聊到了他的创业服务。
谈话中了解到，市、区领导知悉陈春先的生活困境，特别解决了陈春先的医保问题。
陈春先创业以来共创办过20多个公司，包括最后一个工作室，都没做大。他也常自嘲说：“我的公司全都没做大。经历了企业家的各种磨难，但是没有聚集起财富。”
没人深入研究过陈春先这位大勇气、浓激情、高智商的创业家，何以总是做不大、做不强、做不长的深层次原因。
科学家向企业家转型之痛始终伴随着陈春先，他承载了改革的历史重担，也必然直面中国早期市场体制的种种缺陷，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陈春先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教授。陈春先本人50年代初到莫斯科大学学习物理，1959年毕业后回国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他的书生气太浓了。在创业气氛、市场环境都缺乏的年代，这种书生气在市场竞争的刀光剑影中，肯定是不对称的厮杀。
陈春先的创业历程中，曾经推出许多超前科技项目，有过多次做大做强的机会，都因自身、外部和其它难以道明的因素中途折戟。
比如1983年，陈春先就做出了“华夏IPS8888桌面出版系统”，这个系统类似于后来走红的方正出版系统，但最后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败北。
1984年，还有一个涉及300多万元的计算机项目，大部分产品已经运到北京了，背景雄厚的国企合作方中途变卦。海淀区工商局、北京市中级法院前三次都判陈春先方胜诉，但没想到官司整整打了6年，最后却又不开庭莫名其妙地变成了陈春先败诉，几百万元的产品烂在了仓库。
纪世瀛深知陈春先的创业坎坷历程。他说陈春先“老陈性子太急，又太善良。不断开发科技项目，与外地企业合作，没赚多少钱，倒惹了不少麻烦。”
项目成了，陈春先只收点技术转让费。项目失败了，有的合作方怪罪于陈春先。因公司间经济纠纷，陈春先曾一次被非法拘留，一次被非法绑架，均被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解救。这两次非法拘留和绑架事件，对陈春先的健康造成很大影响。
显然，陈春先在商战中不能算是胜利者。可是，谁能说、谁敢说陈春先不是英雄呢？他是冲破中国传统科技体制的闯将，他是中国民营科技创业的先行者，他是中国知识经济的战略家，他是中关村第一枝报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