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从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初步定义入手,进而通过对其进行简单的分析、论证,得出其具有连续性、丰富兼容性和典型性的特点。对“中原音乐文化”特点的研究,也可以为日益兴起的“多元文化教育”以及“地域文化教育”研究提供参考和帮助。
关键词:中原音乐文化 连续性 丰富性 典型性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一 关于“中原音乐文化”的定义
“中原”,是为世人耳熟能详的一个汉语词汇,它在《辞海》中有两解:一为“平原之地也”;一曰“谓中国也”,别于边疆而言。按古称河南及其附近之地为中原,至东晋、南宋亦有统指黄河下游为中原者。《辞源》则对“中原”有三种解释:其一为“平原、原野”;其二为“地域名”,狭义指今河南一带,广义指黄河中下游或整个黄河流域;其三为“内地,别于边疆而言”。在《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中,“中原”则直解为“指河南一带,也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那么我们试取其三解之共,更突出其地域指代意义,暂把“中原”定义为“以今河南省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而对于“文化”一词,在A·L·克鲁伯和克赖德·克拉克洪于1952年发表的著作《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评论》中,列出了161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其中包括如“人类文明的总称”、“人的第二自然”、“自觉的精神和价值观念体系”、“人的生活样法或生存方式”等等。而在《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中,对其的解释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与上文提到的“人类文明的总称”之意基本贴近。
有了对“中原”和“文化”在本文中的具体定义,那么我们就引申性的把“中原音乐文化”解释为“以今河南省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们创造的一切关于音乐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既是河南省取之不尽的民歌、民乐,也是源远流长的各种曲艺形式,更是保留至今的各种音乐文物和音乐思想。其内涵是中原地区人民现实生活的形象反映,是其对世界的一种掌握方式,是其生产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其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形式,是其社会实践的产物。即河南地区以自己的文化底蕴为基础,对周边文化吸收与融合,是历史发展的时间与地理环境的空间的结合体,是文化内在逻辑演变和文化空间形态变迁的统一。
二 中原音乐文化的特点
1 自音乐产生起的文化主体连续性
(1)关于音乐文化起源的认同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现今的学术界还在争论不休,集中体现为“满天星斗说”、“两大集团说”、“接触地带说”和“大小中心说”等多种学说,这其中以苏秉琦先生的“六大区”理论即“满天星斗说”的影响较大。虽然我们今天还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以今河南省为主的黄河中下游流域,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主要源头之一。关于中国音乐文化的形成,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原音乐文化是其三大源头之一——中国音乐文化是汉族和除俄罗斯族以外的其他54个少数民族都采用的音乐体系,其形成和发展,综合了古代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和以珠江流域为中心的百越文化中的音乐。比如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经过1986年至2001年共7次发掘,出土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30余支骨笛和60余件龟甲响器。
乐器是音乐的物化形态,是文化高度发达的反映,众多的乐器实物集中出土,证明了当时音乐文化的发达。此时人类的时间坐标是距今8000年前,这足以为我国音乐文化起源的研究提供有力证据。在史书中,也不乏黄河流域原始部落的葛天氏之乐、大禹治水之歌的《大夏》之乐,商人“恒舞于宫,酣歌于室”的记载,之后殷墟大量三件一组的编铙、两汉魏晋隋唐一承的画像砖陶俑壁画、宋元时期大量的民间音乐形式,都证明了中原音乐文化的连绵不断。可以说,中原音乐作为一种特定文化,实际上在8000年前已经初步形成。如果我们把这种对于音乐文化起源的认同,视作一个纵跨时空的时间轴,那么它就既代表夏商时期黄河流域先民的乐舞,也代表今天当代作曲家借鉴传统用现代技法创作的音乐作品;既代表曾深埋于地下的贾湖骨笛和殷墟磬、埙、铙,也代表今天中原民乐的电声化发展;既代表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伟大思想,也代表今天音乐教育国际化、多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统一。
(2)经济的长期发达与稳定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论述到:地形条件的不同,影响人民生产生活形式和性格的类型,从而影响各个民族在历史的地位。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地理条件有三种差别:一是“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地和平原”;二是“平原流域——巨川大江流过的地方”;三是“和海连接的海岸区域”。其中具有第二种地理条件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众所周知,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决定了中原地区的人们对农耕文明的选择,并且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人类生活中,把农耕文明发展到了顶峰。人们对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最终决定了他们的文化主体和文化特征。
在中国农业文化发展的前两个时期,即原始农业文化和传统农业文化时期,可统称为农耕文化时期,或古代农业文化时期。在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文化是基础,因为它是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的的,它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身。中国是世界农业的发源地之一,而中原农耕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农业文化的基础,又是宋代以前中国农业文化的轴心。中原农耕文化可谓源远流长。一位著名学者在谈到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这完全符合中国农业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发展的实际。
农业文明的长期稳定,带来了文化的长期稳定,农业文明的长期发达,也带来了文化的长期发达。这种文化上明显的“强势”地位,使中原音乐文化在无数次的交流和交融中,做到了坚持自我音乐文化主体的兼容并蓄,吸纳其他音乐文化完善发展自我,为中原音乐文化主体的连续性提供了保证。
(3)政治的长期中心地位
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中原地区始终处于农业文明的高度发达地区,这也直接影响了政治中心的选地问题。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到公元11世纪的宋代,历时3500多年,其间有20多个朝代、200多位帝王在河南建都。我国的“七大古都”中,河南占其三:安阳、洛阳、开封。在2005年,郑州又被列为了“第八大古都”。统治阶级的享乐,为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政治的中心区为地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基础,经济的繁荣为其提供了保证。同时上层建筑要求文化与政治统一的思想,带来了音乐文化最大限度的稳定,也带来了音乐文化最大限度的繁荣。可以借用严文明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段形象比喻来说明:“整个中国的古代文化就像一个重瓣花朵,中原是花心,周围的各文化中心好比是里圈花瓣,再外围的一些文化中心则是外围的瓣。这种重瓣花朵式的结构乃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又是保持多样性因而充满自身活力的结构,中国文明的历史之所以几千年连绵不断,是与这种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结构与民族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分不开的。”
(4)“文化中国”的形成过程
“华文化”是世界罕有的文明奇迹,对世界文化的进步与发展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华文化首先发生在中国汉人区内,中心地在中原,属黄河文化,在对长江、珠江文化区浸润与同化成功之后,形成了中国文化主干,即汉族文化。华文化的辐射区进一步影响周边少数民族,使之纳入中文化区内。由此,“文化中国”最终形成,中国版图之形成主要不是依赖武力,而是仁道自成,文教化育的自然结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源远流长的中原音乐文化。中原音乐文化既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又是形成“文化中国”的主要力量之一,这正体现了自音乐产生后,中原音乐文化主体的连续性及其影响力。
2 多种文化碰撞后的丰富性与兼容性
由于政治、经济、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原音乐文化始终处于华夏文明的核心圈。在历史长河中,不同民族、宗教、地域、国家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与碰撞就是必然。可以说在中原文化所包含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与“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最下伐城”等思想的支撑下,其产生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周朝的“封邦建国”到北宋文官制度的全面繁荣,从北魏孝文帝改革到王安石庆历新政,中原大地上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推动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递进。从殷商王朝对商业经济方式的自觉选择,到以宋朝交子、汇票等为标志的商业革命,都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极大发展,实现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先后创造了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
而这种文化层面的交流与碰撞,不仅仅存在于同一范畴内的交流与碰撞,也存在于不同范畴内的交叉碰撞。从贾湖骨笛的古韵悠远、殷镛的四海有知音,到《诗经》的十五国风;从统一战争的号角到四域战歌的回应;从封建统治的高度集权与强大,到各地珍宝、优歌美舞的纷纷朝贡;从佛教的传入到儒释道的三足鼎立;从丝绸之路、海上航道的繁盛到外域文化的纷至沓来;从国力衰微后学堂乐歌的兴起,到木兰诗篇、风中少林的唱响;从向西方音乐乞灵,到今天对母语音乐教育的回归。中原音乐文化以悠久的历史、博大的胸怀和坚定的个性,把不同民族、宗教、地域、国家乃至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文化融为一体,并进行了具有中原文化风格的发展。可以说,中原音乐文化既有深厚强大的自我魅力,又不失精巧细致的多元风格,具有广泛的代表意义。
3 作为音乐文化的典型性
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宝藏,一直是历代人们追忆、研究的对象,而其命运却各不相同——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埃及文化便告衰弱;公元之初,希腊文化消逝而去;之后不久,古印度文化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逝去的文化或沉淀为文化遗产,或为后人追缅的精神对象,或融入新的文化潮流之中,而中国文化则大浪淘沙独具风采。作为“中国文化——中国音乐文化”的源头之一和主要组成部分,“中原文化——中原音乐文化”在今天,也就更加具有其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
中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碰撞、激荡,依然屹立不倒,以极大的胸怀容纳了几十种异族异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它从产生、发展、繁荣的一系列过程,是中国音乐文化乃至世界音乐文化研究的一个典型,并为一系列中国音乐文化的象征物和标志物所证明。无论怎么发展变化,其精髓就蕴含于八千年来文化主体的坚持,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河南省有12项有关音乐的内容入选,无论是曲韵悠远的南阳市“板头曲”、许昌市“筹音乐”,还是响彻华夏的武陟县、开封县“河南盘鼓”,项城市“官会响锣”,亦或是传唱千年的信阳民歌、西坪民歌,都是我们中原音乐文化的代表与体现。
诚如梅茹耶夫所言:“文化在理论上所表现出的复杂性并不是因为文化概念本身的多义性,文化是一个涉及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因而,文化一词本身就已经统一了各个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原音乐文化的研究与学习,发现存在于其中亘古不变的文化基因及其在今天的体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从而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今天的世界。
参考文献:
[1] 《辞海》,中华书局,1981年版。
[2] 《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3] 《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 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杜亚雄、桑海波:《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 孙敏:《试论河南音乐文物的文化特征》,《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2期。
[7] 盛邦和:《文化民族主义的三种理论》,《思想与文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王风雷,男,1977—,河南新乡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音乐学、舞蹈教学,工作单位:新乡学院。
关键词:中原音乐文化 连续性 丰富性 典型性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一 关于“中原音乐文化”的定义
“中原”,是为世人耳熟能详的一个汉语词汇,它在《辞海》中有两解:一为“平原之地也”;一曰“谓中国也”,别于边疆而言。按古称河南及其附近之地为中原,至东晋、南宋亦有统指黄河下游为中原者。《辞源》则对“中原”有三种解释:其一为“平原、原野”;其二为“地域名”,狭义指今河南一带,广义指黄河中下游或整个黄河流域;其三为“内地,别于边疆而言”。在《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中,“中原”则直解为“指河南一带,也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那么我们试取其三解之共,更突出其地域指代意义,暂把“中原”定义为“以今河南省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而对于“文化”一词,在A·L·克鲁伯和克赖德·克拉克洪于1952年发表的著作《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评论》中,列出了161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其中包括如“人类文明的总称”、“人的第二自然”、“自觉的精神和价值观念体系”、“人的生活样法或生存方式”等等。而在《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中,对其的解释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与上文提到的“人类文明的总称”之意基本贴近。
有了对“中原”和“文化”在本文中的具体定义,那么我们就引申性的把“中原音乐文化”解释为“以今河南省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们创造的一切关于音乐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既是河南省取之不尽的民歌、民乐,也是源远流长的各种曲艺形式,更是保留至今的各种音乐文物和音乐思想。其内涵是中原地区人民现实生活的形象反映,是其对世界的一种掌握方式,是其生产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其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形式,是其社会实践的产物。即河南地区以自己的文化底蕴为基础,对周边文化吸收与融合,是历史发展的时间与地理环境的空间的结合体,是文化内在逻辑演变和文化空间形态变迁的统一。
二 中原音乐文化的特点
1 自音乐产生起的文化主体连续性
(1)关于音乐文化起源的认同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现今的学术界还在争论不休,集中体现为“满天星斗说”、“两大集团说”、“接触地带说”和“大小中心说”等多种学说,这其中以苏秉琦先生的“六大区”理论即“满天星斗说”的影响较大。虽然我们今天还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以今河南省为主的黄河中下游流域,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主要源头之一。关于中国音乐文化的形成,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原音乐文化是其三大源头之一——中国音乐文化是汉族和除俄罗斯族以外的其他54个少数民族都采用的音乐体系,其形成和发展,综合了古代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和以珠江流域为中心的百越文化中的音乐。比如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经过1986年至2001年共7次发掘,出土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30余支骨笛和60余件龟甲响器。
乐器是音乐的物化形态,是文化高度发达的反映,众多的乐器实物集中出土,证明了当时音乐文化的发达。此时人类的时间坐标是距今8000年前,这足以为我国音乐文化起源的研究提供有力证据。在史书中,也不乏黄河流域原始部落的葛天氏之乐、大禹治水之歌的《大夏》之乐,商人“恒舞于宫,酣歌于室”的记载,之后殷墟大量三件一组的编铙、两汉魏晋隋唐一承的画像砖陶俑壁画、宋元时期大量的民间音乐形式,都证明了中原音乐文化的连绵不断。可以说,中原音乐作为一种特定文化,实际上在8000年前已经初步形成。如果我们把这种对于音乐文化起源的认同,视作一个纵跨时空的时间轴,那么它就既代表夏商时期黄河流域先民的乐舞,也代表今天当代作曲家借鉴传统用现代技法创作的音乐作品;既代表曾深埋于地下的贾湖骨笛和殷墟磬、埙、铙,也代表今天中原民乐的电声化发展;既代表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伟大思想,也代表今天音乐教育国际化、多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统一。
(2)经济的长期发达与稳定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论述到:地形条件的不同,影响人民生产生活形式和性格的类型,从而影响各个民族在历史的地位。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地理条件有三种差别:一是“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地和平原”;二是“平原流域——巨川大江流过的地方”;三是“和海连接的海岸区域”。其中具有第二种地理条件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众所周知,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决定了中原地区的人们对农耕文明的选择,并且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人类生活中,把农耕文明发展到了顶峰。人们对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最终决定了他们的文化主体和文化特征。
在中国农业文化发展的前两个时期,即原始农业文化和传统农业文化时期,可统称为农耕文化时期,或古代农业文化时期。在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文化是基础,因为它是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的的,它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身。中国是世界农业的发源地之一,而中原农耕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农业文化的基础,又是宋代以前中国农业文化的轴心。中原农耕文化可谓源远流长。一位著名学者在谈到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这完全符合中国农业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发展的实际。
农业文明的长期稳定,带来了文化的长期稳定,农业文明的长期发达,也带来了文化的长期发达。这种文化上明显的“强势”地位,使中原音乐文化在无数次的交流和交融中,做到了坚持自我音乐文化主体的兼容并蓄,吸纳其他音乐文化完善发展自我,为中原音乐文化主体的连续性提供了保证。
(3)政治的长期中心地位
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中原地区始终处于农业文明的高度发达地区,这也直接影响了政治中心的选地问题。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到公元11世纪的宋代,历时3500多年,其间有20多个朝代、200多位帝王在河南建都。我国的“七大古都”中,河南占其三:安阳、洛阳、开封。在2005年,郑州又被列为了“第八大古都”。统治阶级的享乐,为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政治的中心区为地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基础,经济的繁荣为其提供了保证。同时上层建筑要求文化与政治统一的思想,带来了音乐文化最大限度的稳定,也带来了音乐文化最大限度的繁荣。可以借用严文明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段形象比喻来说明:“整个中国的古代文化就像一个重瓣花朵,中原是花心,周围的各文化中心好比是里圈花瓣,再外围的一些文化中心则是外围的瓣。这种重瓣花朵式的结构乃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又是保持多样性因而充满自身活力的结构,中国文明的历史之所以几千年连绵不断,是与这种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结构与民族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分不开的。”
(4)“文化中国”的形成过程
“华文化”是世界罕有的文明奇迹,对世界文化的进步与发展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华文化首先发生在中国汉人区内,中心地在中原,属黄河文化,在对长江、珠江文化区浸润与同化成功之后,形成了中国文化主干,即汉族文化。华文化的辐射区进一步影响周边少数民族,使之纳入中文化区内。由此,“文化中国”最终形成,中国版图之形成主要不是依赖武力,而是仁道自成,文教化育的自然结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源远流长的中原音乐文化。中原音乐文化既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又是形成“文化中国”的主要力量之一,这正体现了自音乐产生后,中原音乐文化主体的连续性及其影响力。
2 多种文化碰撞后的丰富性与兼容性
由于政治、经济、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原音乐文化始终处于华夏文明的核心圈。在历史长河中,不同民族、宗教、地域、国家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与碰撞就是必然。可以说在中原文化所包含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与“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最下伐城”等思想的支撑下,其产生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周朝的“封邦建国”到北宋文官制度的全面繁荣,从北魏孝文帝改革到王安石庆历新政,中原大地上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推动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递进。从殷商王朝对商业经济方式的自觉选择,到以宋朝交子、汇票等为标志的商业革命,都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极大发展,实现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先后创造了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
而这种文化层面的交流与碰撞,不仅仅存在于同一范畴内的交流与碰撞,也存在于不同范畴内的交叉碰撞。从贾湖骨笛的古韵悠远、殷镛的四海有知音,到《诗经》的十五国风;从统一战争的号角到四域战歌的回应;从封建统治的高度集权与强大,到各地珍宝、优歌美舞的纷纷朝贡;从佛教的传入到儒释道的三足鼎立;从丝绸之路、海上航道的繁盛到外域文化的纷至沓来;从国力衰微后学堂乐歌的兴起,到木兰诗篇、风中少林的唱响;从向西方音乐乞灵,到今天对母语音乐教育的回归。中原音乐文化以悠久的历史、博大的胸怀和坚定的个性,把不同民族、宗教、地域、国家乃至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文化融为一体,并进行了具有中原文化风格的发展。可以说,中原音乐文化既有深厚强大的自我魅力,又不失精巧细致的多元风格,具有广泛的代表意义。
3 作为音乐文化的典型性
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宝藏,一直是历代人们追忆、研究的对象,而其命运却各不相同——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埃及文化便告衰弱;公元之初,希腊文化消逝而去;之后不久,古印度文化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逝去的文化或沉淀为文化遗产,或为后人追缅的精神对象,或融入新的文化潮流之中,而中国文化则大浪淘沙独具风采。作为“中国文化——中国音乐文化”的源头之一和主要组成部分,“中原文化——中原音乐文化”在今天,也就更加具有其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
中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碰撞、激荡,依然屹立不倒,以极大的胸怀容纳了几十种异族异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它从产生、发展、繁荣的一系列过程,是中国音乐文化乃至世界音乐文化研究的一个典型,并为一系列中国音乐文化的象征物和标志物所证明。无论怎么发展变化,其精髓就蕴含于八千年来文化主体的坚持,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河南省有12项有关音乐的内容入选,无论是曲韵悠远的南阳市“板头曲”、许昌市“筹音乐”,还是响彻华夏的武陟县、开封县“河南盘鼓”,项城市“官会响锣”,亦或是传唱千年的信阳民歌、西坪民歌,都是我们中原音乐文化的代表与体现。
诚如梅茹耶夫所言:“文化在理论上所表现出的复杂性并不是因为文化概念本身的多义性,文化是一个涉及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因而,文化一词本身就已经统一了各个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原音乐文化的研究与学习,发现存在于其中亘古不变的文化基因及其在今天的体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从而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今天的世界。
参考文献:
[1] 《辞海》,中华书局,1981年版。
[2] 《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3] 《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 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杜亚雄、桑海波:《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 孙敏:《试论河南音乐文物的文化特征》,《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2期。
[7] 盛邦和:《文化民族主义的三种理论》,《思想与文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王风雷,男,1977—,河南新乡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音乐学、舞蹈教学,工作单位:新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