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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邹韬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今天，我国的新闻编辑皆以赢得和进入长江韬奋奖·韬奋系列为最大荣耀
1926年，由邹韬奋主持的《生活》周刊从一份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生活》周刊自邹韬奋接办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邪恶、黑暗势力作斗争，力图“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1935年11月，他在上海创办的《大众生活》周刊，对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和援助，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造出当时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1936年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因主张团结抗日被社会各界誉为“七君子”，他们呼吁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阵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因此而被南京国民政府关押入狱。在243天的狱中生活里，邹韬奋始终以一个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的姿态，表现出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
婚 事
邹韬奋原名恩润，韬奋是他的笔名。他祖籍江西，于1895年11月生于福建。
沈粹缜生于1901年，苏州人，她是家中长女。10岁那年随大姑母到北京，读完小学后进刺绣学校学习。她20岁时，被苏州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杨卫玉选中，被聘为校美术科主任。此时的沈粹缜风华正茂，青春美丽。一时间上沈家为粹缜说媒的人络绎不绝，对方多为家道殷实的商人。可沈粹缜偏偏看不上商人。直到1925年的一天，校长杨卫玉给她介绍对象。杨校长说，对方“是一个文人”，身上决无铜臭，“和他组织小家庭，可以完全摆脱封建礼节的束缚”。这样的对象应该是沈粹缜愿意接受的。但杨校长告诉她，对方有过短暂婚史，现丧偶。他请沈粹缜郑重考虑后再决定。杨校长介绍的正是韬奋。
此后不久，杨校长乘火车去上海公干，沈粹缜同行。车抵上海，出站时，杨校长一边张望，一边对沈粹缜说，韬奋今天要去昆山办事，他现在车站，你们可以先认识一下。话音刚落，沈粹缜就见一个戴着眼镜、目光深邃、一脸文气的男子匆匆向他们走来。事前毫无所知的沈粹缜，对这次“相亲”也没怎么介意，只是觉得“十分可笑”。她揣测杨校长和韬奋一定早有“预谋”。她对韬奋印象不错，而韬奋对她却是“一见钟情”。沈粹缜后来回忆道，“此后不久，杨卫玉先生陪同韬奋到我工作的苏州女子职业学校和我第一次正式见面”。“这时正是蝶飞莺啭、落英缤纷的江南暮春时节。”
韬奋的感情则更热烈。自这次见面后，他常给粹缜写信，几乎一周两封。沈粹缜说“他在爱情方面，不仅热情洋溢，而且也能体贴人，还很风趣”。比如韬奋有时会用苏州话给粹缜写信，后者读起来难免要连蒙带猜来领会信中意思，阅读时常常忍不住哑然失笑，平添不少情趣。相信在这样的互动交流中，韬奋也会告诉粹缜他曾经的经历，包括第一次婚姻。
韬奋父亲和一位姓叶的同事曾同在福建省政界共事，“他们因自己的友谊深厚，便把儿女结成了‘秦晋之好’”。但韬奋一不满意叶小姐没进过学校，二不满意包办婚姻，他与叶小姐都没见过面、说过话。
可是韬奋反对没用，双方家长不同意，叶小姐本人也秉持“诗礼之家”的训诲，表示非韬奋不嫁。由于彼此坚持，事情一直搁着。直到韬奋离开学校进入职场，对于那位痴情女子于心不忍，终于同意结婚。后来举办婚礼，双方家庭都接受了韬奋的“新派”——不举宴、不收礼、婚礼用茶点。韜奋事后很感念老岳父对他的包容。当然，尤其让韬奋内疚和感动的，是婚后“天性本来非常笃厚”的妻子对他的一腔真爱。令人扼腕的是，这对年轻人步入婚姻殿堂还不到两年，妻子却因一场突然袭来的伤寒症，不幸香销玉殒，英年早逝。
妻子病逝后，韬奋才真切地感受到她在他心中的分量。他回忆：“她死后的那几个月，我简直是发了狂，独自一人跑到她的停柩处，在灵前对她哭诉！……这种发疯的情形，实在是被她待我过厚所感动而出于无法自禁的。我在那个时候的生活，简直完全沉浸于情感的激动中，几乎完全失去了理性的控制。”
韬奋这种真诚对待感情的态度，深深打动了沈粹缜。1925年7月，他俩请了几位双方家人，先到苏州留园照相，然后按当地习俗，交换订婚戒指，举行了订婚仪式。订婚后，韬奋去苏州更勤了，每周必去看望粹缜。有时早车来，晚车走。大多是周六晚到苏州，夜借宿旅馆；星期天和粹缜游苏州园林，晚上赶回上海。沈粹缜后来回忆道，“这大约半年左右的恋爱生活，在韬奋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半年后的1926年元旦，他俩假座上海永安公司楼上“大东酒家”，举行了婚礼。
家 事
婚后，为妻子考虑，韬奋原想在苏州安家，而且已租下房，甚至都布置好了。但此时粹缜觉得，韬奋每周一次奔走在上海与苏州之间太费时，她知道丈夫惜时如金。所以在她的坚持下，最后决定退掉租房，到上海安家。为此粹缜还毅然辞去在苏州女子职校待遇不错的每月六十元薪水的职务。她说：“命运既然把我和韬奋结合在一起，从此以后，我和韬奋也就共着同一个命运了。”
婚后不久，韬奋开始接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并任主编，正式从事新闻工作。其时韬奋堪称“光杆司令”：既是“老板”，又是“伙计”，还兼任其他多种重活，如采写文章、写各种专栏、跑印刷厂、校对……“他对这个刊物真可说像一个母亲对婴儿那样倾注了全部感情、心血和精力。”（沈粹缜语）
韬奋不喝酒不抽烟，唯一的嗜好是读书。而且生活有规律，爱整洁，每月薪水全数交给妻子，依赖妻子理家。而在妻子眼里，放下工作，韬奋在家里是一个说话风趣、喜欢逗乐、和蔼可亲的人。尤其是他俩有了孩子后，每天晚饭后总要和孩子玩一会才进工作室。孩子长大一些，一日三餐韬奋便要其自己动手。但在有些方面，如何教育孩子，他与粹缜也有矛盾。如粹缜不让孩子吃零食，不赞成给零花钱。韬奋则认为应该给孩子零用钱，这可以让他们随时买一些学习中需要的东西，可以从小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习惯和能力。在教育问题上，韬奋也是责无旁贷，二儿子嘉骝有一次因古文没背出被老师责打哭鼻子时，韬奋认为老师做得不对，他没有责怪孩子，连晚饭也顾不上吃，就去学校向老师提意见。 韬奋在这类事上特较真，而在另外一些事上，则特别“天真”。比如他不会数钱（铜板），乘电车辨不清站点，他要求孩子生活自理，自己却很不会料理……沈粹缜为此也检讨自己“在婚后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间”“把悉心为他（韬奋）料理一切看作是自己应尽的责任，这样也就愈发增长了他的依赖程度”。当粹缜一旦意识到“人是需要在实际生活中锻炼的”，她就开始有意识对韬奋“放手”。果然，这样一来，尤其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占香港，韬奋先于家人被迫流亡到东江纵队后，他不但学会料理自己的生活，还帮助粹缜到山溪中为孩子们洗衣服和做其他各种杂事，以至让妻子觉得“他好像突然变得能干多了。”
在妻子的精心打理下，那时出入韬奋家的朋友，都赞誉他们家充满温暖和幸福。沈钧儒曾回忆道，那时沈粹缜“随时随事，协助（韬奋）先生，平时家庭融和快乐，故（韬奋）先生得一心专注于著作”。沈粹缜也觉得，他们“那时的家庭，对韬奋来说，就好像一个美丽而平静的港湾，他安静地泊在那里，仍然按照他自己的路子，专注地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自己心爱的感到兴趣的工作——编辑他的《生活》周刊，一直要到他自己摸索着前进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尤其是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才把他从原来狭隘的圈子中震惊过来；敌人的刺刀和铁蹄把他爱国主义的热情大大激发了起来。”似乎到了这时候，韬奋才猛然惊醒，从此毅然走出小家庭“和煦平静的港湾，迎着风暴，一往直前，再也没有回头。”
国 事
韬奋接手《生活》周刊前，该刊每期发行量只有2800份，且多为赠送。后来在韬奋手上发行量猛增至逾15万份！以至它所从属的中华职教社“深知道这个周刊在社会上确有它的效用，允许它独立”，于是《生活》周刊脱离职教社，另组合作社，产生了生活书店。它的业务发展到全国分支店达42所，先后出版书籍1050余种。这样的业绩，韬奋是如何做到的呢？且听他自述：“我接办（《生活》周刊）之后，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对于编制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也很注意。”“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其次，是信箱里解答的文字。”又说“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和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头痛击。”
当然，更主要的是，韬奋办刊，把握住了如何契入社会脉搏。如九一八事变，国难临头，全国震动；东北义勇军喋血抗战，消息传到上海，生活周刊社代收读者捐助前方款项，数量达12万元，创下抗战中以刊物代收民众捐款先例，这些就是“时代的要求”和对“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的回应。简言之，《生活》周刊在韬奋手中，它的内容就是和时代所需紧密结合，并与民众诉求息息相关。而在具体工作中，处理稿件时，他直白“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有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其他的一切。”
1943年春开始，前一年韬奋被发现的右耳慢性中耳炎症日益严重，在上海经医生详细诊断，确定为癌症。当年5月进行手术。关于术后情况，医生并不乐观。此后虽做镭锭治疗，但病痛一直折磨着韬奋，剧烈时他面部肌肉都会牵动，并且掉泪。胡愈之回忆道，有一次他们几位朋友去医院看望韬奋，彼此正交谈着，忽然就见韬奋脸上出现痛苦表情，并吃力地安慰朋友们说，我又要痛了，你们不要害怕。接着嘴里发出“哎哎”的呻吟，随即就见他眼泪夺眶而出。韬奋不想让朋友们为他担心，边忍着剧痛，边安慰大家说，“我的眼泪并不是懦弱的表示，也不是悲观，我对于任何事情从来不悲观。只是痛到最最痛苦的时候，用眼泪来和病痛斗争！”韬奋说他“从来不悲观”决非虚言，即使在有时不得不用麻醉剂止痛的情况下，他仍对前来看望他的同事说，希望病愈后再和大家继续努力二三十年，他还想完成三件事：第一，恢复生活书店；第二，为失学青年办一个图书馆；第三，办一份日报。
为避免敌伪加害，韬奋曾换过五家医院，并一度住进朋友家。此时沈粹缜一双善刺绣的手，又学会了为丈夫打针，以随时护理丈夫。这一切似乎都给了韬奋力量，他在病中以頑强的毅力，将自己的经历，结合国事，写作《患难余生记》。但最后因病体难支，完成三章后，再无力终篇。
1944年九月，韬奋在病榻上口述，由他人笔录，完成 《对国事的呼吁——韬奋最后遗嘱》一文。念兹在兹的，还是他仍在战乱中的祖国和同胞。
1926年，由邹韬奋主持的《生活》周刊从一份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生活》周刊自邹韬奋接办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邪恶、黑暗势力作斗争，力图“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1935年11月，他在上海创办的《大众生活》周刊，对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和援助，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造出当时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1936年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因主张团结抗日被社会各界誉为“七君子”，他们呼吁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阵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因此而被南京国民政府关押入狱。在243天的狱中生活里，邹韬奋始终以一个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的姿态，表现出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
婚 事
邹韬奋原名恩润，韬奋是他的笔名。他祖籍江西，于1895年11月生于福建。
沈粹缜生于1901年，苏州人，她是家中长女。10岁那年随大姑母到北京，读完小学后进刺绣学校学习。她20岁时，被苏州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杨卫玉选中，被聘为校美术科主任。此时的沈粹缜风华正茂，青春美丽。一时间上沈家为粹缜说媒的人络绎不绝，对方多为家道殷实的商人。可沈粹缜偏偏看不上商人。直到1925年的一天，校长杨卫玉给她介绍对象。杨校长说，对方“是一个文人”，身上决无铜臭，“和他组织小家庭，可以完全摆脱封建礼节的束缚”。这样的对象应该是沈粹缜愿意接受的。但杨校长告诉她，对方有过短暂婚史，现丧偶。他请沈粹缜郑重考虑后再决定。杨校长介绍的正是韬奋。
此后不久，杨校长乘火车去上海公干，沈粹缜同行。车抵上海，出站时，杨校长一边张望，一边对沈粹缜说，韬奋今天要去昆山办事，他现在车站，你们可以先认识一下。话音刚落，沈粹缜就见一个戴着眼镜、目光深邃、一脸文气的男子匆匆向他们走来。事前毫无所知的沈粹缜，对这次“相亲”也没怎么介意，只是觉得“十分可笑”。她揣测杨校长和韬奋一定早有“预谋”。她对韬奋印象不错，而韬奋对她却是“一见钟情”。沈粹缜后来回忆道，“此后不久，杨卫玉先生陪同韬奋到我工作的苏州女子职业学校和我第一次正式见面”。“这时正是蝶飞莺啭、落英缤纷的江南暮春时节。”
韬奋的感情则更热烈。自这次见面后，他常给粹缜写信，几乎一周两封。沈粹缜说“他在爱情方面，不仅热情洋溢，而且也能体贴人，还很风趣”。比如韬奋有时会用苏州话给粹缜写信，后者读起来难免要连蒙带猜来领会信中意思，阅读时常常忍不住哑然失笑，平添不少情趣。相信在这样的互动交流中，韬奋也会告诉粹缜他曾经的经历，包括第一次婚姻。
韬奋父亲和一位姓叶的同事曾同在福建省政界共事，“他们因自己的友谊深厚，便把儿女结成了‘秦晋之好’”。但韬奋一不满意叶小姐没进过学校，二不满意包办婚姻，他与叶小姐都没见过面、说过话。
可是韬奋反对没用，双方家长不同意，叶小姐本人也秉持“诗礼之家”的训诲，表示非韬奋不嫁。由于彼此坚持，事情一直搁着。直到韬奋离开学校进入职场，对于那位痴情女子于心不忍，终于同意结婚。后来举办婚礼，双方家庭都接受了韬奋的“新派”——不举宴、不收礼、婚礼用茶点。韜奋事后很感念老岳父对他的包容。当然，尤其让韬奋内疚和感动的，是婚后“天性本来非常笃厚”的妻子对他的一腔真爱。令人扼腕的是，这对年轻人步入婚姻殿堂还不到两年，妻子却因一场突然袭来的伤寒症，不幸香销玉殒，英年早逝。
妻子病逝后，韬奋才真切地感受到她在他心中的分量。他回忆：“她死后的那几个月，我简直是发了狂，独自一人跑到她的停柩处，在灵前对她哭诉！……这种发疯的情形，实在是被她待我过厚所感动而出于无法自禁的。我在那个时候的生活，简直完全沉浸于情感的激动中，几乎完全失去了理性的控制。”
韬奋这种真诚对待感情的态度，深深打动了沈粹缜。1925年7月，他俩请了几位双方家人，先到苏州留园照相，然后按当地习俗，交换订婚戒指，举行了订婚仪式。订婚后，韬奋去苏州更勤了，每周必去看望粹缜。有时早车来，晚车走。大多是周六晚到苏州，夜借宿旅馆；星期天和粹缜游苏州园林，晚上赶回上海。沈粹缜后来回忆道，“这大约半年左右的恋爱生活，在韬奋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半年后的1926年元旦，他俩假座上海永安公司楼上“大东酒家”，举行了婚礼。
家 事
婚后，为妻子考虑，韬奋原想在苏州安家，而且已租下房，甚至都布置好了。但此时粹缜觉得，韬奋每周一次奔走在上海与苏州之间太费时，她知道丈夫惜时如金。所以在她的坚持下，最后决定退掉租房，到上海安家。为此粹缜还毅然辞去在苏州女子职校待遇不错的每月六十元薪水的职务。她说：“命运既然把我和韬奋结合在一起，从此以后，我和韬奋也就共着同一个命运了。”
婚后不久，韬奋开始接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并任主编，正式从事新闻工作。其时韬奋堪称“光杆司令”：既是“老板”，又是“伙计”，还兼任其他多种重活，如采写文章、写各种专栏、跑印刷厂、校对……“他对这个刊物真可说像一个母亲对婴儿那样倾注了全部感情、心血和精力。”（沈粹缜语）
韬奋不喝酒不抽烟，唯一的嗜好是读书。而且生活有规律，爱整洁，每月薪水全数交给妻子，依赖妻子理家。而在妻子眼里，放下工作，韬奋在家里是一个说话风趣、喜欢逗乐、和蔼可亲的人。尤其是他俩有了孩子后，每天晚饭后总要和孩子玩一会才进工作室。孩子长大一些，一日三餐韬奋便要其自己动手。但在有些方面，如何教育孩子，他与粹缜也有矛盾。如粹缜不让孩子吃零食，不赞成给零花钱。韬奋则认为应该给孩子零用钱，这可以让他们随时买一些学习中需要的东西，可以从小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习惯和能力。在教育问题上，韬奋也是责无旁贷，二儿子嘉骝有一次因古文没背出被老师责打哭鼻子时，韬奋认为老师做得不对，他没有责怪孩子，连晚饭也顾不上吃，就去学校向老师提意见。 韬奋在这类事上特较真，而在另外一些事上，则特别“天真”。比如他不会数钱（铜板），乘电车辨不清站点，他要求孩子生活自理，自己却很不会料理……沈粹缜为此也检讨自己“在婚后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间”“把悉心为他（韬奋）料理一切看作是自己应尽的责任，这样也就愈发增长了他的依赖程度”。当粹缜一旦意识到“人是需要在实际生活中锻炼的”，她就开始有意识对韬奋“放手”。果然，这样一来，尤其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占香港，韬奋先于家人被迫流亡到东江纵队后，他不但学会料理自己的生活，还帮助粹缜到山溪中为孩子们洗衣服和做其他各种杂事，以至让妻子觉得“他好像突然变得能干多了。”
在妻子的精心打理下，那时出入韬奋家的朋友，都赞誉他们家充满温暖和幸福。沈钧儒曾回忆道，那时沈粹缜“随时随事，协助（韬奋）先生，平时家庭融和快乐，故（韬奋）先生得一心专注于著作”。沈粹缜也觉得，他们“那时的家庭，对韬奋来说，就好像一个美丽而平静的港湾，他安静地泊在那里，仍然按照他自己的路子，专注地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自己心爱的感到兴趣的工作——编辑他的《生活》周刊，一直要到他自己摸索着前进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尤其是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才把他从原来狭隘的圈子中震惊过来；敌人的刺刀和铁蹄把他爱国主义的热情大大激发了起来。”似乎到了这时候，韬奋才猛然惊醒，从此毅然走出小家庭“和煦平静的港湾，迎着风暴，一往直前，再也没有回头。”
国 事
韬奋接手《生活》周刊前，该刊每期发行量只有2800份，且多为赠送。后来在韬奋手上发行量猛增至逾15万份！以至它所从属的中华职教社“深知道这个周刊在社会上确有它的效用，允许它独立”，于是《生活》周刊脱离职教社，另组合作社，产生了生活书店。它的业务发展到全国分支店达42所，先后出版书籍1050余种。这样的业绩，韬奋是如何做到的呢？且听他自述：“我接办（《生活》周刊）之后，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对于编制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也很注意。”“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其次，是信箱里解答的文字。”又说“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和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头痛击。”
当然，更主要的是，韬奋办刊，把握住了如何契入社会脉搏。如九一八事变，国难临头，全国震动；东北义勇军喋血抗战，消息传到上海，生活周刊社代收读者捐助前方款项，数量达12万元，创下抗战中以刊物代收民众捐款先例，这些就是“时代的要求”和对“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的回应。简言之，《生活》周刊在韬奋手中，它的内容就是和时代所需紧密结合，并与民众诉求息息相关。而在具体工作中，处理稿件时，他直白“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有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其他的一切。”
1943年春开始，前一年韬奋被发现的右耳慢性中耳炎症日益严重，在上海经医生详细诊断，确定为癌症。当年5月进行手术。关于术后情况，医生并不乐观。此后虽做镭锭治疗，但病痛一直折磨着韬奋，剧烈时他面部肌肉都会牵动，并且掉泪。胡愈之回忆道，有一次他们几位朋友去医院看望韬奋，彼此正交谈着，忽然就见韬奋脸上出现痛苦表情，并吃力地安慰朋友们说，我又要痛了，你们不要害怕。接着嘴里发出“哎哎”的呻吟，随即就见他眼泪夺眶而出。韬奋不想让朋友们为他担心，边忍着剧痛，边安慰大家说，“我的眼泪并不是懦弱的表示，也不是悲观，我对于任何事情从来不悲观。只是痛到最最痛苦的时候，用眼泪来和病痛斗争！”韬奋说他“从来不悲观”决非虚言，即使在有时不得不用麻醉剂止痛的情况下，他仍对前来看望他的同事说，希望病愈后再和大家继续努力二三十年，他还想完成三件事：第一，恢复生活书店；第二，为失学青年办一个图书馆；第三，办一份日报。
为避免敌伪加害，韬奋曾换过五家医院，并一度住进朋友家。此时沈粹缜一双善刺绣的手，又学会了为丈夫打针，以随时护理丈夫。这一切似乎都给了韬奋力量，他在病中以頑强的毅力，将自己的经历，结合国事，写作《患难余生记》。但最后因病体难支，完成三章后，再无力终篇。
1944年九月，韬奋在病榻上口述，由他人笔录，完成 《对国事的呼吁——韬奋最后遗嘱》一文。念兹在兹的，还是他仍在战乱中的祖国和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