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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由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及其实践品格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包含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的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时代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大众化不可分割。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需要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突破口，当前阶段，这些问题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进程的特殊贡献、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理论探索研究以及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关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1）０3－0045－07
时代是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及其特质的概念，是指世界性的大的历史时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p.204）在他看来，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发展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社会，并且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恩格斯也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定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2]（p.257）这一论断科学地揭示了时代的内涵，提出了划分历史时代的基本依据，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强调研究时代问题还必须进一步确认“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各种时代，特别是对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性质和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和阐述①。列宁也从不同认识角度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了概括，先后提出过“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等。
每一历史时代都有反映这个时代基本特点的时代特征，以及作为对这个时代发展趋势进行概括的时代主题。列宁曾经强调，应用马克思主义时代观认识时代特征和概括时代主题，对于政党和国家制定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3]（p.143）。
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揭示时代发展规律，回答时代重大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富有时代内容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并用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推动社会的发展。这个基本内涵，关键在于从理论解读的时代化、理论创新的时代化、理论指导实践的时代化三个方面予以把握。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的时代化
任何理论都有时代性，但并不是任何理论都能够时代化。能够时代化的理论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该理论所揭示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相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又以相似或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过去理论的说服力、解释力依然存在，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还有一定的价值。二是理论具有对未来的预测性，新的时代为预测目标的实现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甚至部分预测得以验证，事物正向理论预测的趋势演进。三是理论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为人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指导新时代条件下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价值。如果既定的理论具有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就能够浴火重生，实现凤凰涅槃，进入新的发展阶段［4］。上述这三个条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能够时代化的理论必须能从当代角度给予解读，即展示这一理论的当代价值。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首先也是要科学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的时代化，主要着力点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加强文本研究以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返本开新”。以往（主要是在中国革命时期）由于各种条件制约，如拥有的马克思主义文本有限，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应用上不免存在着某些不全面或不准确的问题。而今由于上述制约条件的逐渐消除，加强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包括必要的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考证和校勘，无疑有助于发现过去不知道的一些马克思主义重要结论，同时纠正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从而做到“返本开新”——即站在当代高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解读，具体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当代仍具有合理性。其次，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中契合当今时代的内容。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根据当时资本主义贸易和市场不断向外拓展的状况，预测随着生产力、交换和分工的发展，各个民族的历史将在愈来愈大程度上成为世界的历史。然而这一思想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当今时代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日益明显，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全球化预言的当代价值凸显出来。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等过去曾被忽略的理论观点也凸显了其当代价值。恩格斯晚年曾经比喻黑格尔哲学是一座大厦，“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的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保持充分的价值”［5]（p.219）。恩格斯的上述评价今天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最后，弘扬马克思主义具有普世关怀的价值理念。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解放为终极关怀，以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为根本立场，主张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实现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这些具有普世关怀的价值理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和目标，这种理想和目标不仅在当时具有鼓舞人们为之奋斗的激励作用，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随着人类生存危机（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态方面的危机等）的不断出现，使人们日益认识到这种对人类社会发展理想和目标的追求，无疑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无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没有理由也无法对之进行反驳。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时代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时代化，就是适应时代发展变化，回应时代重大问题，揭示时代发展规律，认真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等，并对这些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在此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时代化，首先必须回应时代重大问题。每一时代都有其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题和任务实际上来源于时代提出的问题，来源于时代对于理论发展的诉求。因此，对时代重大问题的解决，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线和脉络。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回答和解决时代重大问题的过程中，既要以时代特征为参照，紧密结合时代特征来分析；又要立足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来说明。落后或超越时代特征，以及脱离中国实际，都无助于时代重大问题的解答。在回应时代重大问题的过程中，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答时代问题，又要敢于依据时代特征的变化突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与时代特征相悖的个别观点或结论。其次，必须认真总结当代的实践经验。这里所说的实践经验包括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各国执政党执政的经验、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和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经验等。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总结经验是实现人们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阶段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通过总结经验，能够进一步深化对人类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等的认识，进而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基础。在概括社会发展规律、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一方面，要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世界和中国实践的契合点，做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又合乎时代需要的理论上的创造；另一方面，又要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共同点，还要吸收当代世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研究成果，特别是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所做出的贡献等。其得出的新结论是否正确，还要回到社会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并且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最后，应在当代理论创新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领袖人物、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各个方面的能动性。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看，党和国家领袖作为重大历史任务的发起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和发展者，以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领导者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应得到充分尊重，他们所创造的新生事物应予以及时总结和提升；作为理论工作者则应在总结和提升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上，在消化吸收当代世界各国创造的新的理论等文明成果上，在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化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时代化就是用富有时代内容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其他实践，推动中国与世界和谐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目的，就是为了运用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等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首先，围绕当代社会实践应用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他又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7］其次，应用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解决当代问题。其一要从当前中国国情的视角分析和解决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目前仍然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等，要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并认真加以解决”［8］。其二要从世界的现代化的视角分析和解决问题。要把中国放在向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等过渡，即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这一大背景下。当前中国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例如生产力发展总体上还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等，然而最重要的是反映在向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等过渡的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和冲突。抓住这条主线就能找准关键问题，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其三要从中国与世界关系视角分析和解决问题。自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建设都不能脱离这种联系而孤立地存在。特别是在当代有许多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传染疾病问题等，本质上都是全球性问题，是受到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各种因素影响和作用的结果。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仅靠我国自己的努力还不够，必须争取各国及其人民的共同努力。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大众化、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大众化的提出有一个历史过程。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总结我们党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历史经验，首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9］。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大战略任务。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要求，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大众化并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认识的渐次递进和不断深化。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大众化的提出，是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基础上获得的。有学者指出，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践过程，就是党实现这一思想飞跃的认识过程［10］。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过程中面临着三个难题：一是如何使经典书本上的原理转变为中国革命的实践；二是如何使诞生于欧洲氛围的理论转变为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武器；三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从学者的书斋生活转变为面向大众的社会传播。党在解决这三个难题的实践中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即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11］。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列在一起，既是我们党对历史上思想理论建设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实践性、时代性、人民性以及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涵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本质上又是同一的，即实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统一，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只有在对之进行理论分析时才能把它们分开，即指出它们强调的是同一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的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强调的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和过程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强调的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和群众性。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又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中国化”必须符合“时代化”的主题要求，必须依靠“大众化”来完满实现；“时代化”必须通过“中国化”来落实贯彻，必须取得“大众化”的认同才能真正付诸实现；“大众化”必须认清“中国化”的奋斗目标，必须认清“时代化”的主题要求，才能充分发挥其决定性的作用［12］。
三、在回答和解决重大理论、现实问题中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揭示时代发展规律，回答时代重大课题，在此基础上形成富有时代内容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并用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指导实践、推动实践的发展。为此，就要围绕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反映时代特征及其变化（政治单极化与多极化冲突、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发展等），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如当代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传统性安全和越来越多的非传统性安全问题等），揭示时代发展规律（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执政党执政规律等），总结时代经验和推动时代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的后发现代化道路等）。只有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到上述这些，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内容极其丰富并且相互之间又有着密切联系的系统工程。
而在当下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应以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切入点，把重心放在提出和解决当今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马克思曾指出，“问题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3]（pp.289-290）。这里所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人类社会实践诸多矛盾的集中反映，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关键环节，承载民族期待、时代呼唤和人民需要的历史强音，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强大动力，“抓住了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也就抓住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矛盾、主题和潮流，抓住了理论研究的着力点、实践探索的关节点和知行统一的落脚点”［14］，才能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以下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怕是无法回避的：
（一）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规律的再认识
1.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进程中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需要做好三个方面工作。首先，对近年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派研究的重要成果进行综合和梳理，特别是对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以及虚拟经济、信用及危机理论、消费主义等与近年资本主义新现象密切相关的问题研究进行综合梳理，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特征、资本主义金融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等方面新现象的理论进行综合。以此为基础，总结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方位、历史发展阶段时代化认识的新成果。从这些研究中，进一步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适应时代和世界的发展变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式才能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其次，关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四个重点领域做较为深入的梳理和概括。即，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面临的挑战和时代回答；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乃至人类命运关系的深刻阐述的新角度——人类生存和生态角度的资本主义批判（包括对科学技术在人类进步中功能的再思考）；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和全球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阐释；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变化的新认识。针对当今资本主义经济时代发展的新特点及由此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进行重点整体研究。最后，推进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时代化对中国的意义。包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意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等。核心是用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及其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2.关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变化的新特点与趋势。考察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统治变化认识的时代化新进展，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综合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派关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流变的研究。重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近几十年发展做些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反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的思想理论体系，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普遍重视和关注是其突出的特点。无论是其先驱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还是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提出了各具特点的意识形态理论，尽管他们的话语体系和观点与精典马克思主义有很大不同，但对丰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内容、深化对资本主义认识，有重要借鉴和推动意义。第二，关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统治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解读。马克思基于对其所处时代的现实，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从本质上和整体上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大体经历了传统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几个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方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就需要总结概括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对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的批判研究的新认识成果，弄清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新的特征和变化趋势；研究经济全球化下西方意识形态若干具有影响力的主要思潮，如文明冲突论、消费主义论，总结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新成果。第三，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统治的特点与趋势。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作为软国家机器，在增加统治阶级现行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国家实现社会整合与控制的重要工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教育、宣传、教化、疏导、管制、内攻、外攻等措施，对本国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统治管理。这些措施体现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强制与思想渗透相结合；传统手法与新的策略相结合，特别是建立一种社会性的意识形态运行与掌控的规则与机制；对外瓦解与对内掌控相结合。在实际效果上实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与资本主义政治原则一元化的统一；形式上的非意识形态与政治渗透的统一；表面上的言论自由与政治的巧妙控制的统一［15］。
（二）对资本主义替代物——社会主义的再发现、再认识。这个问题的研究，以对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反思、社会主义改革经验教训总结、中国道路的国际审视及对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历史终结”论调的批判为基础，重点梳理和概括近几十年全球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在对社会主义最高价值目标、社会主义与发展、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与全球化、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的现实可能性和条件等问题上再认识的主要成果，力求准确揭示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检验和认识社会主义的时代化发展的主流趋势。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进程的特殊贡献研究。从20世纪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起，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实践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主题，就是探索和回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开始了创建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制度的实践尝试。但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社会主义模式活力枯竭。从这时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适应时代变化，适应自己的国情，回答落后的中国怎样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纪主题的探索带入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正视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预测的未来社会的巨大差异，充分认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立足于本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走出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
2.在现实世界历史条件下，较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惟一途径。从自己的实践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出发，重新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发现市场经济是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可逾越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阶段，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经努力初步创立奠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3.根据时代的发展，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及时判断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为和平与发展，并从现实社会主义不发达的实际出发，再认识并处理好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和经济安全，把握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4.吸取前苏联教训，开辟了在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新的发展道路，尽管因为受经济文化教育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常常在事实上存在缺陷和遭到贬低，但它具有广泛性和自觉渐进性的特点。
5.在借“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努力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提出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的新概念，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上不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在努力创造超越资本主义的新文明发展模式上不懈探索。
（四）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自20世纪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社会主义从理想走向现实以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执政的理论与实践，就成为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甚至可以说是关系一定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大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分析在当今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世界政党政治格局的复杂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长期执政面临前所未遇的时代课题和严峻挑战；重点总结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基本经验，特别结合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对执政规律的新认识，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角度，阐明共产党长期执政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
1.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教训的总结。社会主义的挫折说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命运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成功与否密切相关。从挫折中总结出的规律性的认识，主要是：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坚持党的指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执政党必须摒弃传统斗争理念，把发展经济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执政党必须提高社会整合能力，妥善处理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在多民族、人口众多的国度中，必须正确处理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执政党必须不断改革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同时必须以党的有序领导为前提和保证；执政党必须重视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为人民谋利益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2.对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在中国丰富和创新进程总结。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的中国化进程与其时代化结合考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中国共产党由领导革命斗争的党转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开始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变，也推动了党对执政理论的历史探索。第二阶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执政党意识觉醒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研究开始逐渐从对革命政党转向对执政党的主题，邓小平紧紧抓住“执政党”这一核心概念，从建党目标上明确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强调党的领导，都将问题置于“执政”这个前提条件之下。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邓小平探索的基础上，对党的执政地位、任务、环境的变化做出基本分析和判定，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重大问题上做出了新的回答。第四阶段，从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验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从理论上概括了六条基本经验，在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和实践探索上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做出了新贡献。
3.论证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实践应回答好的时代新课题，主要有：如何反映当代世界和政党变化趋势，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大变动时代社会结构多变复杂的新情况，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如何体现人类社会进步要求，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发展，同时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如何拒腐防变，从制度建设入手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青春活力和先进性；如何全面认识把握执政条件下主流意识形态及其社会运行规律，正确处理好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文化阵地与多样化思潮并存、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关系。
（五）国际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推进的新要求。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再次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这使得曾在西方被拒斥的马克思主义“幽灵”（德里达语）再次得到了复活。人们开始研究马克思，相信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最终由经济危机走向毁灭的病理诊断与治病处方，使人们看到了这一诊断的科学性以及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从这一意义而言，金融危机的发生乃至后危机时代的重建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提供了良好契机。利用这一良机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需要总结国内外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乃至某些理论观点分析、研判金融危机的本质、根源、传导机制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并将这些成果纳入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视角加以考察。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到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提出的新要求。诸如如何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如何看待金融危机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金融危机与“两个必然”原理；后金融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态势，等等，不一而足。对于这些挑战的回应将真正意味着“转危机为机会”，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进程。
（感谢“第七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与会专家的批评指正，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宋萌荣教授、哲学教研部胡延风主任、张伟博士的指导和帮助。）
注释：
①马克思以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变化为依据，把直到他所生活的年代为止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大体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有时马克思又将亚细亚的和古代的归并为一种。而恩格斯按照人类文明发展和演进的历程，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大时代。他们二人划分时代的思想方法是内在一致的。详见王金存：《试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载《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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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1）０3－0045－07
时代是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及其特质的概念，是指世界性的大的历史时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p.204）在他看来，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发展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社会，并且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恩格斯也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定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2]（p.257）这一论断科学地揭示了时代的内涵，提出了划分历史时代的基本依据，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强调研究时代问题还必须进一步确认“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各种时代，特别是对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性质和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和阐述①。列宁也从不同认识角度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了概括，先后提出过“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等。
每一历史时代都有反映这个时代基本特点的时代特征，以及作为对这个时代发展趋势进行概括的时代主题。列宁曾经强调，应用马克思主义时代观认识时代特征和概括时代主题，对于政党和国家制定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3]（p.143）。
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揭示时代发展规律，回答时代重大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富有时代内容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并用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推动社会的发展。这个基本内涵，关键在于从理论解读的时代化、理论创新的时代化、理论指导实践的时代化三个方面予以把握。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的时代化
任何理论都有时代性，但并不是任何理论都能够时代化。能够时代化的理论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该理论所揭示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相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又以相似或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过去理论的说服力、解释力依然存在，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还有一定的价值。二是理论具有对未来的预测性，新的时代为预测目标的实现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甚至部分预测得以验证，事物正向理论预测的趋势演进。三是理论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为人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指导新时代条件下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价值。如果既定的理论具有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就能够浴火重生，实现凤凰涅槃，进入新的发展阶段［4］。上述这三个条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能够时代化的理论必须能从当代角度给予解读，即展示这一理论的当代价值。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首先也是要科学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的时代化，主要着力点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加强文本研究以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返本开新”。以往（主要是在中国革命时期）由于各种条件制约，如拥有的马克思主义文本有限，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应用上不免存在着某些不全面或不准确的问题。而今由于上述制约条件的逐渐消除，加强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包括必要的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考证和校勘，无疑有助于发现过去不知道的一些马克思主义重要结论，同时纠正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从而做到“返本开新”——即站在当代高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解读，具体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当代仍具有合理性。其次，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中契合当今时代的内容。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根据当时资本主义贸易和市场不断向外拓展的状况，预测随着生产力、交换和分工的发展，各个民族的历史将在愈来愈大程度上成为世界的历史。然而这一思想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当今时代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日益明显，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全球化预言的当代价值凸显出来。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等过去曾被忽略的理论观点也凸显了其当代价值。恩格斯晚年曾经比喻黑格尔哲学是一座大厦，“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的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保持充分的价值”［5]（p.219）。恩格斯的上述评价今天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最后，弘扬马克思主义具有普世关怀的价值理念。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解放为终极关怀，以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为根本立场，主张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实现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这些具有普世关怀的价值理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和目标，这种理想和目标不仅在当时具有鼓舞人们为之奋斗的激励作用，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随着人类生存危机（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态方面的危机等）的不断出现，使人们日益认识到这种对人类社会发展理想和目标的追求，无疑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无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没有理由也无法对之进行反驳。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时代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时代化，就是适应时代发展变化，回应时代重大问题，揭示时代发展规律，认真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等，并对这些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在此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时代化，首先必须回应时代重大问题。每一时代都有其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题和任务实际上来源于时代提出的问题，来源于时代对于理论发展的诉求。因此，对时代重大问题的解决，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线和脉络。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回答和解决时代重大问题的过程中，既要以时代特征为参照，紧密结合时代特征来分析；又要立足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来说明。落后或超越时代特征，以及脱离中国实际，都无助于时代重大问题的解答。在回应时代重大问题的过程中，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答时代问题，又要敢于依据时代特征的变化突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与时代特征相悖的个别观点或结论。其次，必须认真总结当代的实践经验。这里所说的实践经验包括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各国执政党执政的经验、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和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经验等。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总结经验是实现人们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阶段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通过总结经验，能够进一步深化对人类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等的认识，进而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基础。在概括社会发展规律、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一方面，要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世界和中国实践的契合点，做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又合乎时代需要的理论上的创造；另一方面，又要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共同点，还要吸收当代世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研究成果，特别是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所做出的贡献等。其得出的新结论是否正确，还要回到社会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并且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最后，应在当代理论创新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领袖人物、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各个方面的能动性。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看，党和国家领袖作为重大历史任务的发起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和发展者，以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领导者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应得到充分尊重，他们所创造的新生事物应予以及时总结和提升；作为理论工作者则应在总结和提升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上，在消化吸收当代世界各国创造的新的理论等文明成果上，在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化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时代化就是用富有时代内容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其他实践，推动中国与世界和谐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目的，就是为了运用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等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首先，围绕当代社会实践应用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他又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7］其次，应用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解决当代问题。其一要从当前中国国情的视角分析和解决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目前仍然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等，要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并认真加以解决”［8］。其二要从世界的现代化的视角分析和解决问题。要把中国放在向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等过渡，即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这一大背景下。当前中国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例如生产力发展总体上还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等，然而最重要的是反映在向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等过渡的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和冲突。抓住这条主线就能找准关键问题，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其三要从中国与世界关系视角分析和解决问题。自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建设都不能脱离这种联系而孤立地存在。特别是在当代有许多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传染疾病问题等，本质上都是全球性问题，是受到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各种因素影响和作用的结果。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仅靠我国自己的努力还不够，必须争取各国及其人民的共同努力。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大众化、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大众化的提出有一个历史过程。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总结我们党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历史经验，首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9］。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大战略任务。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要求，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大众化并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认识的渐次递进和不断深化。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大众化的提出，是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基础上获得的。有学者指出，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践过程，就是党实现这一思想飞跃的认识过程［10］。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过程中面临着三个难题：一是如何使经典书本上的原理转变为中国革命的实践；二是如何使诞生于欧洲氛围的理论转变为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武器；三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从学者的书斋生活转变为面向大众的社会传播。党在解决这三个难题的实践中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即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11］。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列在一起，既是我们党对历史上思想理论建设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实践性、时代性、人民性以及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涵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本质上又是同一的，即实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统一，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只有在对之进行理论分析时才能把它们分开，即指出它们强调的是同一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的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强调的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和过程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强调的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和群众性。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又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中国化”必须符合“时代化”的主题要求，必须依靠“大众化”来完满实现；“时代化”必须通过“中国化”来落实贯彻，必须取得“大众化”的认同才能真正付诸实现；“大众化”必须认清“中国化”的奋斗目标，必须认清“时代化”的主题要求，才能充分发挥其决定性的作用［12］。
三、在回答和解决重大理论、现实问题中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揭示时代发展规律，回答时代重大课题，在此基础上形成富有时代内容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并用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指导实践、推动实践的发展。为此，就要围绕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反映时代特征及其变化（政治单极化与多极化冲突、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发展等），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如当代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传统性安全和越来越多的非传统性安全问题等），揭示时代发展规律（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执政党执政规律等），总结时代经验和推动时代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的后发现代化道路等）。只有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到上述这些，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内容极其丰富并且相互之间又有着密切联系的系统工程。
而在当下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应以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切入点，把重心放在提出和解决当今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马克思曾指出，“问题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3]（pp.289-290）。这里所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人类社会实践诸多矛盾的集中反映，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关键环节，承载民族期待、时代呼唤和人民需要的历史强音，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强大动力，“抓住了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也就抓住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矛盾、主题和潮流，抓住了理论研究的着力点、实践探索的关节点和知行统一的落脚点”［14］，才能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以下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怕是无法回避的：
（一）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规律的再认识
1.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进程中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需要做好三个方面工作。首先，对近年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派研究的重要成果进行综合和梳理，特别是对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以及虚拟经济、信用及危机理论、消费主义等与近年资本主义新现象密切相关的问题研究进行综合梳理，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特征、资本主义金融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等方面新现象的理论进行综合。以此为基础，总结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方位、历史发展阶段时代化认识的新成果。从这些研究中，进一步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适应时代和世界的发展变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式才能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其次，关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四个重点领域做较为深入的梳理和概括。即，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面临的挑战和时代回答；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乃至人类命运关系的深刻阐述的新角度——人类生存和生态角度的资本主义批判（包括对科学技术在人类进步中功能的再思考）；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和全球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阐释；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变化的新认识。针对当今资本主义经济时代发展的新特点及由此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进行重点整体研究。最后，推进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时代化对中国的意义。包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意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等。核心是用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及其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2.关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变化的新特点与趋势。考察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统治变化认识的时代化新进展，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综合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派关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流变的研究。重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近几十年发展做些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反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的思想理论体系，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普遍重视和关注是其突出的特点。无论是其先驱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还是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提出了各具特点的意识形态理论，尽管他们的话语体系和观点与精典马克思主义有很大不同，但对丰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内容、深化对资本主义认识，有重要借鉴和推动意义。第二，关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统治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解读。马克思基于对其所处时代的现实，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从本质上和整体上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大体经历了传统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几个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方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就需要总结概括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对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的批判研究的新认识成果，弄清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新的特征和变化趋势；研究经济全球化下西方意识形态若干具有影响力的主要思潮，如文明冲突论、消费主义论，总结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新成果。第三，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统治的特点与趋势。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作为软国家机器，在增加统治阶级现行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国家实现社会整合与控制的重要工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教育、宣传、教化、疏导、管制、内攻、外攻等措施，对本国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统治管理。这些措施体现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强制与思想渗透相结合；传统手法与新的策略相结合，特别是建立一种社会性的意识形态运行与掌控的规则与机制；对外瓦解与对内掌控相结合。在实际效果上实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与资本主义政治原则一元化的统一；形式上的非意识形态与政治渗透的统一；表面上的言论自由与政治的巧妙控制的统一［15］。
（二）对资本主义替代物——社会主义的再发现、再认识。这个问题的研究，以对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反思、社会主义改革经验教训总结、中国道路的国际审视及对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历史终结”论调的批判为基础，重点梳理和概括近几十年全球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在对社会主义最高价值目标、社会主义与发展、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与全球化、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的现实可能性和条件等问题上再认识的主要成果，力求准确揭示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检验和认识社会主义的时代化发展的主流趋势。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进程的特殊贡献研究。从20世纪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起，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实践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主题，就是探索和回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开始了创建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制度的实践尝试。但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社会主义模式活力枯竭。从这时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适应时代变化，适应自己的国情，回答落后的中国怎样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纪主题的探索带入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正视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预测的未来社会的巨大差异，充分认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立足于本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走出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
2.在现实世界历史条件下，较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惟一途径。从自己的实践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出发，重新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发现市场经济是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可逾越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阶段，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经努力初步创立奠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3.根据时代的发展，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及时判断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为和平与发展，并从现实社会主义不发达的实际出发，再认识并处理好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和经济安全，把握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4.吸取前苏联教训，开辟了在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新的发展道路，尽管因为受经济文化教育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常常在事实上存在缺陷和遭到贬低，但它具有广泛性和自觉渐进性的特点。
5.在借“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努力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提出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的新概念，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上不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在努力创造超越资本主义的新文明发展模式上不懈探索。
（四）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自20世纪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社会主义从理想走向现实以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执政的理论与实践，就成为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甚至可以说是关系一定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大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分析在当今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世界政党政治格局的复杂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长期执政面临前所未遇的时代课题和严峻挑战；重点总结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基本经验，特别结合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对执政规律的新认识，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角度，阐明共产党长期执政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
1.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教训的总结。社会主义的挫折说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命运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成功与否密切相关。从挫折中总结出的规律性的认识，主要是：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坚持党的指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执政党必须摒弃传统斗争理念，把发展经济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执政党必须提高社会整合能力，妥善处理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在多民族、人口众多的国度中，必须正确处理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执政党必须不断改革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同时必须以党的有序领导为前提和保证；执政党必须重视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为人民谋利益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2.对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在中国丰富和创新进程总结。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的中国化进程与其时代化结合考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中国共产党由领导革命斗争的党转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开始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变，也推动了党对执政理论的历史探索。第二阶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执政党意识觉醒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研究开始逐渐从对革命政党转向对执政党的主题，邓小平紧紧抓住“执政党”这一核心概念，从建党目标上明确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强调党的领导，都将问题置于“执政”这个前提条件之下。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邓小平探索的基础上，对党的执政地位、任务、环境的变化做出基本分析和判定，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重大问题上做出了新的回答。第四阶段，从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验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从理论上概括了六条基本经验，在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和实践探索上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做出了新贡献。
3.论证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实践应回答好的时代新课题，主要有：如何反映当代世界和政党变化趋势，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大变动时代社会结构多变复杂的新情况，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如何体现人类社会进步要求，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发展，同时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如何拒腐防变，从制度建设入手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青春活力和先进性；如何全面认识把握执政条件下主流意识形态及其社会运行规律，正确处理好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文化阵地与多样化思潮并存、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关系。
（五）国际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推进的新要求。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再次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这使得曾在西方被拒斥的马克思主义“幽灵”（德里达语）再次得到了复活。人们开始研究马克思，相信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最终由经济危机走向毁灭的病理诊断与治病处方，使人们看到了这一诊断的科学性以及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从这一意义而言，金融危机的发生乃至后危机时代的重建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提供了良好契机。利用这一良机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需要总结国内外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乃至某些理论观点分析、研判金融危机的本质、根源、传导机制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并将这些成果纳入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视角加以考察。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到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提出的新要求。诸如如何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如何看待金融危机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金融危机与“两个必然”原理；后金融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态势，等等，不一而足。对于这些挑战的回应将真正意味着“转危机为机会”，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进程。
（感谢“第七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与会专家的批评指正，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宋萌荣教授、哲学教研部胡延风主任、张伟博士的指导和帮助。）
注释：
①马克思以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变化为依据，把直到他所生活的年代为止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大体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有时马克思又将亚细亚的和古代的归并为一种。而恩格斯按照人类文明发展和演进的历程，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大时代。他们二人划分时代的思想方法是内在一致的。详见王金存：《试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载《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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