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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行业走过的异常艰难的30年，既是科技革命与传统思维交锋的30年，也是开放融合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与保守垄断的旧丛林法则交锋的30年。
“有多少帝王天子恋繁华，
到头来兴亡盛衰不由他。
只看那始皇大业千秋梦，
转眼秦砖换汉瓦。
莫道是沧海桑田多变化，
到头来楚河汉界由谁划。”
韩磊的一曲《千古英雄浪淘沙》，唱出了秦砖汉瓦的历史变迁，也点出了楚河汉界由谁划的疑问，印证了中国人对“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历史规律的认同。
随着历史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中国已经告别了楚汉争锋的时代。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加强了在科技与人才方面的交流及经济与文化方面的融合。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科技革命正在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改善人们生活的核心力量。
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改变了中国企业的竞争方式与竞争行为，却仍然无法改变各行业内企业之间“盛衰交替、分合演化”，电信行业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政企一体，到上世纪90年代的电信独大，再从2D。3年前后移动、电信、联通、网通、铁通、卫通之间的“六邦争雄”，到现在电信第二轮重组之后的移动、电信、联通三足鼎立，其间经历了太多的盛盛衰衰、分分合合。而主导这场演变的核心力量，不外乎是体制、资本、竞争格局等几个关键要素。
政企分离、联通成立、移动剥离、电信分拆重组、3G牌照发放，中国电信行业走过了异常艰难的30年。这30年，既是科技革命与传统思维交锋的30年，也是开放融合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与保守垄断的旧丛林法则交锋的30年。
1978—1986年 计划与市场
电话初装费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通过民间集资实现了基础产业的前期融资难题。
“现在广播找人。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让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这是冯小刚经典贺岁电影《手机》的情节：1969年，男主人公严守一陪着吕桂花到镇上打电话，他死磨硬泡好不容易让看电话的老牛接通了三矿，之后从电话另一头，传来三矿广播找人的大喇叭声。
这一画面正是对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落后的通信设施最真实写照。
其实，电话引入中国时间并不算晚。早在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就在掠夺中国土地和财富的同时，向中国强行殖入了近代的邮政业和电信业。在西方列强的控制下，1900年，南京首先开办了磁石式电话局。
但随后由于连年的内战以及社会动荡，中国通信事业长年处于停顿状态，以至于直到1978年，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0.38％，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10——每200人中拥有话机不到一部，比美国落后75年。
那时，中国的电信网络规模小且技术手段简单，通信状况基本可以用三句话形容“装不上，打不通，听不清”。为了让通信水平的发展跟上经济发展的需要，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对通信行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
1980年以前，中国电话资费由月租费和通话费组成，因其用户基数小导致收益过低，从而使电话业成为一个盈利甚少乃至亏损的产业，其发展只能依赖国家投入。
由于电信行业是一个高技术、高投入的产业，其发展必须以大量资金投入为代价。但当时国家财政一直处于不理想的状况。1977、1978两年，中国的财政尚略有赢余。然而到了1979年，财政赤字竟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额，为170.6亿。虽说1980年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财政赤字仍旧高达127.5亿。
一方面是发展电信产业的刚性需求，另一方面是国家财政紧张的真实窘境。当时，整个国家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外资引进尚未形成气候，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等现代化资本融通手段也还没有兴起，为了解决制约通信行业发展的初期投资这一关键问题，国家不得不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电信发展的早期经验，通过放松价格管控来实现通信行业的自力更生。
1979年国务院出台了165号文件，同意收取电话初装费。1980年国家特别批准市话企业收取电话初装费，从而使之成为电话资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两年后国家又对邮电部门在财政上实行所谓了的“倒一九分成”优惠政策，即：邮电部门利润或所得税只上交10％，非贸易外汇收入亦仅上交10％。
到了1985年，国务院提出了“国家、地方、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地发展邮电通信事业。从此以后，各地的邮电局依靠地方政府的支持，通过地方政府的投资以及地方企业的集资，筹集资金发展通信……
一系列文件与指导意见的出台，拉开了中国通信行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帷幕。收取初装费的决定出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邮电通信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对于尽快完善我国的电信网络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以广东为例，“八五”期间，广东收取初装费总额128亿元，占同期电话网总投资的4.2％。这使广东电话的普及率明显高于台湾地区、韩国同期的增长幅度。
但过高的初装费也极大地限制电话用户的总容量，阻碍了电话普及的步伐和通信行业的整体发展。当时，电话初装费大多都在5000元／部左右，而且电话资费也非常高。据长沙黄花镇一个粟姓鞋业经销商反映，他们家在上世纪80年代末装一部电话，初装费花了6000元，而且每个月的月租和电话费还要七八百元，这对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是一笔偏高的家庭支出。
因此，到后来初装费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要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发债券、银行贷款、发行股票等融资方式来实现，认为“初装费”是一种掠夺行为。而一些老百姓也以“坐公交车买了票，还需要交买车钱”为例质疑“初装费”的合理性。
从整体效果说，收取电话初装费和当时的其他经济政策一样，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特殊时期的阶段性产物，它在中国投融资体系还没有完全健全的情况下，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通过民间集资实现了基础产业前期的融资难题。
但这一点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中国通信行业的发展机制，这个时期的体制改革还只是停留在中央对地方以及邮政部门的权力下放，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中国(基本)通信业(主要指电话)由邮电部独家垄断经营这一事实。
那个时期，邮电部既是国家电信政策的制订者和监督者，又是国家唯一授权的承担投资、“关心”利润的经营者。这种双重身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电信体制转型的进程。
1987—2000年 分拆与上市
以分拆和海外上市为主导的电信改革 打破了几十年来中国邮政部对电信行业的垄断局面，改善了中国电信行业的竞争格局。
对于现任广东中海集团的董事长徐峰来说，1987年11月21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当时，一位在广东省邮电局的亲戚告诉他，邮局为了配合六运会，属下的无线分局准备推出第一批共100部模拟移动电话，如果徐峰喜欢，可以帮忙办理。徐峰自然兴奋不已，在亲戚的帮忙下，他成了中国首位“大哥大”用户。
大哥大的出现，意味着中国进入了移动通信时代，也改变了人们“财不露白”的固有观念。当时，大哥大公开价格在2万元左右，但一般要花2.5万元才可能买到，黑市售价曾高达5万元。这个价格不仅让普通百姓望而却步，就是一般的小企业老板，能买得起的也不多，于是拥有大哥大很快成为人们眼中财富的象征。
然而，相比于大哥大对大众财富观念的冲击，更有意义的是，移动通信设备和技术的引入给中国电信体制改革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国的体制改革向来坚持用增量改革带动存量调整这一基本思路，因此，在随后的十多年时间内，国家是通过对新兴的移动资产的剥离，来改变邮电部对电信行业的垄断这一固有局面。
为了摆脱邮电部政企不分所带来的市场混乱局面，1988年，国家提出“三步走”的电信改革设想，即第一步将施工、器材与工业等支撑系统分离出去；第二步将电信业务管理与政府职能分离，实现政企职责分离；第三步实现完全的政企分开，进行邮电分营和电信业重组。
1989年，两位资深通信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大和张煦教授，恰逢其时地联名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题为《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改革我国通信管理体制的建议》的报告。他们在此《建议》中指出，中国的通信业存在三对基本矛盾，即需求与能力、能力与资金、资金与体制，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体制矛盾。
为此，他们建议：邮电部尽快实行政企分开；中央通信企业与地方通信企业应分别成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有控制地放开国家对通信的专营权，专用网可经营公用业务，可按国家标准合理接口，统一组网，互相实行财务结算；政府可规定通信全行业利润率的上下限，作为宏观调控电信资费的政策依据；在具有偿还能力的前提下，大规模发行通信建设债券；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充分吸引并利用外资；打破部门所有制，逐步向股份公司发展。
这份《建议》得到了中国最高决策者的高度重视，也加快了中国通信产业现代化的进程。
随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而其中大部分措施都是围绕将移动资产逐步从固网中分拆出来以及与资本市场形成对接这两个方面。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94年7月19日，中国联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成为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点骨干企业之一；1995年中国电信进行企业法人登记，从此逐步实行政企分开；1997年，中国移动以广东和浙江两省的移动通信企业为基础组建了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并分别在香港和纽约成功上市；1998年3月，在原电子工业部和邮电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1999年2月，国务院批准中国电信改革方案，将原中国电信拆分成新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卫星通信3个公司，寻呼业务并入联通，同时，网通公司、吉通公司和铁通公司获得了电信运营许可证，形成“数网竞争”的经营格局；2000年6月，中国联通同时在香港与纽约上市。
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两件事还是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分别在1997和2000年在香港与纽约的同时上市。前者在亚洲金融风暴猛烈袭击香港的大背景下，获得了35倍的公开认购和18倍的机构配售认购，共筹资320亿港元，约合42亿美元，刷新了亚洲(除日本外)上市集资的纪录，并获得广泛的赞誉。后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28.28亿股，每股15.58港元，发行市盈率高达380倍，共筹资56.5亿美元。
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的海外上市，不仅直接从资本市场上获得了庞大的后续发展基金，为随后的技术升级换代留好了充足的资金储备，也对改善电信国企的运营机制，推动电信国企的运营模式转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以分拆和海外上市为主导的电信改革，的确打破了几十年来中国邮政部对电信行业的垄断局面，改善了中国电信行业的竞争格局。但这种改革的效果，更多体现在国有资源在国有企业内部的重新划分上，并没有给外资和民间资本太多的介入空间。
尽管，标志着中国电信业彻底市场化“开放寻呼和部分增值电信业务”在1993年被国务院批准，但实际上哪怕是在对民间资本开放的电信增值业，国有资本的影响力也是相当之强。
另外，由于移动通信市场的飞速上扬以及固话市场的逐步萎缩，这一次重组的最终结果就是在随后的10年中，中国移动取代中国电信成为新的市场垄断者，而这也为10年后的第二次重组埋下了伏笔。
2001—2009年 竞争与垄断
中国移动的快速增长，造成了中国电信行业新的不平衡。
引起全球IT达人和音乐达人狂热的iPhone，却在中国遭遇了一个大难题。
2008年，苹果公司的iPhone销量已经达到了1370万部。在中国大陆，虽然iPhone还没有通过正式渠道引入，但活跃用户也达到了100万以上，然而，iPhone却一直没有取得中国市场的准入证。
让iPhone迟迟无法进入中国的一个核心原因是引入条件，苹果公司始终无法与中国的三大运营商之中的某一家在引入条件上达成一致。
iPhone无法进入中国，与北京城铁10号线、奥运支线迟迟没有手机信号的问题一起成了当时公众最热切关心的话题。而这两个事件背后都反映了行业垄断所带来对公众消费利益的损害。
第一轮的电信改革的确是围绕“打破竞争，引入竞争”这一前提而进行的，移动、联通、铁通、网通、吉通与中国电信“数网并存”局面的确对降低整个行业资费，推动整个行业发展带来很积极的影响。其中第一个重要改革成果就是在2001年，被广泛争议了十几年的电话初装费最终被宣布取消。
为了进一步弱化中国电信独大的垄断局面，国家决定对中国电信做第二次分拆。2002年5月，国务院对电信进行了南北拆分重组，北方九省一市划归中国网通，成立新的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这一次分拆彻底打破了中国电信对固网的垄断，却在另一方面铸就了中国移动在移动通信的垄断地位。从2001年3月，中国手机用户数超过1亿，并于同年成为全球手机用户最多的国家。之后，这个数字几乎每年都以超过1亿的速度增长着，2002年11月、2004年5月和2006年1月，这一数字分别突破2亿、3亿和4亿，而2009年3月更是达到了惊人的6.7亿。在这些增长着的手机用户中，有将近80％来自于中国移动。
移动用户的快速增加，使中国移动很快就取代了过去的中国电信，成为新的行业垄断者。由于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到现在中国移动每天净利润都能达到3个亿。
中国移动的快速增长，造成了中国电信行业新的不平衡。从2007年年报看，2007年中国移动净利润为870.62亿元，几乎是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和中国联通三家净利润之和450.97亿元的两倍。更让人忧心的是，2007年中国移动新增用户数达到6810.6万，总用户数达到了惊人的3.69亿，反观其他三家运营商，同为移动运营商的中国联通用户数年增长1825万，中国网通用户数比上年同期减少315.2万，中国电信业也首现全年用户负增长。
为了彻底打破这种局面，2008年初，国家终于下定决心，进行了大部门制改革。改制后，国家取消了旧的信息产业部，成立了新的工业与信息化部。新成立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重组公告：鼓励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CDMA网(包括资产和用户)，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合并，中国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铁通并入中国移动。重组完成后发放3G牌照。3G又成为通信行业的全新热点，引发了新一轮的角逐。
“有多少帝王天子恋繁华，
到头来兴亡盛衰不由他。
只看那始皇大业千秋梦，
转眼秦砖换汉瓦。
莫道是沧海桑田多变化，
到头来楚河汉界由谁划。”
韩磊的一曲《千古英雄浪淘沙》，唱出了秦砖汉瓦的历史变迁，也点出了楚河汉界由谁划的疑问，印证了中国人对“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历史规律的认同。
随着历史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中国已经告别了楚汉争锋的时代。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加强了在科技与人才方面的交流及经济与文化方面的融合。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科技革命正在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改善人们生活的核心力量。
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改变了中国企业的竞争方式与竞争行为，却仍然无法改变各行业内企业之间“盛衰交替、分合演化”，电信行业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政企一体，到上世纪90年代的电信独大，再从2D。3年前后移动、电信、联通、网通、铁通、卫通之间的“六邦争雄”，到现在电信第二轮重组之后的移动、电信、联通三足鼎立，其间经历了太多的盛盛衰衰、分分合合。而主导这场演变的核心力量，不外乎是体制、资本、竞争格局等几个关键要素。
政企分离、联通成立、移动剥离、电信分拆重组、3G牌照发放，中国电信行业走过了异常艰难的30年。这30年，既是科技革命与传统思维交锋的30年，也是开放融合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与保守垄断的旧丛林法则交锋的30年。
1978—1986年 计划与市场
电话初装费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通过民间集资实现了基础产业的前期融资难题。
“现在广播找人。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让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这是冯小刚经典贺岁电影《手机》的情节：1969年，男主人公严守一陪着吕桂花到镇上打电话，他死磨硬泡好不容易让看电话的老牛接通了三矿，之后从电话另一头，传来三矿广播找人的大喇叭声。
这一画面正是对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落后的通信设施最真实写照。
其实，电话引入中国时间并不算晚。早在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就在掠夺中国土地和财富的同时，向中国强行殖入了近代的邮政业和电信业。在西方列强的控制下，1900年，南京首先开办了磁石式电话局。
但随后由于连年的内战以及社会动荡，中国通信事业长年处于停顿状态，以至于直到1978年，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0.38％，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10——每200人中拥有话机不到一部，比美国落后75年。
那时，中国的电信网络规模小且技术手段简单，通信状况基本可以用三句话形容“装不上，打不通，听不清”。为了让通信水平的发展跟上经济发展的需要，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对通信行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
1980年以前，中国电话资费由月租费和通话费组成，因其用户基数小导致收益过低，从而使电话业成为一个盈利甚少乃至亏损的产业，其发展只能依赖国家投入。
由于电信行业是一个高技术、高投入的产业，其发展必须以大量资金投入为代价。但当时国家财政一直处于不理想的状况。1977、1978两年，中国的财政尚略有赢余。然而到了1979年，财政赤字竟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额，为170.6亿。虽说1980年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财政赤字仍旧高达127.5亿。
一方面是发展电信产业的刚性需求，另一方面是国家财政紧张的真实窘境。当时，整个国家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外资引进尚未形成气候，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等现代化资本融通手段也还没有兴起，为了解决制约通信行业发展的初期投资这一关键问题，国家不得不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电信发展的早期经验，通过放松价格管控来实现通信行业的自力更生。
1979年国务院出台了165号文件，同意收取电话初装费。1980年国家特别批准市话企业收取电话初装费，从而使之成为电话资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两年后国家又对邮电部门在财政上实行所谓了的“倒一九分成”优惠政策，即：邮电部门利润或所得税只上交10％，非贸易外汇收入亦仅上交10％。
到了1985年，国务院提出了“国家、地方、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地发展邮电通信事业。从此以后，各地的邮电局依靠地方政府的支持，通过地方政府的投资以及地方企业的集资，筹集资金发展通信……
一系列文件与指导意见的出台，拉开了中国通信行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帷幕。收取初装费的决定出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邮电通信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对于尽快完善我国的电信网络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以广东为例，“八五”期间，广东收取初装费总额128亿元，占同期电话网总投资的4.2％。这使广东电话的普及率明显高于台湾地区、韩国同期的增长幅度。
但过高的初装费也极大地限制电话用户的总容量，阻碍了电话普及的步伐和通信行业的整体发展。当时，电话初装费大多都在5000元／部左右，而且电话资费也非常高。据长沙黄花镇一个粟姓鞋业经销商反映，他们家在上世纪80年代末装一部电话，初装费花了6000元，而且每个月的月租和电话费还要七八百元，这对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是一笔偏高的家庭支出。
因此，到后来初装费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要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发债券、银行贷款、发行股票等融资方式来实现，认为“初装费”是一种掠夺行为。而一些老百姓也以“坐公交车买了票，还需要交买车钱”为例质疑“初装费”的合理性。
从整体效果说，收取电话初装费和当时的其他经济政策一样，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特殊时期的阶段性产物，它在中国投融资体系还没有完全健全的情况下，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通过民间集资实现了基础产业前期的融资难题。
但这一点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中国通信行业的发展机制，这个时期的体制改革还只是停留在中央对地方以及邮政部门的权力下放，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中国(基本)通信业(主要指电话)由邮电部独家垄断经营这一事实。
那个时期，邮电部既是国家电信政策的制订者和监督者，又是国家唯一授权的承担投资、“关心”利润的经营者。这种双重身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电信体制转型的进程。
1987—2000年 分拆与上市
以分拆和海外上市为主导的电信改革 打破了几十年来中国邮政部对电信行业的垄断局面，改善了中国电信行业的竞争格局。
对于现任广东中海集团的董事长徐峰来说，1987年11月21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当时，一位在广东省邮电局的亲戚告诉他，邮局为了配合六运会，属下的无线分局准备推出第一批共100部模拟移动电话，如果徐峰喜欢，可以帮忙办理。徐峰自然兴奋不已，在亲戚的帮忙下，他成了中国首位“大哥大”用户。
大哥大的出现，意味着中国进入了移动通信时代，也改变了人们“财不露白”的固有观念。当时，大哥大公开价格在2万元左右，但一般要花2.5万元才可能买到，黑市售价曾高达5万元。这个价格不仅让普通百姓望而却步，就是一般的小企业老板，能买得起的也不多，于是拥有大哥大很快成为人们眼中财富的象征。
然而，相比于大哥大对大众财富观念的冲击，更有意义的是，移动通信设备和技术的引入给中国电信体制改革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国的体制改革向来坚持用增量改革带动存量调整这一基本思路，因此，在随后的十多年时间内，国家是通过对新兴的移动资产的剥离，来改变邮电部对电信行业的垄断这一固有局面。
为了摆脱邮电部政企不分所带来的市场混乱局面，1988年，国家提出“三步走”的电信改革设想，即第一步将施工、器材与工业等支撑系统分离出去；第二步将电信业务管理与政府职能分离，实现政企职责分离；第三步实现完全的政企分开，进行邮电分营和电信业重组。
1989年，两位资深通信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大和张煦教授，恰逢其时地联名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题为《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改革我国通信管理体制的建议》的报告。他们在此《建议》中指出，中国的通信业存在三对基本矛盾，即需求与能力、能力与资金、资金与体制，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体制矛盾。
为此，他们建议：邮电部尽快实行政企分开；中央通信企业与地方通信企业应分别成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有控制地放开国家对通信的专营权，专用网可经营公用业务，可按国家标准合理接口，统一组网，互相实行财务结算；政府可规定通信全行业利润率的上下限，作为宏观调控电信资费的政策依据；在具有偿还能力的前提下，大规模发行通信建设债券；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充分吸引并利用外资；打破部门所有制，逐步向股份公司发展。
这份《建议》得到了中国最高决策者的高度重视，也加快了中国通信产业现代化的进程。
随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而其中大部分措施都是围绕将移动资产逐步从固网中分拆出来以及与资本市场形成对接这两个方面。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94年7月19日，中国联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成为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点骨干企业之一；1995年中国电信进行企业法人登记，从此逐步实行政企分开；1997年，中国移动以广东和浙江两省的移动通信企业为基础组建了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并分别在香港和纽约成功上市；1998年3月，在原电子工业部和邮电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1999年2月，国务院批准中国电信改革方案，将原中国电信拆分成新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卫星通信3个公司，寻呼业务并入联通，同时，网通公司、吉通公司和铁通公司获得了电信运营许可证，形成“数网竞争”的经营格局；2000年6月，中国联通同时在香港与纽约上市。
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两件事还是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分别在1997和2000年在香港与纽约的同时上市。前者在亚洲金融风暴猛烈袭击香港的大背景下，获得了35倍的公开认购和18倍的机构配售认购，共筹资320亿港元，约合42亿美元，刷新了亚洲(除日本外)上市集资的纪录，并获得广泛的赞誉。后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28.28亿股，每股15.58港元，发行市盈率高达380倍，共筹资56.5亿美元。
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的海外上市，不仅直接从资本市场上获得了庞大的后续发展基金，为随后的技术升级换代留好了充足的资金储备，也对改善电信国企的运营机制，推动电信国企的运营模式转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以分拆和海外上市为主导的电信改革，的确打破了几十年来中国邮政部对电信行业的垄断局面，改善了中国电信行业的竞争格局。但这种改革的效果，更多体现在国有资源在国有企业内部的重新划分上，并没有给外资和民间资本太多的介入空间。
尽管，标志着中国电信业彻底市场化“开放寻呼和部分增值电信业务”在1993年被国务院批准，但实际上哪怕是在对民间资本开放的电信增值业，国有资本的影响力也是相当之强。
另外，由于移动通信市场的飞速上扬以及固话市场的逐步萎缩，这一次重组的最终结果就是在随后的10年中，中国移动取代中国电信成为新的市场垄断者，而这也为10年后的第二次重组埋下了伏笔。
2001—2009年 竞争与垄断
中国移动的快速增长，造成了中国电信行业新的不平衡。
引起全球IT达人和音乐达人狂热的iPhone，却在中国遭遇了一个大难题。
2008年，苹果公司的iPhone销量已经达到了1370万部。在中国大陆，虽然iPhone还没有通过正式渠道引入，但活跃用户也达到了100万以上，然而，iPhone却一直没有取得中国市场的准入证。
让iPhone迟迟无法进入中国的一个核心原因是引入条件，苹果公司始终无法与中国的三大运营商之中的某一家在引入条件上达成一致。
iPhone无法进入中国，与北京城铁10号线、奥运支线迟迟没有手机信号的问题一起成了当时公众最热切关心的话题。而这两个事件背后都反映了行业垄断所带来对公众消费利益的损害。
第一轮的电信改革的确是围绕“打破竞争，引入竞争”这一前提而进行的，移动、联通、铁通、网通、吉通与中国电信“数网并存”局面的确对降低整个行业资费，推动整个行业发展带来很积极的影响。其中第一个重要改革成果就是在2001年，被广泛争议了十几年的电话初装费最终被宣布取消。
为了进一步弱化中国电信独大的垄断局面，国家决定对中国电信做第二次分拆。2002年5月，国务院对电信进行了南北拆分重组，北方九省一市划归中国网通，成立新的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这一次分拆彻底打破了中国电信对固网的垄断，却在另一方面铸就了中国移动在移动通信的垄断地位。从2001年3月，中国手机用户数超过1亿，并于同年成为全球手机用户最多的国家。之后，这个数字几乎每年都以超过1亿的速度增长着，2002年11月、2004年5月和2006年1月，这一数字分别突破2亿、3亿和4亿，而2009年3月更是达到了惊人的6.7亿。在这些增长着的手机用户中，有将近80％来自于中国移动。
移动用户的快速增加，使中国移动很快就取代了过去的中国电信，成为新的行业垄断者。由于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到现在中国移动每天净利润都能达到3个亿。
中国移动的快速增长，造成了中国电信行业新的不平衡。从2007年年报看，2007年中国移动净利润为870.62亿元，几乎是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和中国联通三家净利润之和450.97亿元的两倍。更让人忧心的是，2007年中国移动新增用户数达到6810.6万，总用户数达到了惊人的3.69亿，反观其他三家运营商，同为移动运营商的中国联通用户数年增长1825万，中国网通用户数比上年同期减少315.2万，中国电信业也首现全年用户负增长。
为了彻底打破这种局面，2008年初，国家终于下定决心，进行了大部门制改革。改制后，国家取消了旧的信息产业部，成立了新的工业与信息化部。新成立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重组公告：鼓励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CDMA网(包括资产和用户)，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合并，中国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铁通并入中国移动。重组完成后发放3G牌照。3G又成为通信行业的全新热点，引发了新一轮的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