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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编辑学研究的基石，概念的界定始终是编辑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已有的一些定义具有较高的概括性，在新的媒介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仍然适用。但是在编辑实践以及教育、研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传媒业界格局的变动，如何重新审视并正确理解编辑的概念更显示出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不仅影响编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也制约着其指导作用的发挥。本文分析了这一问题的成因，并探讨了在互动型媒介日趋普及的形势下，如何结合实践的发展更为准确、全面地理解编辑定义的问题，以确定与时俱进并具有足够稳定性的基本概念。
关键词：编辑概念 稳定性 职业化定位
近年来，媒介技术迅速发展。在丰富多样的新型数字媒介服务领域，“编辑”的身影随处可见——如网站栏目编辑、页面编辑、手机编辑、数字视频及图片编辑、电子图书编辑，等等，不一而足。“编辑”还隐身在其他许多领域：博客的博主、电子论坛版主、网上评论的审查员、手机段子编写工作的组织者——他们的信息传播行为中，也包含着编辑行为。与此同时，传统纸媒出版机构的编辑岗位，也有了策划编辑、文字编辑等划分，分工在细化。此外，编辑职能复合化也是一个趋势，一位责编往往要兼顾多个工作环节。与这种多变情况相应的是编辑学界关于编辑概念的争议，以往的编辑学研究和专业教育受到了相当多的质疑，而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就业问题更增强了编辑学界和教育界的危机感。专业期刊上探讨专业教育处境、检讨学科定位、提出新型课程模式设想等内容的论文频繁出现，正是这种危机感的一种体现。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断有研究者提出构建新的学科体系的设想，编辑概念的重新界定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议题。笔者认为，传统的编辑概念仍可适用于当代传播实践，但新型互动传播对原有的编辑的职业化定位形成了冲击。本文希望通过对编辑概念的重新审视，以正确、全面的理解确保其相对稳定性，从而为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一个比较坚实的平台。
一、经典编辑概念仍适用于当代传播实际
编辑的概念，自古代有文化传播活动之始即有之。在编辑学发展为一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之后，其内涵外延均得到更为清晰的界定。按照戴文葆先生的观点，编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就是“使用物质文明设施和手段，组织、采录、收集、整理、纂修、审定各式精神产品及其他文献资料，使之传播展示于社会公众。”[1]，这一定义，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或是综合概括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学者对编辑概念的学理认识。从戴先生对编辑历史发展的梳理来看，这一定义是根据千百年来具体的编辑实践抽象出来的，抽象程度高，因此，即便“编辑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其内涵和外延在不同时代有差异[1]，但其内核并未有根本性的变化。当代学者对编辑概念的新定义、新描述，虽各有侧重，各有其立足点，但是对于编辑行为的基本认识仍趋于一致。例如有学者认为，编辑是“根据社会文化需要，按照指导方针，使用物质载体和技术手段，对精神产品进行组织、采集、鉴审、选择和编序加工，并缔构成一定的文化符号模式作为社会传播媒介的活动”[2]。这里也用了“精神产品”一词作为编辑的工作对象、客体。还有学者在表述中把“精神产品”具体化为“作品”了。例如，编辑是“组织、审阅、编选、加工原创作品以在整体上构成新作品（编辑作品）的再创性著作活动”[3]。一些新的定义描述中，用到了“信息”一词。例如，广义的编辑概念，指的是“在一定的文化政策指导下，编辑人员所从事的文化信息生产、加工、传播等系列运动形式”[4]。再如：“编辑是信息、知识有序化、载体化与社会化的业务活动。”[5]应该说，这里的“信息”与“精神产品”实质上是一致的。这是因为，精神意识产物本来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要传播、交流、分享，就要为对方所感知。而要为人所感知，就要物化，成为由符号系统承载、接受者可以感知、解读的讯息。这一点，合乎传播学界关于信息与传播关系的认识：就社会传播而言，只要是传播的，就是信息；只要是信息，就必然在传播[6]。
由此可见，上述定义并没有把信息内容限定为某一种符号系统，如文字、图片、声音或动态影像。因此，编辑处理的符号体系，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经典的编辑概念，仍适用于书报刊为主的印刷媒介、声音广播与电视广播为主的电波声像媒介，以及电影及录音录像制品等。即使到了数字传播时代，电脑上、手机上、游戏机上的信息内容，也是以文字、图片、声音或动态影像为符号结构物来传播的，只不过其制作、传输、接收方式采用了数字技术。
二、经典编辑概念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原因分析
虽然经典编辑概念适用于当代的各类传播，但是目前在业界、学界存在重新定义编辑概念、建立新的理论框架的呼声，也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以往编辑分工的固有模式，造成了人们对编辑概念的片面理解。传统的编辑业务活动往往局限于特定的某一种类型。在编辑教育与学术研究中应用的编辑概念，也更多地体现为狭义的界定，往往仅针对印刷出版物而言。考虑到整个大众传播行业的情况，编辑概念需要寻求在广播、电视、网络等领域的适用性，否则同类型的职业化传播行为就容易被分置开来，书刊编辑研究与传播领域的其他编辑研究难以交融和相互支撑。就信息产品的使用者而言，也因产品类型的不同而被截然划分为“读者”和“听众”、“观众”等，他们的共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下的编辑专业自然容易局限于书刊出版领域。由此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以及相应的专业教育模式，自然不能与完整的编辑概念相吻合。即使教科书里的编辑概念是全面的，但是教授的编辑技能却体现为片面的某一类型的编辑实践（如书刊文字编辑），以平面媒体的文字图片符号特别是文字符号取代多样的信息符号，以书刊编辑观念遮蔽了多类型媒体的编辑观念。
其次，与上述片面理解相应的，是行业壁垒和专业围城的形成。就媒介发展的情况而言，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一个行业领域，长期以来形成一套运作机制，一套操作规范，一套经营策略。行业的专业性和不可替代性即由此形成。与世界共性所不同的是，我国媒介体制客观上也强化了这种媒介形态以行业分立的局面。不同行业泾渭分明、壁垒森严，缺乏交融的良好基础。例如，有专门的音像出版社，广播电视系统与新闻出版系统归属不同的部门管理，在印刷媒介内部，划分了专业出版类别、地区，等等。目前正在进行的行业改制，正是针对体制问题进行的改革。
再次，编辑教育与学术研究画地为牢，长期着眼于印刷媒体、文字符号系统，以书刊编辑为限，较少涉及其他媒介。编辑教育发端于印刷媒介时代，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强化自我专业特性，本无可厚非。但是令人担忧的是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在实务界应对媒介形态变化、图谋变革的时候仍旧保持着原有的惯性。一旦强调自我领域的独立性、专业价值，则必然寻找理论依据、界定基本概念、明确基本内容，形成套路、系统，这样一来，虽则在教育领域可获得一席之地（及相应的学术资源），但很可能成为相对封闭、停滞不前的一潭死水。例如教材、课程设计，一旦强调了专业特殊性，也就容易忽略其兼容性。如果是开放式的，则不易形成这种局面。影音编辑，虽则设置在广播电视、电影等专业里，由于技术手段差异较大而较难与书刊编辑纳入同一体系。但是跨媒介传播机构以及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对融合式编辑的研究与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数字影音编辑工具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界面越来越友好，学员掌握编辑技术的难度已经大大降低。
这些观念与实践上的问题，使得已有的较为全面的概念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一基本概念基础上建立的理论体系因而受到较多限制，难以发挥更好的指导实践、培养专业人才的作用。解决问题，首先是正视现实，促进编辑理论更加紧密地与实际相结合。
1.重视媒介形态变化，特别是媒介融合趋势。世界范围内，媒介融合乃大势所趋。就具体的媒介组织机构而言，多媒体经营、多媒体交融也已经成为成熟的操作方式。而在我国，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也将大大强化出版业的经营自主性，联合、兼并、合营，都会因为转制而变得顺理成章。原来分属不同行业的传播机构，也有了合作甚至深度融合的体制保障。也就是说，编辑工作者所使用的“物质文明设施和手段”发生了变化，而且是革命性的变化。这样一来，“从事组织、采录、收集、整理、纂修、审定各式精神产品及其他文献资料等项工作”的方式自然也发生变化，“使之传播展示于社会公众”的过程也与以往不同。例如，手机小说、手机杂志、手机报纸等数字增值信息服务在技术上已经日趋成熟，市场也随移动通讯业务的高速增长以及3G技术的逐步应用而迅速拓展。对于编辑来说，这些新型内容就是新的工作对象。网上论坛、视频网站、各类政府及非政府机构网站、经营性及非赢利性网站，也都是重要的工作平台。做好传播工作，进一步总结、归纳经验，以此促进对编辑概念中涉及工作方式、工作对象等要素的全面理解。
2.重视受众接触媒介、获取信息的新方式，甚至受众的生活方式、信息观念的变化都应引起编辑业界和理论研究者的关注。也就是说，“社会公众”也有很大变化。例如，离不开手机或游戏机的“拇指族”、地铁白领、卡通少年、“宅男”、“宅女”、“迷”群体，等等，他们的信息消费行为都大大不同于传统社会。就他们接触的不同媒介来说，正所谓“媒介即讯息”——不同媒介，即使传播者意欲传达同样的意义，但由于技术形态不同，其传播效果、社会影响也都不同。编辑概念中信息产品要展示给“社会公众”，就要从这些方面深入理解。
3.信息内容也有很大变化，自然要求我们对编辑概念中的“精神产品”有新的认识。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教育、生活实用信息，新型娱乐信息扩展了领地，动漫等都是引人注目的生力军。游戏伴随着人类发展而发展，但是游戏成为发展速度惊人的媒介、成为对于青年一代非常重要的媒介娱乐信息内容，却始于数字互动技术勃兴的20世纪后期。网络游戏更是成为新型数字出版领域的生力军。此外，因移动通讯技术发展及市场拓展而产生的移动媒体内容也处于勃兴阶段，“手机报”已经拥有大量订户，“手机每日英语”之类的教育内容以及节假日中形成井喷式天量传播的“笑话段子”、“问候语”等短信服务，都是以前没有的传播内容，需要编辑理论研究予以关注。
还应该指出，经典编辑概念受到质疑，还有定义表述方式的问题。学界对于经典编辑概念的定义方式，还存在争议。多数定义还处于理论探讨期的创造性定义，而没有达到相对完善地步。究其原因，是因为理论基础还不够厚实，以至于业界还无法达成共识。前述编辑定义的表述方式差异明显，虽则体现了多元化，但是没有统一共识也说明缺乏足够深入、科学、系统、全面的研究。对于一个概念的界定，是建立理论体系的前提，但是理论研究如果进一步深化，则能够推动定义的完善。有研究者已经提出，将编辑学纳入传播学范畴[7]。这样一来，编辑学科就具有了更高层次学科的依托，从传播、信息等基本层面去定义编辑概念，会更加稳妥。尹玉吉等研究者即持类似观点，提出将编辑学作为传播学的子学科[8]。此外，也有学者从研究范式角度，提出突破原有批判研究范式，发展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做到多种范式多元发展的设想[9]，这些，都为我们把编辑活动作为传播活动，把编辑人员作为传播者进行考察提供了依据。按照较为通行的定义，大众传播是这样一个过程：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讯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10]。编辑即为媒介组织中的核心岗位，编辑人员很大程度上是传播者（机构）的核心。编辑所采集、制作的信息符号，远不止于单一的文字信息或静态影像；这里的传播，也不仅仅是平面印刷物的发行。信息，可以是诉诸视觉的信息如静态的文字、图片，动态影像、光影符号，可以是诉诸听觉的音乐、音响，甚至可以是诉诸嗅觉（如气味图书或电影）或触觉（如盲文或者具有动态座椅效果的电影）的符号系统。而目前的大众传媒所借助的符号系统，均在此范围之内。即使在数字媒体传播领域，编辑处理的符号形态仍旧是以文字符号、声音符号、静态及动态视觉符号为主。从这一点来说，采用传播学的理论成果，至少能够以一种统一的表述方式，将编辑工作的对象加以明确。
三、数字时代的进一步审视：编辑职业化定位的转变
如果说新的媒介发展态势对经典编辑概念提出更新要求的话，那么主要是其中编辑职业身份的问题。毕竟，编辑概念里，包含着编辑主体这一要素，“编辑”一词本身也有编辑人员的意思。编辑学研究，以职业编辑的主体意识、社会角色、社会责任为重要前提和研究的重要内容[11]。因而数字媒介发展给编辑职业化定位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必须考虑在内。
首先，数字技术的发展，引入了革命性的“互动传播”概念，对编辑的职业身份有显著影响。互动技术把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接受者——受众变成了新媒体使用者。他们接受信息，同时也传递信息。他们是信息的享用者，同时也往往成为信息的采集、制作、发布人。使用者之间“直接”交流，缺少了大众传播时代的职业化媒介作为中介[12]，职业编辑人员被边缘化了，似乎变得可有可无，无关紧要。例如，门户网站时代，网站编辑仍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博客等个人化信息发布方式、Facebook等人际关系网络平台的发展，使得任何一个用户都成为传播的主体而非被动的信息接受者。此时，职业编辑人员作为传播者，在互动传播中是互动的一方，另一方则是互动媒体用户。因此，编辑既是“使用物质文明设施和手段，从事组织、采录、收集、整理、纂修、审定各式精神产品及其他文献资料等项工作，使之传播展示于社会公众者”，而且也成为与用户对话的主体。“对话”，应该成为编辑的姿态、观念、岗位内容、工作方式。编辑的信息服务工作将不再限于“提供信息”，而是“提供平台”、“中介服务”。
其次，“技术”环节前移也对编辑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印刷媒介时代，编辑的核心工作是面对信息内容，面对文字及图像符号所指示的“意义”。排版、校对、印刷、装订、发行等技术性环节，都是“工匠”的职责，与编辑有关但关系不大。但是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编辑和技术的关系。一种技术，往往带来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信息观念，以及相应的信息采集、制作、发布业务流程。以互联网为例，一个关键性的变革就是WEB1.0到WEB2.0的发展。点对多的门户网站遭受严重冲击，点对点（peer-to-peer）的传播方式成为新的潮流。无论是博客、播客还是流媒体PP Stream，都把普通网民推上了传播者的岗位。在这背后，是技术应用端口的转移。以往的信息内容无论最初的制作者是谁，最后都由网站机构发布，而现在，网民可以自己发布信息，甚至成为非职业化的编辑。此时，职业编辑的角色，往往是网站管理员、版主、评论审查员，等等。他们的工作中，设置栏目、处理帖子或视频、编辑主题标题、发布公告、为用户上传内容评分等，都可视为编辑行为[13]。
此外，新媒体的发展打破了原有媒介体制所形成的行业壁垒，传统编辑人员所具有的行业优势大打折扣。这使得编辑作为一种专业技术人员的优势有所消解。更深层次的，还在于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动，在于网络技术普及所带来的社会扁平化趋势。编辑从业者本来是掌握知识、传递信息、教化大众的精英人士，拥有独特的传播资源。但如今，这一职业群体站在金字塔上端俯视大众的绝对姿态已经无法保持。
对于编辑学研究来说，应该重视这些观念和实践上的变化，在原有经典概念基础上促进理论拓展，以构建更为完善的框架体系。不能忽略新媒体发展对编辑主体、客体的影响，更不能沿用原有对编辑概念的片面理解。编辑专业教育，则更应提高师资队伍应对数字化变革的能力，教学设备、教学方法、教学内容都要适应新媒体的发展。此外，随新媒体产生的非专业编辑群体，也应该予以重视。这些互动媒体的用户是职业编辑的信息服务对象、媒体客户，同时也是媒体信息的提供者。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拥有自己的传播平台，而非仅仅使用职业传播者提供的信息平台。实际情况也表明，互动媒体用户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信息的采集、制作、编辑、发布。有些深度参与者足可以视为准专业编辑。一个完整的编辑概念，是否可以考虑淡化原有的“职业化”定位，而把这些大众编辑纳入其中？这些，都是应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注释
[1]戴文葆.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编辑词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
[2]王振铎.编辑学论稿.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24
[3]叶向荣.编辑概念诸说辩证分析.编辑之友,1995(5).
[4]吴平.编辑理论研究目的之我见.出版探索——纪念武汉大学编辑出版专业创建20周年校友论文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496.
[5]任定华,于泳琳.关于编辑与编辑学研究对象以及其概念问题.编辑之友,1995(1).
[6]张国良.大众传播原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6.
[7]王和平.编辑研究的传播学视角.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8]尹玉吉.编辑学学科性质讨论述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9]王伟.研究范式与我国编辑学的发展.编辑之友,2009(7).
[10]Melcin L. DeFleur ,Everette E. Dennis Understanding Mass Communication，Houghtom Mifflin 1996:28.
[11]佘斯勇.编辑职责的历史嬗变.编辑之友,2009(2).
[12]赵凯.解码新媒体.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
[13]P. David Marshall, New Media Cultures, ARNOLD, 2004.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傅先萍
关键词：编辑概念 稳定性 职业化定位
近年来，媒介技术迅速发展。在丰富多样的新型数字媒介服务领域，“编辑”的身影随处可见——如网站栏目编辑、页面编辑、手机编辑、数字视频及图片编辑、电子图书编辑，等等，不一而足。“编辑”还隐身在其他许多领域：博客的博主、电子论坛版主、网上评论的审查员、手机段子编写工作的组织者——他们的信息传播行为中，也包含着编辑行为。与此同时，传统纸媒出版机构的编辑岗位，也有了策划编辑、文字编辑等划分，分工在细化。此外，编辑职能复合化也是一个趋势，一位责编往往要兼顾多个工作环节。与这种多变情况相应的是编辑学界关于编辑概念的争议，以往的编辑学研究和专业教育受到了相当多的质疑，而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就业问题更增强了编辑学界和教育界的危机感。专业期刊上探讨专业教育处境、检讨学科定位、提出新型课程模式设想等内容的论文频繁出现，正是这种危机感的一种体现。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断有研究者提出构建新的学科体系的设想，编辑概念的重新界定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议题。笔者认为，传统的编辑概念仍可适用于当代传播实践，但新型互动传播对原有的编辑的职业化定位形成了冲击。本文希望通过对编辑概念的重新审视，以正确、全面的理解确保其相对稳定性，从而为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一个比较坚实的平台。
一、经典编辑概念仍适用于当代传播实际
编辑的概念，自古代有文化传播活动之始即有之。在编辑学发展为一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之后，其内涵外延均得到更为清晰的界定。按照戴文葆先生的观点，编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就是“使用物质文明设施和手段，组织、采录、收集、整理、纂修、审定各式精神产品及其他文献资料，使之传播展示于社会公众。”[1]，这一定义，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或是综合概括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学者对编辑概念的学理认识。从戴先生对编辑历史发展的梳理来看，这一定义是根据千百年来具体的编辑实践抽象出来的，抽象程度高，因此，即便“编辑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其内涵和外延在不同时代有差异[1]，但其内核并未有根本性的变化。当代学者对编辑概念的新定义、新描述，虽各有侧重，各有其立足点，但是对于编辑行为的基本认识仍趋于一致。例如有学者认为，编辑是“根据社会文化需要，按照指导方针，使用物质载体和技术手段，对精神产品进行组织、采集、鉴审、选择和编序加工，并缔构成一定的文化符号模式作为社会传播媒介的活动”[2]。这里也用了“精神产品”一词作为编辑的工作对象、客体。还有学者在表述中把“精神产品”具体化为“作品”了。例如，编辑是“组织、审阅、编选、加工原创作品以在整体上构成新作品（编辑作品）的再创性著作活动”[3]。一些新的定义描述中，用到了“信息”一词。例如，广义的编辑概念，指的是“在一定的文化政策指导下，编辑人员所从事的文化信息生产、加工、传播等系列运动形式”[4]。再如：“编辑是信息、知识有序化、载体化与社会化的业务活动。”[5]应该说，这里的“信息”与“精神产品”实质上是一致的。这是因为，精神意识产物本来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要传播、交流、分享，就要为对方所感知。而要为人所感知，就要物化，成为由符号系统承载、接受者可以感知、解读的讯息。这一点，合乎传播学界关于信息与传播关系的认识：就社会传播而言，只要是传播的，就是信息；只要是信息，就必然在传播[6]。
由此可见，上述定义并没有把信息内容限定为某一种符号系统，如文字、图片、声音或动态影像。因此，编辑处理的符号体系，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经典的编辑概念，仍适用于书报刊为主的印刷媒介、声音广播与电视广播为主的电波声像媒介，以及电影及录音录像制品等。即使到了数字传播时代，电脑上、手机上、游戏机上的信息内容，也是以文字、图片、声音或动态影像为符号结构物来传播的，只不过其制作、传输、接收方式采用了数字技术。
二、经典编辑概念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原因分析
虽然经典编辑概念适用于当代的各类传播，但是目前在业界、学界存在重新定义编辑概念、建立新的理论框架的呼声，也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以往编辑分工的固有模式，造成了人们对编辑概念的片面理解。传统的编辑业务活动往往局限于特定的某一种类型。在编辑教育与学术研究中应用的编辑概念，也更多地体现为狭义的界定，往往仅针对印刷出版物而言。考虑到整个大众传播行业的情况，编辑概念需要寻求在广播、电视、网络等领域的适用性，否则同类型的职业化传播行为就容易被分置开来，书刊编辑研究与传播领域的其他编辑研究难以交融和相互支撑。就信息产品的使用者而言，也因产品类型的不同而被截然划分为“读者”和“听众”、“观众”等，他们的共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下的编辑专业自然容易局限于书刊出版领域。由此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以及相应的专业教育模式，自然不能与完整的编辑概念相吻合。即使教科书里的编辑概念是全面的，但是教授的编辑技能却体现为片面的某一类型的编辑实践（如书刊文字编辑），以平面媒体的文字图片符号特别是文字符号取代多样的信息符号，以书刊编辑观念遮蔽了多类型媒体的编辑观念。
其次，与上述片面理解相应的，是行业壁垒和专业围城的形成。就媒介发展的情况而言，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一个行业领域，长期以来形成一套运作机制，一套操作规范，一套经营策略。行业的专业性和不可替代性即由此形成。与世界共性所不同的是，我国媒介体制客观上也强化了这种媒介形态以行业分立的局面。不同行业泾渭分明、壁垒森严，缺乏交融的良好基础。例如，有专门的音像出版社，广播电视系统与新闻出版系统归属不同的部门管理，在印刷媒介内部，划分了专业出版类别、地区，等等。目前正在进行的行业改制，正是针对体制问题进行的改革。
再次，编辑教育与学术研究画地为牢，长期着眼于印刷媒体、文字符号系统，以书刊编辑为限，较少涉及其他媒介。编辑教育发端于印刷媒介时代，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强化自我专业特性，本无可厚非。但是令人担忧的是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在实务界应对媒介形态变化、图谋变革的时候仍旧保持着原有的惯性。一旦强调自我领域的独立性、专业价值，则必然寻找理论依据、界定基本概念、明确基本内容，形成套路、系统，这样一来，虽则在教育领域可获得一席之地（及相应的学术资源），但很可能成为相对封闭、停滞不前的一潭死水。例如教材、课程设计，一旦强调了专业特殊性，也就容易忽略其兼容性。如果是开放式的，则不易形成这种局面。影音编辑，虽则设置在广播电视、电影等专业里，由于技术手段差异较大而较难与书刊编辑纳入同一体系。但是跨媒介传播机构以及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对融合式编辑的研究与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数字影音编辑工具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界面越来越友好，学员掌握编辑技术的难度已经大大降低。
这些观念与实践上的问题，使得已有的较为全面的概念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一基本概念基础上建立的理论体系因而受到较多限制，难以发挥更好的指导实践、培养专业人才的作用。解决问题，首先是正视现实，促进编辑理论更加紧密地与实际相结合。
1.重视媒介形态变化，特别是媒介融合趋势。世界范围内，媒介融合乃大势所趋。就具体的媒介组织机构而言，多媒体经营、多媒体交融也已经成为成熟的操作方式。而在我国，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也将大大强化出版业的经营自主性，联合、兼并、合营，都会因为转制而变得顺理成章。原来分属不同行业的传播机构，也有了合作甚至深度融合的体制保障。也就是说，编辑工作者所使用的“物质文明设施和手段”发生了变化，而且是革命性的变化。这样一来，“从事组织、采录、收集、整理、纂修、审定各式精神产品及其他文献资料等项工作”的方式自然也发生变化，“使之传播展示于社会公众”的过程也与以往不同。例如，手机小说、手机杂志、手机报纸等数字增值信息服务在技术上已经日趋成熟，市场也随移动通讯业务的高速增长以及3G技术的逐步应用而迅速拓展。对于编辑来说，这些新型内容就是新的工作对象。网上论坛、视频网站、各类政府及非政府机构网站、经营性及非赢利性网站，也都是重要的工作平台。做好传播工作，进一步总结、归纳经验，以此促进对编辑概念中涉及工作方式、工作对象等要素的全面理解。
2.重视受众接触媒介、获取信息的新方式，甚至受众的生活方式、信息观念的变化都应引起编辑业界和理论研究者的关注。也就是说，“社会公众”也有很大变化。例如，离不开手机或游戏机的“拇指族”、地铁白领、卡通少年、“宅男”、“宅女”、“迷”群体，等等，他们的信息消费行为都大大不同于传统社会。就他们接触的不同媒介来说，正所谓“媒介即讯息”——不同媒介，即使传播者意欲传达同样的意义，但由于技术形态不同，其传播效果、社会影响也都不同。编辑概念中信息产品要展示给“社会公众”，就要从这些方面深入理解。
3.信息内容也有很大变化，自然要求我们对编辑概念中的“精神产品”有新的认识。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教育、生活实用信息，新型娱乐信息扩展了领地，动漫等都是引人注目的生力军。游戏伴随着人类发展而发展，但是游戏成为发展速度惊人的媒介、成为对于青年一代非常重要的媒介娱乐信息内容，却始于数字互动技术勃兴的20世纪后期。网络游戏更是成为新型数字出版领域的生力军。此外，因移动通讯技术发展及市场拓展而产生的移动媒体内容也处于勃兴阶段，“手机报”已经拥有大量订户，“手机每日英语”之类的教育内容以及节假日中形成井喷式天量传播的“笑话段子”、“问候语”等短信服务，都是以前没有的传播内容，需要编辑理论研究予以关注。
还应该指出，经典编辑概念受到质疑，还有定义表述方式的问题。学界对于经典编辑概念的定义方式，还存在争议。多数定义还处于理论探讨期的创造性定义，而没有达到相对完善地步。究其原因，是因为理论基础还不够厚实，以至于业界还无法达成共识。前述编辑定义的表述方式差异明显，虽则体现了多元化，但是没有统一共识也说明缺乏足够深入、科学、系统、全面的研究。对于一个概念的界定，是建立理论体系的前提，但是理论研究如果进一步深化，则能够推动定义的完善。有研究者已经提出，将编辑学纳入传播学范畴[7]。这样一来，编辑学科就具有了更高层次学科的依托，从传播、信息等基本层面去定义编辑概念，会更加稳妥。尹玉吉等研究者即持类似观点，提出将编辑学作为传播学的子学科[8]。此外，也有学者从研究范式角度，提出突破原有批判研究范式，发展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做到多种范式多元发展的设想[9]，这些，都为我们把编辑活动作为传播活动，把编辑人员作为传播者进行考察提供了依据。按照较为通行的定义，大众传播是这样一个过程：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讯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10]。编辑即为媒介组织中的核心岗位，编辑人员很大程度上是传播者（机构）的核心。编辑所采集、制作的信息符号，远不止于单一的文字信息或静态影像；这里的传播，也不仅仅是平面印刷物的发行。信息，可以是诉诸视觉的信息如静态的文字、图片，动态影像、光影符号，可以是诉诸听觉的音乐、音响，甚至可以是诉诸嗅觉（如气味图书或电影）或触觉（如盲文或者具有动态座椅效果的电影）的符号系统。而目前的大众传媒所借助的符号系统，均在此范围之内。即使在数字媒体传播领域，编辑处理的符号形态仍旧是以文字符号、声音符号、静态及动态视觉符号为主。从这一点来说，采用传播学的理论成果，至少能够以一种统一的表述方式，将编辑工作的对象加以明确。
三、数字时代的进一步审视：编辑职业化定位的转变
如果说新的媒介发展态势对经典编辑概念提出更新要求的话，那么主要是其中编辑职业身份的问题。毕竟，编辑概念里，包含着编辑主体这一要素，“编辑”一词本身也有编辑人员的意思。编辑学研究，以职业编辑的主体意识、社会角色、社会责任为重要前提和研究的重要内容[11]。因而数字媒介发展给编辑职业化定位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必须考虑在内。
首先，数字技术的发展，引入了革命性的“互动传播”概念，对编辑的职业身份有显著影响。互动技术把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接受者——受众变成了新媒体使用者。他们接受信息，同时也传递信息。他们是信息的享用者，同时也往往成为信息的采集、制作、发布人。使用者之间“直接”交流，缺少了大众传播时代的职业化媒介作为中介[12]，职业编辑人员被边缘化了，似乎变得可有可无，无关紧要。例如，门户网站时代，网站编辑仍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博客等个人化信息发布方式、Facebook等人际关系网络平台的发展，使得任何一个用户都成为传播的主体而非被动的信息接受者。此时，职业编辑人员作为传播者，在互动传播中是互动的一方，另一方则是互动媒体用户。因此，编辑既是“使用物质文明设施和手段，从事组织、采录、收集、整理、纂修、审定各式精神产品及其他文献资料等项工作，使之传播展示于社会公众者”，而且也成为与用户对话的主体。“对话”，应该成为编辑的姿态、观念、岗位内容、工作方式。编辑的信息服务工作将不再限于“提供信息”，而是“提供平台”、“中介服务”。
其次，“技术”环节前移也对编辑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印刷媒介时代，编辑的核心工作是面对信息内容，面对文字及图像符号所指示的“意义”。排版、校对、印刷、装订、发行等技术性环节，都是“工匠”的职责，与编辑有关但关系不大。但是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编辑和技术的关系。一种技术，往往带来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信息观念，以及相应的信息采集、制作、发布业务流程。以互联网为例，一个关键性的变革就是WEB1.0到WEB2.0的发展。点对多的门户网站遭受严重冲击，点对点（peer-to-peer）的传播方式成为新的潮流。无论是博客、播客还是流媒体PP Stream，都把普通网民推上了传播者的岗位。在这背后，是技术应用端口的转移。以往的信息内容无论最初的制作者是谁，最后都由网站机构发布，而现在，网民可以自己发布信息，甚至成为非职业化的编辑。此时，职业编辑的角色，往往是网站管理员、版主、评论审查员，等等。他们的工作中，设置栏目、处理帖子或视频、编辑主题标题、发布公告、为用户上传内容评分等，都可视为编辑行为[13]。
此外，新媒体的发展打破了原有媒介体制所形成的行业壁垒，传统编辑人员所具有的行业优势大打折扣。这使得编辑作为一种专业技术人员的优势有所消解。更深层次的，还在于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动，在于网络技术普及所带来的社会扁平化趋势。编辑从业者本来是掌握知识、传递信息、教化大众的精英人士，拥有独特的传播资源。但如今，这一职业群体站在金字塔上端俯视大众的绝对姿态已经无法保持。
对于编辑学研究来说，应该重视这些观念和实践上的变化，在原有经典概念基础上促进理论拓展，以构建更为完善的框架体系。不能忽略新媒体发展对编辑主体、客体的影响，更不能沿用原有对编辑概念的片面理解。编辑专业教育，则更应提高师资队伍应对数字化变革的能力，教学设备、教学方法、教学内容都要适应新媒体的发展。此外，随新媒体产生的非专业编辑群体，也应该予以重视。这些互动媒体的用户是职业编辑的信息服务对象、媒体客户，同时也是媒体信息的提供者。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拥有自己的传播平台，而非仅仅使用职业传播者提供的信息平台。实际情况也表明，互动媒体用户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信息的采集、制作、编辑、发布。有些深度参与者足可以视为准专业编辑。一个完整的编辑概念，是否可以考虑淡化原有的“职业化”定位，而把这些大众编辑纳入其中？这些，都是应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注释
[1]戴文葆.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编辑词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
[2]王振铎.编辑学论稿.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24
[3]叶向荣.编辑概念诸说辩证分析.编辑之友,1995(5).
[4]吴平.编辑理论研究目的之我见.出版探索——纪念武汉大学编辑出版专业创建20周年校友论文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496.
[5]任定华,于泳琳.关于编辑与编辑学研究对象以及其概念问题.编辑之友,1995(1).
[6]张国良.大众传播原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6.
[7]王和平.编辑研究的传播学视角.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8]尹玉吉.编辑学学科性质讨论述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9]王伟.研究范式与我国编辑学的发展.编辑之友,2009(7).
[10]Melcin L. DeFleur ,Everette E. Dennis Understanding Mass Communication，Houghtom Mifflin 1996:28.
[11]佘斯勇.编辑职责的历史嬗变.编辑之友,2009(2).
[12]赵凯.解码新媒体.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
[13]P. David Marshall, New Media Cultures, ARNOLD, 2004.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傅先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