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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
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
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一个按“现代性”逻辑来运转的高风险系统，不安全感、焦虑、愤怒、极端化在社会空间中日益弥漫，这一预设一定程度上不再符合现实。
当某些基层权力失范时，和已经变化的社会结构、技术—媒介要素、传播机制、社会心理结合，其孕育的风险，或者说杀伤力，可能骤然被放大无数倍。
另一个社会空间
按曾经当过英国布莱尔政府重要智囊的社会学名家吉登斯的说法，“现代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即“空间”和“地点”的分离。
先设想一下，假如某一表征基层权力失范的“野蛮拆迁”事件发生在遥远的过去，或者只是在没有网络和微博的年代里，情况如何？
可以看到：第一，它只是一个地域性事件，就是说，这个事件最多弥漫于那个地方的空间而已；第二，无论这个地方外的人是否获知事件的信息，他们无法参与这个事件，因此在心理上，这一事件“在别处”，与他们无关；第三，正因为这是一个在心理上和他们无关的别处的事件，所以，他们在认为发生了“野蛮拆迁”的地方的政府权力“坏”时，在心理上不太可能改变自己和整个权力体系的关系—这一点的发生，往往是要轮到他头上的时候。
换言之，由于“事件”是存在于“空间”里的，而因为在那种社会条件下，“地点”和“空间”大致重合，所以这一恶劣事件发生在哪儿，其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很难超出哪儿的社会空间。
在“现代性”还未君临天下，或者其逻辑还未如此深入地重构社会运转机制的时代里，历代的王朝就占了这个便宜，它要整个政权烂透了，到处都是火药桶，才有那么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与之相反，在“空间”和“地点”分离得很彻底的今天，一个权力者打一个小贩，就可能爆发一场社会抗议甚至“革命”的风暴—突尼斯一“城管”对卖水果小贩“粗暴执法”的事件就是这样。
吉登斯认为，“空间”和“地点”的分离，在现代性下，是通过可以让人的社会活动“缺场”的各种（技术—媒介）要素来完成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官员在以前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必然要亲自去到现场的某间房子里，就是说，他的社会活动，体现为一种对某个“地点”的“在场”，要和别人面对面。但现在有了“电视电话会议”，它构造了一个新的“会议现场”，这个“会议现场”的“空间”，就不局限于原来的那间房子了。这样，他虽然对于那个地点来说是“缺场”的，但是，对于他参与开会的这个“空间”来说，他却是“在场”的。
技术—媒介要素（比如这个例子中的电视、电话）把“空间”从“地点”里分离出来时，也就构造了一个抽象的“虚化空间”。
权力失控的突变
“虚化空间”的特点有两个：第一，把人从面对面的交往，抽象化为不“在场”的交往，因此它具有重构人与人之间（包括政府与民众之间）关系的功能；第二，在原来某个“地点”所发生的事件，一旦成为“虚化空间”里的事件，它在量上和质上不仅瞬间突变，而且难以预测，不可控制。
在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网络、微博了，这个“虚化空间”巨大到难以想象，而且，它是公共的，人人都可以参与，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信息障碍和社会排斥。
有了“虚化空间”，借助于它的传播机制，“野蛮拆迁”事件无论在哪个地方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都已经截然不同。
先看一下事件在“虚化空间”的形成机制：
当有关“野蛮拆迁”的信息被放入网络、微博时，除非官方一开始就全部公布了信息，并且对媒体开放，邀请社会监督，让人们找不到理由愿意去相信不同或相反的“事实”，否则，人们都会参与对“事实”的构造。
原因很简单，在这个世界上，从认知上来说，从来就没有一个摆在那儿的“绝对事实”，人们所认为的“事实”，是多种因素相加的结果：“得到的信息” “人们愿意相信的” “谣言” ……=“事实”。
在“空间”和“地点”没有分离的情境或时代，A地方的人，可能也会听到在B地方发生的事件，并越传越神。但是，这种情况，只会歪曲事情的真相，而不会迅速把事件放大，因为参与传播、构造这个事件的人是有限的，互动性差。
但是，在网络、微博，由于人人都可参与，互动性强，无论是否有歪曲（由于信息的多元，并且可以矫正，谣言在人人参与的公共空间里往往会自我澄清、自我证伪），短时间之内都可以把这个事件放大。
这个事件，因此脱离了它所发生的具体地点，而像是发生在“虚化空间”里一样。如此一来，它便不再是一个只是弥漫于某个地方的空间的地域性事件了，而成为一个弥漫于“虚化空间”里的“全国性事件”。它甚至还可以变成一个“国际性事件”，就像作为“现代性”的登峰造极，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卷入“全球化”一样。
官民冲突的放大
再来看一下会产生何种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
显然，人们的心理会发生巨大变化。事件既然已经和它所发生的“地点”分离，存在于“虚化空间”里，而不在“现场”的人们又可以参与这一“事件”，那么，他在心理上就已经“在场”。就是说，事件在“虚化空间”里的存在，不再仅仅是让人们可以拉开距离看戏了，他已经投入其中。因此，这个事件不再是发生在别处的事件，而是和他有关。
不仅仅如此。当一个事件存在于公共空间里的时候，它的被放大，使自己获得了一种“普遍性”的特征。逻辑上，不仅可以发生在某个地方，也可以发生在另一个地方；不仅某一地方的某些民众可以被基层官员强拆房子，野蛮暴打，另一个地方的民众也可以被如此侵害。这一逻辑，只要和很多人平时受过官员的气，或对公权力者滥权有过日常感知的心理背景结合，就变得坚不可摧。 也就是说，在人们的心理上，发生在某个地方的“野蛮拆迁”，不再是类似于“个别人是坏的，大多数人是好的”这类说辞的孤立的、个别的事件了，而是普遍性现象中的一个个案。如果这段时间，这个地方发生了“野蛮拆迁”，一段时间过后，那个地方又发生了“野蛮拆迁”或“粗暴执法”的事件，那就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心理认知。
而在性质上，它也不再是“个别地方官员侵害民众权益”，而是变成了“权力作恶”。人们对事件的心理反应所具体针对的，也许仍只是发生了“野蛮拆迁”的那个地方的政府官员，但抽象针对的，已经是整个权力体系。
人与人之间（包括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实际关系，尤其是心理上的关系，是依靠互动现实地建构的。发生一次“野蛮拆迁”，都会建构一次被侵害民众和政府的关系，引发心理上的对峙，消耗一次政府的合法性资源。而当“野蛮拆迁”发生在公共空间的时候，这种关系的建构，超越了被侵害民众和当地政府的范畴，变成在公共空间看到、参与了这个事件的民众和抽象的“政府”、整个权力体系的关系了。
就是说，一次地方政府、基层官员的“权力作恶”，就可以在整个社会空间里转变成抽象意义上的官民关系并恶化它。而民众的被侵害感，以及这种关系，在这个空间里，都得到了放大。
消除“结构性冲突”
从中国历史上看，上层权力如果无法制止基层权力滥权，为最大限度地攫取“代理人利益”而侵害民众，说明它的自我约束能力出现了问题。基层权力代表着“国家”，它的失范会直接伤害“社会”，扮演的是整个 权力体系掘墓人的不光彩角色。
控制基层权力的有序运作，始终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
但我们已经看到，当一个社会被卷入“现代化”的洪流，按“现代性”逻辑来运转时，情况已经不一样，过去有一定效果的权力约束手段，今天已经存在很大缺陷。也正因为如此，现在的县（县级市）、乡（镇）治理，弊病依旧，侵害民众事件不时发生，国家权力和“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张。
一般而言，要约束基层权力的滥权、失控，有两种思路：在权力体系内进行，就是上级的监督约束；“社会”的约束，使基层的国家权力不敢侵害社会。
前一种方式被证明是不够的。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对上级或上层权力不能预设一个上帝的视角，能够消除信息不对称，以及可以顾得过来。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传统的、前现代性的权力控制、权力约束方式。它已经很难真正解决在“现代性”的社会空间里所发生的基层权力失控的问题了。即使以回避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比如进行信息封锁，也不再可能，而只会把风险强行内嵌入政治社会结构，累积爆发的能量而已。
逻辑上而言，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传统的国家权力，面对“现代”的社会时，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
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
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一个按“现代性”逻辑来运转的高风险系统，不安全感、焦虑、愤怒、极端化在社会空间中日益弥漫，这一预设一定程度上不再符合现实。
当某些基层权力失范时，和已经变化的社会结构、技术—媒介要素、传播机制、社会心理结合，其孕育的风险，或者说杀伤力，可能骤然被放大无数倍。
另一个社会空间
按曾经当过英国布莱尔政府重要智囊的社会学名家吉登斯的说法，“现代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即“空间”和“地点”的分离。
先设想一下，假如某一表征基层权力失范的“野蛮拆迁”事件发生在遥远的过去，或者只是在没有网络和微博的年代里，情况如何？
可以看到：第一，它只是一个地域性事件，就是说，这个事件最多弥漫于那个地方的空间而已；第二，无论这个地方外的人是否获知事件的信息，他们无法参与这个事件，因此在心理上，这一事件“在别处”，与他们无关；第三，正因为这是一个在心理上和他们无关的别处的事件，所以，他们在认为发生了“野蛮拆迁”的地方的政府权力“坏”时，在心理上不太可能改变自己和整个权力体系的关系—这一点的发生，往往是要轮到他头上的时候。
换言之，由于“事件”是存在于“空间”里的，而因为在那种社会条件下，“地点”和“空间”大致重合，所以这一恶劣事件发生在哪儿，其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很难超出哪儿的社会空间。
在“现代性”还未君临天下，或者其逻辑还未如此深入地重构社会运转机制的时代里，历代的王朝就占了这个便宜，它要整个政权烂透了，到处都是火药桶，才有那么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与之相反，在“空间”和“地点”分离得很彻底的今天，一个权力者打一个小贩，就可能爆发一场社会抗议甚至“革命”的风暴—突尼斯一“城管”对卖水果小贩“粗暴执法”的事件就是这样。
吉登斯认为，“空间”和“地点”的分离，在现代性下，是通过可以让人的社会活动“缺场”的各种（技术—媒介）要素来完成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官员在以前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必然要亲自去到现场的某间房子里，就是说，他的社会活动，体现为一种对某个“地点”的“在场”，要和别人面对面。但现在有了“电视电话会议”，它构造了一个新的“会议现场”，这个“会议现场”的“空间”，就不局限于原来的那间房子了。这样，他虽然对于那个地点来说是“缺场”的，但是，对于他参与开会的这个“空间”来说，他却是“在场”的。
技术—媒介要素（比如这个例子中的电视、电话）把“空间”从“地点”里分离出来时，也就构造了一个抽象的“虚化空间”。
权力失控的突变
“虚化空间”的特点有两个：第一，把人从面对面的交往，抽象化为不“在场”的交往，因此它具有重构人与人之间（包括政府与民众之间）关系的功能；第二，在原来某个“地点”所发生的事件，一旦成为“虚化空间”里的事件，它在量上和质上不仅瞬间突变，而且难以预测，不可控制。
在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网络、微博了，这个“虚化空间”巨大到难以想象，而且，它是公共的，人人都可以参与，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信息障碍和社会排斥。
有了“虚化空间”，借助于它的传播机制，“野蛮拆迁”事件无论在哪个地方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都已经截然不同。
先看一下事件在“虚化空间”的形成机制：
当有关“野蛮拆迁”的信息被放入网络、微博时，除非官方一开始就全部公布了信息，并且对媒体开放，邀请社会监督，让人们找不到理由愿意去相信不同或相反的“事实”，否则，人们都会参与对“事实”的构造。
原因很简单，在这个世界上，从认知上来说，从来就没有一个摆在那儿的“绝对事实”，人们所认为的“事实”，是多种因素相加的结果：“得到的信息” “人们愿意相信的” “谣言” ……=“事实”。
在“空间”和“地点”没有分离的情境或时代，A地方的人，可能也会听到在B地方发生的事件，并越传越神。但是，这种情况，只会歪曲事情的真相，而不会迅速把事件放大，因为参与传播、构造这个事件的人是有限的，互动性差。
但是，在网络、微博，由于人人都可参与，互动性强，无论是否有歪曲（由于信息的多元，并且可以矫正，谣言在人人参与的公共空间里往往会自我澄清、自我证伪），短时间之内都可以把这个事件放大。
这个事件，因此脱离了它所发生的具体地点，而像是发生在“虚化空间”里一样。如此一来，它便不再是一个只是弥漫于某个地方的空间的地域性事件了，而成为一个弥漫于“虚化空间”里的“全国性事件”。它甚至还可以变成一个“国际性事件”，就像作为“现代性”的登峰造极，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卷入“全球化”一样。
官民冲突的放大
再来看一下会产生何种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
显然，人们的心理会发生巨大变化。事件既然已经和它所发生的“地点”分离，存在于“虚化空间”里，而不在“现场”的人们又可以参与这一“事件”，那么，他在心理上就已经“在场”。就是说，事件在“虚化空间”里的存在，不再仅仅是让人们可以拉开距离看戏了，他已经投入其中。因此，这个事件不再是发生在别处的事件，而是和他有关。
不仅仅如此。当一个事件存在于公共空间里的时候，它的被放大，使自己获得了一种“普遍性”的特征。逻辑上，不仅可以发生在某个地方，也可以发生在另一个地方；不仅某一地方的某些民众可以被基层官员强拆房子，野蛮暴打，另一个地方的民众也可以被如此侵害。这一逻辑，只要和很多人平时受过官员的气，或对公权力者滥权有过日常感知的心理背景结合，就变得坚不可摧。 也就是说，在人们的心理上，发生在某个地方的“野蛮拆迁”，不再是类似于“个别人是坏的，大多数人是好的”这类说辞的孤立的、个别的事件了，而是普遍性现象中的一个个案。如果这段时间，这个地方发生了“野蛮拆迁”，一段时间过后，那个地方又发生了“野蛮拆迁”或“粗暴执法”的事件，那就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心理认知。
而在性质上，它也不再是“个别地方官员侵害民众权益”，而是变成了“权力作恶”。人们对事件的心理反应所具体针对的，也许仍只是发生了“野蛮拆迁”的那个地方的政府官员，但抽象针对的，已经是整个权力体系。
人与人之间（包括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实际关系，尤其是心理上的关系，是依靠互动现实地建构的。发生一次“野蛮拆迁”，都会建构一次被侵害民众和政府的关系，引发心理上的对峙，消耗一次政府的合法性资源。而当“野蛮拆迁”发生在公共空间的时候，这种关系的建构，超越了被侵害民众和当地政府的范畴，变成在公共空间看到、参与了这个事件的民众和抽象的“政府”、整个权力体系的关系了。
就是说，一次地方政府、基层官员的“权力作恶”，就可以在整个社会空间里转变成抽象意义上的官民关系并恶化它。而民众的被侵害感，以及这种关系，在这个空间里，都得到了放大。
消除“结构性冲突”
从中国历史上看，上层权力如果无法制止基层权力滥权，为最大限度地攫取“代理人利益”而侵害民众，说明它的自我约束能力出现了问题。基层权力代表着“国家”，它的失范会直接伤害“社会”，扮演的是整个 权力体系掘墓人的不光彩角色。
控制基层权力的有序运作，始终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
但我们已经看到，当一个社会被卷入“现代化”的洪流，按“现代性”逻辑来运转时，情况已经不一样，过去有一定效果的权力约束手段，今天已经存在很大缺陷。也正因为如此，现在的县（县级市）、乡（镇）治理，弊病依旧，侵害民众事件不时发生，国家权力和“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张。
一般而言，要约束基层权力的滥权、失控，有两种思路：在权力体系内进行，就是上级的监督约束；“社会”的约束，使基层的国家权力不敢侵害社会。
前一种方式被证明是不够的。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对上级或上层权力不能预设一个上帝的视角，能够消除信息不对称，以及可以顾得过来。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传统的、前现代性的权力控制、权力约束方式。它已经很难真正解决在“现代性”的社会空间里所发生的基层权力失控的问题了。即使以回避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比如进行信息封锁，也不再可能，而只会把风险强行内嵌入政治社会结构，累积爆发的能量而已。
逻辑上而言，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传统的国家权力，面对“现代”的社会时，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