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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口号 轻机制
在过去的十年，大多数对于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关注和呼吁流于口号。很多企业不明白为什么要讲伦理道德，要履行社会责任，它们所谓的社会责任要么只是喊着各种各样的口号，大张旗鼓地吸引眼球，要么是迫于舆论压力的从众选择，或是迫于政府压力的生存手段，抑或是迫于社交压力的面子工程。无论如何，在缺乏引导机制，只重口号宣传的环境下，伦理水准的提升以及社会责任的承担是企业一种“被动性”行为。
“重口号，轻机制”的结果就是：企业要么无法持续，热度来了，不管企业经营现状和未来发展，随处公益、到处慈善，吸引足够的眼球，热度一去，便不管不问；要么说得多做得少，没有实际行动；更有甚者，打着伦理和社会责任的旗帜，却做着有违伦理和社会责任的事情。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的是，虽然经历了十年的关注与发展，但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依然偏低。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把企业讲伦理、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在机制重视起来，让企业抛开口号，从“被动”到“主动”，推动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在此，不由发问什么样的机制可以引导企业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需要”？或者说，在过去的十年里有哪些误区阻碍着企业走出这一伦理困境？
重管理 轻治理
在过去的十年，提到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人们更愿意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去思考。而管理就要强调效果和效率的，就要强调成本和收益。所以，很多企业就会把企业社会责任当作实现企业某种目标的工具，分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行为的目的是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效率，甚至会把履行社会责任当作成本，并期待从中获得收益，不能受益便反其道而行之。这样的企业伦理观和社会责任的承担行为无疑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和危险的。毫无疑问，企业要安定有序，离不开治理。公司治理作为一种为了实现现代企业各产权主体的利益协调、权力制衡和企业决策科学的制度，在考虑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时候不能忽视。公司治理本身似乎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因为他考虑大小股东、董事会、经理层、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协调，但是仅仅从正式制度或结构性制度本身或其运行的角度来探讨公司治理，仍然存在伦理隐患，一旦公司治理制度的设计和运行过程中忽略了伦理维度，它便很难保证公司以合乎伦理的方式参与经济活动，这正是导致看似公司治理较为健全的美国公司频频出现丑闻的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公司制度的建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近十年出现的很多企业伦理问题，恰恰是治理问题，而非管理问题。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造成企业破产，股东投资血本无归，管理问题固然存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新西兰的外资股东一直被蒙在鼓里，他们甚至表示是明确反对公司的一些做法的，其治理问题无疑格外突出。正因为如此，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考量除了要重视管理伦理，同样也需要重视治理伦理问题。
重内部 轻外部
在过去的十年，有关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人们更多的考虑企业内部因素，而忽视企业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人们更愿意提及企业家的慈善、道德和责任，更愿意提及雇员的主人翁责任感，似乎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只与企业内部因素有关，社会只会要求企业提高觉悟，履行社会责任；相反，当企业“做错事”的时候，社会通常会将矛头指向企业，把批判指向企业，而那些与企业相关的外部利益主体通常被完全认为是受害者。其实，外部主体是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外部利益主体伦理意识的缺失是诱发企业不愿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在国外，一旦企业被发现财务做假、欺骗投资者、偷税漏税、对上下游合作伙伴缺乏诚信、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这些对企业来说即便不是灭顶之灾，也会面临巨大危机。企业财务做假、欺骗投资者，那么它很难再筹集到需要的资金；企业偷税漏税、对上下游合作伙伴缺乏诚信，它便会众叛亲离；企业生产伪劣产品，不但会失去消费者，还会面临巨额索赔。而在中国，企业财务做假、欺骗投资者，处罚不痛不痒，其公司股票该炒还炒；企业偷税漏税，只是税务局来查，其他人觉得事不关己；企业对上下游合作伙伴缺乏诚信，失去一家合作者，找到其他的合作者并不难；企业生产伪劣产品，更多的消费者选择忍气吞声。中国企业讲究伦理和社会责任的外部环境无疑格外宽松，而没有苛刻的外部环境，企业便没有讲伦理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压力，更没有讲伦理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所以，在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方面，未来应更加重视外部人的伦理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在压力之下更多地履行社会责任，并最终变被动为主动，提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自觉性。
重经营 轻战略
在过去的十年，对于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关注更多的在于经营层面，营销伦理、人力资源伦理、会计伦理、生产伦理等等，这样的内容频频出现于各类企业伦理的书籍中，这些内容通常也是实践界关注的，然而，如何从战略的层面探索理论问题，提升伦理机制，实现伦理和战略的融合是我们关注不足的内容。在传统伦理观的指导下，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产生好像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或竞争中突然的觉悟，而这种思维也似乎可以解释很多企业的行为，但是这也意味着一旦有一天企业改变主意了，它便会不再关注伦理和社会责任。而我们认为，要想实现企业真正的关注伦理和社会责任，必须重视战略层面，让企业把伦理和社会责任作为对外部环境的反应，作为深思熟虑之后的长久计划。正如苏宁电器董事长的张近东的“仁商”战略，他认为，“仁”即仁爱，仁爱是相互的，企业的成长离不开社会提供的机遇与环境，离不开员工的心血与努力，离不开消费者的支持与信赖。而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与社会、员工、消费者共同分享企业成长价值，这就是仁商的表现。
无论是政府、学术界，还是企业界，都要重视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引导机制，要强调治理伦理，提高外部人的伦理意识，站在战略的高度看待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意识到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不是独善其身的事情，当多数企业都能够做到时，伦理和社会责任才会变成企业的内生需要，企业才会自发地承担社会责任。
在过去的十年，大多数对于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关注和呼吁流于口号。很多企业不明白为什么要讲伦理道德，要履行社会责任，它们所谓的社会责任要么只是喊着各种各样的口号，大张旗鼓地吸引眼球，要么是迫于舆论压力的从众选择，或是迫于政府压力的生存手段，抑或是迫于社交压力的面子工程。无论如何，在缺乏引导机制，只重口号宣传的环境下，伦理水准的提升以及社会责任的承担是企业一种“被动性”行为。
“重口号，轻机制”的结果就是：企业要么无法持续，热度来了，不管企业经营现状和未来发展，随处公益、到处慈善，吸引足够的眼球，热度一去，便不管不问；要么说得多做得少，没有实际行动；更有甚者，打着伦理和社会责任的旗帜，却做着有违伦理和社会责任的事情。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的是，虽然经历了十年的关注与发展，但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依然偏低。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把企业讲伦理、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在机制重视起来，让企业抛开口号，从“被动”到“主动”，推动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在此，不由发问什么样的机制可以引导企业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需要”？或者说，在过去的十年里有哪些误区阻碍着企业走出这一伦理困境？
重管理 轻治理
在过去的十年，提到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人们更愿意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去思考。而管理就要强调效果和效率的，就要强调成本和收益。所以，很多企业就会把企业社会责任当作实现企业某种目标的工具，分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行为的目的是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效率，甚至会把履行社会责任当作成本，并期待从中获得收益，不能受益便反其道而行之。这样的企业伦理观和社会责任的承担行为无疑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和危险的。毫无疑问，企业要安定有序，离不开治理。公司治理作为一种为了实现现代企业各产权主体的利益协调、权力制衡和企业决策科学的制度，在考虑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时候不能忽视。公司治理本身似乎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因为他考虑大小股东、董事会、经理层、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协调，但是仅仅从正式制度或结构性制度本身或其运行的角度来探讨公司治理，仍然存在伦理隐患，一旦公司治理制度的设计和运行过程中忽略了伦理维度，它便很难保证公司以合乎伦理的方式参与经济活动，这正是导致看似公司治理较为健全的美国公司频频出现丑闻的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公司制度的建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近十年出现的很多企业伦理问题，恰恰是治理问题，而非管理问题。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造成企业破产，股东投资血本无归，管理问题固然存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新西兰的外资股东一直被蒙在鼓里，他们甚至表示是明确反对公司的一些做法的，其治理问题无疑格外突出。正因为如此，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考量除了要重视管理伦理，同样也需要重视治理伦理问题。
重内部 轻外部
在过去的十年，有关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人们更多的考虑企业内部因素，而忽视企业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人们更愿意提及企业家的慈善、道德和责任，更愿意提及雇员的主人翁责任感，似乎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只与企业内部因素有关，社会只会要求企业提高觉悟，履行社会责任；相反，当企业“做错事”的时候，社会通常会将矛头指向企业，把批判指向企业，而那些与企业相关的外部利益主体通常被完全认为是受害者。其实，外部主体是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外部利益主体伦理意识的缺失是诱发企业不愿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在国外，一旦企业被发现财务做假、欺骗投资者、偷税漏税、对上下游合作伙伴缺乏诚信、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这些对企业来说即便不是灭顶之灾，也会面临巨大危机。企业财务做假、欺骗投资者，那么它很难再筹集到需要的资金；企业偷税漏税、对上下游合作伙伴缺乏诚信，它便会众叛亲离；企业生产伪劣产品，不但会失去消费者，还会面临巨额索赔。而在中国，企业财务做假、欺骗投资者，处罚不痛不痒，其公司股票该炒还炒；企业偷税漏税，只是税务局来查，其他人觉得事不关己；企业对上下游合作伙伴缺乏诚信，失去一家合作者，找到其他的合作者并不难；企业生产伪劣产品，更多的消费者选择忍气吞声。中国企业讲究伦理和社会责任的外部环境无疑格外宽松，而没有苛刻的外部环境，企业便没有讲伦理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压力，更没有讲伦理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所以，在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方面，未来应更加重视外部人的伦理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在压力之下更多地履行社会责任，并最终变被动为主动，提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自觉性。
重经营 轻战略
在过去的十年，对于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关注更多的在于经营层面，营销伦理、人力资源伦理、会计伦理、生产伦理等等，这样的内容频频出现于各类企业伦理的书籍中，这些内容通常也是实践界关注的，然而，如何从战略的层面探索理论问题，提升伦理机制，实现伦理和战略的融合是我们关注不足的内容。在传统伦理观的指导下，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产生好像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或竞争中突然的觉悟，而这种思维也似乎可以解释很多企业的行为，但是这也意味着一旦有一天企业改变主意了，它便会不再关注伦理和社会责任。而我们认为，要想实现企业真正的关注伦理和社会责任，必须重视战略层面，让企业把伦理和社会责任作为对外部环境的反应，作为深思熟虑之后的长久计划。正如苏宁电器董事长的张近东的“仁商”战略，他认为，“仁”即仁爱，仁爱是相互的，企业的成长离不开社会提供的机遇与环境，离不开员工的心血与努力，离不开消费者的支持与信赖。而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与社会、员工、消费者共同分享企业成长价值，这就是仁商的表现。
无论是政府、学术界，还是企业界，都要重视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引导机制，要强调治理伦理，提高外部人的伦理意识，站在战略的高度看待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意识到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不是独善其身的事情，当多数企业都能够做到时，伦理和社会责任才会变成企业的内生需要，企业才会自发地承担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