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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致力于“个体与共同体”协调发展的理想、制度与社会实践运动。但是，究竟该如何贯穿和连接“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诸多限制呢？在新时代语境下，超越区域地理学、空间经济学、行政规划学等专业学科话语，重新反省我国区域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既是领会和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从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致力于“均衡”的理想型发展模式，到改革开放之初的“非均衡”的现实型发展模式，再到“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趋于理想”的新发展模式，这充分说明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迫切需要“区域转向”的新时代。从当下人类全球化社会发展困境的大视野、大命题、大趋势看，致力于“区域社会发展”是连接全球化和城市化、城镇化的一条必然的空间实现路径。唯有如此，才可能实现“区域经济”和“区域社会”融合发展、共享发展的美好愿景，真正彰显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现代性批判和重构特性，最终真正促成人类社会发展“文明共同体”的早日实现。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新发展理念; 区域转向
K02-A-0090-09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突出贡献和成就，就在于其提供了全面超越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可能。在新发展理念语境下，我们该如何在积极吸取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行政规划学等成果基础上，以“中国实践”为经典案例，提升区域发展战略的理论站位，推进新发展理念的实践成效呢？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运动，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①，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良性运行发展的重要原则②。从国内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和实践看，“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③等论述，显示出习近平对社会发展理论创新的哲学自觉。如果将习近平的相关论述引申到全球人类社会发展领域，就会发现“区域社会发展”起着贯穿、连接 “一带一路”（外）和“城乡一体化”（内）的中介和机制作用。因此，我们确实已经进入到一个迫切需要通过“区域社会发展”来协调各种个体、族群、国家利益的新时代，进入到一个必须通过“区域文明”来实现“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新时代。
一、 “中国实践”的“区域转向”
从总体上看，我国区域发展经历了从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开启与初创到新发展理念下的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四个阶段，这一分法是从宏观层面加以探讨，针对具体不同的对象，其发展阶段则是不同的，甚至是反复的。例如，1982年12月，国务院决定建立上海（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包括上海和江、浙两省的10个市、55个县，该区域集中了当时20%左右的冶金工业和化工工业，24%左右的机械工业，32%左右的纺织业，以及50%以上的造船业。1984年12月，国务院决定将经济区扩容，增加安徽和江西两省，拥有人口近2亿，面积52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1986年8月，国务院把福建省纳入上海经济区。在实践过程中，其主要的经验做法，最突出的就是，打破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发展模式，实现机制和制度的统一配合。国务院在上海设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负责管理协调区域内的各个工业、贸易，实现区域范围内产业之间“横向经济联合”。其次是建立章程，通过《上海经济区章程》，建立省长会议制度。問题在于，在1988年6月，在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被撤销，历时5年多的区域发展探索被终结。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一体化需求程度的提高，长三角经济区之间的自发联系也在不断加深。2003年，长三角16城市发表《南京宣言》，表达主动联合的愿望。2007年，国务院主持召开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开启了长三角一体化的新征程。2016年6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8年6月《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三年行动规划》、2018年10月《长三角地区加快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战略协议》等陆续实施。其中有过曲折，也积累了丰富经验。探究该实践过程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区域转向”提供直接启示和借鉴。
1. 致力于“区域均衡发展”阶段（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恢复经济建设，改变工业基础薄弱、产业布局畸形等现状，国家采取了“平衡”全国工业生产力布局的“均衡发展”战略，这也被称为生产力均衡布局阶段。当时，我国经济由于受到此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影响，生产力布局离散，70%以上的工业集中分布于对外贸易便利的东部地区，内地发展严重滞缓;再加上朝鲜战争、美国经济封锁等因素的影响，外部环境严峻。在这种背景下，当时国家重点支持东北、华北和华东工业基地建设，并向内地输送大量的企业和人才。比如，沈阳轮胎厂迁到桦甸，丹东造纸厂迁到佳木斯，上海的秦川机床、嘉陵机器等企业迁移至内地。“大学建制”本身也具有鲜明的均衡发展特征。这个阶段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制定了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大力扶持内地经济的发展及“三线建设”，发展国防及尖端技术，开启了新中国区域发展的起点。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发展差距，“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这是毫无疑义的”。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26页。
我国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开启了“向西推进”的生产力布局，实行计划性的全国工业均衡布局。从“一五计划”开始，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在东北、华北和内地（西北和西南）等地建设了一批工业基地。“二五”时期（1958—1962年）的基本任务仍然是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布局，冀望实现工业均衡分布，各大省区建立相对完善独立的经济体系。 计划经济下的区域发展战略，虽然也讲计划调配，但行政成本太高。所以，各个地方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大而全”“小而全”的类似人民公社的“单位共同体”的存在方式。在封闭的条件下，这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当时处于中苏、中美对抗时期，“赶英超美”“反修”“大跃进”“大炼钢”等“左倾”思想甚是流行，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其结果反而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的失调。“三五”（1966—1970年）、“四五”（1971—1975年）以及“五五”（1976—1980年）初期，国家的生产力布局逐渐向“大三线”转移，我国开始进行第二次大规模西进活动，开展以西南为重点的内地新工业基地建设，同时建立各具特色、相互协作的经济协作区，沿海与“三线”并重，各省区市发展“小三线”，建成了一大批骨干企业和重点项目。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作出根据战略位置的不同，将我国各地区分为一、二、三线，并在保证一、二线建设的情况下，着重进行三线建设的决策。三线的范围涵盖了我国中西部许多地区，三线建设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才结束。虽然三线建设决策的作出，最初主要是出于备战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但在三线建设过程中建成和初步建成的一批国防和国民经济骨干企业，对于带动中西部资源的开发利用、改变东西部生产力的不合理布局起了积极的作用，奠定了此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十年实施的均衡发展战略，更多地体现为“大一统”的“国家意志”、单向指令性计划，中央政府运用国家财力以“重大项目”（基础设施、国防）为抓手，进行投资建设与调控生产力布局。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部”地区经济不平衡的状况，建立了一批初具规模的工业基地，奠定了我国工业化建设的基础。但由于当时的工业发展主要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布局于分散的山区，以重工业尤其是军工业优先，轻工业发展不足，物资出现短缺，再加上忽略了诸地方的“经济地理优势”，项目过于分散，市场力量受到抑制，必然影响了总体经济效率。而且，“重内地轻沿海”的倾向抑制了东部地区甚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升。
2. 着力于“区域非均衡发展”阶段（1979—1998年）
1978年12月，我國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发展才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旋律。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7278页。这只是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大局”而已。另外一个“大局”，即“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则如何解决呢？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认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在这一战略指导下，为了尽快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首先选择并鼓励成本低、见效快、项目易于落地、对外贸易便利的沿海城市和地区优先发展，分阶段、有重点、求效益地开放沿江、沿边及内陆城市。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特点，非常符合一般（西方）经济学意义的“非均衡发展”模型，以至于“非均衡发展”基本上支配了这个时期我国区域布局和地区发展。
1979年7月15日，中央批准广东省先在与澳门和香港毗邻的珠海和宝安（现深圳）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我国正式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特区”实际上是区域创新发展的一个“点”，其意义就在于开启了我国各种“开发区”“新区”“试验区”“示范区”的闸门，开启了东部沿海区域发展的新航程。“六五”时期（1981—1985年），我国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由此，我国形成了沿海开放地带和工业城市群。“七五”期间，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全部对外开放。1988年4月，国家批准兴建全国最大的和唯一覆盖全省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批准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掀起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浪潮。作为长江三角洲的龙头，浦东新区先行先试，与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遥相呼应，外部溢出效应十分显著，显示了其巨大的区域影响力、辐射力、带动力。可以说，建设国家级“新区”具有改革先行先试区、新产业集聚区等特征，对于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区域产业布局起了重要作用。以此为动力，开放沿江、沿边及内陆城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得以不断推进，区域合作和区域竞争的诉求不断凸显。
为缓解改革开放以来日益扩大的东西部差距，“八五”时期（1991—1995年）国家提出正确处理和发挥地区优势与全国统筹规划、沿海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与较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使区域间关系朝着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由沿海向沿边（满洲里、丹东、绥芬河、珲春）、沿江（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和内陆城市（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太原、合肥、南昌）延伸开放。这些举措虽然燃起了内地发展的激情，但这一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社会固定资产累计投资占比仍高达64.9%，远高于中西部地。
总的来说，从改革开放到1998年的二十年，是以“非均衡发展”战略（效率优先）为导向，采取向东部倾斜的政策，使得全国经济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推动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经济核心区域和京、沪、深、穗等经济增长极的快速发展。但沿海地区与内地发展差距迅速扩大，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区域竞争等一系列矛盾不断激化，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已提前达到小康水平，着重解决沿海与内地发展差距问题所需的条件已具备，从此开启了致力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攻坚战。区域发展问题（落后病、萧条病、膨胀病和迟滞病）不断凸显，中国区域发展的思路转向“继续保持东部地区优先发展势头、加速中西部发展”的协调兼顾方式。
3. 区域协调发展的开启与初创阶段（1999—2011年）
1999年，国家正式开启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我国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战略组合的区域政策，以多项重大战略为引领，推动区域间协调互补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国家“十五”计划（2001—2005年）按照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先后次序，对各地区的发展进行了总体安排，从根本上扭转了改革开放以来按东、中、西三大地带梯度推进的区域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后，国家逐步形成了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格局，对我国各地区发挥自身优势、促进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反省我国区域均衡和非均衡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个基本逻辑，即：当我们强调社会主义的“共同体” “共同体”（Community， 公社）本身是一个西方术语，当其被换成汉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后，大致指的是类似“家”“单位”的群体存在方式。当我们按照“从身份到契约”的改革逻辑，走出“单位制度”的“城堡”之后，社会主义“共同体”“共同家园”的生活感觉和态度似乎也被钝化了。该如何重建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新逻辑和新现实呢？狭隘的集体主义、单位主义仿佛比精致的利己主义、原子式个人主义高明些，但实际上都是狭隘的、自私的，真正的共同体的主体应该是“全人类”——在现实生活中则通过不同的国家、民族、阶层等体现出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即是中国领导人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考而给出的“中国答案”。特征和要求的时候，“均衡发展”无疑成为最重要的发展战略;当我们选择“市场效率法则”作为主流创新动力时，按照东、中、西经济“发展梯度”进行“非均衡”战略布局，则成为一种策略必然。“不均衡发展”作为市场经济的一条客观规律，东、中、西之间竞争逻辑远远大于“互补逻辑”，这必然导致流域“上下游”之间趋同竞争发展，加剧各类“负外部性”事件频繁发生，以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更重要的则是，因为仅仅通过“市场规则”本身无法实现“先富带动后富”的社会主义目的，必须依赖“非市场” 必须指出的是，“市场外”“非市场”的力量本身并不是指“否定市场”的“对立面”，而是属于对立统一的矛盾发展过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二者是一种怎样的矛盾统一体呢？其不是外在的矛盾关系，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处于全球化市场经济的空间体系之中，我们的市场经济又处于社会主义当下和未来大趋势的时间体系之中。的力量，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加以弥补。因此，区域协调发展的开启与初创阶段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开启了对改革开放二十年区域实践过程的理论和实践反省，提出了适合东西部不同区域发展特点的三大区域内部的整体发展新要求、新规划。当然，由于属于初创时期，也暴露出致力于区域发展的许多复杂性矛盾难题。 4. 新发展理念下的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更体现了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开放协调发展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 雄安新区的正式设立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新制高点，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将为京津冀产业、交通和生态领域的协同合作确立新的标杆，也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开启新的篇章。、长江经济带发展 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长江经济带包括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三个国家级城市群及滇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两个区域性城市群，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11个省区市，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均超过40%，关系着我国发展全局和民族复兴大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广东省早在2016年就提出“开展珠三角城市升级行动，联手港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等重大战略为引领，并结合细分的城市群、主体功能区、自贸区等战略，加速提升了我国区域间的协调融合和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区域转向”。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提出了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他多次强调要继续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提出和推动了许多全新的构想和举措，比如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 这是真正属于“中国创制”的致力于“新全球化”之中介的“区域发展战略”。为传统区域发展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理论和实践赋予了全新的内涵，注入了鲜活的动力。这些区域发展战略已经不再局限于“地方”本身，而是一种“国家战略”，从点到线再到面，从陆上到海上再到海外，从沿海到内陆再到沿边，以“国内外联动、区域间协同、外部协同与内部协同并重”理念为统领，打破了单纯的行政区划甚至国界限制，把“区域发展”扩大到跨市、跨省乃至跨国，力图使生产要素摆脱行政区划束缚，在更大的空间内进行流动和组合。由此可见，习近平区域协调发展新观念的“新版图”更加清晰，破解区域发展难题的路径越走越宽广。
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2017年1月30日）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要“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实施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把“区域协调发展”看成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構成部分。强调“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 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载《求是》，2019年第10期，第416页。这充分说明，新时代条件下的“区域协调发展”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均衡发展”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和要求，具有既讲“经济规律”又讲“政治责任”的双重含义。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将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空间布局。2019年12月1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2020年1月3日，黄河流域大保护、大治理行动全面启动。
由此我们认为，在新时代条件下，我国社会发展的“区域转向”的定位、内涵和运行机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一，我们不仅仅专注于解决我国空间自身的“东西南北”差距问题，更重要的是还要解决创新发展的问题，使得各区域焕发积极的创新能力，成为“世界性的增长极”或者示范区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区域发展模式的制度优越性;其二，我们在既着眼于缩小地区差距、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还要统筹解决包括产能过剩、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治理“城市病”等问题;其三，更加注重东中西、沿海和内地的联动，注重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引领创新，注重区域一体化和要素的高效配置流动，注重国内与国际的合作发展，注重区域协调发展和科学的国土空间开发;其四，更加注重区域协调机制的自觉，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央政策”或“市场机制”的二元论，而是基于激发地方参与的积极性，既包含顶层设计（顶层制度和法规）层面的体现和确认，又包含解放思想基础上自发、自觉的各种可能尝试。
综上所述，正是基于区域差异巨大的“中国实践”，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基本线索和基本规律。区域作为“产业空间”“居住空间”的存在形式，是产业协调、城乡协调、收入协调的空间实现。区域经济增长收益和成本在不同人群间的分配失衡，使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必然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因此，致力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依然具有现实物质基础意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的奇迹”，在我国不同地域、人群、产业间的分布依然是不均衡的，无序开发、恶性竞争的情况仍然存在，推进区域深度合作和联动、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一体化发展依然面临诸多障碍。尤其在资本规模、产业集群“固化”的效应下，在某些区域会形成一种“自增强机制”，进而迫使经济落后区域处于更加不利的“发展低端”位置。因此，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为引领，以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为基础，积极推动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促进区域间相互融通补充。国内是如此，国际社会发展更是如此。在新时代语境下，我国社会发展的“区域转向”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已经成为践行新发展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机制和实现平台。任何一个城市、乡村、民族和国家的文明发展只有与整个区域文明发展发生“正相关”的相互联系，才可能根深叶茂、持续繁荣，也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主旨，契合马克思主义人类交往和社会文明发展的主旨、大道。
二、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区域转向”特征 作为批判、继承和超越基于西方发展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其在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逻辑、发展价值、发展路径等方面有着许多崭新的判断。仅从“区域转向”角度，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1. 致力于“超越增长”的区域转向
从低级跃升到高級发展阶段，是我们检视“区域转向”的重要思想标准。法国学者佩鲁提出增长、发展、进步三阶段的社会发展理论，他认为，尽管我们批评增长的危害，但是“没有增长的发展”，其后果极其危险，必然会引发社会动荡。美国学者罗斯托则提出传统社会、起飞前夕、起飞、走向成熟、高消费、追求生活质量等六阶段发展理论，认为“资本和技术”能否摆脱“早期工业化”的束缚，是决定六个阶段是否实现转化的内在因素。与此相比较，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所设定的发展谋划和宏伟蓝图，则具有致力于“个体与共同体”协调发展的鲜明的价值选择特征，坚持“区域转向”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念的“实践中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全球化文明发展实践相结合的“实践中介”，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超越增长逻辑”的强烈主观能动性。
2. 致力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转向
一般而言，发展质量的关键问题实际上就是指该发展主体的文明发展的客观标准问题。美国学者莫里斯通过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识字率等三个指标来建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美国学者艾斯迪斯则在此基础上提出囊括经济、教育、女性地位、健康等在内的“社会进步指数”（ISP）。联合国开发署则将入学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寿命和经济发展等作为“人类发展指数”（HDI）。显然，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既强调高质量的“生产供给”，又强调社会主要矛盾的适时变化，及时“旋转”涉及社会发展的总问题、总开关，反映出人们对于提升生活质量的普遍诉求。 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程度越来越强烈，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既然这样，“高质量”的产业结构发展和生活水平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呢？这里首要的条件就是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实现产业的有机连接和循环，率先实现区域生产、生活共同体，提升区域整体范围内的发展质量。
3. 致力于“人民共享”的区域转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个体发展与人类共同体发展具有内在的矛盾统一性。美国学者英格尔斯提出“人”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最基本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参见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页。显然，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人民主体性”诉求则更为宏大和崇高，“人民性”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根本目的。既然这样，究竟该如何实现“人民共享”呢？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实践诉求，则体现为基于区域现实条件可能的实现机制和最终后果，并通过“区域共享发展”“区域扶贫开发”“区域价值链”等方式得以实现。在这里，个体发展与总体的人民发展，皆通过“区域转向”得以相互贯通。
4. 致力于“综合创新”的区域转向
创新无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核心动力。美国学者布莱克认为，现代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在于人所掌握的能够控制环境的知识的增长。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则把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力直接归结为“创新”发展，甚至将其视为发展的“第一动力”。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特别强调“创新精神”和个性张扬，但其创新大多凝聚于“资本创新”，以及由此决定的“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社会发展逻辑则宽泛得多，深刻得多。对于我们这个“大体量”国家发展战略而言，其创新动力问题尤为关键，是决定发展速度、效能是否可持续以及社会是否和谐发展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新发展理念”能否真正实现的关键，就在于“创新发展”是否能够真正形成社会的普遍化、大众化、社会化（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具体体现为：释放创新空间，通过创新区域环境、区域文化、区域政策的整体贯穿与有机统一，实现个体创新、群体创新和区域创新的协同发展。也就是说，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实践决策中，借鉴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区域创新发展策略，是我们今后能否引领世界发展潮流、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之举。 我们虽然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许多关键环节和领域方面（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还与欧美存在一定的差距。要改变中国“大而不强”的矛盾，就要紧紧抓住“创新发展”这个关节点，以此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其中，最关键的抓手就在于形成我们自己的多个竞争有序的“区域创新中心”。
5. 致力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区域转向
众所周知，罗马俱乐部、联合国人类发展会议、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等皆对“现代文明发展”所推崇的资本无限增长进行了深刻批判，发出“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的呼喊。1980年，联合国发布《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此后该概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就西方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效果而言，“可持续发展”往往停留于理论层面和成为少数政党的政治口号，尚未成为一种现实的国家发展战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则尤其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里的关键症结就在于，自然生态环境本身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如共同的陆地、山川、盆地、岛屿之类，倘若在该区域范围内的生产和生活主体都无法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态环境，无法形成区域范围的生态治理的协同，那么所谓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也仅仅是理念而已。 6. 致力于“内外协调”的区域转向
如何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结构不均衡问题，一直是现代社会发展理论反思的重要问题。不均衡、不协调的极化体现就是“依附关系”。所谓“依附”就是丧失了自身的发展主体性，对“独立自主”的理想发展模式表示怀疑。就经典的“依附理论”而言，“依附”是个正常逻辑，是许多地方经济社会结构不稳定的根源和秘密。显然，“依附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残酷现实和后果，尽管可以通过激发反殖民、后殖民、反中心、碎片化等“后西方”的思想进行理论反思，但要真正走出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至今依然举步维艰。“不均衡”“不协调”始终是绝对的，而“均衡”“协调”始终是暂时的、相对的。就此而言，在不均衡、不协调的现实面前，坚持“协调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指导思想、价值原则和实践归宿。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关注不同发展主体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首先致力于推动区域范围内的产业协调、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然后致力于区域间的空间协调发展;最后在国际上，通过构建区域性的协调发展、大国协调合作等，促使更多的国家走向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区域转向”，不仅是观念、价值和方法论的取舍，更是一种实践发展战略，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7. 致力于人类社会发展“文明共同体”的区域转向
从“全球化”“世界体系理论”“地球村”之类的提法看，走出偏狭、短视的发展格局，致力于人类文明共同体的繁荣进步，是大多数人的发展理想。从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角度看，全球商品链、市场链、知识链、周期链等，确实已经使世界成为一个统一体，“全球发展问题”已经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融合为一个整体。鉴于此，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必须具备更具世界历史观的人类胸怀，超越狭隘的个体发展范围，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必须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环境下进行讨论和实践。尤其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需要中国的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注重在某一区域、某些区域率先实现“发展共同体”的逻辑建构和事实塑造，注重发展手段、发展目的的“区域协调”，善于在开放条件下找到区域发展短板，挖掘区域发展潜力，增强区域发展后劲，拓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优越性和世界意义。
三、 “区域转向”的实践优化
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拥有了有关区域转向的各种尝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究竟该如何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区域转向呢？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部省份，召开推动“中部崛起”工作座谈会，强调要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努力实现中部地区全面崛起，中部省份依托现有基础，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提升产业层次，在发挥承“东”启“西”和产业发展优势中崛起。这一“区域思路”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角度，认为“区域转向”的实践优化，至少必须做到“四个”统一：
1. “全球化与区域化”的统一
从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经验看，全球化只有与区域化结合起来，才可能实现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全球化和区域化”结合的典型的代表就是欧盟。英国脱欧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处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矛盾之中，试图只要“全球化”的好处，而不要“区域化”的成本。长期以来，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受制于高山、高原、荒漠的阻隔，未能融入对外开发的潮流中，经济发展缺乏外向驱动力，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通过复兴古代“丝绸之路”，发展“一带一路”将使我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之中。可以说，当今世界经济形势复杂、贸易规则不断调整，“一带一路”是我国在新时代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不仅扩展了区域合作的方式，让中国与世界对接，还有效地解决了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实现多圈层、跨区域的国际产能合作。其有助于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缩小区域差距，推动经济协调发展。例如，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跨区域合作的主体和重点是企业。长三角的企业走出国门，是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全面建设的战略需要。同时，为了更好地支撑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必须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推动开放型经济从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益转变，实现从引进外资、输出商品到输出资本、模式的产业升级，激发市场活力，加大改革开放力度。
2. “城市化与区域化”的统一
从世界城市发展的文明成果看，构建“城市群”是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 笔者在19年前就曾撰文提出，“城市化与区域化”的融合将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参见《区域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融合——深圳、珠海、浦东城市化进程的启示》，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第6064页。文章分别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和《区域经济学》全文转载。现代国家间的竞争正日益演化为主要城市群之间的综合比拼，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既是未来城市化的主要方向，也是区域协调新机制的建设重点。“城市群”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在全国生产力布局中起着战略支撑点的作用。我国已形成长三角、京津冀、辽中南、山东半岛、海峡两岸、中原、长江中游、成渝等八大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對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城镇化与区域化”的统一
尽管“城镇化”属于城市化的内涵，但为了突出我国广大的村镇特性，“城镇化”或“小城镇”建设必然成为我国区域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点内容。各个区域不仅有水、路、岸、港、产、城、村，还有湿地、森林，等等。须从资源、环境、人才、区位和市场等方面进行统筹，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外围区域”的优质企业向有“环境容量”的地区转移。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要实现城镇化与区域化的有机结合，必须注重城市繁荣与乡村振兴的有机统一。不是转引“落后产业”，而是重点拓展和延伸那些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率高、资源和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排放少的新材料，以及高端专用和功能性产品、生物技术、新型节能环保等等产业，形成产业集聚和特色集群发展优势。 4. “去行政化与区域化”的统一
区域社会发展如果仅仅通过“行政命令”“中央集权”来维持，必然会经常出现“跑部钱进”现象，最终失去“地方积极性”。因此，在注重顶层设计的同时，也要逐渐地“去行政化”， 构建能够真正发挥“地方主体性”的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机制，最终最大限度地降低行政成本，促进区域内部更紧密的联合和协同发展，促进共享发展的真正实现。
行文最后，我们认为，从整体运行趋势看，目前我国区域发展正经历着倒“U”型发展之路，地区差距、收入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各地区的发展质量普遍得到提升。但是，长期以来自然、经济、社会所沉积下来的问题并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致力于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协同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必然产物，这里不仅涉及自身的經济地理，更带有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和全球治理模式变迁的中介意义。我们所追求和实践的区域社会发展理论始终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周边地区协同发展、国际产能合作、区域和平、区域发展，乃至人类社会发展“文明共同体”等紧密相关。通过“中国实践”的“区域转向”话题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具有走出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原则与品格，拥有强烈的时代性和未来价值，是贯穿“个体发展和人类共同体发展”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中介环节和实现力量。
On the Regional Turn of Marxism’s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from the View of Chinese Practice
LI Zhen
School of Marxism，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is the ideal， institu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which are dedicated to the coordinated growth of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Then how to run through and connect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In the context of a new era，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learned in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reflected through transcending the disciplines of regional geography， space economy and administrative planning. Thi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understanding and deepen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also the inner impact to promote Marxism’s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mode during the 30 years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mode in the beginning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n to the new development mode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growth”， it shows that we have entered a new era in which regional turn is urgently needed. From the big viewpoint， problem and trend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dilemma under globalization， to focus on “reg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is a necessary spatial path to real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nly by this can we realize the vision of integrated and shar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regional society”， demonstrate the critic and reconstructed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ity of Marxism’s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t last materialize the civil community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really.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of Marxism; new idea of development; regional turn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新发展理念; 区域转向
K02-A-0090-09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突出贡献和成就，就在于其提供了全面超越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可能。在新发展理念语境下，我们该如何在积极吸取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行政规划学等成果基础上，以“中国实践”为经典案例，提升区域发展战略的理论站位，推进新发展理念的实践成效呢？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运动，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①，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良性运行发展的重要原则②。从国内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和实践看，“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③等论述，显示出习近平对社会发展理论创新的哲学自觉。如果将习近平的相关论述引申到全球人类社会发展领域，就会发现“区域社会发展”起着贯穿、连接 “一带一路”（外）和“城乡一体化”（内）的中介和机制作用。因此，我们确实已经进入到一个迫切需要通过“区域社会发展”来协调各种个体、族群、国家利益的新时代，进入到一个必须通过“区域文明”来实现“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新时代。
一、 “中国实践”的“区域转向”
从总体上看，我国区域发展经历了从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开启与初创到新发展理念下的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四个阶段，这一分法是从宏观层面加以探讨，针对具体不同的对象，其发展阶段则是不同的，甚至是反复的。例如，1982年12月，国务院决定建立上海（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包括上海和江、浙两省的10个市、55个县，该区域集中了当时20%左右的冶金工业和化工工业，24%左右的机械工业，32%左右的纺织业，以及50%以上的造船业。1984年12月，国务院决定将经济区扩容，增加安徽和江西两省，拥有人口近2亿，面积52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1986年8月，国务院把福建省纳入上海经济区。在实践过程中，其主要的经验做法，最突出的就是，打破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发展模式，实现机制和制度的统一配合。国务院在上海设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负责管理协调区域内的各个工业、贸易，实现区域范围内产业之间“横向经济联合”。其次是建立章程，通过《上海经济区章程》，建立省长会议制度。問题在于，在1988年6月，在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被撤销，历时5年多的区域发展探索被终结。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一体化需求程度的提高，长三角经济区之间的自发联系也在不断加深。2003年，长三角16城市发表《南京宣言》，表达主动联合的愿望。2007年，国务院主持召开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开启了长三角一体化的新征程。2016年6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8年6月《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三年行动规划》、2018年10月《长三角地区加快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战略协议》等陆续实施。其中有过曲折，也积累了丰富经验。探究该实践过程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区域转向”提供直接启示和借鉴。
1. 致力于“区域均衡发展”阶段（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恢复经济建设，改变工业基础薄弱、产业布局畸形等现状，国家采取了“平衡”全国工业生产力布局的“均衡发展”战略，这也被称为生产力均衡布局阶段。当时，我国经济由于受到此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影响，生产力布局离散，70%以上的工业集中分布于对外贸易便利的东部地区，内地发展严重滞缓;再加上朝鲜战争、美国经济封锁等因素的影响，外部环境严峻。在这种背景下，当时国家重点支持东北、华北和华东工业基地建设，并向内地输送大量的企业和人才。比如，沈阳轮胎厂迁到桦甸，丹东造纸厂迁到佳木斯，上海的秦川机床、嘉陵机器等企业迁移至内地。“大学建制”本身也具有鲜明的均衡发展特征。这个阶段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制定了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大力扶持内地经济的发展及“三线建设”，发展国防及尖端技术，开启了新中国区域发展的起点。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发展差距，“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这是毫无疑义的”。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26页。
我国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开启了“向西推进”的生产力布局，实行计划性的全国工业均衡布局。从“一五计划”开始，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在东北、华北和内地（西北和西南）等地建设了一批工业基地。“二五”时期（1958—1962年）的基本任务仍然是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布局，冀望实现工业均衡分布，各大省区建立相对完善独立的经济体系。 计划经济下的区域发展战略，虽然也讲计划调配，但行政成本太高。所以，各个地方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大而全”“小而全”的类似人民公社的“单位共同体”的存在方式。在封闭的条件下，这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当时处于中苏、中美对抗时期，“赶英超美”“反修”“大跃进”“大炼钢”等“左倾”思想甚是流行，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其结果反而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的失调。“三五”（1966—1970年）、“四五”（1971—1975年）以及“五五”（1976—1980年）初期，国家的生产力布局逐渐向“大三线”转移，我国开始进行第二次大规模西进活动，开展以西南为重点的内地新工业基地建设，同时建立各具特色、相互协作的经济协作区，沿海与“三线”并重，各省区市发展“小三线”，建成了一大批骨干企业和重点项目。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作出根据战略位置的不同，将我国各地区分为一、二、三线，并在保证一、二线建设的情况下，着重进行三线建设的决策。三线的范围涵盖了我国中西部许多地区，三线建设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才结束。虽然三线建设决策的作出，最初主要是出于备战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但在三线建设过程中建成和初步建成的一批国防和国民经济骨干企业，对于带动中西部资源的开发利用、改变东西部生产力的不合理布局起了积极的作用，奠定了此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十年实施的均衡发展战略，更多地体现为“大一统”的“国家意志”、单向指令性计划，中央政府运用国家财力以“重大项目”（基础设施、国防）为抓手，进行投资建设与调控生产力布局。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部”地区经济不平衡的状况，建立了一批初具规模的工业基地，奠定了我国工业化建设的基础。但由于当时的工业发展主要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布局于分散的山区，以重工业尤其是军工业优先，轻工业发展不足，物资出现短缺，再加上忽略了诸地方的“经济地理优势”，项目过于分散，市场力量受到抑制，必然影响了总体经济效率。而且，“重内地轻沿海”的倾向抑制了东部地区甚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升。
2. 着力于“区域非均衡发展”阶段（1979—1998年）
1978年12月，我國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发展才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旋律。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7278页。这只是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大局”而已。另外一个“大局”，即“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则如何解决呢？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认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在这一战略指导下，为了尽快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首先选择并鼓励成本低、见效快、项目易于落地、对外贸易便利的沿海城市和地区优先发展，分阶段、有重点、求效益地开放沿江、沿边及内陆城市。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特点，非常符合一般（西方）经济学意义的“非均衡发展”模型，以至于“非均衡发展”基本上支配了这个时期我国区域布局和地区发展。
1979年7月15日，中央批准广东省先在与澳门和香港毗邻的珠海和宝安（现深圳）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我国正式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特区”实际上是区域创新发展的一个“点”，其意义就在于开启了我国各种“开发区”“新区”“试验区”“示范区”的闸门，开启了东部沿海区域发展的新航程。“六五”时期（1981—1985年），我国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由此，我国形成了沿海开放地带和工业城市群。“七五”期间，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全部对外开放。1988年4月，国家批准兴建全国最大的和唯一覆盖全省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批准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掀起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浪潮。作为长江三角洲的龙头，浦东新区先行先试，与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遥相呼应，外部溢出效应十分显著，显示了其巨大的区域影响力、辐射力、带动力。可以说，建设国家级“新区”具有改革先行先试区、新产业集聚区等特征，对于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区域产业布局起了重要作用。以此为动力，开放沿江、沿边及内陆城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得以不断推进，区域合作和区域竞争的诉求不断凸显。
为缓解改革开放以来日益扩大的东西部差距，“八五”时期（1991—1995年）国家提出正确处理和发挥地区优势与全国统筹规划、沿海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与较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使区域间关系朝着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由沿海向沿边（满洲里、丹东、绥芬河、珲春）、沿江（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和内陆城市（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太原、合肥、南昌）延伸开放。这些举措虽然燃起了内地发展的激情，但这一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社会固定资产累计投资占比仍高达64.9%，远高于中西部地。
总的来说，从改革开放到1998年的二十年，是以“非均衡发展”战略（效率优先）为导向，采取向东部倾斜的政策，使得全国经济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推动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经济核心区域和京、沪、深、穗等经济增长极的快速发展。但沿海地区与内地发展差距迅速扩大，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区域竞争等一系列矛盾不断激化，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已提前达到小康水平，着重解决沿海与内地发展差距问题所需的条件已具备，从此开启了致力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攻坚战。区域发展问题（落后病、萧条病、膨胀病和迟滞病）不断凸显，中国区域发展的思路转向“继续保持东部地区优先发展势头、加速中西部发展”的协调兼顾方式。
3. 区域协调发展的开启与初创阶段（1999—2011年）
1999年，国家正式开启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我国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战略组合的区域政策，以多项重大战略为引领，推动区域间协调互补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国家“十五”计划（2001—2005年）按照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先后次序，对各地区的发展进行了总体安排，从根本上扭转了改革开放以来按东、中、西三大地带梯度推进的区域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后，国家逐步形成了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格局，对我国各地区发挥自身优势、促进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反省我国区域均衡和非均衡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个基本逻辑，即：当我们强调社会主义的“共同体” “共同体”（Community， 公社）本身是一个西方术语，当其被换成汉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后，大致指的是类似“家”“单位”的群体存在方式。当我们按照“从身份到契约”的改革逻辑，走出“单位制度”的“城堡”之后，社会主义“共同体”“共同家园”的生活感觉和态度似乎也被钝化了。该如何重建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新逻辑和新现实呢？狭隘的集体主义、单位主义仿佛比精致的利己主义、原子式个人主义高明些，但实际上都是狭隘的、自私的，真正的共同体的主体应该是“全人类”——在现实生活中则通过不同的国家、民族、阶层等体现出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即是中国领导人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考而给出的“中国答案”。特征和要求的时候，“均衡发展”无疑成为最重要的发展战略;当我们选择“市场效率法则”作为主流创新动力时，按照东、中、西经济“发展梯度”进行“非均衡”战略布局，则成为一种策略必然。“不均衡发展”作为市场经济的一条客观规律，东、中、西之间竞争逻辑远远大于“互补逻辑”，这必然导致流域“上下游”之间趋同竞争发展，加剧各类“负外部性”事件频繁发生，以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更重要的则是，因为仅仅通过“市场规则”本身无法实现“先富带动后富”的社会主义目的，必须依赖“非市场” 必须指出的是，“市场外”“非市场”的力量本身并不是指“否定市场”的“对立面”，而是属于对立统一的矛盾发展过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二者是一种怎样的矛盾统一体呢？其不是外在的矛盾关系，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处于全球化市场经济的空间体系之中，我们的市场经济又处于社会主义当下和未来大趋势的时间体系之中。的力量，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加以弥补。因此，区域协调发展的开启与初创阶段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开启了对改革开放二十年区域实践过程的理论和实践反省，提出了适合东西部不同区域发展特点的三大区域内部的整体发展新要求、新规划。当然，由于属于初创时期，也暴露出致力于区域发展的许多复杂性矛盾难题。 4. 新发展理念下的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更体现了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开放协调发展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 雄安新区的正式设立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新制高点，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将为京津冀产业、交通和生态领域的协同合作确立新的标杆，也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开启新的篇章。、长江经济带发展 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长江经济带包括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三个国家级城市群及滇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两个区域性城市群，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11个省区市，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均超过40%，关系着我国发展全局和民族复兴大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广东省早在2016年就提出“开展珠三角城市升级行动，联手港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等重大战略为引领，并结合细分的城市群、主体功能区、自贸区等战略，加速提升了我国区域间的协调融合和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区域转向”。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提出了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他多次强调要继续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提出和推动了许多全新的构想和举措，比如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 这是真正属于“中国创制”的致力于“新全球化”之中介的“区域发展战略”。为传统区域发展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理论和实践赋予了全新的内涵，注入了鲜活的动力。这些区域发展战略已经不再局限于“地方”本身，而是一种“国家战略”，从点到线再到面，从陆上到海上再到海外，从沿海到内陆再到沿边，以“国内外联动、区域间协同、外部协同与内部协同并重”理念为统领，打破了单纯的行政区划甚至国界限制，把“区域发展”扩大到跨市、跨省乃至跨国，力图使生产要素摆脱行政区划束缚，在更大的空间内进行流动和组合。由此可见，习近平区域协调发展新观念的“新版图”更加清晰，破解区域发展难题的路径越走越宽广。
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2017年1月30日）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要“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实施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把“区域协调发展”看成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構成部分。强调“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 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载《求是》，2019年第10期，第416页。这充分说明，新时代条件下的“区域协调发展”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均衡发展”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和要求，具有既讲“经济规律”又讲“政治责任”的双重含义。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将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空间布局。2019年12月1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2020年1月3日，黄河流域大保护、大治理行动全面启动。
由此我们认为，在新时代条件下，我国社会发展的“区域转向”的定位、内涵和运行机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一，我们不仅仅专注于解决我国空间自身的“东西南北”差距问题，更重要的是还要解决创新发展的问题，使得各区域焕发积极的创新能力，成为“世界性的增长极”或者示范区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区域发展模式的制度优越性;其二，我们在既着眼于缩小地区差距、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还要统筹解决包括产能过剩、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治理“城市病”等问题;其三，更加注重东中西、沿海和内地的联动，注重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引领创新，注重区域一体化和要素的高效配置流动，注重国内与国际的合作发展，注重区域协调发展和科学的国土空间开发;其四，更加注重区域协调机制的自觉，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央政策”或“市场机制”的二元论，而是基于激发地方参与的积极性，既包含顶层设计（顶层制度和法规）层面的体现和确认，又包含解放思想基础上自发、自觉的各种可能尝试。
综上所述，正是基于区域差异巨大的“中国实践”，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基本线索和基本规律。区域作为“产业空间”“居住空间”的存在形式，是产业协调、城乡协调、收入协调的空间实现。区域经济增长收益和成本在不同人群间的分配失衡，使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必然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因此，致力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依然具有现实物质基础意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的奇迹”，在我国不同地域、人群、产业间的分布依然是不均衡的，无序开发、恶性竞争的情况仍然存在，推进区域深度合作和联动、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一体化发展依然面临诸多障碍。尤其在资本规模、产业集群“固化”的效应下，在某些区域会形成一种“自增强机制”，进而迫使经济落后区域处于更加不利的“发展低端”位置。因此，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为引领，以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为基础，积极推动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促进区域间相互融通补充。国内是如此，国际社会发展更是如此。在新时代语境下，我国社会发展的“区域转向”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已经成为践行新发展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机制和实现平台。任何一个城市、乡村、民族和国家的文明发展只有与整个区域文明发展发生“正相关”的相互联系，才可能根深叶茂、持续繁荣，也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主旨，契合马克思主义人类交往和社会文明发展的主旨、大道。
二、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区域转向”特征 作为批判、继承和超越基于西方发展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其在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逻辑、发展价值、发展路径等方面有着许多崭新的判断。仅从“区域转向”角度，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1. 致力于“超越增长”的区域转向
从低级跃升到高級发展阶段，是我们检视“区域转向”的重要思想标准。法国学者佩鲁提出增长、发展、进步三阶段的社会发展理论，他认为，尽管我们批评增长的危害，但是“没有增长的发展”，其后果极其危险，必然会引发社会动荡。美国学者罗斯托则提出传统社会、起飞前夕、起飞、走向成熟、高消费、追求生活质量等六阶段发展理论，认为“资本和技术”能否摆脱“早期工业化”的束缚，是决定六个阶段是否实现转化的内在因素。与此相比较，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所设定的发展谋划和宏伟蓝图，则具有致力于“个体与共同体”协调发展的鲜明的价值选择特征，坚持“区域转向”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念的“实践中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全球化文明发展实践相结合的“实践中介”，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超越增长逻辑”的强烈主观能动性。
2. 致力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转向
一般而言，发展质量的关键问题实际上就是指该发展主体的文明发展的客观标准问题。美国学者莫里斯通过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识字率等三个指标来建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美国学者艾斯迪斯则在此基础上提出囊括经济、教育、女性地位、健康等在内的“社会进步指数”（ISP）。联合国开发署则将入学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寿命和经济发展等作为“人类发展指数”（HDI）。显然，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既强调高质量的“生产供给”，又强调社会主要矛盾的适时变化，及时“旋转”涉及社会发展的总问题、总开关，反映出人们对于提升生活质量的普遍诉求。 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程度越来越强烈，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既然这样，“高质量”的产业结构发展和生活水平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呢？这里首要的条件就是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实现产业的有机连接和循环，率先实现区域生产、生活共同体，提升区域整体范围内的发展质量。
3. 致力于“人民共享”的区域转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个体发展与人类共同体发展具有内在的矛盾统一性。美国学者英格尔斯提出“人”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最基本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参见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页。显然，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人民主体性”诉求则更为宏大和崇高，“人民性”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根本目的。既然这样，究竟该如何实现“人民共享”呢？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实践诉求，则体现为基于区域现实条件可能的实现机制和最终后果，并通过“区域共享发展”“区域扶贫开发”“区域价值链”等方式得以实现。在这里，个体发展与总体的人民发展，皆通过“区域转向”得以相互贯通。
4. 致力于“综合创新”的区域转向
创新无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核心动力。美国学者布莱克认为，现代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在于人所掌握的能够控制环境的知识的增长。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则把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力直接归结为“创新”发展，甚至将其视为发展的“第一动力”。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特别强调“创新精神”和个性张扬，但其创新大多凝聚于“资本创新”，以及由此决定的“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社会发展逻辑则宽泛得多，深刻得多。对于我们这个“大体量”国家发展战略而言，其创新动力问题尤为关键，是决定发展速度、效能是否可持续以及社会是否和谐发展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新发展理念”能否真正实现的关键，就在于“创新发展”是否能够真正形成社会的普遍化、大众化、社会化（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具体体现为：释放创新空间，通过创新区域环境、区域文化、区域政策的整体贯穿与有机统一，实现个体创新、群体创新和区域创新的协同发展。也就是说，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实践决策中，借鉴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区域创新发展策略，是我们今后能否引领世界发展潮流、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之举。 我们虽然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许多关键环节和领域方面（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还与欧美存在一定的差距。要改变中国“大而不强”的矛盾，就要紧紧抓住“创新发展”这个关节点，以此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其中，最关键的抓手就在于形成我们自己的多个竞争有序的“区域创新中心”。
5. 致力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区域转向
众所周知，罗马俱乐部、联合国人类发展会议、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等皆对“现代文明发展”所推崇的资本无限增长进行了深刻批判，发出“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的呼喊。1980年，联合国发布《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此后该概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就西方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效果而言，“可持续发展”往往停留于理论层面和成为少数政党的政治口号，尚未成为一种现实的国家发展战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则尤其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里的关键症结就在于，自然生态环境本身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如共同的陆地、山川、盆地、岛屿之类，倘若在该区域范围内的生产和生活主体都无法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态环境，无法形成区域范围的生态治理的协同，那么所谓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也仅仅是理念而已。 6. 致力于“内外协调”的区域转向
如何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结构不均衡问题，一直是现代社会发展理论反思的重要问题。不均衡、不协调的极化体现就是“依附关系”。所谓“依附”就是丧失了自身的发展主体性，对“独立自主”的理想发展模式表示怀疑。就经典的“依附理论”而言，“依附”是个正常逻辑，是许多地方经济社会结构不稳定的根源和秘密。显然，“依附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残酷现实和后果，尽管可以通过激发反殖民、后殖民、反中心、碎片化等“后西方”的思想进行理论反思，但要真正走出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至今依然举步维艰。“不均衡”“不协调”始终是绝对的，而“均衡”“协调”始终是暂时的、相对的。就此而言，在不均衡、不协调的现实面前，坚持“协调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指导思想、价值原则和实践归宿。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关注不同发展主体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首先致力于推动区域范围内的产业协调、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然后致力于区域间的空间协调发展;最后在国际上，通过构建区域性的协调发展、大国协调合作等，促使更多的国家走向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区域转向”，不仅是观念、价值和方法论的取舍，更是一种实践发展战略，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7. 致力于人类社会发展“文明共同体”的区域转向
从“全球化”“世界体系理论”“地球村”之类的提法看，走出偏狭、短视的发展格局，致力于人类文明共同体的繁荣进步，是大多数人的发展理想。从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角度看，全球商品链、市场链、知识链、周期链等，确实已经使世界成为一个统一体，“全球发展问题”已经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融合为一个整体。鉴于此，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必须具备更具世界历史观的人类胸怀，超越狭隘的个体发展范围，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必须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环境下进行讨论和实践。尤其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需要中国的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注重在某一区域、某些区域率先实现“发展共同体”的逻辑建构和事实塑造，注重发展手段、发展目的的“区域协调”，善于在开放条件下找到区域发展短板，挖掘区域发展潜力，增强区域发展后劲，拓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优越性和世界意义。
三、 “区域转向”的实践优化
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拥有了有关区域转向的各种尝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究竟该如何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区域转向呢？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部省份，召开推动“中部崛起”工作座谈会，强调要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努力实现中部地区全面崛起，中部省份依托现有基础，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提升产业层次，在发挥承“东”启“西”和产业发展优势中崛起。这一“区域思路”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角度，认为“区域转向”的实践优化，至少必须做到“四个”统一：
1. “全球化与区域化”的统一
从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经验看，全球化只有与区域化结合起来，才可能实现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全球化和区域化”结合的典型的代表就是欧盟。英国脱欧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处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矛盾之中，试图只要“全球化”的好处，而不要“区域化”的成本。长期以来，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受制于高山、高原、荒漠的阻隔，未能融入对外开发的潮流中，经济发展缺乏外向驱动力，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通过复兴古代“丝绸之路”，发展“一带一路”将使我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之中。可以说，当今世界经济形势复杂、贸易规则不断调整，“一带一路”是我国在新时代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不仅扩展了区域合作的方式，让中国与世界对接，还有效地解决了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实现多圈层、跨区域的国际产能合作。其有助于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缩小区域差距，推动经济协调发展。例如，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跨区域合作的主体和重点是企业。长三角的企业走出国门，是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全面建设的战略需要。同时，为了更好地支撑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必须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推动开放型经济从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益转变，实现从引进外资、输出商品到输出资本、模式的产业升级，激发市场活力，加大改革开放力度。
2. “城市化与区域化”的统一
从世界城市发展的文明成果看，构建“城市群”是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 笔者在19年前就曾撰文提出，“城市化与区域化”的融合将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参见《区域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融合——深圳、珠海、浦东城市化进程的启示》，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第6064页。文章分别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和《区域经济学》全文转载。现代国家间的竞争正日益演化为主要城市群之间的综合比拼，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既是未来城市化的主要方向，也是区域协调新机制的建设重点。“城市群”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在全国生产力布局中起着战略支撑点的作用。我国已形成长三角、京津冀、辽中南、山东半岛、海峡两岸、中原、长江中游、成渝等八大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對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城镇化与区域化”的统一
尽管“城镇化”属于城市化的内涵，但为了突出我国广大的村镇特性，“城镇化”或“小城镇”建设必然成为我国区域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点内容。各个区域不仅有水、路、岸、港、产、城、村，还有湿地、森林，等等。须从资源、环境、人才、区位和市场等方面进行统筹，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外围区域”的优质企业向有“环境容量”的地区转移。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要实现城镇化与区域化的有机结合，必须注重城市繁荣与乡村振兴的有机统一。不是转引“落后产业”，而是重点拓展和延伸那些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率高、资源和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排放少的新材料，以及高端专用和功能性产品、生物技术、新型节能环保等等产业，形成产业集聚和特色集群发展优势。 4. “去行政化与区域化”的统一
区域社会发展如果仅仅通过“行政命令”“中央集权”来维持，必然会经常出现“跑部钱进”现象，最终失去“地方积极性”。因此，在注重顶层设计的同时，也要逐渐地“去行政化”， 构建能够真正发挥“地方主体性”的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机制，最终最大限度地降低行政成本，促进区域内部更紧密的联合和协同发展，促进共享发展的真正实现。
行文最后，我们认为，从整体运行趋势看，目前我国区域发展正经历着倒“U”型发展之路，地区差距、收入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各地区的发展质量普遍得到提升。但是，长期以来自然、经济、社会所沉积下来的问题并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致力于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协同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必然产物，这里不仅涉及自身的經济地理，更带有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和全球治理模式变迁的中介意义。我们所追求和实践的区域社会发展理论始终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周边地区协同发展、国际产能合作、区域和平、区域发展，乃至人类社会发展“文明共同体”等紧密相关。通过“中国实践”的“区域转向”话题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具有走出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原则与品格，拥有强烈的时代性和未来价值，是贯穿“个体发展和人类共同体发展”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中介环节和实现力量。
On the Regional Turn of Marxism’s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from the View of Chinese Practice
LI Zhen
School of Marxism，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is the ideal， institu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which are dedicated to the coordinated growth of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Then how to run through and connect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In the context of a new era，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learned in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reflected through transcending the disciplines of regional geography， space economy and administrative planning. Thi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understanding and deepen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also the inner impact to promote Marxism’s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mode during the 30 years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mode in the beginning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n to the new development mode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growth”， it shows that we have entered a new era in which regional turn is urgently needed. From the big viewpoint， problem and trend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dilemma under globalization， to focus on “reg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is a necessary spatial path to real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nly by this can we realize the vision of integrated and shar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regional society”， demonstrate the critic and reconstructed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ity of Marxism’s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t last materialize the civil community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really.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of Marxism; new idea of development; regional tu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