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教书谋生的诗人
　　
　　说到汪静之，一般人容易想到的是他的诗人身份。“五四”时期的汪静之是一个引领诗歌潮流的新派人物。1922年，还在浙江第一师范求学的汪静之与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在西子湖畔发起成立了“湖畔诗社”，出版诗集《蕙的风》、《湖畔》等，他们的爱情诗坦率、纯真，给当时保守的社会空气造成了不小的震荡，特别是汪静之的诗句“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大胆表达青年男女的恋爱，在当时更是轰动一时。
　　文学史上对于汪静之的记载大致就是这些，“湖畔诗人”吟唱的是少年的心声，汪静之在后人的记忆中也就永远停留在了那个纯真年代。其实，汪静之直到1996年94岁高龄才离开人世，他的人生道路也是颇为曲折的。这里就谈一点他教书生涯中的旧事，从中也可窥见诗人生存之艰辛。
　　正如我们所知，诗人是很难靠写诗来谋生的。汪静之出生于安徽绩溪，是家中的独子，父亲开着一家茶庄，因此早年可谓衣食无忧，呼朋唤友吟风弄月倒也无妨。但就在1923年初，汪静之登上诗坛不久，父亲的茶庄彻底破产。从此，汪静之基本上就是一边靠教书维持生计一边创作。而且，1924年汪静之和符竹因结婚，家累也更重了。符竹因系杭州临平人，是曹珮声在杭州女子师范时的同学，据说胡适的侄子胡思永也曾暗恋符竹因，因被拒绝害了相思病，加之他本来有肺病，不久郁郁而死。符竹因家里开杂货店，家境尚可，汪静之不教书的时候，一年半载的也可以靠岳父养着专事写作，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身为诗人的汪静之大半生就以教书为业，曾任武昌旅鄂湖南中学、杭州女子中学等七所中学国文教员，以及芜湖安徽第二农业学校、上海真如国立暨南大学等七所大学国文教授。
　　复旦大学是汪静之任教的最后一所学校，他是怎么进复旦的呢？在由汪静之的女儿汪晴整理的《汪静之自述生平》中，记述了经过：“在徐州教了一年，不想教了，我想到复旦去，就找陈子展，他说：我力量不够，如有于右任或邵力子的信就行。我想我只见过邵力子一面，不熟，我就先找曹聚仁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我拿着他的信去找邵力子，邵力子说：何必要信？我同你早就认识了，《蕙的风》刚出版的时候就认识了。只见过一次，二十几年没见，他还记得。我就到复旦教书了，教了五年（1947—1952）。”①
　　汪静之在复旦大学教了五年书，这五年却并不平静。
　　
　　众人眼中的落后分子
　　
　　关于汪静之在复旦教书的情况，自述生平中也谈到一点：“我教书从来不讲政治……在复旦，我还是不谈政治。1950年冬，苏州有个（华东地区）政治研究院，学校派了几十个教授、副教授、讲师去学习，各大学都派了人去，他们认为思想有问题的人，派去改造的，我也被派去学了半年，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当过国文教官的缘故。上海解放后中文系来了个支部书记，是头年没考取中文系的，现在来做支书，对教授讲话完全是命令态度，上级对下级的态度，老教授都很气。”②
　　汪静之教书教了大半辈子，解放后在复旦却不太顺利。以上的自述只是笼统地提到了一些情况，笔者在复旦大学档案馆查阅资料，偶然看到一份1951年底复旦大学文学院的教学报告（当时中文系属于文学院，直到1952年9月后中文系才独立出来），里面讲到中文系教授汪静之。我们知道，1952年全国院系面临调整，可以想见这份报告也是为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依据。令人吃惊的是，汪静之的名字赫然被列在“坏的典型”条目下，这份教学报告提到的“坏的典型”一共两位，都是中文系教授，第一位是赵景深，第二位就是汪静之。
　　读这份资料，可以看出撰写者引用了不少学生们的评价，从备课、讲授、辅导和作业三大方面，一一列举说明汪静之何以为“坏的典型”。汪静之在复旦担任两个班级的大二国文，后来还开始担任“现代名著选”中“诗”的部分。照理汪静之本身就是诗人，又教书多年，应该很有经验了。但报告指出：
　　汪静之教授是现代诗初期的诗人，写过《蕙的风》、《寂寞的国》。可是长时期没有从事诗的创作，并且长时期在伪中央军校教过书，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因此对于人民诗歌，在感情上，在生活体验上都无法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他为教学而准备的事实。所以先拟提纲，然后找材料。这样所拟的提纲就不会符合教学要求，而材料也是东拼西凑，没有取舍，没有体系。③
　　汪静之在抗战时期曾在武汉、重庆国民党的中央军校教过书，这就成了他历史的“污点”。虽然汪静之一再辩解自己教书从不谈政治，从来没有讲过“孙总理、蒋委员长”这几个字，也仍旧很难得到宽恕。
　　而他授课的内容，也没能及时适应新形势，被学生们抓到不少把柄。他自知“思想落后，讲的话同学不信”，以为“引名人的话不会错，同学也相信”。可是在学生们看来，他只是“无批判地引用了许多人的片言只句，例如有孔子、陆放翁、曾国藩、拿破仑、希特勒、普列哈诺夫、卢那卡尔斯基、高尔基、鲁迅等等。他对于这许多人分不开敌我的界线，根本没有阶级的立场”。
　　
　　中文系的学生政治嗅觉自然是最敏锐的。汪静之在课堂上引用曾国藩、希特勒、拿破仑的名言来说明诗的功用，在学生们看来，这样反动的言论显然是不能说明诗的功用的。“中文系的同学对于人民文艺，对于人民诗歌有一定的认识，所以对汪静之教授的讲授自然不满。”
　　外文系的同学对汪静之那套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也很警惕。在外文系大一国文班上，汪静之讲西蒙诺夫的《文艺作家在社会上的地位》的时候说：“西蒙诺夫很有钱，有一辆小包车，太太是戏子，生得非常漂亮。”在讲高尔基的《论文学语言》时说：“高尔基一生不怕困难，为了恋爱，却想自杀。”讲刘少奇的《人的阶级性》时，汪静之联系到命相，说从一个人的相貌的好坏可以看出人的阶级性。外文系学生记录下了汪静之的这些言论，指出：“第一篇中，汪静之用资产阶级观点来看无产阶级作家；第二篇中，诬蔑了人类灵魂工程师高尔基；第三篇中，更歪曲了刘少奇同志的论点。这对外文系学生不但在教学上造成损失，并且在思想上也受到毒害。这些实际例子都足以证明汪静之教授讲授时运用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用不正确的观点来歪曲教材的内容。”
　　还有政法系的同学，对汪静之缺乏政治热忱也很不满。在政法系大一国文班上，有一次指定要教《实践论》，汪静之先要学生去准备，说在下一堂讨论。下一堂，学生都把《实践论》看过，要求在堂上讨论的时候，才发现汪静之教授自己却没有看过。“这种不负责任的教学态度，学生甚为不满。”
　　汪静之一向以新派自诩，他过去教书不断“跳槽”也多半是由于被旧派同僚所排挤，在学生中还是相当受欢迎的。可是解放后，汪静之却在学生眼中变成了落后分子。笔者曾听汪静之的儿子飞白先生说起，汪静之在复旦时期，和时任中文系领导的方令孺关系不太好，因此后来离开了复旦。但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其时汪静之受到的压力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大气候发生了变化。
　　从这份教学报告还可以看出，不仅是在政治上汪静之成了不合格的教授，在新社会的大学校园里，在计划体制下，汪静之似乎也越来越不能适应新气象新形势了。一向散漫的诗人教授，在教学态度和教学能力上也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报告指出：大一国文的作文，以前每学期大约做五六篇，这学期只做了两篇。汪静之批改作文卷也很不认真，本来规定两星期批改一次作文，而他时常拖拉到三个星期，必须经学生再三催促，才赶一下任务。他说：“改作文是最麻烦的东西，浪费时间，最好不改。我一看到作文卷就头痛。”……汪静之为了怕改作文，不愿教人数较多的班级，有一学期，任教班次人数较多，就很不满，时常发脾气。
　　包括他写的作文评语也受到指摘：他批改学生的作文，不注重文章的思想性，评语非常不妥。例如对文章写得较通顺的学生，评语是“秋水平沙，一尘不染”；“一片天机，随性而来”；“冰河春鲜，流泻爽利”等等。对文章写得不通顺的，评语是：“除了读书以外，没有妙诀”；“造句尚未通顺，宜多读书以药之”。
　　我们今天读这些充满诗意的作文评语，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在追求进步的时代，这种点评本身恐怕就意味着跟时代脱节，游离于时代之外。
　　汪静之以诗人立身，在教学上难免沾着诗人的脾气，这在过去的几十年教学生涯里都被容忍了，但在新的时代受到了全面的质疑。最后报告给他下了这样的结论：“（1）教学态度不负责任，备课不努力，讲授不认真，时常缺课，辅导和作业不重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够。（2）业务水平差，学习不努力。因为业务水平差，所以教学内容空泛零乱。因为学习不努力，所以观点立场不正确。可是汪静之教授还是很自满，诗人包袱不肯丢掉。并且说自己二十年前就学习马列主义。这种自满的情绪更阻碍着他进步。”汪静之就这样成了众人眼中的落后分子。
　　
　　黯然告别教书生涯
　　
　　曾见乐黛云《难忘废名先生》一文，言及废名先生在“教学改革”中的遭遇。那时北大迎来了解放后的第一次“教学改革”，“上级”既没有听过课，又没有研究，只是把中文系的全部课程排了一个队，姑且从名目上看一看哪些可能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嫌。废名先生开了多年的“李义山诗中的妇女观”不幸首当其冲，在立即停开之列。
　　那次由杨晦先生宣布停开课程的系务会议，气氛很沉重，大家都黯然，只有我和另一个学生代表夸夸其谈，说一些自己都不明白的话。会后，废名先生气冲冲地对我说：你读过李义山的诗吗？你难道不知道他对妇女的看法完全是反封建的吗？他的眼神又愤怒，又悲哀，我永远不能忘记！此后，很少再见到废名先生，开会他也不来了，于是，成为众人眼目下的“落后分子”！④
　　不知当年汪静之看到学生们对他的指责，眼神是否也同样“又愤怒，又悲哀”？在即将展开的院系调整中，他将如何被“调整”？幸好就在这时，刚刚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冯雪峰想到了汪静之，在征询了汪静之的想法后，通过中宣部将他调到了北京。从大学教授到一名出版社普通编辑，汪静之起初也很犹豫，但是考虑到在复旦也受气，所以还是去了。复旦的其他教授这时日子也大多不好过，所以反而很羡慕他从此可以不受气了。⑤就这样，汪静之从此离开了复旦，告别了他的教学生涯。
　　最后简单交代一下汪静之到北京后的情况。汪静之到北京后也并不顺利，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和古典文学部负责人聂绀弩关系很僵。就此事，笔者曾询问冯雪峰的儿子冯夏熊先生，他认为聂绀弩对古典文学很有研究，而汪静之则是诗人，在编辑理念上两人不同，因此发生冲突。夹在两位老朋友中间的冯雪峰也很为难，只好聘汪静之为特约编辑。1956年汪静之进入中国作协，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动荡的环境中诗人不由怀念起早年在西湖边无忧无虑的日子，1965年，就在“文革”前夕，他携妻子符竹因回到了杭州，从此隐居杭州，直到终老于湖畔。
　　（作者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沈飞德
　　
　　注释：
　　①汪晴记录整理《汪静之自述生平》，见《汪静之纪念集》第300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②同上，第301页。
　　③引自1951年复旦大学文学院资料第七篇第二部。以下除特别注明，引文均出自此档案资料。
　　④乐黛云《难忘废名先生》，原载《万象》第5卷第1期（2003年1月）第16-17页。
　　⑤见《汪静之纪念集》第301页汪静之本人的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