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普遍有一种倾向，认为自己正经历足以影响人类整个历史进程的重大变化的时代。这种感觉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格外明显。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我们从美国决策者与战略家那里越来越多地听到“时代变迁”的声音。伴随这种变动感的，还有美国精英阶层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忧患意识以及时不我待的“塑造世界”的冲动。
　　2004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出台的《绘制全球未来》报告中这样描述世界图景：“我们认为未来15年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代……国际秩序正经历深刻的变动。自从1949年西方联盟形成以来，国际力量分布还从未经历过目前这种变动状态。”2005年3月美国国防部《国家防务战略》报告道出了美国军方眼中的不确定性：“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规挑战的时代，一个战略不确定的时代。”2006年2月3日美国刚刚公布的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则说，我们“已经从一个可以合理预期的时代，进入到一个不确定的、令人惊讶的时代”。美国总统布什本人则在2006年的国情咨文讲话中这样说：“有时候，历史可能看起来是在绕圈子，驶向未知的彼岸。”
　　美国决策层面对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感如此之强，可能只是近一两年的事。在2002年9月，也就是9．11事件一周年之后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头还是这样记述的：“20世纪自由与极权主义之间的伟大斗争，以自由力量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只有一种可持续的国家成功模式：自由、民主、自由企业制度。”曾几何时，这种“历史终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的乐观情绪和明快图景，似乎被蒙上了阴影。正像今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所说的那样，“美国是一个卷入了一场长期战争的国家”，由于这场战争的长期性以及战争对象的复杂性，美国将无法在“长期战争”中像过去那样“迅速取胜”，也不会出现“决定性胜利”这种场面。
　　这种强烈的不确定性感，根源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只要想一想有互联网的世界与没有互联网的世界的区别，想一想1991年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与今天的区别，我们就能明白，我们的确在经历某种重要关头，只不过这种变化如同地壳运动、河流改道、冰川融化和海岸侵蚀，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逐渐被人感知。全球化对各国的负面影响(包括发达国家)，反恐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民族国家间权力转移的态势都是最近几年才逐渐被多数人明确地感知。
　　在“反恐战争”方面，国际社会能否遏止恐怖主义的蔓延?美国在伊拉克能否战胜“非常规挑战”?是否会有新的核国家产生?恐怖分子是否会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将赢得还是失去青年穆斯林?
　　在全球化的影响方面，全球化是否会让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消亡?在国家发展水平差距以外，世界是否会日益走向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我们是否会目击更多的法国式的骚乱?非国家行为者未来在世界政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在民族国家的权力转移方面，中国和印度是否如预言家所言顺利崛起?老龄化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日本与欧洲的竞争力?20年后，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对其他大国的实力优势?
　　上述这些问题，相信没有一个能在短期内看出答案。
　　每个时代对未来都会有诸多疑问，但是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似乎我们从来还没有在“我是谁”、“敌人在哪里”、“国家的角色”等根本问题上产生疑问。面对这些疑问，作为未来20年内塑造国际环境能力最强的国家，作为力图保持“领导地位”的国家，美国自然最明确、最强烈地感受到未来的不确定性；相对过去一个世纪的“美国世纪”，15～20年的“塑造”未来的时间并不算长；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则由此产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布热津斯基在《大选择》中提出了美国应发挥“主宰作用还是领导作用”的疑问；布什在2006年国情咨文中称今年是“决定性的一年”，“大家和我所做出的选择将决定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品格”。
　　我们可以不赞成布什政府做出的战略选择，但我们需要像美国战略家那样，审慎而深刻地看待世界大势，看看在剧烈变迁中，有哪一部分是相对可以确定的。中国是塑造世界未来的另一个重要国家，了解大势既是我们的需要，也是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