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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终身从事幼教事业的老教师，回顾所走过的漫长岁月，我万分感慨！
一、安全第一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之时，我考入上海市立师范学校的幼师班（前身是陈鹤琴先生创办的上海女师）。从此，我进入了培育幼苗的美丽花园。三年的学习期间，在老师们的辛勤教导之下，我学到了幼师生应有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更了解到要热爱儿童，不能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儿童。
1952年秋，我被分配到华东军政委员会幼儿园（全托）做一名教养员。该园在上海市岳阳路76号，里面都是一幢幢的小楼。每幢小楼周围都有绿色的草坪，有的草坪中还有亭子，我仿佛进入了一个美丽的花园。孩子的家长都是华东军区的干部。孩子们穿着统一款式的服装、鞋帽，过着开心、快乐的幸福生活。
那时候，每个班有二十个孩子，上午有一位主班教养员负责全面工作，下午由副班负责全面工作，此外还有一名配班保育员和一名夜班教养员。我进园后，就成为了一个小班的主班教养员。我每天上午和孩子们呆在一起，从晨间帮助他们穿衣起床、做早操，进行唱歌、跳舞、故事、绘画等教学活动，到带领他们在草坪上自由玩耍，开展创造性游戏。
在和孩子玩耍的日子里，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教师身份。不到两个星期，不幸的事故发生了。一天上午，我和孩子们结束户外游戏回活动室的时候，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何沪生，在上台阶的时候摔倒了，头撞在坚硬的花岗岩上，鲜血直流。孩子也疼得大哭起来。这可把我吓坏了，在住园医生和护士的帮助下，我将孩子送去了医院。还算庆幸，孩子没有大事，不过眉毛上面还是缝了好几针。园领导知道情况以后，责令我写检讨。我乖乖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什么“没有照顾好孩子，粗枝大叶、思想开小差”等。我第二天把检讨书递交上去。谁知道没过两天，检讨书被退回来了，园领导还严厉地对我说：“你避重就轻。”天哪，我真是太冤枉了，我怎么会“避重就轻”呢。我又拿起了检讨书，仔细看了一遍。这一看我才发现，我把“跌破头”的“破”字写成了“痛”字，变成了“跌痛头”。真是该批。还好，小沪生的家长没有追究我的责任，原谅了我。但我自己却感到很内疚。
这一件事给我的教训是：“热爱儿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求我们做教养工作的成人时时刻刻以爱的行动呵护每个幼童，保护他们柔弱的生命、稚嫩的肌肤。孩子的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这是一项复杂、细致而又繁琐的工作，需要我们的细心和耐心。”从此以后，无论我在幼儿园工作，还是到南京师范大学工作后，去幼儿园参观、学习、做科研，都会默默地观察孩子们所处的环境、设备，使用的教具、玩具，观察的动植物等，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损害孩子的健康。
1956年的春天，国家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一天，领导对我说：“送你去读大学，希望你仍然学习幼儿教育，这是对你的深造。”就这样，我在报名表上，把南京师范学院幼教系填写为第一志愿。在当年秋天，我如愿地跨入了南京师范学院的美丽校园。
二、头脑不能发热
1958年的秋天，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党总支根据“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带领教育、幼教两专业的师生下乡劳动锻炼和教育实践。我和三位老师、四位同学一起去了溧阳县杨庄公社，我是小组长。当时，正是全国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刮共产风、浮夸风之际，我们小组七八个人，与农民们过着“人民公社是天桥，共产主义就来到”的吃饭不要钱，山芋随便吃的“共产主义”生活。
某日，突然看到教育系的简报上，登载了某某公社，办起了100%全托幼儿园，放了一颗办全托幼儿园的卫星。我顿时头脑发热，觉得要紧跟。但是没有房、没有床、没有孩子，怎么办？于是向公社的领导干部建议，由干部动员，没有床把社员家的门板拆下来当床，没有房把公社的空房打扫一下作活动室，没有孩子，动员家长把孩子送来，坐的小板凳、被褥等生活用品都由家里带来，还找了几个年轻姑娘当教师，算是把幼儿园办成了。大哭小叫的孩子们，由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送来了。到了晚上，孩子躺在床上，又哭又闹，爷爷奶奶站在窗口东张西望，看着自家的孩子睡好没有。幼儿园放卫星的闹剧终于开张了，但是全公社100%幼儿入全托谈何容易。最终，我们100%幼儿入全托的卫星没能放上天，以失败告终。这件事教训深刻。这种头脑发热，不顾农村实际情况，不顾农民的需要，不考虑条件的适宜性，不切实际，强迫命令办幼儿园是不行的、不科学的，失败的下场是不可避免的。
三、一次有意义的教育调查
1974年春，教育系党总支书记孟礼章同志，告知学前教育组的几位教师去江苏省如东县搞幼儿教育调查。于是，吴家岑老师带队，方观容、何佩芬、黄人颂、汪爱丽和我，从下关码头出发，乘船前往南通再转乘汽车到达如东县。到达如东县后，由如东县教育局老黄同志带领我们奔赴各个公社、各个大队，了解农村幼儿教育的现状。我们见到一间简陋的泥地房里，孩子们自带板凳，坐在室内，没有任何玩教具。教师上课时，随手拿起一只竹壳热水瓶，问：“这是什么？”孩子答：“热水瓶。”“什么做的？”“竹子做的。”“有什么用？”“放水，可以喝热水。”室外的空地上，有孩子在玩丢手绢等游戏。
通过与农民聊天，听到他们牵挂孩子的心里话。他们下地劳动，但是孩子在家中，生命、安全没有保障，怎么能放心干活。农村搞计划生育，要保证独生子女健康成长，并得到良好的教养。建立农村幼儿园成为顺利开展计划生育的当务之急，培训农村幼儿教师也是迫不及待的任务。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后，老黄同志希望我们再留一段时间，为如东县办一个幼教培训班。我们二话没说，欣然同意。休整几天后，我们六人团结一致，分工合作，办起了如东县第一个农村幼教培训班。吴家岑负责组织、联络。黄老师讲幼教的重要性，方老师讲计算教学法，汪老师讲体育教学法，我讲述语言、常识教学法。何老师给我们当后勤，保证我们的饮食卫生。培训班规模不小，效果很好。实际上，我们既没有教材，也没有教具，全凭脑子里的记忆。 回校后不久，学前组的教师就走向大江南北，办培训班，为农村幼教服务。
四、孩子的心灵
“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善待生灵、爱护动植物”，是人类的永恒课题。在人生的初始阶段，让幼儿亲近自然，熏陶他们的积极情感和态度，为今后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显得尤为重要。
1984年初秋，一个雨过天晴的早晨，我同往常一样，进入江苏省省级机关第一幼儿园某个小班（这是我的课题《小班幼儿对自然的情感特点和培养》的研究班级），只见活泼可爱的孩子们，有的由家长们送来，有的三三两两在小花园的草地上自由嬉戏，看看花，摸摸树。只见有两三个孩子蹲在草地上，对着鸡冠花在说话：“鸡冠花，你哭啦。”“鸡冠花，你出血啦。”“鸡冠花，谁欺负你啦？”这些话语充分显露了孩子们对鸡冠花的关心、同情和爱护。原来，因为昨夜下了大雨，鸡冠花上的水滴不断滴在下面的草地上。这是多么可贵的爱心、同情心。
隔年的一个春末夏初的上午，突然天降大雨，车丽珠老师赶紧呼唤着孩子们上楼进活动室。只见一个小男孩刚上楼，又匆匆跑下楼，冲进雨中，把一只小鸡抱在怀里，又上了楼。我问他：“你下楼抱小鸡，不怕淋雨么。”他回答我：“小鸡淋了雨，会感冒的。”多么天真的孩子。
在小班，类似的现象经常能看到、听到。吃饭的时候孩子会想到小动物该吃啦。节假日想到小白兔会不会挨饿，要求爸爸妈妈带着小青菜来喂它。请老师让他把蚕宝宝带回家去照顾。小猫病了，要去医院看望它，小动物、花花草草成为了他们的朋友。当然孩子们对自然的情感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有爱心的车老师，引领孩子不断亲近自然，以自己对大自然、动植物的关心、爱护的真情，感染了清纯的孩子们。
一年的观察研究，给予我的启示是：培育孩子们热爱大自然，善待生灵的信心和决心。
五、纸与水——一个中国式的集体科学活动
1987年的夏天，我在波士顿惠洛克学院，与学前教育专业研究生班的二十几名学员，一起学习“儿童科学教育”课程。一天，任课教师提出：请你们任选科学教育内容，在课堂上交流。于是，我设计了一个幼儿科学教育活动——“纸与水”，即把同样大小、不同质地、各种颜色的纸片，放入一碗水中，让年幼的孩子观察、探索不同纸张的吸水和沉水快慢现象。
随后，我在学院的材料室，选择了各种颜色、不同质地的纸，剪成相同形状和大小的纸片，并准备了盛水的容器。上课时，我请研究生学员分成几个小组，把不同质地的纸片放入盛水的容器中观察，进行“纸与水”幼儿科学教育的模拟教学。我发现，研究生竟是那么的感兴趣，专心地观察着不同纸片的下沉速度。更出乎我意料的是，教课的教授也那么感兴趣，竟然看着手表，计算着纸片下沉时间。模拟教学结束后，一位学员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的孩子也能这样集中在一起做吗。我立即回答：“Of course。”（当然）中国式的集体科学探索活动走进了美国课堂，我很自豪。
总之，我在美国的一年，不仅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和经验，还尽可能介绍中国的学前教育。我只有一个想法，让西方了解中国，中国学前教育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我们要自信、自尊。
六、小小儿童科学发现室
“文革”结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幼教迎来了春天。1987年，我有幸受系里委派，作为访问学者赴美考察进修。除了在波士顿惠洛克学院听取“儿童发展与教育”“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等理论课程外，我还参观了20多所幼儿园、蒙台梭利学校和波士顿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儿童科学发现室、儿童医院、华盛顿儿童博物馆以及其他州的儿童科学发现中心。
回国后，我借鉴了美国早期儿童教育和科学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的经济条件和幼儿园的实际状况（幼儿园各班人数多、地方小，设备、材料、玩具少），试图把幼儿园有限的可供幼儿科学探索的物质材料集中起来，建立儿童科学发现室，供全园儿童轮流使用，开展由幼儿自主、自选的科学探索、发现学习，使他们真正成为主动的科学探索者、学科学的小主人。于是，我走访了几个幼儿园。我首先得到了南师大附属幼儿园的庞庆秀园长的大力支持。没有房，她果断地让出会计室，并组织唐水芬、高道南、廖洁芬、章惠清四位教师共同筹建科学发现室，搜集、购买、自制材料，还请有关系科教师支持，如物理系教师自制了“动不停”“向上滚”科学玩具，生物系提供了动植物标本、事物，美术系送上大幅儿童探索科学的壁画。小小儿童科学发现室终于在1988年6月1日——国际儿童节建成开放，这是我国自创自建的第一个儿童科学发现室，它为儿童提供了宽松的环境，愉快的学科学、探索科学的条件。在室内，有的孩子拿起“大海螺”听声音，有的一次又一次的拨弄“向上滚”，有的抚摸着“大海龟”，有的还拿起筷子捡弹子，有的吹肥皂泡，有的看乒乓球在水中漂浮——孩子们快乐极了。
紧接着，南京市实验幼儿园、长江路幼儿园，南通、青岛、长春的幼儿园相继建立了相似的儿童科学发现室。江苏省幼儿师范学校，由尹坚勤老师负责，也建立了儿童科学发现室，供未来的幼儿教师探索学科学。江苏省妇女儿童中心由陈苏虹老师负责也建立了儿童科学探索发现中心，为各幼儿园和社会散居的4岁～16岁儿童服务，得到了孩子、家长们的欢迎。科学发现室得到了国内幼教界和国际友人的好评，掀起了儿童自主探索科学、学科学的热潮。我很高兴，为儿童科学发现室的建立喝彩。
七、孩子们与神舟飞船
2008年9月25日晚9时10分，“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震惊了全中国、全世界。在举国人民齐欢腾的时候，孩子们又有什么表现呢？
我于10月初，走进了南京实验幼儿园一个大班，观察了师幼畅谈“神七飞天”活动。孩子们以绘画的形式提出了许多有关“神七”的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感受到孩子们激动的情绪，知道掌握了他们不少的信息（如宇航员出舱摇红旗、轨道舱回不来了等）；二、孩子们对“神七”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如提出了宇航员吃什么，怎么喝水，怎样打开舱门，火箭为什么要分离等问题。
一、安全第一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之时，我考入上海市立师范学校的幼师班（前身是陈鹤琴先生创办的上海女师）。从此，我进入了培育幼苗的美丽花园。三年的学习期间，在老师们的辛勤教导之下，我学到了幼师生应有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更了解到要热爱儿童，不能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儿童。
1952年秋，我被分配到华东军政委员会幼儿园（全托）做一名教养员。该园在上海市岳阳路76号，里面都是一幢幢的小楼。每幢小楼周围都有绿色的草坪，有的草坪中还有亭子，我仿佛进入了一个美丽的花园。孩子的家长都是华东军区的干部。孩子们穿着统一款式的服装、鞋帽，过着开心、快乐的幸福生活。
那时候，每个班有二十个孩子，上午有一位主班教养员负责全面工作，下午由副班负责全面工作，此外还有一名配班保育员和一名夜班教养员。我进园后，就成为了一个小班的主班教养员。我每天上午和孩子们呆在一起，从晨间帮助他们穿衣起床、做早操，进行唱歌、跳舞、故事、绘画等教学活动，到带领他们在草坪上自由玩耍，开展创造性游戏。
在和孩子玩耍的日子里，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教师身份。不到两个星期，不幸的事故发生了。一天上午，我和孩子们结束户外游戏回活动室的时候，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何沪生，在上台阶的时候摔倒了，头撞在坚硬的花岗岩上，鲜血直流。孩子也疼得大哭起来。这可把我吓坏了，在住园医生和护士的帮助下，我将孩子送去了医院。还算庆幸，孩子没有大事，不过眉毛上面还是缝了好几针。园领导知道情况以后，责令我写检讨。我乖乖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什么“没有照顾好孩子，粗枝大叶、思想开小差”等。我第二天把检讨书递交上去。谁知道没过两天，检讨书被退回来了，园领导还严厉地对我说：“你避重就轻。”天哪，我真是太冤枉了，我怎么会“避重就轻”呢。我又拿起了检讨书，仔细看了一遍。这一看我才发现，我把“跌破头”的“破”字写成了“痛”字，变成了“跌痛头”。真是该批。还好，小沪生的家长没有追究我的责任，原谅了我。但我自己却感到很内疚。
这一件事给我的教训是：“热爱儿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求我们做教养工作的成人时时刻刻以爱的行动呵护每个幼童，保护他们柔弱的生命、稚嫩的肌肤。孩子的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这是一项复杂、细致而又繁琐的工作，需要我们的细心和耐心。”从此以后，无论我在幼儿园工作，还是到南京师范大学工作后，去幼儿园参观、学习、做科研，都会默默地观察孩子们所处的环境、设备，使用的教具、玩具，观察的动植物等，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损害孩子的健康。
1956年的春天，国家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一天，领导对我说：“送你去读大学，希望你仍然学习幼儿教育，这是对你的深造。”就这样，我在报名表上，把南京师范学院幼教系填写为第一志愿。在当年秋天，我如愿地跨入了南京师范学院的美丽校园。
二、头脑不能发热
1958年的秋天，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党总支根据“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带领教育、幼教两专业的师生下乡劳动锻炼和教育实践。我和三位老师、四位同学一起去了溧阳县杨庄公社，我是小组长。当时，正是全国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刮共产风、浮夸风之际，我们小组七八个人，与农民们过着“人民公社是天桥，共产主义就来到”的吃饭不要钱，山芋随便吃的“共产主义”生活。
某日，突然看到教育系的简报上，登载了某某公社，办起了100%全托幼儿园，放了一颗办全托幼儿园的卫星。我顿时头脑发热，觉得要紧跟。但是没有房、没有床、没有孩子，怎么办？于是向公社的领导干部建议，由干部动员，没有床把社员家的门板拆下来当床，没有房把公社的空房打扫一下作活动室，没有孩子，动员家长把孩子送来，坐的小板凳、被褥等生活用品都由家里带来，还找了几个年轻姑娘当教师，算是把幼儿园办成了。大哭小叫的孩子们，由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送来了。到了晚上，孩子躺在床上，又哭又闹，爷爷奶奶站在窗口东张西望，看着自家的孩子睡好没有。幼儿园放卫星的闹剧终于开张了，但是全公社100%幼儿入全托谈何容易。最终，我们100%幼儿入全托的卫星没能放上天，以失败告终。这件事教训深刻。这种头脑发热，不顾农村实际情况，不顾农民的需要，不考虑条件的适宜性，不切实际，强迫命令办幼儿园是不行的、不科学的，失败的下场是不可避免的。
三、一次有意义的教育调查
1974年春，教育系党总支书记孟礼章同志，告知学前教育组的几位教师去江苏省如东县搞幼儿教育调查。于是，吴家岑老师带队，方观容、何佩芬、黄人颂、汪爱丽和我，从下关码头出发，乘船前往南通再转乘汽车到达如东县。到达如东县后，由如东县教育局老黄同志带领我们奔赴各个公社、各个大队，了解农村幼儿教育的现状。我们见到一间简陋的泥地房里，孩子们自带板凳，坐在室内，没有任何玩教具。教师上课时，随手拿起一只竹壳热水瓶，问：“这是什么？”孩子答：“热水瓶。”“什么做的？”“竹子做的。”“有什么用？”“放水，可以喝热水。”室外的空地上，有孩子在玩丢手绢等游戏。
通过与农民聊天，听到他们牵挂孩子的心里话。他们下地劳动，但是孩子在家中，生命、安全没有保障，怎么能放心干活。农村搞计划生育，要保证独生子女健康成长，并得到良好的教养。建立农村幼儿园成为顺利开展计划生育的当务之急，培训农村幼儿教师也是迫不及待的任务。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后，老黄同志希望我们再留一段时间，为如东县办一个幼教培训班。我们二话没说，欣然同意。休整几天后，我们六人团结一致，分工合作，办起了如东县第一个农村幼教培训班。吴家岑负责组织、联络。黄老师讲幼教的重要性，方老师讲计算教学法，汪老师讲体育教学法，我讲述语言、常识教学法。何老师给我们当后勤，保证我们的饮食卫生。培训班规模不小，效果很好。实际上，我们既没有教材，也没有教具，全凭脑子里的记忆。 回校后不久，学前组的教师就走向大江南北，办培训班，为农村幼教服务。
四、孩子的心灵
“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善待生灵、爱护动植物”，是人类的永恒课题。在人生的初始阶段，让幼儿亲近自然，熏陶他们的积极情感和态度，为今后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显得尤为重要。
1984年初秋，一个雨过天晴的早晨，我同往常一样，进入江苏省省级机关第一幼儿园某个小班（这是我的课题《小班幼儿对自然的情感特点和培养》的研究班级），只见活泼可爱的孩子们，有的由家长们送来，有的三三两两在小花园的草地上自由嬉戏，看看花，摸摸树。只见有两三个孩子蹲在草地上，对着鸡冠花在说话：“鸡冠花，你哭啦。”“鸡冠花，你出血啦。”“鸡冠花，谁欺负你啦？”这些话语充分显露了孩子们对鸡冠花的关心、同情和爱护。原来，因为昨夜下了大雨，鸡冠花上的水滴不断滴在下面的草地上。这是多么可贵的爱心、同情心。
隔年的一个春末夏初的上午，突然天降大雨，车丽珠老师赶紧呼唤着孩子们上楼进活动室。只见一个小男孩刚上楼，又匆匆跑下楼，冲进雨中，把一只小鸡抱在怀里，又上了楼。我问他：“你下楼抱小鸡，不怕淋雨么。”他回答我：“小鸡淋了雨，会感冒的。”多么天真的孩子。
在小班，类似的现象经常能看到、听到。吃饭的时候孩子会想到小动物该吃啦。节假日想到小白兔会不会挨饿，要求爸爸妈妈带着小青菜来喂它。请老师让他把蚕宝宝带回家去照顾。小猫病了，要去医院看望它，小动物、花花草草成为了他们的朋友。当然孩子们对自然的情感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有爱心的车老师，引领孩子不断亲近自然，以自己对大自然、动植物的关心、爱护的真情，感染了清纯的孩子们。
一年的观察研究，给予我的启示是：培育孩子们热爱大自然，善待生灵的信心和决心。
五、纸与水——一个中国式的集体科学活动
1987年的夏天，我在波士顿惠洛克学院，与学前教育专业研究生班的二十几名学员，一起学习“儿童科学教育”课程。一天，任课教师提出：请你们任选科学教育内容，在课堂上交流。于是，我设计了一个幼儿科学教育活动——“纸与水”，即把同样大小、不同质地、各种颜色的纸片，放入一碗水中，让年幼的孩子观察、探索不同纸张的吸水和沉水快慢现象。
随后，我在学院的材料室，选择了各种颜色、不同质地的纸，剪成相同形状和大小的纸片，并准备了盛水的容器。上课时，我请研究生学员分成几个小组，把不同质地的纸片放入盛水的容器中观察，进行“纸与水”幼儿科学教育的模拟教学。我发现，研究生竟是那么的感兴趣，专心地观察着不同纸片的下沉速度。更出乎我意料的是，教课的教授也那么感兴趣，竟然看着手表，计算着纸片下沉时间。模拟教学结束后，一位学员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的孩子也能这样集中在一起做吗。我立即回答：“Of course。”（当然）中国式的集体科学探索活动走进了美国课堂，我很自豪。
总之，我在美国的一年，不仅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和经验，还尽可能介绍中国的学前教育。我只有一个想法，让西方了解中国，中国学前教育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我们要自信、自尊。
六、小小儿童科学发现室
“文革”结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幼教迎来了春天。1987年，我有幸受系里委派，作为访问学者赴美考察进修。除了在波士顿惠洛克学院听取“儿童发展与教育”“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等理论课程外，我还参观了20多所幼儿园、蒙台梭利学校和波士顿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儿童科学发现室、儿童医院、华盛顿儿童博物馆以及其他州的儿童科学发现中心。
回国后，我借鉴了美国早期儿童教育和科学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的经济条件和幼儿园的实际状况（幼儿园各班人数多、地方小，设备、材料、玩具少），试图把幼儿园有限的可供幼儿科学探索的物质材料集中起来，建立儿童科学发现室，供全园儿童轮流使用，开展由幼儿自主、自选的科学探索、发现学习，使他们真正成为主动的科学探索者、学科学的小主人。于是，我走访了几个幼儿园。我首先得到了南师大附属幼儿园的庞庆秀园长的大力支持。没有房，她果断地让出会计室，并组织唐水芬、高道南、廖洁芬、章惠清四位教师共同筹建科学发现室，搜集、购买、自制材料，还请有关系科教师支持，如物理系教师自制了“动不停”“向上滚”科学玩具，生物系提供了动植物标本、事物，美术系送上大幅儿童探索科学的壁画。小小儿童科学发现室终于在1988年6月1日——国际儿童节建成开放，这是我国自创自建的第一个儿童科学发现室，它为儿童提供了宽松的环境，愉快的学科学、探索科学的条件。在室内，有的孩子拿起“大海螺”听声音，有的一次又一次的拨弄“向上滚”，有的抚摸着“大海龟”，有的还拿起筷子捡弹子，有的吹肥皂泡，有的看乒乓球在水中漂浮——孩子们快乐极了。
紧接着，南京市实验幼儿园、长江路幼儿园，南通、青岛、长春的幼儿园相继建立了相似的儿童科学发现室。江苏省幼儿师范学校，由尹坚勤老师负责，也建立了儿童科学发现室，供未来的幼儿教师探索学科学。江苏省妇女儿童中心由陈苏虹老师负责也建立了儿童科学探索发现中心，为各幼儿园和社会散居的4岁～16岁儿童服务，得到了孩子、家长们的欢迎。科学发现室得到了国内幼教界和国际友人的好评，掀起了儿童自主探索科学、学科学的热潮。我很高兴，为儿童科学发现室的建立喝彩。
七、孩子们与神舟飞船
2008年9月25日晚9时10分，“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震惊了全中国、全世界。在举国人民齐欢腾的时候，孩子们又有什么表现呢？
我于10月初，走进了南京实验幼儿园一个大班，观察了师幼畅谈“神七飞天”活动。孩子们以绘画的形式提出了许多有关“神七”的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感受到孩子们激动的情绪，知道掌握了他们不少的信息（如宇航员出舱摇红旗、轨道舱回不来了等）；二、孩子们对“神七”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如提出了宇航员吃什么，怎么喝水，怎样打开舱门，火箭为什么要分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