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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两会”中的热点议题：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中国的可行性和媒体在财产公示制度中起到的技术支持和技术瓶颈问题。
关键词：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媒体 国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财产公示
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制定背景
建立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再次成为2009年“两会”的热点话题。韩德云等“两会”代表关于建议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提案引起了广大代表和群众的关注和热议，中纪委领导也积极回应。
作为一名未来的媒体人，笔者特别从媒体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中国实施的关系这个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
目前，我国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正在逐步贯彻落实，在项目选择和资金投放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具有的决策权与选择权很大，与此同时，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在源自高层的信息与来自实践的忧虑共同作用下，官员财产公示问题成为当前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话题。如何使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能够发挥其预期的作用，而不成为简单的“走过场”？媒体对于这个在中国还是新鲜事物的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方面又该起到怎样的作用？这些相关问题都是值得中国媒体进行细细思索的，而后确定和制度发展同步的媒体方向更是刻不容缓。
中国现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主要来源于两份文件——199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6月，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
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初步实行情况
事实上，早在1988年，中国就出现了要求官员申报财产的立法动议，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17年后的今天，相关法案始终没有下文。
2008年5月，地处我国西北的新疆阿勒泰地区纪检部门出台了《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2009年新年伊始，阿勒泰地区在官方网站公示了新任命的55名副县级官员的财产申报；2月17日公示了千余名县处级和科级官员的财产申报，其中县处级官员申报率为98.97%，科级干部申报率为100%。
自从1994年我国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后，对此的探索实践未曾停滞过，除了新疆阿勒泰的“破冰”之举外，还有浙江慈溪的“吃螃蟹”之举。从试点情况来看，大家基本持肯定态度。
继阿勒泰和慈溪之后，湖南浏阳也开始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要求领导干部的个人收入、个人财产、配偶及子女从业、就学、出国(境)、外出旅游、公车使用、入股投资等等，都要向当地纪委申报，并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进行公示。
虽然浏阳在申报和公开内容上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但相比阿勒泰和慈溪，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进，还是那些东西——最大的特色不在公示内容而在形式：除网站外，还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进行公示。理解浏阳此举的意图，是想借此扩大公众监督的渠道。
中国媒体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运行中的作用
由此可见，媒体在官员财产申报制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媒体是官员财产申报的一个晾晒平台，让公众以各种渠道了解官员的财产状况并予以监督，从而达到官员财产的透明化，减少社会腐败现象的发生，继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构建现代化的和谐社会。从这个方面看来，媒体为官员的财产申报提供了技术支持。
可是，当年阿勒泰地区的财产申报却落入了尴尬的处境：官员的财产确实是在网站公示了，全国各地公众都可以看到，可看到的是：5名副县级干部中无一人填写“本人及其父母、配偶、子女接受本人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现金、礼金、有价证券、各类支付凭证、贵重礼品情况”，明确填写“无”者52人——可以说这样的申报内容毫无信息含量，所谓的财产申报完全沦为官员的“合法财产”申报，这使申报完全失去意义。
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即使增加了配偶及子女从业、就业、出国、外出旅游等更多信息，填报情况可想而知。这些信息既无公众关心的信息，又不能提供反腐线索，公众又不能进行证实或证伪。
从这个角度来看，媒体虽然为官员财产申报提供了平台，但是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而是蜻蜓点水地走了过场，没有起到让老百姓对官员财产予以监督的作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中国还不成熟，几个地区的“试水”行为也暴露了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上存在的漏洞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媒体在其中的作用并不到位，使一些官员漏报、瞒报财产有机可乘，部分官员的财产申报成了一场作秀。
媒体的失职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一，媒体仅仅是作为一个展示的平台，有的媒体甚至沦为了官方的傀儡，成为替他们歌功颂德的木偶。
其二，媒体的监察力度不够大，涉及范围不够广。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试行阶段必然会有诸多不完善之处。正是这些漏洞需要媒体进行仔细观察，善于挖掘并及时将其曝光。可是有的媒体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不闻不问的“老好人”态度；有的媒体不善于从现象挖掘下面隐藏的问题，放过了在将来可能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瑕疵，这些漏洞在日后可能会造成“蝴蝶效应”，因此在目前的试行阶段不可不加以重视。
媒体在监察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上面存在的问题远不止于此，在这项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也必将暴露出更多问题。
同时，媒体在官员财产申报问题上不但起到了积极作用，也遇到了相关问题。
上文提到，我国现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主要来源于两份文件，因为这两份文件对于申报对象、申报范围界定过窄，实施起来成效并不明显。在有些地方，甚至就是走过场。曾经有专家指出，在案发之前，一些腐败分子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元的家产，根本就没有在两个规定面前显露出来。在近年来已查处的腐败案件中，更没有哪一位贪官是因这两个规定的实施而翻身落马的。如挪用社保基金的上海市原市长陈良宇和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落马，均是由于犯罪行为造成了恶劣后果导致东窗事发而被公之于众的，并非在贪污时就由于相关法律的约束或是相关审查而暴露出他们的不法行为。这是值得国家、社会和媒体人进行深思的。为何事情在扩大后才能得到解决？我国法律的制约力是纸上谈兵还是相关人员办事不力？我们需要防微杜渐，在公民中确立以国家利益为己任，敢于说话，使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公民都成为政府的眼睛，而不是产生如今这种“只有救火英雄，没有防火好汉”的现象。
在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协会副会长、议案的提交者韩德云看来，这两个规定属于政策性文件，并非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其申报对象范围较为狭窄，且未涉及近亲属，申报范围也只规定了基本收入申报，没有要求全面申报财产状况，受理机构缺乏监管的权威性，责任制度太过温和。这导致了我国的财产申报的相关制度成了一个花瓶，并不具有足够的约束力和普遍性。[1]
媒体在其中并未发挥到其应有的成为公众监督平台的作用，腐败官员仍能够逃避公众的视野在私下为所欲为，进行暗箱操作，公众甚至都不能真实地了解官员的各项财产，谈何进行监督、举报？媒体作为官员和公众之间的纽带，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官员在这个平台上展示的是什么，公众看到的就是什么，所以媒体应当设法对官署机构具有足够的约束力，进而最大限度地确保有关部门使其公布的官员申报财产具有最高度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样，传递给公众的信息才会真实完整，这样，中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才可能得以有效运作，而不是使财产公布变得流于形式。媒体作为最初的信息平台和中转站，其意义是巨大的，在这个环节上任何微小的失真都可能造成以后的蝴蝶效应，产生意料不到的重大失误。因此，媒体应当思考自身的定位和运营方式：媒体的定位应是作为一个具有高保真度传递者，采取具有统一的核心点，呈现辐射状模式深入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实施的每一个角落的方式运营，使得信息质量和数量均达到理想状态。此外，媒体还应多参考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比较完善国家的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对自身进行反思和改进，并结合具体国情研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方略，扮演好自身在申报制度中的角色，使其能够顺利进行下去。
各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日本、韩国、乌克兰等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比较完善，这无疑给我国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对象，也为“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提供了珍贵的比照。
最近，身为不丹一家知名国有企业总经理的苏莱曼（Suaram）先生已经往返银行好几次了，因为他正忙着自己2010年度收入和财产的申报。他必须整理出去年自己以及全家（包括他的妻子、小孩以及由他供养的父母）的全部经济收入、资产数目和债务、税务情况，通过政府指定的网站直接上报不丹政府的反贪污委员会。[2]根据不丹政府的规定，在每年3月底之前，全国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国有企业领导、军队高级将领以及重要社会团体的领导，都必须通过该网站提交上一年度个人和家庭的全部财产信息。尽管这一年一度的财产申报并不让人感觉轻松，但苏莱曼（Suaram）先生和他的家人还是承认，这项申报制度对国家预防和打击官员及特殊权利阶层的贪污腐化行为的确奏效。[3]到目前为止,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泰国、墨西哥、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尼日利亚等97个国家和地区都先后实施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尽管各国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设计的细节上存在着差异，但全世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宗旨却完全一致：打击贪污腐败，保障社会廉洁，保持民众信心，鼓励外国投资。那些建立并执行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通过官员资产信息的公开，对其实施监督后，政府的清廉状况确实大有提升。
我国媒体应关注已顺利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国家媒体的运行情况，并深入了解实施初期媒体遇到的障碍、问题，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然后摸索、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媒体运行策略。
外国媒体对中国媒体的启示
240多年前，瑞典首创财产申报制度。在当时的瑞典，下至普通官员，上至首相，均被要求申报、登记、公布家庭财产，公民有权随时查看各级官员的纳税清单。这个制度延续至今，为世界多数国家或地区所借鉴，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机制。
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出现在英国。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将官员财产申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政府行为道德法》，明确规定行政、司法、立法部门的官员，必须公开本人、配偶及子女的财产状况，并按规定程序提交财产状况的书面报告。上至总统，下至普通官员，必须遵照规定，如实填写财产申报表格，由联邦政府道德署收存，随时接受公众查询和监督。在美国，那些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的官员，轻则被处罚款，重则要吃官司、蹲监狱。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出台了自己的财产申报制度并取得一定成效。自1993年开始，韩国自总统以下数万名公务员必须申报财产、1670名高官必须向社会公布财产。廉政风暴中，一大批高官先后被迫辞职，5000多名贪赃枉法的政府官员受到惩处。在墨西哥，2002年6月10日通过的《信息公开法》实施后的第7天，约1万名公务员因为没有按照规定公布自己的财产而被停薪停职。2007年，印度建立了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总理辛格公布了个人财产情况。[4]
在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签署了一个反腐败五年计划，宣布推行政府官员定期公布财产状况等一系列新措施，以完善反腐败法规体系。2010年是俄罗斯反腐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自从2008年12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反腐败法》至今，不少公务员都改掉了下班后光顾饭店的习惯，乖乖地回家吃便饭了。
在反腐败问题上，梅德韦杰夫巧妙地利用了舆论。“我们必须打造一种局面，使每一位公仆都置身于公众监督之下。”显然，梅德韦杰夫确定了媒体在反腐败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要利用舆论监督的力量让腐败官员无处可逃。[5]
梅德韦杰夫的话一语中的地点出了媒体在公众监督官员腐败问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无论在哪个国家，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都不能缺少媒体的监督，国家媒体监督力量的强弱成为了决定公示制度在此国能否有效运行的关键性问题。记者采访到的是第一手资料，只有记者的采访保证真实准确，此后的信息传递才有价值，收集信息进行采访，这项工作虽然基层、琐碎，却决定了申报制度这项宏大的工程，在一个国家能否顺利有效地实行。
相对于中国的国情看来，首先，记者的职业素养亟待提高，必须杜绝前些年山西煤窑爆炸，众记者拿封口费之类的事件发生，杜绝官官相护，官员、单位买通某些不负责任的记者进行歌功颂德的不实报道，使每一篇、每一次报道都是真实有效的，这样在媒体平台展示给公众监督的信息才有实质性的价值。这是中国媒体在财产申报制度上需要度过的第一个瓶颈。
其次，媒体可以充分运用其广泛的传播渠道，如电视、报刊、广播、网络等方式扩大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普及度和影响力，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参与到亲自监督这项工作中来，不分地域不论贫富对每一个应当申报财产的官员进行监督考察，发挥舆论的巨大作用，对贪污腐败的官员起到震慑作用，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监督，日益普及的网络督导，在实行阶段，严惩谎报瞒报的贪污腐败官员，对于及时上报非法收入的官员予以宽容处理。在我国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阶段就树立起良好的作风和威严，媒体从中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充分发挥舆论的作用，配合国家立法、官员思想普及和金融实名制等相关政策，以推动此计划的长远发展。
由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我国正处于试行阶段，可以预见到我们仍会遇到相当多的问题。在借鉴别国成功范例的同时，我们也要结合自己的相关国情，积极研究探索自身遇到的相关问题并予以解决。
注释
[1] 来源于韩德云于两会期间提交的议案
[2] 来源于新浪新闻中国报道
[3] 来源于www.chinareports.org.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724，中国报道，作者周舟
[4] 来源于《记者观察》2009年3月（上）
[5] 来源于梅德韦杰夫3月10日在参加俄罗斯总统反腐败委员会会议时的讲话。
参考文献
《世界新闻报》
《关于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于1995年5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2001年6月，由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联合发布。
作者：董璞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傅先萍
关键词：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媒体 国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财产公示
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制定背景
建立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再次成为2009年“两会”的热点话题。韩德云等“两会”代表关于建议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提案引起了广大代表和群众的关注和热议，中纪委领导也积极回应。
作为一名未来的媒体人，笔者特别从媒体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中国实施的关系这个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
目前，我国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正在逐步贯彻落实，在项目选择和资金投放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具有的决策权与选择权很大，与此同时，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在源自高层的信息与来自实践的忧虑共同作用下，官员财产公示问题成为当前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话题。如何使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能够发挥其预期的作用，而不成为简单的“走过场”？媒体对于这个在中国还是新鲜事物的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方面又该起到怎样的作用？这些相关问题都是值得中国媒体进行细细思索的，而后确定和制度发展同步的媒体方向更是刻不容缓。
中国现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主要来源于两份文件——199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6月，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
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初步实行情况
事实上，早在1988年，中国就出现了要求官员申报财产的立法动议，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17年后的今天，相关法案始终没有下文。
2008年5月，地处我国西北的新疆阿勒泰地区纪检部门出台了《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2009年新年伊始，阿勒泰地区在官方网站公示了新任命的55名副县级官员的财产申报；2月17日公示了千余名县处级和科级官员的财产申报，其中县处级官员申报率为98.97%，科级干部申报率为100%。
自从1994年我国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后，对此的探索实践未曾停滞过，除了新疆阿勒泰的“破冰”之举外，还有浙江慈溪的“吃螃蟹”之举。从试点情况来看，大家基本持肯定态度。
继阿勒泰和慈溪之后，湖南浏阳也开始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要求领导干部的个人收入、个人财产、配偶及子女从业、就学、出国(境)、外出旅游、公车使用、入股投资等等，都要向当地纪委申报，并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进行公示。
虽然浏阳在申报和公开内容上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但相比阿勒泰和慈溪，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进，还是那些东西——最大的特色不在公示内容而在形式：除网站外，还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进行公示。理解浏阳此举的意图，是想借此扩大公众监督的渠道。
中国媒体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运行中的作用
由此可见，媒体在官员财产申报制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媒体是官员财产申报的一个晾晒平台，让公众以各种渠道了解官员的财产状况并予以监督，从而达到官员财产的透明化，减少社会腐败现象的发生，继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构建现代化的和谐社会。从这个方面看来，媒体为官员的财产申报提供了技术支持。
可是，当年阿勒泰地区的财产申报却落入了尴尬的处境：官员的财产确实是在网站公示了，全国各地公众都可以看到，可看到的是：5名副县级干部中无一人填写“本人及其父母、配偶、子女接受本人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现金、礼金、有价证券、各类支付凭证、贵重礼品情况”，明确填写“无”者52人——可以说这样的申报内容毫无信息含量，所谓的财产申报完全沦为官员的“合法财产”申报，这使申报完全失去意义。
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即使增加了配偶及子女从业、就业、出国、外出旅游等更多信息，填报情况可想而知。这些信息既无公众关心的信息，又不能提供反腐线索，公众又不能进行证实或证伪。
从这个角度来看，媒体虽然为官员财产申报提供了平台，但是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而是蜻蜓点水地走了过场，没有起到让老百姓对官员财产予以监督的作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中国还不成熟，几个地区的“试水”行为也暴露了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上存在的漏洞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媒体在其中的作用并不到位，使一些官员漏报、瞒报财产有机可乘，部分官员的财产申报成了一场作秀。
媒体的失职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一，媒体仅仅是作为一个展示的平台，有的媒体甚至沦为了官方的傀儡，成为替他们歌功颂德的木偶。
其二，媒体的监察力度不够大，涉及范围不够广。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试行阶段必然会有诸多不完善之处。正是这些漏洞需要媒体进行仔细观察，善于挖掘并及时将其曝光。可是有的媒体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不闻不问的“老好人”态度；有的媒体不善于从现象挖掘下面隐藏的问题，放过了在将来可能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瑕疵，这些漏洞在日后可能会造成“蝴蝶效应”，因此在目前的试行阶段不可不加以重视。
媒体在监察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上面存在的问题远不止于此，在这项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也必将暴露出更多问题。
同时，媒体在官员财产申报问题上不但起到了积极作用，也遇到了相关问题。
上文提到，我国现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主要来源于两份文件，因为这两份文件对于申报对象、申报范围界定过窄，实施起来成效并不明显。在有些地方，甚至就是走过场。曾经有专家指出，在案发之前，一些腐败分子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元的家产，根本就没有在两个规定面前显露出来。在近年来已查处的腐败案件中，更没有哪一位贪官是因这两个规定的实施而翻身落马的。如挪用社保基金的上海市原市长陈良宇和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落马，均是由于犯罪行为造成了恶劣后果导致东窗事发而被公之于众的，并非在贪污时就由于相关法律的约束或是相关审查而暴露出他们的不法行为。这是值得国家、社会和媒体人进行深思的。为何事情在扩大后才能得到解决？我国法律的制约力是纸上谈兵还是相关人员办事不力？我们需要防微杜渐，在公民中确立以国家利益为己任，敢于说话，使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公民都成为政府的眼睛，而不是产生如今这种“只有救火英雄，没有防火好汉”的现象。
在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协会副会长、议案的提交者韩德云看来，这两个规定属于政策性文件，并非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其申报对象范围较为狭窄，且未涉及近亲属，申报范围也只规定了基本收入申报，没有要求全面申报财产状况，受理机构缺乏监管的权威性，责任制度太过温和。这导致了我国的财产申报的相关制度成了一个花瓶，并不具有足够的约束力和普遍性。[1]
媒体在其中并未发挥到其应有的成为公众监督平台的作用，腐败官员仍能够逃避公众的视野在私下为所欲为，进行暗箱操作，公众甚至都不能真实地了解官员的各项财产，谈何进行监督、举报？媒体作为官员和公众之间的纽带，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官员在这个平台上展示的是什么，公众看到的就是什么，所以媒体应当设法对官署机构具有足够的约束力，进而最大限度地确保有关部门使其公布的官员申报财产具有最高度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样，传递给公众的信息才会真实完整，这样，中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才可能得以有效运作，而不是使财产公布变得流于形式。媒体作为最初的信息平台和中转站，其意义是巨大的，在这个环节上任何微小的失真都可能造成以后的蝴蝶效应，产生意料不到的重大失误。因此，媒体应当思考自身的定位和运营方式：媒体的定位应是作为一个具有高保真度传递者，采取具有统一的核心点，呈现辐射状模式深入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实施的每一个角落的方式运营，使得信息质量和数量均达到理想状态。此外，媒体还应多参考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比较完善国家的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对自身进行反思和改进，并结合具体国情研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方略，扮演好自身在申报制度中的角色，使其能够顺利进行下去。
各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日本、韩国、乌克兰等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比较完善，这无疑给我国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对象，也为“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提供了珍贵的比照。
最近，身为不丹一家知名国有企业总经理的苏莱曼（Suaram）先生已经往返银行好几次了，因为他正忙着自己2010年度收入和财产的申报。他必须整理出去年自己以及全家（包括他的妻子、小孩以及由他供养的父母）的全部经济收入、资产数目和债务、税务情况，通过政府指定的网站直接上报不丹政府的反贪污委员会。[2]根据不丹政府的规定，在每年3月底之前，全国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国有企业领导、军队高级将领以及重要社会团体的领导，都必须通过该网站提交上一年度个人和家庭的全部财产信息。尽管这一年一度的财产申报并不让人感觉轻松，但苏莱曼（Suaram）先生和他的家人还是承认，这项申报制度对国家预防和打击官员及特殊权利阶层的贪污腐化行为的确奏效。[3]到目前为止,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泰国、墨西哥、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尼日利亚等97个国家和地区都先后实施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尽管各国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设计的细节上存在着差异，但全世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宗旨却完全一致：打击贪污腐败，保障社会廉洁，保持民众信心，鼓励外国投资。那些建立并执行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通过官员资产信息的公开，对其实施监督后，政府的清廉状况确实大有提升。
我国媒体应关注已顺利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国家媒体的运行情况，并深入了解实施初期媒体遇到的障碍、问题，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然后摸索、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媒体运行策略。
外国媒体对中国媒体的启示
240多年前，瑞典首创财产申报制度。在当时的瑞典，下至普通官员，上至首相，均被要求申报、登记、公布家庭财产，公民有权随时查看各级官员的纳税清单。这个制度延续至今，为世界多数国家或地区所借鉴，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机制。
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出现在英国。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将官员财产申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政府行为道德法》，明确规定行政、司法、立法部门的官员，必须公开本人、配偶及子女的财产状况，并按规定程序提交财产状况的书面报告。上至总统，下至普通官员，必须遵照规定，如实填写财产申报表格，由联邦政府道德署收存，随时接受公众查询和监督。在美国，那些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的官员，轻则被处罚款，重则要吃官司、蹲监狱。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出台了自己的财产申报制度并取得一定成效。自1993年开始，韩国自总统以下数万名公务员必须申报财产、1670名高官必须向社会公布财产。廉政风暴中，一大批高官先后被迫辞职，5000多名贪赃枉法的政府官员受到惩处。在墨西哥，2002年6月10日通过的《信息公开法》实施后的第7天，约1万名公务员因为没有按照规定公布自己的财产而被停薪停职。2007年，印度建立了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总理辛格公布了个人财产情况。[4]
在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签署了一个反腐败五年计划，宣布推行政府官员定期公布财产状况等一系列新措施，以完善反腐败法规体系。2010年是俄罗斯反腐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自从2008年12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反腐败法》至今，不少公务员都改掉了下班后光顾饭店的习惯，乖乖地回家吃便饭了。
在反腐败问题上，梅德韦杰夫巧妙地利用了舆论。“我们必须打造一种局面，使每一位公仆都置身于公众监督之下。”显然，梅德韦杰夫确定了媒体在反腐败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要利用舆论监督的力量让腐败官员无处可逃。[5]
梅德韦杰夫的话一语中的地点出了媒体在公众监督官员腐败问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无论在哪个国家，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都不能缺少媒体的监督，国家媒体监督力量的强弱成为了决定公示制度在此国能否有效运行的关键性问题。记者采访到的是第一手资料，只有记者的采访保证真实准确，此后的信息传递才有价值，收集信息进行采访，这项工作虽然基层、琐碎，却决定了申报制度这项宏大的工程，在一个国家能否顺利有效地实行。
相对于中国的国情看来，首先，记者的职业素养亟待提高，必须杜绝前些年山西煤窑爆炸，众记者拿封口费之类的事件发生，杜绝官官相护，官员、单位买通某些不负责任的记者进行歌功颂德的不实报道，使每一篇、每一次报道都是真实有效的，这样在媒体平台展示给公众监督的信息才有实质性的价值。这是中国媒体在财产申报制度上需要度过的第一个瓶颈。
其次，媒体可以充分运用其广泛的传播渠道，如电视、报刊、广播、网络等方式扩大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普及度和影响力，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参与到亲自监督这项工作中来，不分地域不论贫富对每一个应当申报财产的官员进行监督考察，发挥舆论的巨大作用，对贪污腐败的官员起到震慑作用，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监督，日益普及的网络督导，在实行阶段，严惩谎报瞒报的贪污腐败官员，对于及时上报非法收入的官员予以宽容处理。在我国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阶段就树立起良好的作风和威严，媒体从中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充分发挥舆论的作用，配合国家立法、官员思想普及和金融实名制等相关政策，以推动此计划的长远发展。
由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我国正处于试行阶段，可以预见到我们仍会遇到相当多的问题。在借鉴别国成功范例的同时，我们也要结合自己的相关国情，积极研究探索自身遇到的相关问题并予以解决。
注释
[1] 来源于韩德云于两会期间提交的议案
[2] 来源于新浪新闻中国报道
[3] 来源于www.chinareports.org.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724，中国报道，作者周舟
[4] 来源于《记者观察》2009年3月（上）
[5] 来源于梅德韦杰夫3月10日在参加俄罗斯总统反腐败委员会会议时的讲话。
参考文献
《世界新闻报》
《关于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于1995年5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2001年6月，由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联合发布。
作者：董璞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傅先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