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有四个弟弟，所以我有四个叔叔。他们都是散落于市井小巷、穷乡僻壤的普通人。
　　北京的建筑工地很多，迎面走来头发凌乱的民工，我总要看两眼。我疑心，那里有我的二叔。
　　二叔年过半百，种了一辈子田，老了老了，又跑到城里给别人修房子。他的儿子没有考上大学，他几乎花掉一辈子积蓄，送儿子进了一所民办学校，读的是当时很流行的MBA。毕业了，海归都找不到工作，何况一只小小土鳖。在扔掉近30份简历仍毫无回应时，这位大学生选择了上网消遣。
　　流浪了两个月，大学生回家，说要在家补习考研。于是，二叔老当益壮，出山赚钱。万一儿子考上了呢？学费可要先预备。在外打工一个月有900元，窝在山里一年也就三四千。
　　现在流行啃老族，二叔似乎撞上了。
　　哪怕有儿子费钱，三叔也很艳羡。起初他只有一个闺女，走路都塌着腰。四十岁时冒险生了第二胎，抱着儿子欢天喜地。村里罚得狠，连一头耕牛三只羊都被拉走充公。那年大年三十，三叔裹着大棉袄，蜷曲在市场卖鸡蛋换几个钱，冻得鼻涕溜溜，手脸青白。我问三叔，干吗非要儿子？重男轻女。三叔嘿嘿一笑。
　　后来看一篇采访陈志武教授的文章，他拿出的解释，比三叔们自己都清楚。
　　陈教授在国内做过调查，为什么选择要小孩？北京有55%的人说“爱小孩”，而三个村平均有69%的人说“养子防老”。这个结果让人难过，农村娃娃很多是被当作工具生下来的，出生即背负沉重义务。
　　之所以这样，陈教授归咎于“家庭价值观念和金融服务水平有相当大的关系”。中国城乡发展不均衡，社会保障和金融在农村和非中心城市地区发育严重不足，社会不能给老百姓提供所需的保障，没有办法浪漫，只有“养儿防老”。
　　四叔是另一种类型，幽默多情，棱角分明。他自由恋爱找了个回族姑娘，养了一双儿女，哪怕天天喝凉水都是笑嘻嘻的。
　　他很有力气，婚后就出了山，在乡镇做藕煤，赶着马车穿街走巷地卖煤，卖一块能得三分钱，一百块三元钱。坐着马车固然神气，但卖煤已经成了夕阳产业。每次回乡见他，他还是会幽上一默：哪天坐叔叔的“宝马”车逛大街！
　　他的儿子去年高中毕业，不肯复读，南下打工，工资月月寄回家来，叮咛一句话，“妹妹比我成绩好，让她上大学”。
　　“妹妹”读到高二，却离家出走。四叔疯了般地到处找，一周后，女儿回来了，瘦得像根芦苇，跪倒在父母面前：“这些天，我都在长途汽车站，想去广东看哥哥。但没钱，没人肯捎我。我怕哥哥太累，又怕辜负哥哥，我压力太大了，不考大学了……”
　　四叔抬起了巴掌，却捂住了自己的脸，差点就要哭出来。
　　祸不单行。有一次跑了一整天，煤卖不动，马儿却不肯再走。四叔用黄豆哄弄，马儿无动于衷。他气呼呼地跳下车，一向温和的马儿竟然抬起蹄子，先给了他一脚。他挡在胸前的右手食指骨折。
　　生活还得继续——现在，四叔正在准备开个米粉店，女儿的成绩也很可喜，每个月都给在外打工的哥哥寄成绩单。
　　最小的叔叔比我仅仅大八岁。他清秀机灵，身量瘦小，喜好文学，梦想尤为繁多。当一名神气的大学生。娶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写若干锦绣文章……后来初中毕业进了家百货商店，下岗后和媳妇一起去广东的鞋厂打工。女儿跟着外婆长到六岁，他们仍然在流水线上劳碌，挣取薪金养活老小。逢年过节回来要抱抱宝贝，小丫头却直往后缩，不认他们。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小叔叔所在的工厂裁员，他准备返乡侍弄田地，在电话里说：“打工一个月能挣一千多，种田一年才挣两三千……大不了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呗，是不？”
　　想笑，鼻子却酸酸的。
　　有时候，我在采访中会陡然断电，思绪惘然。那些两鬓斑白的外地打工者，那些为了兄弟姐妹辍学的年轻孩子，那些流水线上没有名字的劳工，那些没有父母陪伴长大的幼童……散落在城市乡村的各个角落，犹如被命运一口吹飞的蒲公英。
　　而我又能为他们做什么？只是眼里心内，多了那么一点书生气的敬悯，于世俗生活毫无利害。
　　摘自《做人与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