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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导演于2008年10月18日溘然去世，犹记得，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坚信是误传，直到影协秘书长当面告诉我，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我这个早已过了容易激动年龄的人，在证实了谢导逝世的噩耗时，还是禁不住热泪盈眶，顿时陷入了沉痛和悲哀之中。
就在不久以前，我见到谢导，他还对我说，有许多事情要做，还要拍电影。年过耄耋之年却不言老，这个一心扑在电影事业上的人，怎么突然就走了呢？记得那天我们在华东医院不期而遇，都是例行身体检查，谢导还是大忙人的样子，一手拎着公文包，一手拿着病历卡说：检查怎么这样慢？我约好人家要去谈工作的呀！他看到做B超检查的人比较多，要排队等候，说来不及了，不做了吧，就匆匆忙忙走了。想不到这会是我和谢导的最后一次见面，就这样永别了！
命运对于谢导，显然是不公平的，他的家庭何以多有悲情？他和妻子徐大雯并不是近亲结婚，他俩共同的三个爱子中，为何却有两个是智力障碍？唯一的女儿智力也不是太好，只有大儿子谢衍聪明能干，子承父业，在电影导演事业方面已经崭露头角，谢导每每说起这个好儿子时，总是喜形于色。可是，就在两个月前，病魔无情地夺走了年仅五十九岁的谢衍的生命！谢导痛失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承受的失子之痛是可想而知的。但谢导面对这样沉重的打击，表现了一个中国男子汉的坚强意志和坦荡襟怀，很快就从这巨大精神创伤和情感打击中解脱出来，初步调节了自己悲哀沉痛的心境，积极地走出家门，走到朋友中，走进事业里。想不到，却在为母校百年校庆走回故乡浙江上虞的当天夜里，突发疾病而与世长辞！谢导的去世，使我国失去了一位最具影响力的优秀电影导演，也使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这怎不令人扼腕叹息，悲痛难忍？
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我从青年时就喜欢看电影，当然是有选择地看自以为好的电影。谢晋导演的《李双双》《舞台姐妹》《女篮五号》等，都是我爱看的，而且被故事和人物所感动，赞叹不已。我从喜欢看他的电影，进而敬重这位导演，我从《大众电影》杂志上找到他英俊潇洒的形象，我真的可算是他的电影迷。在仰慕崇敬的同时，心想要是能见到谢导该有多好啊。
我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获得改正后，重新回到党内，回到上海，回到机关工作，在政府的文化部门，做的就是有关电影方面的业务。那段时间，我经常到市电影局开会，去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参加排片等，每周都要到大光明电影院看新片试映，有时也参加一些关于电影的讨论，可以说这段时间我也是一个电影工作者。谢晋导演的影片如《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我一次又一次记不清看了多少次。记得在看《天云山传奇》时，我为主人公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所感动，几次忍不住唏嘘落泪。他的这批作品，第一次用情感化的艺术表现批判和反思了极“左”路线，震撼人心，发人深省。当年普通正直的人们，看这些电影的热情之高，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甚至难以置信的，《牧马人》的观众高达1.3亿，《天云山传奇》观众写来的信天天都有一麻袋。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谢导的电影真实地反映了时代又超越了时代，刻画了有血有肉又有情感灵魂的典型人物，这才引起亿万观众的共鸣，谢导被誉为我们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电影奇才，导演艺术大师，是当之无愧的！
记得我在上海市南市区政府任职期间，有次带领代表团赴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访问，谢导拍摄电影《芙蓉镇》的王村，就在湘西自治州境内，于是我有了一次难忘的新芙蓉镇之行——当年谢导拍《芙蓉镇》的这个小山村，已经真的成为芙蓉镇了，“刘晓庆米豆腐店”比比皆是，影片中人物胡玉音和秦书田在这里生活的场景也都保留了下来，他俩在滂沱大雨下被批斗的情景，似乎还活现在眼前。“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这句台词，道尽了中国人在十年浩劫中的辛酸和悲情，此刻好像又在我的耳畔回响，使我百感交集，下意识地拿起一把也许就是秦书田扫地用过的竹扫帚，在小街上扫呀扫，沉浸在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中……
一部电影，竟使一个无名小山村改了名字，而且变成了热闹的旅游景点，这很值得我们深思。谢导曾经说过：“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应该通过他的影片对一些社会问题发言。”他在电影艺术创作实践中，无论是拍《芙蓉镇》《红色娘子军》，还是拍《高山下的花环》《鸦片战争》等，都自觉而清醒地实践了这一理念，既紧扣时代脉搏，又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这是他个人的思考和见解，也融合了人民的意志和呼声，因而他被誉为我们时代的大导演、广大民众的代言人。
我对谢导仰慕已久，却一直无缘谋面。好在今生有缘——在1993年我奉调到上海市文联担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后，在登门拜访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时，终于和谢导紧紧握手了！我们一见如故，面对面的交谈无拘无束，他那豪爽和坦率的性格，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此后的漫长岁月中，我们一起开会学习，一起赴京出席全国文代会，有时也在不同范围内讨论文艺问题，由此加深了相互了解，建立了同志友谊。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他对文联工作十分关心和支持，每次请他赴会并希望他发言，他总是点头说好并且兑现；每到年节，他总要给我寄来签名的贺卡；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当时为了解决文联办的《电视·电影·文学》杂志的困难，我兼任该杂志社的社长，唐明生同志担任主编，为了借助谢导的声誉和威望，我们请他出任“无报酬尽义务”的编委会委员，他不但欣然同意，还认真负责地帮我们出主意想办法，并亲自执笔为杂志撰写卷首语……
人们称谢导为“中国电影教父”“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就我亲身感受而言，他享此殊荣是理所当然的。为了筹资拍电影，他宁愿将自己的房产做抵押，却不为金钱所动，从未拍过广告片之类。黄蜀芹说谢导“他那么爱电影，可是始终没有去拍那些宫廷戏、武打片，他情愿寂寞着，直到死……”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真要好好学习和继承！
就在不久以前，我见到谢导，他还对我说，有许多事情要做，还要拍电影。年过耄耋之年却不言老，这个一心扑在电影事业上的人，怎么突然就走了呢？记得那天我们在华东医院不期而遇，都是例行身体检查，谢导还是大忙人的样子，一手拎着公文包，一手拿着病历卡说：检查怎么这样慢？我约好人家要去谈工作的呀！他看到做B超检查的人比较多，要排队等候，说来不及了，不做了吧，就匆匆忙忙走了。想不到这会是我和谢导的最后一次见面，就这样永别了！
命运对于谢导，显然是不公平的，他的家庭何以多有悲情？他和妻子徐大雯并不是近亲结婚，他俩共同的三个爱子中，为何却有两个是智力障碍？唯一的女儿智力也不是太好，只有大儿子谢衍聪明能干，子承父业，在电影导演事业方面已经崭露头角，谢导每每说起这个好儿子时，总是喜形于色。可是，就在两个月前，病魔无情地夺走了年仅五十九岁的谢衍的生命！谢导痛失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承受的失子之痛是可想而知的。但谢导面对这样沉重的打击，表现了一个中国男子汉的坚强意志和坦荡襟怀，很快就从这巨大精神创伤和情感打击中解脱出来，初步调节了自己悲哀沉痛的心境，积极地走出家门，走到朋友中，走进事业里。想不到，却在为母校百年校庆走回故乡浙江上虞的当天夜里，突发疾病而与世长辞！谢导的去世，使我国失去了一位最具影响力的优秀电影导演，也使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这怎不令人扼腕叹息，悲痛难忍？
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我从青年时就喜欢看电影，当然是有选择地看自以为好的电影。谢晋导演的《李双双》《舞台姐妹》《女篮五号》等，都是我爱看的，而且被故事和人物所感动，赞叹不已。我从喜欢看他的电影，进而敬重这位导演，我从《大众电影》杂志上找到他英俊潇洒的形象，我真的可算是他的电影迷。在仰慕崇敬的同时，心想要是能见到谢导该有多好啊。
我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获得改正后，重新回到党内，回到上海，回到机关工作，在政府的文化部门，做的就是有关电影方面的业务。那段时间，我经常到市电影局开会，去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参加排片等，每周都要到大光明电影院看新片试映，有时也参加一些关于电影的讨论，可以说这段时间我也是一个电影工作者。谢晋导演的影片如《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我一次又一次记不清看了多少次。记得在看《天云山传奇》时，我为主人公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所感动，几次忍不住唏嘘落泪。他的这批作品，第一次用情感化的艺术表现批判和反思了极“左”路线，震撼人心，发人深省。当年普通正直的人们，看这些电影的热情之高，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甚至难以置信的，《牧马人》的观众高达1.3亿，《天云山传奇》观众写来的信天天都有一麻袋。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谢导的电影真实地反映了时代又超越了时代，刻画了有血有肉又有情感灵魂的典型人物，这才引起亿万观众的共鸣，谢导被誉为我们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电影奇才，导演艺术大师，是当之无愧的！
记得我在上海市南市区政府任职期间，有次带领代表团赴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访问，谢导拍摄电影《芙蓉镇》的王村，就在湘西自治州境内，于是我有了一次难忘的新芙蓉镇之行——当年谢导拍《芙蓉镇》的这个小山村，已经真的成为芙蓉镇了，“刘晓庆米豆腐店”比比皆是，影片中人物胡玉音和秦书田在这里生活的场景也都保留了下来，他俩在滂沱大雨下被批斗的情景，似乎还活现在眼前。“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这句台词，道尽了中国人在十年浩劫中的辛酸和悲情，此刻好像又在我的耳畔回响，使我百感交集，下意识地拿起一把也许就是秦书田扫地用过的竹扫帚，在小街上扫呀扫，沉浸在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中……
一部电影，竟使一个无名小山村改了名字，而且变成了热闹的旅游景点，这很值得我们深思。谢导曾经说过：“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应该通过他的影片对一些社会问题发言。”他在电影艺术创作实践中，无论是拍《芙蓉镇》《红色娘子军》，还是拍《高山下的花环》《鸦片战争》等，都自觉而清醒地实践了这一理念，既紧扣时代脉搏，又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这是他个人的思考和见解，也融合了人民的意志和呼声，因而他被誉为我们时代的大导演、广大民众的代言人。
我对谢导仰慕已久，却一直无缘谋面。好在今生有缘——在1993年我奉调到上海市文联担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后，在登门拜访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时，终于和谢导紧紧握手了！我们一见如故，面对面的交谈无拘无束，他那豪爽和坦率的性格，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此后的漫长岁月中，我们一起开会学习，一起赴京出席全国文代会，有时也在不同范围内讨论文艺问题，由此加深了相互了解，建立了同志友谊。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他对文联工作十分关心和支持，每次请他赴会并希望他发言，他总是点头说好并且兑现；每到年节，他总要给我寄来签名的贺卡；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当时为了解决文联办的《电视·电影·文学》杂志的困难，我兼任该杂志社的社长，唐明生同志担任主编，为了借助谢导的声誉和威望，我们请他出任“无报酬尽义务”的编委会委员，他不但欣然同意，还认真负责地帮我们出主意想办法，并亲自执笔为杂志撰写卷首语……
人们称谢导为“中国电影教父”“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就我亲身感受而言，他享此殊荣是理所当然的。为了筹资拍电影，他宁愿将自己的房产做抵押，却不为金钱所动，从未拍过广告片之类。黄蜀芹说谢导“他那么爱电影，可是始终没有去拍那些宫廷戏、武打片，他情愿寂寞着，直到死……”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真要好好学习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