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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期的拿破仑战争之后，近代和平主义萌生。两次世界大战进一步促使人类思考战争与和平。1942年，美国历史学家昆西·莱特提出“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的概念。1969年，挪威学者约翰·加尔通进一步将“消极和平”定义为“非战争状态”，将“积极和平”定义为“不仅没有战争，也意味着消除了贫困、剥削、歧视等结构性暴力的状态”，这组概念直接推动了和平学的确立。2013年，再次上台组阁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制定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专家座谈会上首次公开提出“积极和平主义”;此后，安倍又在各种场合宣传，大到联合国大会的演讲台，小到名不见经传的研讨会，试图把这一主义打造成日本的“标志性旗帜”。令人忧虑的是，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既不在世界和平主义的主流谱系之中，也有别于战后日本立国的和平主义，深藏战争危险性。2015年8月下旬，不顾高龄亲赴日本“布道”的和平学之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加尔通在接受日媒采访时就说，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与我所说的‘积极和平主义’完全不同”。
一个被放弃的选择
早在安倍提出之前，“积极和平主义”就曾在日本被作为战略理念提及和讨论。2008年9月10日，日本著名对外政策智库日本国际论坛召集多达87位智囊——其中不乏知名人士，包括时任拓殖大学海外事情研究所所长的森本敏、防卫大学教授神谷万丈等学者，西尾干二等评论家以及平沼赳夫等国会议员，在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后，汇总撰写出题为《积极和平主义与日美同盟的应有状态》的战略报告。报告于2009年10月提交给日本政府后不久，又被全文公开发表于《产经新闻》、《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日本时代》等有影响力的媒体上。
报告建议日本应该由消极被动的和平主义向积极能动的和平主义“进化”，主张在这样的情况下思考日美同盟的应有状态。报告从三个层面提出日本今后安保的政策调整方案：在国土防卫层面主张重新探讨“无核三原则”等“防卫政策根本”，配合美军战略调整，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强化国家情报收集和分析体制;在地区安保层面主张把握住东亚地区的对话和合作主导权，强化和发展日美对华战略协调，直视侵害日本主权的行为;在全球安保层面主张制定《国际和平合作一般法》，为全球集体安全保障做贡献，推进核不扩散、核裁军、和平利用核能等。
报告原题是《日美关系再调整和日本的前进方向》，题名在逻辑和用词上的变化旨在向政府强调日本积极作为的必要性。现在看来，这份早于安倍再次执政三年多出炉的战略报告简直就是安倍现政权的“执政说明书”。报告起草之时日本尚是自公两党联合执政，但提交之时日本已经“变天”。2009年9月上台的民主党鸠山内阁主张“友爱”外交，积极倡导构建“东亚共同体”，并没有采用该报告中“积极和平主义”的建议。
善变的日本和平主义
鉴于二战的沉痛教训和对战时体验（即亲历战争所感受到的痛苦）的反省，战后初期日本“反战和平”意识特别强烈，在拒绝外来战争可能性的同时也严格审视自己，甚至有极端的想法认为，只要日本参与国际事务就是给国际社会添麻烦。为了绝患明志、保持和平，日本自我献策，主动为其新宪法加入“和平条款”，即宪法第九条。建议者之一国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日本旧军方将被剥夺他们有朝一日可能借以夺回政权的一切手段;二、世界其他国家都会知道日本将永远不会发动战争了。经历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受益于“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路线，日本在创造经济崛起奇迹的同时，也勾画出战后和平主义的基本特征——以经济为中心，坚持国内和平民主体制，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低调，坚持“专守防卫”，向国际社会承诺不做军事大国。和平立国既是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也成为战后日本新的国家形象。尽管如此，和平主义经受的挑战和冲击也没有停止过。虽然在国内斗争中仍保持优势，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平主义也因“国际贡献论”而使日本在国际事务方面不再那么低调，这又成为迫使国内和平体制“适应性”调整的反压力。
上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感觉已经追上了“坂上之云”（指日本一直追赶的先进的欧美国家），新保守主义思潮兴起，提出了“政治大国”目标，强调日本的国际贡献，主张借助经济力量增强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和发言权。日本政治家们将此描述为并齐于明治维新的“日本第三次远航”，试图激发“内向”的日本人“向外看”。不过，受制于国际怀疑和国内冷淡，“国际贡献论”没有立竿见影地取得效果，但却影响深远。冷战的结束带来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日本认为它的时代已经到来，时任首相海部俊树提出“必须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主张经济三极转化为政治三极，共管世界。但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让日本看到自己与三极共管世界相去甚远，尽管在这场战争中日本提供了巨额资金，但由于没有在人员派遣方面做出实际行动，其行为并未得到西方盟国的称赞，也没有获得受助国科威特相应的感谢。
出于抱负，出于失落，出于害怕被孤立，日本政界和舆论界开始把战后以来形成的和平主义称之为“一国和平主义”、“消极的和平主义”加以批判，进而提出“能动的和平主义”、“负责的和平主义”等口号。1992年，提出“政治大国”目标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人在《冷战以后》一书中提出，“一国和平主义是独善其身的不负责任的和平主义，这种和平主义是缺乏领导意识的表现，而要使日本具备领导意识的第一步就是要反省和平主义的态度”;“一国和平主义已经没有市场了，欲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只有将经济和军事密切结合起来”。
在“能动和平主义”旗帜之下，日本开始注重经济之外的力量，先后将自卫队派到柬埔寨、戈兰高地、东帝汶等地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日本又对盟军提供了支援。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和平体制也因适应“走出去”需要而被陆续调整，日本先后通过了《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即“PKO法案”）、《反恐特别措施法》等。一方面，尽管修改“和平宪法”的势力不停躁动，但这些“能动和平主义”都还在禁止集体自卫权和“专守防卫”的框架之下。国民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坚守还不允许有野心的政治家们在通往战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但另一方面，也是在这一时期，战后以来否定“军队”、否定“行使武力”的和平意识急剧衰退，承认“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武力行为”的意识上升。据日本总理府调查，对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赞成者比例从1991年的46%上升到2000年的80%，反对者比例从46%下降到9%。 新瓶装的不只是旧酒
2013年9月26日，安倍在联合国大会上就“积极和平主义”发表演讲称，如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若仅凭一国之力，难以维护自身的和平与安定，即使从保卫本国安全的角度，也要积极参与建设国际和平环境。他列举的例子是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集体安全保障行动，以及为此进行的人才培养事业等。在翌日的记者会上，安倍又表示援助叙利亚内战中的难民和日本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外交努力都属于“积极和平主义”环节。仅就此来看，安倍“积极和平主义”似乎接近于上世纪90年代的“能动的和平主义”等提法。但安倍表示，当前日本要以这些成绩和评价为基础，高举新的“积极和平主义”大旗。日本《每日新闻》政治部记者古本阳庄发表评论指出，安倍所设想的是更高一个层次的概念。
“积极”二字既暧昧模糊、无法界定，又涵义丰富、留有余地。对外军事行动甚至战争都可以解释为“积极”。暧昧的文字表述背后隐藏着安倍政权修宪强军的野心。《每日新闻》就指出，首相提出“积极和平主义”，他头脑中所设想的肯定是通过修改宪法解释来完成自卫队的治安任务和行使集体自卫权目标，也许修改宪法第九条也被纳入了视野。《东京新闻》观察到，安倍在和平主义前面加上“积极”二字，本质上是在全球范围内加强自卫队与美军的军事合作。《琉球时报》也直言，“积极和平主义”不过是安倍为修改宪法、允许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创造出的一个掩人耳目的词汇罢了。
事实上，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比“能动的和平主义”走得更远，它包括提出有史以来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修改防卫计划大纲、提出构建“统和机动防卫力量”，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加强首相的安全资讯功能，制定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武器出口与共同开发，废除“文官统领”制度，出台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强化日美同盟，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等，特别是前所未有地违宪解禁集体自卫权。最终，安倍政权祭出的“积极和平主义”大旗在撬开“和平宪法”对日本战争能力封印的同时，也破坏了战后日本“专守防卫”的政策大门。
“积极和平主义”大旗还指向日本资本的全球再重组与再渗透。经历了长期的经济低迷，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有了第一次执政失败于经济的教训，当前安倍政权更为重视经济景气问题。安倍积极的“地球仪外交”时常带着企业高管们随行。2015年版日本《通商白皮书》更是把“世界的赚钱能力”作为引导日本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核心。2015年年初，安倍在开罗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以整个中东地区为对象，在人道主义支援、基础设施建设等非军事领域提供相当于25亿美元的新援助”的“积极和平主义”誓言，与他同行的则是庞大的日本经济界团体。日本政府已经提出在2020年之前将海外基础设施订单增加至30万亿日元的目标，而在2012年，这个订单仅为三万多亿日元。
进一步而言，当前日本已经用“积极和平主义”统合了外交和安保这两方面的战略。在首次提出之时，安倍就要求“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立场去讨论日本外交和国家安全综合性指导方针的战略。在对美协调的大框架下，趁着东亚格局的深刻变化和美国实力的再次下降，安倍政权一方面利用国民和国际社会相对能接受的“国际贡献论”积极开拓日本外交“地平线”，争夺地区领导权，争取“入常”提升话语权与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渲染外部威胁，推动国内修宪强军，依靠军事手段拓展和保护海外利益，以最终摆脱战后体制，实现国家“正常化”，建立“骄傲而强大的日本”，可谓一箭多雕。
嗅到危险的味道
安倍政权拾起民主党抛弃的“积极和平主义”，在国内违宪解禁集体自卫权，强行通过安保法案，既破坏了日本的立宪基础，也破坏了日本的民主基础，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的和平体制。日本国民已从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里嗅到了危险的味道。2015年8月4日，日本157名宪法学者联名抗议认为，“在不经国会审议和国民讨论的情况下，仅凭一届政府的判断就颠覆60多年来历届政府积累和沿袭的宪法解释，堪称一种暴行”，要求撤回内阁决定。8月26日，日本各大学团体的负责人召集联合新闻发布会，指出日本面临着战后“最大危机”，呼吁民众齐心协力促使国会否决安保相关法案。8月30日，日本更是出现百万人大游行，十余万人于国会大厦前示威抗议，呼吁阻止安保法案通过。
奠定战后初期“重经济，轻武装”路线的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认为，过去所有的战争都是在“和平和自卫”的名义下发动的，所以，日本必须以此为教训，放弃包括“自卫战争”在内的所有战争。回首望去，日本已从和平主义国家立场上偏出了很远，币原喜重郎等人所系的“保险扣”日益松动，战后和平主义的谱系明显战争化。“积极和平主义”下的日本正在重回到依靠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的老路上去，日本前防卫相小野寺五典曾公开宣称，“在周边安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日本有权发展先发制人打击能力”。走为了实现国家“正常化”、为了“强大”日本的安倍“积极和平主义”之路无异于饮鸩止渴，也必将重蹈覆辙。正如《朝日新闻》指出的那样，“安倍‘强化’日本目标是实现了，但战后和平主义也将轰然倒塌。”另一方面，周边邻国也必须对这样充满危险味道的日本保持警惕。
一个被放弃的选择
早在安倍提出之前，“积极和平主义”就曾在日本被作为战略理念提及和讨论。2008年9月10日，日本著名对外政策智库日本国际论坛召集多达87位智囊——其中不乏知名人士，包括时任拓殖大学海外事情研究所所长的森本敏、防卫大学教授神谷万丈等学者，西尾干二等评论家以及平沼赳夫等国会议员，在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后，汇总撰写出题为《积极和平主义与日美同盟的应有状态》的战略报告。报告于2009年10月提交给日本政府后不久，又被全文公开发表于《产经新闻》、《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日本时代》等有影响力的媒体上。
报告建议日本应该由消极被动的和平主义向积极能动的和平主义“进化”，主张在这样的情况下思考日美同盟的应有状态。报告从三个层面提出日本今后安保的政策调整方案：在国土防卫层面主张重新探讨“无核三原则”等“防卫政策根本”，配合美军战略调整，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强化国家情报收集和分析体制;在地区安保层面主张把握住东亚地区的对话和合作主导权，强化和发展日美对华战略协调，直视侵害日本主权的行为;在全球安保层面主张制定《国际和平合作一般法》，为全球集体安全保障做贡献，推进核不扩散、核裁军、和平利用核能等。
报告原题是《日美关系再调整和日本的前进方向》，题名在逻辑和用词上的变化旨在向政府强调日本积极作为的必要性。现在看来，这份早于安倍再次执政三年多出炉的战略报告简直就是安倍现政权的“执政说明书”。报告起草之时日本尚是自公两党联合执政，但提交之时日本已经“变天”。2009年9月上台的民主党鸠山内阁主张“友爱”外交，积极倡导构建“东亚共同体”，并没有采用该报告中“积极和平主义”的建议。
善变的日本和平主义
鉴于二战的沉痛教训和对战时体验（即亲历战争所感受到的痛苦）的反省，战后初期日本“反战和平”意识特别强烈，在拒绝外来战争可能性的同时也严格审视自己，甚至有极端的想法认为，只要日本参与国际事务就是给国际社会添麻烦。为了绝患明志、保持和平，日本自我献策，主动为其新宪法加入“和平条款”，即宪法第九条。建议者之一国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日本旧军方将被剥夺他们有朝一日可能借以夺回政权的一切手段;二、世界其他国家都会知道日本将永远不会发动战争了。经历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受益于“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路线，日本在创造经济崛起奇迹的同时，也勾画出战后和平主义的基本特征——以经济为中心，坚持国内和平民主体制，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低调，坚持“专守防卫”，向国际社会承诺不做军事大国。和平立国既是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也成为战后日本新的国家形象。尽管如此，和平主义经受的挑战和冲击也没有停止过。虽然在国内斗争中仍保持优势，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平主义也因“国际贡献论”而使日本在国际事务方面不再那么低调，这又成为迫使国内和平体制“适应性”调整的反压力。
上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感觉已经追上了“坂上之云”（指日本一直追赶的先进的欧美国家），新保守主义思潮兴起，提出了“政治大国”目标，强调日本的国际贡献，主张借助经济力量增强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和发言权。日本政治家们将此描述为并齐于明治维新的“日本第三次远航”，试图激发“内向”的日本人“向外看”。不过，受制于国际怀疑和国内冷淡，“国际贡献论”没有立竿见影地取得效果，但却影响深远。冷战的结束带来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日本认为它的时代已经到来，时任首相海部俊树提出“必须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主张经济三极转化为政治三极，共管世界。但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让日本看到自己与三极共管世界相去甚远，尽管在这场战争中日本提供了巨额资金，但由于没有在人员派遣方面做出实际行动，其行为并未得到西方盟国的称赞，也没有获得受助国科威特相应的感谢。
出于抱负，出于失落，出于害怕被孤立，日本政界和舆论界开始把战后以来形成的和平主义称之为“一国和平主义”、“消极的和平主义”加以批判，进而提出“能动的和平主义”、“负责的和平主义”等口号。1992年，提出“政治大国”目标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人在《冷战以后》一书中提出，“一国和平主义是独善其身的不负责任的和平主义，这种和平主义是缺乏领导意识的表现，而要使日本具备领导意识的第一步就是要反省和平主义的态度”;“一国和平主义已经没有市场了，欲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只有将经济和军事密切结合起来”。
在“能动和平主义”旗帜之下，日本开始注重经济之外的力量，先后将自卫队派到柬埔寨、戈兰高地、东帝汶等地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日本又对盟军提供了支援。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和平体制也因适应“走出去”需要而被陆续调整，日本先后通过了《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即“PKO法案”）、《反恐特别措施法》等。一方面，尽管修改“和平宪法”的势力不停躁动，但这些“能动和平主义”都还在禁止集体自卫权和“专守防卫”的框架之下。国民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坚守还不允许有野心的政治家们在通往战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但另一方面，也是在这一时期，战后以来否定“军队”、否定“行使武力”的和平意识急剧衰退，承认“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武力行为”的意识上升。据日本总理府调查，对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赞成者比例从1991年的46%上升到2000年的80%，反对者比例从46%下降到9%。 新瓶装的不只是旧酒
2013年9月26日，安倍在联合国大会上就“积极和平主义”发表演讲称，如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若仅凭一国之力，难以维护自身的和平与安定，即使从保卫本国安全的角度，也要积极参与建设国际和平环境。他列举的例子是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集体安全保障行动，以及为此进行的人才培养事业等。在翌日的记者会上，安倍又表示援助叙利亚内战中的难民和日本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外交努力都属于“积极和平主义”环节。仅就此来看，安倍“积极和平主义”似乎接近于上世纪90年代的“能动的和平主义”等提法。但安倍表示，当前日本要以这些成绩和评价为基础，高举新的“积极和平主义”大旗。日本《每日新闻》政治部记者古本阳庄发表评论指出，安倍所设想的是更高一个层次的概念。
“积极”二字既暧昧模糊、无法界定，又涵义丰富、留有余地。对外军事行动甚至战争都可以解释为“积极”。暧昧的文字表述背后隐藏着安倍政权修宪强军的野心。《每日新闻》就指出，首相提出“积极和平主义”，他头脑中所设想的肯定是通过修改宪法解释来完成自卫队的治安任务和行使集体自卫权目标，也许修改宪法第九条也被纳入了视野。《东京新闻》观察到，安倍在和平主义前面加上“积极”二字，本质上是在全球范围内加强自卫队与美军的军事合作。《琉球时报》也直言，“积极和平主义”不过是安倍为修改宪法、允许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创造出的一个掩人耳目的词汇罢了。
事实上，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比“能动的和平主义”走得更远，它包括提出有史以来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修改防卫计划大纲、提出构建“统和机动防卫力量”，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加强首相的安全资讯功能，制定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武器出口与共同开发，废除“文官统领”制度，出台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强化日美同盟，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等，特别是前所未有地违宪解禁集体自卫权。最终，安倍政权祭出的“积极和平主义”大旗在撬开“和平宪法”对日本战争能力封印的同时，也破坏了战后日本“专守防卫”的政策大门。
“积极和平主义”大旗还指向日本资本的全球再重组与再渗透。经历了长期的经济低迷，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有了第一次执政失败于经济的教训，当前安倍政权更为重视经济景气问题。安倍积极的“地球仪外交”时常带着企业高管们随行。2015年版日本《通商白皮书》更是把“世界的赚钱能力”作为引导日本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核心。2015年年初，安倍在开罗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以整个中东地区为对象，在人道主义支援、基础设施建设等非军事领域提供相当于25亿美元的新援助”的“积极和平主义”誓言，与他同行的则是庞大的日本经济界团体。日本政府已经提出在2020年之前将海外基础设施订单增加至30万亿日元的目标，而在2012年，这个订单仅为三万多亿日元。
进一步而言，当前日本已经用“积极和平主义”统合了外交和安保这两方面的战略。在首次提出之时，安倍就要求“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立场去讨论日本外交和国家安全综合性指导方针的战略。在对美协调的大框架下，趁着东亚格局的深刻变化和美国实力的再次下降，安倍政权一方面利用国民和国际社会相对能接受的“国际贡献论”积极开拓日本外交“地平线”，争夺地区领导权，争取“入常”提升话语权与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渲染外部威胁，推动国内修宪强军，依靠军事手段拓展和保护海外利益，以最终摆脱战后体制，实现国家“正常化”，建立“骄傲而强大的日本”，可谓一箭多雕。
嗅到危险的味道
安倍政权拾起民主党抛弃的“积极和平主义”，在国内违宪解禁集体自卫权，强行通过安保法案，既破坏了日本的立宪基础，也破坏了日本的民主基础，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的和平体制。日本国民已从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里嗅到了危险的味道。2015年8月4日，日本157名宪法学者联名抗议认为，“在不经国会审议和国民讨论的情况下，仅凭一届政府的判断就颠覆60多年来历届政府积累和沿袭的宪法解释，堪称一种暴行”，要求撤回内阁决定。8月26日，日本各大学团体的负责人召集联合新闻发布会，指出日本面临着战后“最大危机”，呼吁民众齐心协力促使国会否决安保相关法案。8月30日，日本更是出现百万人大游行，十余万人于国会大厦前示威抗议，呼吁阻止安保法案通过。
奠定战后初期“重经济，轻武装”路线的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认为，过去所有的战争都是在“和平和自卫”的名义下发动的，所以，日本必须以此为教训，放弃包括“自卫战争”在内的所有战争。回首望去，日本已从和平主义国家立场上偏出了很远，币原喜重郎等人所系的“保险扣”日益松动，战后和平主义的谱系明显战争化。“积极和平主义”下的日本正在重回到依靠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的老路上去，日本前防卫相小野寺五典曾公开宣称，“在周边安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日本有权发展先发制人打击能力”。走为了实现国家“正常化”、为了“强大”日本的安倍“积极和平主义”之路无异于饮鸩止渴，也必将重蹈覆辙。正如《朝日新闻》指出的那样，“安倍‘强化’日本目标是实现了，但战后和平主义也将轰然倒塌。”另一方面，周边邻国也必须对这样充满危险味道的日本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