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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中国馆设计团队
2010上海世博中国馆的诞生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期望，凝聚着世博中国馆设计团队、联合设计团队以及无数工作团队和个人的无私奉献。
何镜堂，中国科学院院士，世博中国馆联合设计团队主建筑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倪阳，中国馆联合设计团队副总建筑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汤朝晖，项目建筑专业负责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2007年4月25日，何镜堂院士在上海参加世博中国馆招标新闻发布会后即返广州，率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投入方案设计，继而又带领华南理工的三个设计小组分别向世博局提供了以“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为主题的“中国器”、“中国玉”、“中国园林”三个投标方案。倪阳带领的“中国器”团队最后夺标，“中国器”方案也成为今天世界瞩目的“中华之冠”——上海世博中国馆的原型之一。
日前，本刊记者与中国馆设计团队就世博中国馆的“理念与实现”主题进行了对话。
记者：何院士，“中国器”方案最后得以在全球三百四十四个投标方案中脱颖而出，应该与您率领的设计团队坚守中国特色有关吧？
何镜堂：2010年世博会能在中国上海召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国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成果得到世界认同的表现。因此，我始终认为，中国馆要传递中华智慧，要好看，同时要在未来各国家馆林立的世博园区具备鲜明的识别性。
记者：这样一个设计意向如何内化为设计团队的设计原则呢？
何镜堂：通过讨论，我们制定了八字方针，即“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前者强调中国文化、中国灵魂；后者突出现代科技成果的运用和时代脉搏的把握。
记者：“中国特色，时代精神”，说来大家都能理解，但真正转化为设计语言，一定还需要周密的运思。
何镜堂：我们当时大致从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第一，用第三只眼看中国——找寻“中国符号”。中国红、篆字、中国水墨画、京剧、剪纸等等在外国人眼里就是中国。
第二，从出土文物追索中国——找寻典型的“中国器”。夏商周的青铜器造型，那种柱足的雄壮，承托容器的力量，整体形象的意味，就是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心中的中国。
第三，从传统中国城市、园林中体验中国——找寻世博中国馆作为建筑对数千年前中华建筑智慧的呼应。中国传统城市的棋盘式布局，中轴线贯通，正南北朝向，木构架建筑……
一系列非常有中国特色的设计语言就呼之欲出了。（图1）
记者：观念着陆设计了。
倪总，中国馆外在形态的设计灵感已经被许多媒体问及，但我们对此仍然很有兴趣。作为“中国器”的原创者之一，请您具体说说。
倪阳：就像何院长刚才所言，我们当时的基本设计原则就是坚守中国本位。这意味着设计元素是中国的，设计思路也是中国品格的。中国绘画理念的最高境界是“神似”，所以，一旦定位“中国器”，我们就不仅从中国青铜器“鼎”的造型中提取挑空四足的视觉形象，更注重萃取端庄、雄壮的大气势；那是一个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形象，如同我们看见日本简约的建筑，可以感受到日本“禅”的静谧和智慧一样，我们希望以一个概括力强的，能够在受众潜意识中诱发某类形象意向，并且同时具有开放性特征的形态来突出中华智慧的主题。
何镜堂：事实上我们做到了。今天中国馆给受众的印象是“鼎”，是“斗”，是“粮仓”，是“中华之冠”，总之，是大气的有中国意味的象征。（图2）
记者：斗拱是木结构建筑的重要功能构件。中国馆的斗拱运用引人注目，它仍为功能构件吗？
倪阳：因为运用了现代材料，中国馆的斗拱已不强调作为传统木建筑构件的功能，但却具有非常积极的设计意义。首先，传统斗拱非常好地解决了建筑檐口重力向立柱的分解，是一个获得世界广泛认同的中国建筑智慧语符，用作中国馆的象征非常合适，极易提供中国馆在世博建筑群中的识别性。其次，与斗拱呼应，我们设计安排了五十六根横梁代表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屋顶由梁架结构的格局暗合《考工记》“匠人营国”中的九经、九纬之道，这些都使中国馆的建筑形态有了明确的文化表达。（图3）再次，斗拱的本质是对重力的分解，我们设计的七层斗拱其实在现实中很少见，那种榫卯穿插，层层悬挑的形式，表达了建筑向重力挑战的生命活力，也造就了信心十足的中国馆意象。（图4、图5）
汤朝晖：应该这样说，入选的“中国器”方案，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和谐思想，寓含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网格式营建法则，表达了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结构特征。建筑主体层层出挑、逻辑清晰、整体有力。外部形象整合了中国文化印象（意境、品格、色调、特征等）、中国文物器皿（如冠、鼎、家具等）、中国建筑元素（如城市营建法则、建筑构架、斗拱等）各方面的精神与气质。
记者：何院士，中国馆的“时代精神”是如何体现的呢？
何镜堂：总的来说，在建筑结构中运用“构成”的手法，在建造过程中运用新材料、新技术，以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理念统领整个建筑设计方向，都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记者：上海世博大多数永久展馆都有利用太阳能节电，雨水收集再利用等生态手段，中国馆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何镜堂：你说的那些手段中国馆都考虑到了，比较特别的是，第一，中国馆的结构上大下小，属于自遮阳式造型。五月世博开幕后上海渐热，日照时间也长，但上午九、十点钟日头一高，那个140米*140米，相当于两个半足球场的屋顶便成为天然遮阳伞。第二，中国馆从地上9米到地上33米挑空，其间整整24米，相当于8层楼高的空间可通东西南北风。我甚至觉得到时候会有参观人群到中国馆休憩纳凉。（图6）
记者：设计团队已经在世博工地驻场设计两年多，从方案中标到最后落成，艰苦历程自不待言。
何镜堂：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全球三百四十四个方案经多轮论证最后公开为三个待选方案时，华南理工与清华安地建筑公司高分并列，两家方案都有长处。此时，谁能最后夺标已经不是某个建筑师或者建筑团队的事，全社会都对此关注，我们也有压力。就在这时，吴良镛打了个电话给我。
记者：吴院士是终评委吗？
何镜堂：不是，他是非常关注世博中国馆建设的建筑界老前辈，也是我的老朋友。他建议说，可否华南和清华联合建设，你担纲总建筑师，将两家的长处发挥好。我当时一听就觉得这个主意可行。你想啊，一南一北，各有长处，合力建设，世上少有。这样就组成了一个由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清华安地建筑设计顾问公司、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三方参与的中国馆联合设计团队。
记者：多团队合作，要协调的事不会少。
何镜堂：因为擅长不同，我们最后作了大致分工，顶冠部分的中国馆由华南理工侧重；底部平台的地方馆由清华安地侧重。因为不断有问题需要协调，我决定驻场设计。从07年11月起，我每周两天在工地工作，张利、倪阳、袁建平、汤朝晖等年轻人比我在工地的时间还要多，我们现场设计，现场解决问题。
倪阳：世博局还为中国馆配备了一个由政府、建筑、光学、材料、规划、灯光、颜色等各方面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协调解决原则性问题，比方说中国馆的方位、空间、色彩、肌理、材质等等。“中国器”方案实际上是在未来两年的建设中凤凰涅磐。
记者：七百天不平凡的设计经历一定故事很多，请从中国馆建筑朝向和内空间的调整说起吧。
倪阳：上海世博园区的交通主干道朝向西南。早期入选方案考虑到地区馆规整空间的获得，建筑主体平行于城市主干道。但在深化过程中，朝向问题获得两方面优化：一是整个中国馆建筑调整为基本正南北向，这样就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更加契合；二是建筑与世博轴平行，在空间上与世博轴的关系更加协调。（图7）
记者：调整后的中国馆更为端庄了。但在相对完整的设计方案形成后再改变建筑朝向，难度不是很大吗？
倪阳：是啊，这类调整通常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中国馆方位调整后，地区馆的外沿不规则，平面布局难度增加，其地区馆裙房的西北角跨越了已经建成的上海地铁M8线地铁站，这就引发了许多后续技术任务。
汤朝晖：就说中国馆与８号线相切问题吧。为了保证M8线的正常运转，地铁的安全空间是绝对不能突破的。这要求建筑主体在跨越地铁站的区域（约５０米）不能立柱，且由地面算起往下仅有1米多的结构高度，通常的梁板结构形式不可能实现。我们最终的结构解决方案是，在这一区域把13米的地区馆高度全部作为结构高度，采用通高大桁架跨越地铁站上空。不仅如此，为了让中国馆的外部环境更加纯净开阔，把原来立在广场上的地铁风亭也纳入建筑设计中。现在国家馆四个支撑核心筒中，西北角的核心筒就同时兼作了M8线的地铁风亭。
记者：那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了。还有，人们常说建筑的核心是空间，中国馆有如此大的体量，由四个核心筒支持的内空间会不会过于空阔、过于单纯呢？
倪阳：中国馆高69米，是整个世博园区最高的建筑物。国家馆、地区馆功能上下分区、造型主从配合，空间以南北向主轴统领，形成壮观的城市空间序列，构成独一无二的标志性建筑群体。
在原方案设计中，我们设想将中国馆本身作为一个展示体，内部展示空间由中庭连通多个错层空间，参观流线形成围绕中庭的螺旋形整体。
汤朝晖：大致意思是期望受众一边观展，一边欣赏中国馆本身。
倪阳：最后的实施方案则更加侧重布展要求，展示空间改为相对独立的三个大平层，中庭取消，参观流线以每层为单位水平展开。
记者：中部建筑空间听来好像没有原方案丰富了。
倪阳：为此，设计团队沿层叠出挑的外窗边增加了步行斜坡道，这样既有利于组织人流与向外观景，又重新获得了建筑的内部空间趣味。（图8）
记者：世博中国馆的“中国红”非常雍容气派，听说“红”得不简单啊。
倪阳：红色一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代表色。但到了工程上，怎样的颜色才能叫中国红？怎样准确地标定色版？这问题困扰了设计团队很长时间。曾考虑过不同的单一红色，但不管用哪种红，总会觉得单调与不完美。受光面觉得效果好的红，背光面又会觉得不合适，反之亦然。最后我们从北京故宫的红色组合中得到启发：故宫的红并不是单一色调的红，而是一组红色系的组合。用于城墙、檐口、柱子、大门、彩绘等处的红，均有着不同的色相与明度，它们中有朱砂、辰砂、朱红、朱磦等，但组合起来，给人以统一的红色印象。设计团队在中国美术学院帮助下，通过电脑模拟，最后斟酌选定了以4种红色组成的红色系，并且按照建筑构件所在部位受光条件的不同进行配色，这才得到了色感丰满又协调统一的“中国红”的效果。
汤朝晖：其实，选定红色系还不算中国馆色彩问题的彻底解决。因为中国红的最终呈现还需要材质、肌理、光照等方面的配合。
倪阳：为了配合“中国红”的整体效果，同时希望外立面肌理更富于变化，设计团队曾考虑过多种材质的可能性，初期意见比较集中的是：彩釉玻璃、陶板、金属板。对这几类材料，均进行了小比例样品与1:1等比例实样的现场比较，同一类材料也进行了不同表面肌理与花纹的对照。既要考虑材料在近、中、远距离的观赏效果，也要考虑材料在日光与夜景不同场合下的效果。设计团队在项目业主与上海市专家组的支持下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最后在对材料的耐久性、安全度、供货期、技术成熟条件、施工速度、灯光效果等综合评价后，采用了在蜂窝铝板表面做竖向条纹肌理的方案。与红色系选取的原理相近，最后选定的竖条肌理，其尺寸与间距也是有大中小不同组合，以取得统一之中富于变化的效果。组合的依据与建筑构件离观众的距离相关。（图9、图10、图11）
记者：原方案建筑物的层高、柱距、构件尺寸等都是3的倍数，以“3”为模数单位，后来调整为2.7了，有什么原因吗？
倪阳：“3”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原方案的考虑。出于外部整体的美学比例及建筑高度等方面的综合考虑，中国馆实施时确实调整为以2.7米为模数。其实调整后的“2.7”里仍然暗含着“3”，调整模数后的建筑物外部造型比例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四个落地的核心筒与原方案相比显得更强壮更稳定了。
记者：诸如此类的改变使中国馆更加出色，但诸如此类的改变也颇费心力。在上述一系列改变中，如何协调与政府、供应商、工程公司之间的关系呢？
倪阳：要说两年多来的调整优化实在是太多了，中国馆就在调整优化中成长，我们的团队和设计师也在调整优化中成熟。
“改变”就某一具体事件来说确实累人，但所有参与世博建设的工作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把世博会办好，将世博中国馆建设成东方之冠、世界舞台。有了这个前提，一切可以在和谐方式上进行。尤其要提到的是，上海方面的合作伙伴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汤朝晖：我举个例子，中国馆地下用的疏水砖是用建筑废弃的沙制成的，属于环保材料，但传统产品基本没有肌理开发。我们希望疏水砖不仅绿色、功能，肌理也能够更丰富。我们向供应商提出需求后，他们非常配合。新产品出来了，同样的环保材料，一样的疏水效果，仿石材的疏水砖表面更具审美效果。中国馆设计团队满意，供应商也满意，他们认为，虽然这次为新需求投入了研制精力，但他们看到了产品的新境界，为中国馆提供的研制产品是他们新的商业起点，这样的合作，实在是双赢的。
记者：很高兴有机会向中国馆设计团队请教。何院士，现在的中国馆已经风姿绰约。经历了那么多事，您很感慨吧。
何镜堂：看见中国馆今天的面貌，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非常骄傲。因为世博中国馆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的基本价值观。你看，中国馆由国家馆和地区馆两部分组成，国家馆为“天”，地区馆为“地”，天地呼应，中央和地方和谐为一；（图12） 世博会结束后，中国馆将开辟为供市民活动的公共空间，一个建筑与一座城市就这样和谐融为一体；地方馆的屋面是个有水有岛的大花园，称作新“九州清晏”，大片微波粼粼的水面与中国馆构成式的骨骼刚柔相济，和谐一体。（图13）还有刚才倪阳、汤朝晖提到的各路团队的通力合作……整个世博中国馆因为基础于和谐，才成就为“东方之冠，世界舞台、天下粮仓”，才能作为“富庶百姓、鼎盛中华”的象征者。（图14、图15、图16、图17）
记者：非常受益，感谢三位在百忙之中接受《创意设计源》的采访！
本专题图片由中国馆设计团队提供
注：中国馆联合设计团队由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清华安地建筑设计顾问公司、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组成。
项目总建筑师：何镜堂
副总建筑师：张利、倪阳、袁建平
项目建筑专业负责：汤朝晖
2010上海世博中国馆的诞生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期望，凝聚着世博中国馆设计团队、联合设计团队以及无数工作团队和个人的无私奉献。
何镜堂，中国科学院院士，世博中国馆联合设计团队主建筑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倪阳，中国馆联合设计团队副总建筑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汤朝晖，项目建筑专业负责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2007年4月25日，何镜堂院士在上海参加世博中国馆招标新闻发布会后即返广州，率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投入方案设计，继而又带领华南理工的三个设计小组分别向世博局提供了以“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为主题的“中国器”、“中国玉”、“中国园林”三个投标方案。倪阳带领的“中国器”团队最后夺标，“中国器”方案也成为今天世界瞩目的“中华之冠”——上海世博中国馆的原型之一。
日前，本刊记者与中国馆设计团队就世博中国馆的“理念与实现”主题进行了对话。
记者：何院士，“中国器”方案最后得以在全球三百四十四个投标方案中脱颖而出，应该与您率领的设计团队坚守中国特色有关吧？
何镜堂：2010年世博会能在中国上海召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国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成果得到世界认同的表现。因此，我始终认为，中国馆要传递中华智慧，要好看，同时要在未来各国家馆林立的世博园区具备鲜明的识别性。
记者：这样一个设计意向如何内化为设计团队的设计原则呢？
何镜堂：通过讨论，我们制定了八字方针，即“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前者强调中国文化、中国灵魂；后者突出现代科技成果的运用和时代脉搏的把握。
记者：“中国特色，时代精神”，说来大家都能理解，但真正转化为设计语言，一定还需要周密的运思。
何镜堂：我们当时大致从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第一，用第三只眼看中国——找寻“中国符号”。中国红、篆字、中国水墨画、京剧、剪纸等等在外国人眼里就是中国。
第二，从出土文物追索中国——找寻典型的“中国器”。夏商周的青铜器造型，那种柱足的雄壮，承托容器的力量，整体形象的意味，就是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心中的中国。
第三，从传统中国城市、园林中体验中国——找寻世博中国馆作为建筑对数千年前中华建筑智慧的呼应。中国传统城市的棋盘式布局，中轴线贯通，正南北朝向，木构架建筑……
一系列非常有中国特色的设计语言就呼之欲出了。（图1）
记者：观念着陆设计了。
倪总，中国馆外在形态的设计灵感已经被许多媒体问及，但我们对此仍然很有兴趣。作为“中国器”的原创者之一，请您具体说说。
倪阳：就像何院长刚才所言，我们当时的基本设计原则就是坚守中国本位。这意味着设计元素是中国的，设计思路也是中国品格的。中国绘画理念的最高境界是“神似”，所以，一旦定位“中国器”，我们就不仅从中国青铜器“鼎”的造型中提取挑空四足的视觉形象，更注重萃取端庄、雄壮的大气势；那是一个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形象，如同我们看见日本简约的建筑，可以感受到日本“禅”的静谧和智慧一样，我们希望以一个概括力强的，能够在受众潜意识中诱发某类形象意向，并且同时具有开放性特征的形态来突出中华智慧的主题。
何镜堂：事实上我们做到了。今天中国馆给受众的印象是“鼎”，是“斗”，是“粮仓”，是“中华之冠”，总之，是大气的有中国意味的象征。（图2）
记者：斗拱是木结构建筑的重要功能构件。中国馆的斗拱运用引人注目，它仍为功能构件吗？
倪阳：因为运用了现代材料，中国馆的斗拱已不强调作为传统木建筑构件的功能，但却具有非常积极的设计意义。首先，传统斗拱非常好地解决了建筑檐口重力向立柱的分解，是一个获得世界广泛认同的中国建筑智慧语符，用作中国馆的象征非常合适，极易提供中国馆在世博建筑群中的识别性。其次，与斗拱呼应，我们设计安排了五十六根横梁代表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屋顶由梁架结构的格局暗合《考工记》“匠人营国”中的九经、九纬之道，这些都使中国馆的建筑形态有了明确的文化表达。（图3）再次，斗拱的本质是对重力的分解，我们设计的七层斗拱其实在现实中很少见，那种榫卯穿插，层层悬挑的形式，表达了建筑向重力挑战的生命活力，也造就了信心十足的中国馆意象。（图4、图5）
汤朝晖：应该这样说，入选的“中国器”方案，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和谐思想，寓含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网格式营建法则，表达了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结构特征。建筑主体层层出挑、逻辑清晰、整体有力。外部形象整合了中国文化印象（意境、品格、色调、特征等）、中国文物器皿（如冠、鼎、家具等）、中国建筑元素（如城市营建法则、建筑构架、斗拱等）各方面的精神与气质。
记者：何院士，中国馆的“时代精神”是如何体现的呢？
何镜堂：总的来说，在建筑结构中运用“构成”的手法，在建造过程中运用新材料、新技术，以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理念统领整个建筑设计方向，都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记者：上海世博大多数永久展馆都有利用太阳能节电，雨水收集再利用等生态手段，中国馆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何镜堂：你说的那些手段中国馆都考虑到了，比较特别的是，第一，中国馆的结构上大下小，属于自遮阳式造型。五月世博开幕后上海渐热，日照时间也长，但上午九、十点钟日头一高，那个140米*140米，相当于两个半足球场的屋顶便成为天然遮阳伞。第二，中国馆从地上9米到地上33米挑空，其间整整24米，相当于8层楼高的空间可通东西南北风。我甚至觉得到时候会有参观人群到中国馆休憩纳凉。（图6）
记者：设计团队已经在世博工地驻场设计两年多，从方案中标到最后落成，艰苦历程自不待言。
何镜堂：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全球三百四十四个方案经多轮论证最后公开为三个待选方案时，华南理工与清华安地建筑公司高分并列，两家方案都有长处。此时，谁能最后夺标已经不是某个建筑师或者建筑团队的事，全社会都对此关注，我们也有压力。就在这时，吴良镛打了个电话给我。
记者：吴院士是终评委吗？
何镜堂：不是，他是非常关注世博中国馆建设的建筑界老前辈，也是我的老朋友。他建议说，可否华南和清华联合建设，你担纲总建筑师，将两家的长处发挥好。我当时一听就觉得这个主意可行。你想啊，一南一北，各有长处，合力建设，世上少有。这样就组成了一个由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清华安地建筑设计顾问公司、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三方参与的中国馆联合设计团队。
记者：多团队合作，要协调的事不会少。
何镜堂：因为擅长不同，我们最后作了大致分工，顶冠部分的中国馆由华南理工侧重；底部平台的地方馆由清华安地侧重。因为不断有问题需要协调，我决定驻场设计。从07年11月起，我每周两天在工地工作，张利、倪阳、袁建平、汤朝晖等年轻人比我在工地的时间还要多，我们现场设计，现场解决问题。
倪阳：世博局还为中国馆配备了一个由政府、建筑、光学、材料、规划、灯光、颜色等各方面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协调解决原则性问题，比方说中国馆的方位、空间、色彩、肌理、材质等等。“中国器”方案实际上是在未来两年的建设中凤凰涅磐。
记者：七百天不平凡的设计经历一定故事很多，请从中国馆建筑朝向和内空间的调整说起吧。
倪阳：上海世博园区的交通主干道朝向西南。早期入选方案考虑到地区馆规整空间的获得，建筑主体平行于城市主干道。但在深化过程中，朝向问题获得两方面优化：一是整个中国馆建筑调整为基本正南北向，这样就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更加契合；二是建筑与世博轴平行，在空间上与世博轴的关系更加协调。（图7）
记者：调整后的中国馆更为端庄了。但在相对完整的设计方案形成后再改变建筑朝向，难度不是很大吗？
倪阳：是啊，这类调整通常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中国馆方位调整后，地区馆的外沿不规则，平面布局难度增加，其地区馆裙房的西北角跨越了已经建成的上海地铁M8线地铁站，这就引发了许多后续技术任务。
汤朝晖：就说中国馆与８号线相切问题吧。为了保证M8线的正常运转，地铁的安全空间是绝对不能突破的。这要求建筑主体在跨越地铁站的区域（约５０米）不能立柱，且由地面算起往下仅有1米多的结构高度，通常的梁板结构形式不可能实现。我们最终的结构解决方案是，在这一区域把13米的地区馆高度全部作为结构高度，采用通高大桁架跨越地铁站上空。不仅如此，为了让中国馆的外部环境更加纯净开阔，把原来立在广场上的地铁风亭也纳入建筑设计中。现在国家馆四个支撑核心筒中，西北角的核心筒就同时兼作了M8线的地铁风亭。
记者：那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了。还有，人们常说建筑的核心是空间，中国馆有如此大的体量，由四个核心筒支持的内空间会不会过于空阔、过于单纯呢？
倪阳：中国馆高69米，是整个世博园区最高的建筑物。国家馆、地区馆功能上下分区、造型主从配合，空间以南北向主轴统领，形成壮观的城市空间序列，构成独一无二的标志性建筑群体。
在原方案设计中，我们设想将中国馆本身作为一个展示体，内部展示空间由中庭连通多个错层空间，参观流线形成围绕中庭的螺旋形整体。
汤朝晖：大致意思是期望受众一边观展，一边欣赏中国馆本身。
倪阳：最后的实施方案则更加侧重布展要求，展示空间改为相对独立的三个大平层，中庭取消，参观流线以每层为单位水平展开。
记者：中部建筑空间听来好像没有原方案丰富了。
倪阳：为此，设计团队沿层叠出挑的外窗边增加了步行斜坡道，这样既有利于组织人流与向外观景，又重新获得了建筑的内部空间趣味。（图8）
记者：世博中国馆的“中国红”非常雍容气派，听说“红”得不简单啊。
倪阳：红色一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代表色。但到了工程上，怎样的颜色才能叫中国红？怎样准确地标定色版？这问题困扰了设计团队很长时间。曾考虑过不同的单一红色，但不管用哪种红，总会觉得单调与不完美。受光面觉得效果好的红，背光面又会觉得不合适，反之亦然。最后我们从北京故宫的红色组合中得到启发：故宫的红并不是单一色调的红，而是一组红色系的组合。用于城墙、檐口、柱子、大门、彩绘等处的红，均有着不同的色相与明度，它们中有朱砂、辰砂、朱红、朱磦等，但组合起来，给人以统一的红色印象。设计团队在中国美术学院帮助下，通过电脑模拟，最后斟酌选定了以4种红色组成的红色系，并且按照建筑构件所在部位受光条件的不同进行配色，这才得到了色感丰满又协调统一的“中国红”的效果。
汤朝晖：其实，选定红色系还不算中国馆色彩问题的彻底解决。因为中国红的最终呈现还需要材质、肌理、光照等方面的配合。
倪阳：为了配合“中国红”的整体效果，同时希望外立面肌理更富于变化，设计团队曾考虑过多种材质的可能性，初期意见比较集中的是：彩釉玻璃、陶板、金属板。对这几类材料，均进行了小比例样品与1:1等比例实样的现场比较，同一类材料也进行了不同表面肌理与花纹的对照。既要考虑材料在近、中、远距离的观赏效果，也要考虑材料在日光与夜景不同场合下的效果。设计团队在项目业主与上海市专家组的支持下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最后在对材料的耐久性、安全度、供货期、技术成熟条件、施工速度、灯光效果等综合评价后，采用了在蜂窝铝板表面做竖向条纹肌理的方案。与红色系选取的原理相近，最后选定的竖条肌理，其尺寸与间距也是有大中小不同组合，以取得统一之中富于变化的效果。组合的依据与建筑构件离观众的距离相关。（图9、图10、图11）
记者：原方案建筑物的层高、柱距、构件尺寸等都是3的倍数，以“3”为模数单位，后来调整为2.7了，有什么原因吗？
倪阳：“3”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原方案的考虑。出于外部整体的美学比例及建筑高度等方面的综合考虑，中国馆实施时确实调整为以2.7米为模数。其实调整后的“2.7”里仍然暗含着“3”，调整模数后的建筑物外部造型比例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四个落地的核心筒与原方案相比显得更强壮更稳定了。
记者：诸如此类的改变使中国馆更加出色，但诸如此类的改变也颇费心力。在上述一系列改变中，如何协调与政府、供应商、工程公司之间的关系呢？
倪阳：要说两年多来的调整优化实在是太多了，中国馆就在调整优化中成长，我们的团队和设计师也在调整优化中成熟。
“改变”就某一具体事件来说确实累人，但所有参与世博建设的工作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把世博会办好，将世博中国馆建设成东方之冠、世界舞台。有了这个前提，一切可以在和谐方式上进行。尤其要提到的是，上海方面的合作伙伴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汤朝晖：我举个例子，中国馆地下用的疏水砖是用建筑废弃的沙制成的，属于环保材料，但传统产品基本没有肌理开发。我们希望疏水砖不仅绿色、功能，肌理也能够更丰富。我们向供应商提出需求后，他们非常配合。新产品出来了，同样的环保材料，一样的疏水效果，仿石材的疏水砖表面更具审美效果。中国馆设计团队满意，供应商也满意，他们认为，虽然这次为新需求投入了研制精力，但他们看到了产品的新境界，为中国馆提供的研制产品是他们新的商业起点，这样的合作，实在是双赢的。
记者：很高兴有机会向中国馆设计团队请教。何院士，现在的中国馆已经风姿绰约。经历了那么多事，您很感慨吧。
何镜堂：看见中国馆今天的面貌，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非常骄傲。因为世博中国馆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的基本价值观。你看，中国馆由国家馆和地区馆两部分组成，国家馆为“天”，地区馆为“地”，天地呼应，中央和地方和谐为一；（图12） 世博会结束后，中国馆将开辟为供市民活动的公共空间，一个建筑与一座城市就这样和谐融为一体；地方馆的屋面是个有水有岛的大花园，称作新“九州清晏”，大片微波粼粼的水面与中国馆构成式的骨骼刚柔相济，和谐一体。（图13）还有刚才倪阳、汤朝晖提到的各路团队的通力合作……整个世博中国馆因为基础于和谐，才成就为“东方之冠，世界舞台、天下粮仓”，才能作为“富庶百姓、鼎盛中华”的象征者。（图14、图15、图16、图17）
记者：非常受益，感谢三位在百忙之中接受《创意设计源》的采访！
本专题图片由中国馆设计团队提供
注：中国馆联合设计团队由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清华安地建筑设计顾问公司、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组成。
项目总建筑师：何镜堂
副总建筑师：张利、倪阳、袁建平
项目建筑专业负责：汤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