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女儿”樊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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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慶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81岁的樊锦诗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近60年的时光,樊锦诗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无怨无悔。改革开放以来,她引进先进理念和技术,为莫高窟文物艺术的保护与传承作出突出贡献。她对敦煌满怀深情,“如果再让我选择,我还会选择坚守敦煌。”

虽然条件艰苦,但她还是选择了敦煌


  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父亲是个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曾在北京大学当过两年讲师。
  樊锦诗在上海生活时,父亲常常带她去博物馆、展览馆,欣赏艺术大师作品,樊锦诗有幸看到敦煌壁画美术展览。从那些灵动作品中,她感受到了幻化的美,便有了“一睹敦煌真面目”的念想。24岁那年,她作为北大学生,通过实习机会不远千里来到敦煌,美梦成真。
  “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在那个砂石纷飞的戈壁大漠中,当敦煌艺术作品真正呈现在眼前时,她和同学们被震住了,也被那些千变万化的壁画迷住了。看了一个又一个洞窟,沉浸在洞内神仙世界、艺术殿堂,全然忘记洞外飞沙走石、黄土漫天,甚至洞外的一切。
  但是,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而言,敦煌恶劣的自然条件同样使她震惊。住的是土房,吃的是杂粮,缺水断电,洗澡成了极为奢侈的一件事。没有商店,听不到收音机,看的报纸也是10天前的。
  工作环境也是异常艰辛。每天进入洞窟的唯一途径是攀爬挂在悬崖峭壁上的蜈蚣梯子。一根绳子直上直下地在悬崖上吊着,沿绳一左一右插着脚蹬子。因为做研究需要,樊锦诗经常需要进洞。每次爬梯时,她都心惊胆战,在梯子上左晃右晃。为减少恐惧,她改了早起喝水的习惯,整个上午不用上厕所,每日便能少爬几次。
  整个实习期,樊锦诗的头发就没洗干净过,怎么洗都是黏黏的。多年后她才知道,那是敦煌水质不好的缘故。因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她提前结束实习,回了学校。
  艰苦的环境让一直在大城市生活的樊锦诗有些始料不及,但石窟艺术的博大精深,仿佛有一种很强的磁力,牢牢地把她吸引了。所以当她毕业时,当时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常书鸿所长点名要她去工作,樊锦诗还是选择了敦煌。父母坚决表示反对,还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要求尽量不要分配樊锦诗去敦煌。但信没寄到学校,被樊锦诗自己扣下了。
  就这样,樊锦诗如期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随后被分到考古组。
  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彭金章的家在河北农村,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于是志趣相同、情笃意深的两人只好鸿雁传书,遥寄相思。
  1968年底,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1973年,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这期间,彭金章一直在武汉大学工作,樊锦诗在敦煌,孩子分别托付给亲戚抚养。一次探亲时,彭金章说:“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你必须离开敦煌和家人生活在一起。樊锦诗说:“你说得对,但在敦煌待久了,我越发觉得有许多课题需要我去做,难以割舍。”

不但自己留在敦煌,还把爱人拉进了敦煌


  樊锦诗和彭金章之间有过拉锯战式的“谈判”。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可樊锦诗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来敦煌?”
  当工作调动的事终于可以解决时,樊锦诗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大漠戈壁了,“犹豫矛盾了十几年,重心却越往敦煌偏。至于工作变动,我可以调动到武汉大学当教员,也可以到湖北文物单位搞文物工作,但是我觉得这里更需要我,那些地方不见得需要我。”
  直到1986年春节,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丈夫调到了敦煌研究院,做了一个“敦煌的女婿”。在结婚20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两个儿子也大了,有了各自的工作和生活。这一年,樊锦诗48岁。
  本来是一个人来到敦煌,结果不仅她自己没有离开,还把爱人也拉过来扎了根。樊锦诗说:“这就是敦煌的魅力,再加上我对敦煌有感情,这里确实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老一辈人也希望我留下,我就留下来了。”
  作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办者,那个时候的彭金章已经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的主任,但为了妻子的心愿,他放弃了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樊锦诗安排由他主持莫高窟北区遗址的发掘工作。
  由于洞窟积尘都是成百上千年积下来的,发掘完一个洞窟后,彭金章就成了泥人,“眉毛眼睛上都是灰土,口罩一天换几个都是黑色的,咳个痰也是黑色的……”就是这样,8年里,他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洞窟里的每一寸沙土。正是这种执着,让他研究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是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的,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至735个。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此时,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搞得如火如荼,莫高窟的游客数量也与日俱增,旺季时每天接待的人数曾达到6000~7000人,而莫高窟每天的合理游客承载量在3000人左右。
  一方面,敦煌的保护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将敦煌的艺术文化展示给世人也是合情合理的,该如何调和两者的冲突?这也正是樊锦诗“甜蜜的烦恼”。敦煌莫高窟的每一个洞窟,只有一个小房子那么大,最早的洞窟距今有1600年的历史,里面的壁画已经十分脆弱。人进出洞窟,会改变洞窟内的温度、湿度,洞窟内环境的变化会对壁画形成危害。人在很好的环境中,会保持健康,相反,人在污染的环境中会生病,莫高窟内的壁画其实也是一样的。   有一次,樊锦诗一进洞窟,就连着打了几个喷嚏。洞内空间狭小,随着游客增多,充斥着浓烈的香水味和汗味。“洞受得了吗?”她常常思考这个问题,而且惊奇地发现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病害。
  樊锦诗瞅着日益被毁坏的壁画、塑像,内心煎熬,寝食难安,一门心思地扑在了研究保护莫高窟的门道上。
  是啊,莫高窟是古代东西方文化在敦煌交融的璀璨结晶。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之间的中西交通,而敦煌是这条“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如此厚重珍贵的文化历史遗产,怎能毁掉?
  “我们拿出1908年拍摄的莫高窟照片和现在的对比,发现100多年间变化很大。现在的壁画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退去。壁画和人一样,不可能永葆青春。”
  面对这种老化、分化的趋势,樊锦诗很伤感,也很焦虑。“我们只能延缓,不能逆转。”于是,她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探索创新,为留住壁画的美好而夜以继日地忙碌。

守望敦煌,这一守就是一辈子


  还有一件事让樊锦诗头疼,有消息说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上市,进行商业开发。樊锦诗立刻站出来表示反对:一旦上市,莫高窟必定人满为患,追求利润最大化,便不会去考虑将来的事,也不会考虑是否有利于壁画雕塑的保护。
  樊锦诗四处奔走,给人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莫高窟是人类的无价之宝,我一定要保护好。万一有什么闪失,我就是罪人。”
  那段时间,樊锦诗带着同事,北京兰州两头跑。为了省钱,他们在北京只住20块钱的地下招待所。在她的努力下,莫高窟上市的风波最终偃旗息鼓。
  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电脑,这个不懂互联网的老太太为了保护文物,竟然超前地想到用数字化影像代替实体莫高窟。“那时我就感觉,莫高窟有救了。”65岁的她脑洞大开,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2003年,樊锦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经过5年探讨,2008年底,投资2.6亿元的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保护工程开始实施。2014年9月,在樊锦诗推动下,包括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用。
  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游客可以先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石窟的全景,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压力,也避免了游客们‘糊里糊涂来,糊里糊涂去’的尴尬。”
  而在这项巨大工程落地的时候,樊锦诗已经78岁了。“年轻时我上台说不出话,照相时就往边上站。”但现在的她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很多事情逼着你,就会变得非常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做事不留情面,樊锦诗给大家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深夜,樊锦诗常常独自在办公室里,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消化那些尖利刺耳、不中听的话。她说:“将来我离开的时候,大伙能说句‘这老太婆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2017年7月29日,81岁的彭金章因病去世。在那年4月,一向不爱接受采访、不爱上节目的樊锦诗接受了《朗读者》的邀请,因为“老彭喜欢看你们的节目。”在樊锦诗心中,那个宠了她一辈子、支持了她一辈子的男人,永远活在她的生命里。
  数字化产品加速了敦煌走进世界的步伐,不仅让民众获得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和体验,也激发了年轻人探索敦煌文化艺术的热情。谈到年轻人,樊锦诗说,敦煌就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刚开始跟她一样,就是想去看看,时间长了就爱上了,就都不走了。这些年轻人,在敦煌儿女们陆续老去时,仍然用激情延续着敦煌那历经沧桑的青春。
  前不久,在《开讲啦》节目中,撒贝宁问樊锦诗:“您在敦煌已經工作了56年,有没有觉得特别辛苦的时候?假如给您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您会继续坚守敦煌吗?她这样回答:“过程虽然辛苦,但是期间的探索让人感到乐趣无穷,而探索出了成果,也会为此高兴,所以,我愿意品尝这份“辛苦”。回望我这一辈子,我觉得非常值得。敦煌莫高窟是那么了不起的文化遗产,能为它服务是我的幸运。如果再让我选择,我还会选择坚守敦煌。”
  敦煌莫高窟,作为中国给予世界独一无二的礼物,正以一种缓慢的、不可逆转的态势在消逝。而樊锦诗穷极一生守望着莫高窟,从青丝到白发,这一守,就是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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