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硅谷，经常能看见国内来的企业和政府考察团。那些在英特尔、甲骨文、谷歌和Facebook工作的华人员工其实挺累的—在本职工作外，他们差不多每隔一两周就得轮流扮演交流大使，陪这些有头有脸的人走一圈，回答一些着边或不着边的问题。
　　我一般把他们叫“硅谷朝圣团”。这些“团伙”基本上有几个特点：初次来硅谷，基本没有什么具体目的，主要行程是走访明星公司，苹果、谷歌和Facebook是必到景点；或打着学习硅谷创新精神的旗号，但基本上事先对这里的情形所知寥寥，最后的心得基本上都围绕着宽松开放的办公环境、奢侈的食堂和健身房、20%自由创新时间等细枝末节上；再剩下的时间基本就用来感叹加州的阳光和蓝天了。
　　我之所以好奇，是因为我发现人们对硅谷的理解和想象几乎是静止的：阳光、宽敞的大公司园区、踩着滑板上班的工程师、创业者租用的车库，还有各种进行技术和创业讨论的咖啡馆……我必须得说的是，这些其实只是高度碎片化的硅谷意象中很有限的一部分：
　　大部分的人背着双肩包穿着黑色和灰色的夹克衫开着4000美元的破车去上班；清晨通往旧金山的火车上挤满了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膝盖上发邮件的人；Facebook和苹果的工程师通常工作到半夜；每天都有初创项目因为融不到钱死掉；开发者担心苹果、谷歌和Facebook推出和他们相似的功能，就像中国的创业者忌惮腾讯那样……只不过这些东西，硅谷朝圣团们通常是看不到的。
　　朝圣团的成员都倾向于相信硅谷创业者很关心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事实上，如果接触多一点的话，并不难发现大多数创业者其实对中国完全缺乏兴趣。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在“创业者寻找合作伙伴”的聚会上先后认识了来自巴西、德国、斯洛文尼亚和俄罗斯的创业者，他们要在硅谷寻找一同创办公司的合作伙伴。但当我试图在这种场合找到一名同胞的时候，却发现基本是徒劳的。
　　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他们认为自己是硅谷的旁观者和朝圣者，而并非参与者。他们习惯第一时间获知硅谷最新的创业想法和项目，然后回到中国模仿一个出来。他们埋怨国内的创业环境，却也很少有人打算直接把自己抛入硅谷的洪流中。当然，语言可能是个障碍—那天在公开活动上，我听到著名的天使投资人、Y Combinator的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抱怨他简直无法与来自亚洲的创业者顺畅地沟通。其实，即便解决了这个问题，你也很难想象中国的大多数创业者会怎么参与硅谷的创业游戏—他们会公开说，我们要在中国复制5个Instagram、5个Evernote和10多个Pinterest吗？
　　所以，硅谷投资者和创业者对这种日益频繁的朝圣难免有异样的感受。一位在帕洛阿图的中国风投的朋友就跟我感叹过：创业公司甚至担心中国的风投机构会以了解项目为名替中国创业团队搜取核心信息与关键情报。据他们看过的稍微热门一点的创业公司反馈，几乎它们都接待过来自中国的创业团队。
　　其实，当硅谷的创业氛围和整个加州一样呈现出文化多样性的时候，最好的态度并非先朝圣后模仿，而是直接参与到游戏当中。
　　另外，硅谷朝圣團的另一个副产品是“硅谷招商团”—最近我避开了几场来自苏州、深圳等地政府与硅谷华人科技协会联合举办的“创业项目大赛”的活动邀请。很多地方政府迄今仍天真地相信，通过租金和税收的优惠可以吸引硅谷的华人到那些城市的“高科技开发区”创业，“打造××的硅谷”—如果你明白Instagram和Pinterest这样的团队是用个位数的员工获得千万级别用户时，恐怕自己也会觉得这是个笑话吧。
　　
　　作者：骆轶航（本刊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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