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为了向祖国母亲的60华诞献上一份自己的心意,中国书籍出版社也决定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出版相关的图书。经过几次选题论证会讨论,最终决定,从出版社自身定位和职能出发,编选一套反映新中国出版业60年来辉煌成就和曲折进程的系列图书“出版60年”。本系列共包括三本图书,《编辑的故事》《书店的故事》《名著的故事》,从不同角度反映新中国出版事业成就与历程。作为《名著的故事》的责任编辑,我参与了“出版60年”这个系列的策划、组稿、编辑、出版的整个过程。
　　60年来,新中国出版了大量的优秀出版物,很多都堪称一个时代的象征。那么,在众多的优秀图书中该选择哪些呢?为了确定入选篇目,社里请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基础研究室的专家参与讨论、选编。首先确定了选择原则,一是要有代表意义,要有较高的社会价值,有较深远的社会影响,能够代表时代的潮流,能够称得上“名著”。二是有故事,为了使图书能够有较好的可读性,最终确定了“讲故事”的方式,这就要求我们要挖掘这些图书出版过程中那些往往不为人所知、甚至被忽略的人和事。经过几次专家论证会,我们初步选择了50部入选图书,开始了向相关人员的约稿工作。
　　在约稿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出版同仁的大力支持。当我们根据资料找到有关出版社,联系到那些老编辑、出版社的老领导,他们都非常兴奋,也纷纷表达了对这一选题的支持,或撰写文章,或提供线索,或慷慨允诺选用已有的文章。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何启治老师,不仅向我们提供了记录《鲁迅全集》《围城》《随想录》出版故事的文章,还专门为我们写了有关他自己责编的《白鹿原》的回忆,讲述了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的《白鹿原》在出版前后的故事。原花城出版社副总编,主持出版第一个内地版本的《丑陋的中国人》的陈俊年老师,在接到我们的约稿电话时,当即表示这是一件大好事,他一定要为我们写稿,在七八月份的酷暑里,在赴四川考察的途中,仍然为我们撰写了《花城版<丑陋的中国人>出版前后》,并多次提出宝贵意见。贵州人民出版社的杨建国老师,是《顾准文集》的责任编辑。在我向他约稿的时候,他表示曾有许多媒体就《顾准文集》出版过程、背后的故事采访过他,但他这是第一次详细讲述自己的感受。当他谈及自己因这本书而遭受的压力及遭遇时,他说:“作为出版人,一生中能够出版这样一本流传后世的书,我很自豪。”还有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等同业单位,积极向我们提供资料,提供文稿。
　　我们在约稿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在寻找这些入选图书的相关人员时就大费周折,这些入选图书的出版时间跨度达五六十年,在这期间,出版社、相关人员乃至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变动都非常之大,这就为我们的约稿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常常是当我们好不容易查到具体的人员,打电话到出版社联系时,才发现那些了解情况的人已经调动了工作,甚至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在这个单位了。像《三重门》的责任编辑袁敏老师,我们与出版《三重门》的作家出版社联系,被告知袁敏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我们又通过网络查找到她现在的工作单位——杭州的江南杂志社。几经周折才联系到袁敏老师,约到了这篇稿件。还有一些图书,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些红色经典,许多当事人已经去世,而这些优秀图书又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品,没有它们就不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出版成就。为此我们也克服了很多困难,向相关出版单位了解情况的人员约稿,也得到了他们的大力协助,这才有了记录《十万个为什么》《星火燎原》出版历程的文章。
　　终于,包括《编辑的故事》《书店的故事》和《名著的故事》在内的“出版60年”系列于2009年10月顺利出版,我们中国书籍出版社的全体成员向祖国母亲的60华诞献上了自己的一份心意。
　　最后说说我在编辑《名著的故事》中的一些感受。
　　在《名著的故事》的约稿、编辑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地从这些出版界前辈、同仁那里受到感动,得到激励,接受教诲。对于我个人来说,入选的这些优秀图书,很多都曾经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它们在我的阅读经历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它们不仅是出版史重要篇章,而且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史、文化史上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所以我也由衷地感到了这本书的意义,感到自己所做工作的价值。被称为“圣人的苦役”的《现代汉语词典》和《鲁迅全集》等出版工程的浩大、艰辛让我知道出版前辈们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何等的贡献;《红岩》《李自成》《白鹿原》让我知道编辑为这些名著的诞生付出了怎样的心血,这些优秀文学作品的创作、问世离不开默默奉献的编辑;《围城》的重见天日和《哈利·波特》的引进让我知道编辑需要深厚的学识和敏锐的眼光;《丑陋的中国人》和《顾准文集》出版后的遭遇让我知道了编辑的文化责任和文化担当……
　　(作者单位系中国书籍出版社)